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观点

鲁克俭

摘　要　本文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观点进行梳理,包括:塔克和穆尔关于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讨论;卡弗等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著名的话是否代表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真实看法的争论;由穆尔引发的劳勒与奥尔曼之间关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争论。

关键词　哲学共产主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　市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思想和理论的重要内容,加之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成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因而国外学者一直重视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考察,并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入研究得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本文试图对这些新观点做一梳理和评介。

一、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早期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考察

1961年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家R·塔克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①。该书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迄今已经出了三版(第三版于2001年出版)。塔克在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早期的哲学共产主义阶段,并就此作了深入考察。

关于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 (1843年)一文中曾经明确提出它是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指出赫斯是德国哲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而卢格、马克思、恩格斯、海尔维格等人是其中的成员。塔克很看重恩格斯的上述意见,并进一步认为:尽管马克思1843年9月在给卢格的信中仍然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或乌托邦,以及相应的设计未来的观念斥之为“教条的抽象概念”,而且明确指出只有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才能发现新世界,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准备接受赫斯发展起来的德国哲学共产主义框架内的共产主义观念。不过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朝向了一个不同于赫斯的新方向,也就是加入了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所没有的无产阶级观念。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赫斯一派的哲学共产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

塔克还进一步指出,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形象并非来自于经验的观察,即不是来自于对工厂状况的考察,也不是来自于同产业工人及其工作的亲身接触,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与工人阶级最早的接触发生在他1843年秋末移居巴黎之后,但在此之前马克思头脑中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在1843年底写成的《 〈法哲学黑格尔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到了无产阶级,不过这时的“无产阶级”还只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异化中的“人”置换成了更具体的“无产阶级”。

那么这时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形象(即作为哲学概念的“无产阶级”)来自何处呢?塔克认为是来自书本,具体来说来自马克思所阅读的《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该书1842年在莱比锡出版,作者是施泰因。施泰因1840年受普鲁士政府委派,在巴黎做关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学说的调查研究,并监视和报告德国工人移民中的共产主义活动。该书就是他亲身考察的研究成果。施泰因在书中指出,必须把“无产阶级”与“穷人”做严格的区分。社会上历来存在着穷人,但无产阶级的出现却是新现象。无产阶级不仅仅是赤贫的人,而是一群骄傲和反抗的穷人,是对抗社会(该社会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诞生出来)的穷人。他们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受过教育,但又不甘心现有的命运。相应地,该阶级“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危险因素。之所以危险,因为它有庞大的人数和巨大的勇气;因为它有团结的意识;因为它已经感觉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其目的,实现其计划。”塔克指出,马克思在《 〈法哲学黑格尔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就具有施泰因所描述的特征,而且下面这段话也直接源于施泰因:“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②。

塔克并非是第一个指出施泰因著作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产生影响的学者。著名马克思学家吕贝尔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史” (1968年)一文中指出,戴维斯·科伊根(Davis Koigen)、查尔斯·安德拉(Charles Andler)和古斯塔夫(Gustav Adler)都在其著作中强调了施泰因对马克思的影响。此外,胡克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施泰因对马克思的影响:“就人们所讨论的施泰因对马克思的影响这一问题而言,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施泰因预言无产阶级将不会在德国得到发展。”

塔克指出,尽管发现了无产阶级并给哲学共产主义加入了无产阶级观念,但马克思并没有马上放弃哲学共产主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虽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但它注定不只服务于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且还服务于“人”结束其自我异化的普遍精神需要;无产阶级对其生存状况的初步反抗,只是被非人化的“人”反抗其非人化的表面征兆。因此在《〈法哲学黑格尔批判〉导言》的结尾马克思宣告:“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③塔克把马克思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思想发展都归入哲学共产主义阶段,并称其为“原初的马克思主义”。

美国马克思学者斯坦利·穆尔也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有一个哲学共产主义阶段。在《马克思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选择》^④一书的第二章穆尔考察了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他指出, 1847年之前德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有两个来源,一是一些德国工人转向法国革命者所倡导的共产主义,这些法国革命者复活了巴贝夫的学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二是一些德国知识分子以费尔巴哈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发展出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共产主义,这就是哲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是一种道德批判,它运用人的本性理论作为评价现存制度的标准。批判始于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提出的人性解释。在费尔巴哈看来,所有的动物都意识到它们自己的存在,人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本性。但人有别于其他动物,因为人既拥有外在生活,也拥有内在生活。外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作为个体的存在;内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具有人类的本性。穆尔认为,这一学说是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把人看作类存在的理论基础。那么何种社会秩序最使人的存在与其本性相和谐?现实的资本主义交换经济使人非人化,驱使人成为每个人都与一切人相敌对的孤独个体。为了刻画这种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分裂，哲学共产主义者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异化”这个术语。哲学共产主义强调异化(外化)问题,强调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冲突。其结论就是:要使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相和谐,必须使社会秩序建立在“共同体”即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

穆尔指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哲学共产主义观点出发写作的。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区分了三种共产主义理论:处于最低层次的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以平等的名义攻击文化,以共同体的名义攻击婚姻。处于中间层次的共产主义有两种形式:“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共产主义。处于最低和中间层次的共产主义是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包括巴贝夫、卡贝、布朗基、德萨米、魏特林等人的学说。处于最高层次的是哲学共产主义,即作为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是人和人、个体和类、存在和本质之间的矛盾的最后的解决。其代表人物是赫斯、恩格斯和马克思本人。

与塔克不同的是,穆尔认为,直到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并帮助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哲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才最终结合起来。尽管有这种差异,他们二人在马克思有过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发展阶段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也是众多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

二、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社会描述的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企图详细设计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是谨慎而且是粗线条的,甚至被认为是模棱两可的。因此,马克思到底如何看待未来社会,这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中引起争论,西方学者的看法也分歧很大。英国著名马克思学者特雷尔·卡弗在《后现代马克思》^⑤第5章“技术与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对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社会描述的争论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献综述,由此我们可以管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所做研究的概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产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⑥卡弗指出,对这段话的评论可分为四派。第一派学者对马克思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该派学者抓住这段话作为马克思思想贫乏、不切实际和极其轻浮的证据,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没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述分工,也未能表明分工可以这段话中所说的那些想入非非的方式消灭分工。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说这段话的意图是严肃的,而且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前工业活动(打猎、捕鱼)与马克思在别处关于共产主义必须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表白之间的明显不一致也并不使这些学者感到烦恼,因为他们认为不值得做进一步讨论。这一派学者包括:科斯塔斯·阿克塞拉斯、伯基、鲍伯、梅兹里施、诺夫、辛格。

第二派学者对马克思持不同程度的同情态度,他们也认为马克思写这段话是极其严肃的。和第一派的学者一样,他们也不太为猎人和渔夫世界的技术不发达状态感到烦恼;但与第一派学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拒绝考虑这段话所宣示的共产主义观,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对分工的批判是值得同情并给予批判性评述。这一派学者包括:布坎南、柯亨、邓肯、赫勒、奥尔曼、托马斯、沃斯利。

第三派学者也对马克思持同情态度,但忽略对该段话的讨论。之所以这样,卡弗认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疏忽,而是一种避免尴尬的战略,也就是这些学者想避免面对马克思就共产主义社会所做的别出心裁的幼稚描述(即某些前工业活动如打猎和捕鱼与另外一些无用的智力活动如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混合物)时的尴尬。这些学者觉得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就共产主义问题发表的评论更适合于他们作批判性评述,因为这些评论与个体自主性的扩展以及现代工业生产创造性的延续(如集体计划和控制)有关,而且这些评论包含着对分工更抽象也更可行的分析。这一派的学者包括:巴巴利特、伯林、埃尔斯特、法恩、吉尔伯特、亨特、科拉克沃斯基、利希塞姆、麦克默特里、马尔库塞、雷德、肖、萨奇汀、托兰斯、伍德。

第四派学者与第二和第三派学者一样,对马克思持同情态度。他们与第三派学者的区别在于突出马克思的这段话,而不是忽略它。他们并不隐瞒自己对马克思关于前工业共产主义与工业共产主义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的困惑,他们突出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技术看法上的矛盾之处,他们觉得要阐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工的观点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卡弗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这派学者的观点:

阿尔都塞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分工的模棱两可的说法看作是他自己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理论的证据。阿瑟却真的为马克思的这段话感到困惑。阿维内里不觉得马克思的这段话有反讽意味。他转而对分工进行阐明以摆脱技术问题。卡利尼克斯采取了与阿维内里类似的策略。埃文斯提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这段话确实是严肃的,但后来马克思改变了他的观点。麦克布赖德认为这段话只是挖苦,还没到玩笑的地步。麦克莱伦则认为这是马克思在模仿施蒂纳在说话。后来麦克莱伦放弃了这一看法,和埃文斯一样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是严肃,只是马克思后来改变了观点。普拉门纳兹持有同埃文斯和麦克莱伦相同的观点。施密特建议告别马克思“早期对完全废除分工可能性的浪漫信念”,因为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对该问题做了更具体的讨论”。

基于日本学者广松涉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新版本,卡弗对马克思的这段话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接近原始手稿,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是马克思的笔迹,哪些是恩格斯的笔迹。卡弗认为,根据广松版,那段著名的话实际上出自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只是插入了几个词:“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或批判者”。马克思插入这几个词是想通过模仿取笑这段话,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猎人和渔夫是前工业时期的职业,猎人和渔夫的说法是乌托邦的、幼稚的,是恩格斯对傅立叶的无意识模仿。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草稿和做修改时意见并不统一,两者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争论。卡弗认为,如果基于广松版来考察这段话,那么所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与后来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之间存在矛盾和不一致之处的说法就不再成立了,上述各派学者所力图回避或着力加以讨论的困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笔者不同意卡弗的看法,因为仅仅根据广松版并不能确认那段著名的话出自恩格斯。实际上,广松涉正是根据他自己的版本武断地得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唯物史观主要出自恩格斯,马克思只是主要由恩格斯阐发的唯物史观的被动接受者这一极端的结论。因此,依据广松的版本并不能使困惑上述各派的问题迎刃而解。那段话出是否真正代表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严肃看法,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

三、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争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发展阶段称作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后来列宁进一步明确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思想有大量论述,而由穆尔引发的关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争论,则是其中颇具特色的研究新动向。

穆尔在《马克思与市场》^⑦一书中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际上隐含着马克思的下述思想:在资本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即人道的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为哲学共产主义的胜利扫清道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还受私有财产原则的侵染。在其经济生活中,生产者不取收入以购买商品,但生产者的工作是为了满足自己而非公共性的需要。因此,就他们还没有把工作本身看作目的而言,生产者仍然是为了报酬而工作。

穆尔指出,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像蒲鲁东那样提出了一种无阶级的交换经济的设想。与蒲鲁东不同的是,布雷没有把这种无阶级的交换经济看作是最终目标,而只是把它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穆尔进一步指出,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布雷进行了批判,但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十条过渡措施的理由却非常接近布雷。

穆尔认为,实施《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十条过渡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混合经济(既存在资本主义部门,也存在社会主义部门),在混合经济中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这是一个废除了剥削但仍保留交换的无阶级经济,是有市场(它受计划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即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这说明马克思后来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用第二种类型的无阶级经济(既废除剥削也废除了交换)代替了第一种类型的无阶级经济(废除了剥削但仍保留交换)。穆尔认为第一种类型的无阶级经济是更低一级的社会主义,尽管穆尔没有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

穆尔关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过渡措施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几年后产生了反响,引发了詹姆斯·劳勒与伯特尔·奥尔曼之间关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论战双方的论文收在由奥尔曼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⑧一书中。

和穆尔一样,劳勒也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过渡措施是市场社会主义。劳勒指出,就《共产党宣言》而言,一个革命后的、主要以发展市场社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纲领开创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或至少是一种“混合的社会”,这种混合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并能动地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方面。由于国家所有制是无产阶级财产的主要形式,由共产主义革命开创的这一经济制度可被称为“国家市场社会主义”。劳勒还进一步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来印证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劳勒认为,革命后社会的长远目标是不存在市场的共产主义。但这并不排除作为中间阶段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开端。提出了更为综合的关于结束商品生产论证的《资本论》和后来的著作,却继续支持了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劳勒提出的证据是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关于马克思对革命后的大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实行赎买的思想。即使在被穆尔认为马克思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劳勒也发现了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证据,这就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的思想,因为在劳勒看来这一过渡时期就是《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纲领所属的历史时期。

奥尔曼不同意劳勒对马克思思想所做的解读。他指出,劳勒对恩格斯话的引用是对恩格斯思想的曲解,因为恩格斯被弄得好象是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合作经济的支持者;类似地,劳勒关于马克思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的合作工厂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因为在奥尔曼看来,“萌芽”毕竟不是树,甚至连小树也不是;“怀孕”也不同于怀里抱着小孩。此外,劳勒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中“劳动凭证”的论述指的是一种货币,并以此为根据声称马克思认可市场的继续存在。奥尔曼认为,由于“劳动凭证”在功能上受诸多限制,因而把它称为货币是错误的,把它们于其中进行的交换看作是市场也同样是误入歧途的。

劳勒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许有些离谱,但奥尔曼对劳勒的批评并没有切中要害,更多地纠缠于枝节问题。因此,对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似乎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不管谁对谁错,这种讨论本身毕竟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作为其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对中国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Robert C. Tucker, Philosophy& Myth in Karl Marx,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②③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5、16、85页。

④ Stanley Moore, Marx on the Choice between Socialismand Commu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⑤ Terrell Carver, The Postmodern Marx, 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 1998.

⑦ Stanley Moore, Marx Versus Markets, The Pennsylvania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⑧奥尔曼编,段忠桥译《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鲁克俭,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