国外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逻辑

杨　双

【内容提要】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必然。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形成期、探索期、高潮期。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改革也经历了创始期、探索期、高潮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改革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即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民主,扩大人的社会权利,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关键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　改革　历史逻辑

改革,已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旋律,成为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根本性问题。往昔的成败与未来的兴衰,都与改革密切关联。客观地描述和研究国外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逻辑,探索改革规律,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明确改革方向,坚定改革信心,规划改革宏图,统领改革大局,驾驭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改革的创始期:社会主义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兴起、产生、发展并传播开来。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由西方传入东方。 20世纪初,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和亚洲兴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出现世界性凯旋,马克思主义更加广泛传播,在非洲及拉美广大地区生根开花。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结合本国实际,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地域化、多元化的丰富形态。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解放的学说,其根本之点是“人的解放”,由全人类的解放而后无产阶级的解放。正是从这个角度,列宁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毋庸置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就根本而言,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一种政制;是一种价值,而不是一种行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个别人的政治追求,一句话,是行动指南,而不是宗教教条。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历史的例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身而不是异己的强加,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的本质要求。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领导者和建设者,一开始就遵循着社会主义必须改革的历史逻辑。从社会主义“多国胜利”到一国胜利的理论发展,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列宁成功地实施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改革,在极端险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并巩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翻开了人类历史的社会主义新纪元。列宁不仅关注经济改革,同时还针对十月革命胜利时期由于激烈的政治经济斗争形势而形成的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的政治状况,提出了要“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变”的要求。这一切,无不展示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博大精深和雄才大略。令人遗憾的是,列宁领导社会主义新政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很多问题还处于草创中。但是,列宁不断地践行着社会主义改革,调整和改变着经济建设策略,力图恢复并发展经济,尽可能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巩固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某种时代的必然性,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而无疑具有无可替代的明显优势:政治上有利于击退国际资本主义的围攻,粉碎国内反社会主义实力的颠覆活动,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经济上可以举国之力办大事,集中优势搞建设,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资源解决民族发展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关系上可以保持相对稳定,尤其对一个多民族联邦制共和国来说,尤为重要。在20世纪初及以后的一定时期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同苏联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求是一致的。苏联能够打败德国法西斯,斯大林能够执政苏联近30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有赖于这种制度的一些基本特点。后来,古巴的社会主义能够战胜美国的军事颠覆和长期的经济封锁,朝鲜社会主义在艰难中得以生存,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有其明显不足,主要是严格的计划限制了市场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够健全,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决策失误得不到社会有效监督和及时纠正等。因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时代的产物,必然要在时代的发展中进行改革与完善。

二、改革的探索期:社会主义的曲折

1953年,斯大林去世不久,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似乎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弊端并试图加以改革。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他抛出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让世界震惊的猛烈抨击。因此,赫氏的改革从政治层面开始,从斯大林头上开刀,从反对个人迷信入手,尔后推向社会及文化等诸多领域。然而,由于时代发展和个人思想水平及执政能力所限,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是皮毛性、功利性的,政治作秀大于作为。从历史进步角度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几乎乏善可陈,改革的成就无从谈起,引发的争论却震天价响。赫鲁晓夫改革的重要特点是,雷声大,雨滴小,言而无行,行而无果,果而无功。他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实际上是谋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企图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从而愚弄社会,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赫鲁晓夫的工、农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都局限在管理机构及其行政权限的撤并与让渡上,改革中分立起来的“工业党”、“农业党”也不是要建立起科学分权基础上的监督制约机制,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在改革中为自己集中了更多的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因此,他的改革没有在实际上推动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最终结果是他被自己的同僚所推翻,其改革举措也多被废止。这种状况也从某种角度昭示人们,社会主义改革是非常复杂和繁难的历史,它需要改革家具有很高的政治良知,极强的历史责任,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无畏的斗争胆识。改革成功还应具备适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抨击和对苏联社会主义鲁莽的、修正主义的改革,遭到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强烈反对。由赫鲁晓夫内外政策引发的“中苏大论战”,不仅破坏了中苏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造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一次大分裂,同时也堵塞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正常途径,许多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重大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南斯拉夫是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的首创者。尽管南斯拉夫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社会主义改革步骤并不大,但却遭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尤其是斯大林等人的坚决反对。同后来苏联干预东欧国家改革的状况不同,铁托并没有被压服。有西方学者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毫不妥协的目的,主要是想在南斯拉夫实行变革,放弃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走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共产党后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开始了改革的尝试,相继出现了“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并被苏联作为反革命事件镇压了下去。 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对上述事件均进行了平反。尽管直到目前为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对上述事件性质仍存歧见,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些事件都包含着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丰富得多、激进得多的改革内容。这些改革不仅涉及市场经济、非单一公有制,甚至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布拉格之春”运动提出的《行动纲领》中关于阶级关系、党政关系、党的指导思想、人民民主、改革的道路与方法等理论构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捷共改革派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提出的是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实际的社会主义。即令从今天世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观点仍然是新奇有趣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家长的身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武力干预,结束了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第一波改革浪潮。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停滞的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进入观望期。改革一时淡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正蓬勃发展。资本竞争对新技术的渴求以及与此相关的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使现代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机,并对社会主义构成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缺点,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发展放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 20世纪60年代,苏联仅次于美国,是公认的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远高于日本和欧共体。但到了1985年,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为8%,而美国则上升为30%,日本上升为14%,欧共体上升为25%。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呼声又起。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遭受镇压的“反革命事件”中的某些措施,又被新的国家领导人启用,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例如,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作用,实行承包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第二职业”存在,适当扩大分配差距等等。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从1965年开始,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下也开始了“新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得到较快发展,逐步形成了有别于苏联的“匈牙利社会主义模式”、“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等等。许多人开始以新的眼光和心态审视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

然而,总体上看,改革在苏联东欧并没有形成大气候,更没有为社会主义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和转机。由于苏联东欧等国长期盛行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此时大都老态龙钟,风烛残年。身体的老化和思想的僵化,使他们没能也不可能成为扭转乾坤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半途而废,国家实力由盛转衰。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对于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人们最初曾寄予厚望。但是,戈尔巴乔夫面对不断衰退的经济形势和日益猖獗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确定的“医世良方”是以彻底否定斯大林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这一改革目标推行的是在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私有化”,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三权分立等,这一整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开始无情而贪婪地吞噬和取代着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与前辈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但不再干预东欧各国的改革,不再制止东欧各国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反而鼓励和要求东欧各国领导人按照他的所谓“新思维”,实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他对持强硬立场的东欧领导人发出警告:“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甚至对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也予以默许。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加之西方敌对势力推波助澜,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很快甚嚣尘上。 20世纪末,东欧各国共产党腹背受敌,兵在其颈,孤立无援,难以为继。 1991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已有近半个世纪执政经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连同其实行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失败在东欧引发了强烈的政坛大地震,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也旋即陷入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苏东社会主义接连易帜。

在苏东剧变中,最根本、最关键、也是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除罗马尼亚以外,都是在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条件下的自由选举中失去多数,从而失去政权的。反共势力发动政治进攻,执政的共产党怯于镇压,俯首称臣;民族主义政党乘虚而入,利用选票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曲终人散。执政的共产党在失去政权后大都程度不同地蜕变为社会党,社会主义让位于资本主义,东欧重新回到“欧洲的怀抱”,苏联则四分五裂。

“风起于青萍之末”,苏东剧变的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济政治原因和社会历史背景。慎终追远,我们可以冷静地看到,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形成的某些业已过时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力,社会主义积重难返,是苏东剧变的滥觞;与此相关联,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种种失误和困难,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怀疑、不满乃至完全丧失信心。国内外敌对势力仇视社会主义并乘机破坏捣乱,尤其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执政党影响力、控制力降低,社会主义信念模糊脆弱,在关键时刻犹豫彷徨,惊慌失措,既拿不出行之有效且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改革新举措,又无法迅速而果断地消除反共势力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而是退避三舍,百般忍让,最终屈尊就范,在票箱面前拱手缴权,放弃了社会主义。

从十月革命到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过近百年的长途跋涉,走出了一个历史的大圆圈,在21世纪到来之前,灰飞烟灭,苏联东欧重又回归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这为人们留下了不尽的疑问、争执与思考。但无论怎样,从“新经济政策”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断时续,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前进还是曲折,这种改革的连续性都已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并构成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三、改革的高潮期:社会主义焕发新生机

苏东剧变的巨浪不仅袭击、破坏了世纪之交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常进程,也严重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常发展。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国家为防止苏东剧变的历史重演,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开展了“反和平演变”斗争,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加强党的建设,清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不坚定分子,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开展反腐倡廉活动,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纠正历史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和实践,等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苏东剧变带来的短暂恐慌和迷离之后,确信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尚不足以威胁和颠覆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此认识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斗争和调整,开始逐步稳定下来并步入正常发展轨道。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高扬社会主义旗帜,改革进入高潮期,社会主义焕发新生机。

越南、老挝等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早在1986年就逐步展开并取得进展。 20年来,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和主要的是改革历史上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导地位的口号下,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目前,非公有经济已经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越南自称在改革中已形成了5种经济成分,即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和小业主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次是改革计划经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依靠市场实现国家主要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再次是实施经济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最大限度地吸引外商投资,借鉴国外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越南为例,到1997年6月,就吸引了5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商前来投资,投资项目1647个,投资总额高达279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了重工业、轻工业、石油、食品、农林、房地产、餐饮、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等许多重要方面,2001年初,越南又对外资开放了医疗、教育、科研等投资领域。最后是改革分配制度,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同时实施按资分配,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

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越南、老挝都曾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今已令世人刮目相看,越南已由过去最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之一,出口量仅次于美国。老挝也通过经济改革解决了过去长期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越南粮食生产从革新开放之初的1986年到2000年,增长了一倍多,GDP从1991- 2000年平均增长7.65%。 2000年的GDP比1990年增长2.1倍,人均GDP增长1.8倍,2000- 2005年越南GDP增长依次为6.7%、6.8%、7%、7.2%、8.4%,其发展居世界前列,2001年的增长高居当年世界第二位。以农村农民发展状况为例,2001年,越南86%的乡通了电,94.5%的乡通了公路,99.9%的乡建立了小学校,85.7%的乡开办了托儿所,99%的乡建立了卫生站,70.44%的农户安装了电话,全国农民积累资金高达40900亿越盾。这些喜人变化都是越南革新开放的结果,它说明改革确实已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到2005年,越南人均GDP达到640美元,2006年越南头三个月吸引外资超过20亿美元,据称,2005年越南吸引外资按人均计算已超过中国。老挝GDP增长近年来也一直在6%左右,2004年人均GDP达到403美元。越南、老挝尽管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改革正在使他们甩掉贫穷的帽子,这一点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越南、老挝改革的成就进一步激发了继续改革的决心。 2006年4月,越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宏伟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10年要比2000年增长2.1倍,争取年增长达到8%,为越南2020年基本建成工业化国家奠定基础。

朝鲜、古巴在苏东剧变后不仅受到了政治上的冲击,更在经济上陷入绝境。它们先前同苏联东欧的经贸往来尤其是由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大量经济援助,都伴随着苏东剧变而不复存在,“一边倒”的国际关系的危险已经变为现实。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古巴领导发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斗呼唤,“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风险改革”,遂于1993年启动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航船。朝鲜相对说来是较为谨慎。朝鲜虽然一直不使用“改革”的概念,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革,“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迫于压力和困难,也在“改进”声中先后开辟了多个“经济特区”,以便吸引外商投资,并在2002年进行了称之为“7· 1措施”的全国范围内较大规模的、以理顺市场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改革。古巴、朝鲜改革步子不及越南、老挝,经济状况也相应差些。

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它们目前仍然没有走出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有的国家甚至连吃饱肚子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而且继续拉大。以发展最快的越南为例,据世界发展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对1998年世界109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所作的评估,越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被排在第102位。据越南自己的统计,2002年10月越南全国农村仍有37.56万人处于“饥饿状态”,约占农村人口的0.6%-0.7%。越南尚且如此,相形之下,老挝、古巴、朝鲜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了。

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国际环境有别,尤其是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苏东剧变后十多年来一直呈现出复杂局面,各国取得的进展也很不一样。大体上说有两种情况:一是越南和老挝的改革持续进行,发展较快,成绩较大,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有了明显进步,改革已惠及社会各方,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二是朝鲜和古巴的改革进展相对小些,尤其是朝鲜,由于国内外一系列问题的干扰,社会主义改革几无实质性动作,就经济政治的主要方面而言,基本上仍沿袭旧制。朝鲜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曾经坦言,他将永远“不折不扣”地按照父亲金日成的教导领导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朝鲜媒体曾就此评论说,金正日时代同金日成时代在政治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连0.001毫米的差离都不存在”。朝鲜后来发生的某些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出于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改革的缓行与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

苏东剧变对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这些国家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将政治体制改革搁置暂缓,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即使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各国的进程也相差甚大,越南、老挝先于古巴,古巴先于朝鲜,每每提前10年左右。改革内容也渐次展开,越南多与老挝,老挝多于古巴,古巴多于朝鲜。邓小平曾经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的这些现象,在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国外社会主义改革中所能做到的,是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如古巴共产党将民族主义英雄马蒂的思想列加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允许教徒入党。老挝人民革命党1991年通过的新宪法,将“社会主义国家”改称为“人民民主国家”,去掉了“社会主义”字样,把国徽图案中象征社会主义的五角星、镰刀、斧头改为象征老挝民族的塔銮佛塔,后来又将“老挝人民最高会议”改称为“国会”,将“部长会议”改称为“政府”。越南共产党强调越南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发展目标。 2006年4月,越南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未来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强调要提高党的领导力战斗力,发挥全民族的力量,争取到2020年实现国家的工业现代化,早日使越南脱离欠发达状态。

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和评估是用不着赘述的,即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两个基本领域,尤其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展示社会主义的世界魅力,才算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指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没有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无疑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其中最重要和紧迫的,也许是,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相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邓小平在论及改革问题时强调的经济上消灭“贫穷”和政治上完善“民主”这两项内容,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取向,也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历史所遵循的根本逻辑。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两方面都超越资本主义,才算赢得了历史性胜利。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

[2] [美]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3]参见许梅:《浅析外国直接投资在越南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2年第1期。

[4]《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15页。

[5]参见《易经·革卦第四十九》,意思是:成汤、武周的变革,是顺应时代变化和人民意愿的。变革要把握好时机,这可是最重要的呀。

[6]古小松:《越南:一枝独秀》,载《东南亚纵横》 2002年第2期。

[7][越]黎氏英云:《越南农业农村现状》,载《东南亚纵横》 2002年第7期。

[8]参见《人民日报》 2006年3月28日第1版。

[9]肖枫、王志先:《古巴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0]参见李慎明主编:《低谷且听新潮声: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3页。

[11]参见游明谦:《越南革新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析论》,载《东南亚纵横》 2003年第3期。

[12]参见朝鲜《平壤广播》评论,1997年10月4日。转引自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