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绿党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

沈丹

摘 要：绿党试图在思想理论、政策主张上超越传统政党，并在组织结构上有所突破。绿党成立之初的组织结构以基层民主为核心，力求实现党组织的非集中化、非等级化、非官僚化和非职业化。随着绿党的发展壮大，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的政治环境，以及符合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下政党组织结构发展的判断，绿党对其组织结构进行了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绿党与传统政党已毫无区别。

关键词：绿党 组织结构 基层民主 变革

绿党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崛起的、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为目标的绿色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体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反对传统物质主义支配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全球性生态破坏的政治诉求。绿党除了试图在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上超越传统政党之外，还希望在组织结构上有所突破。绿党的“特立独行”是其受到关注和吸引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绿党不得不进行变革，不仅放弃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还对其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

一、绿党成立之初的组织结构特点

成立之初，为了强调与传统政党的不同，绿党在思想理论方面提出了四项基本的价值原则。德国绿党在其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代表一种完整的理论，它与那种片面的、以要求更多生产为牌号的政治学是对立的。我们的政策以未来的长远观点为指导，以4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①德国绿党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绿党，其他国家的绿党大都以它提出的这四项基本价值原则为范本，只是在提法上略有不同。绿党认为，一个党派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要想得到党员的有效贯彻执行和民众的普遍认可支持，除了取决于这些主张的科学性之外，还取决于党的组织结构。而传统政党不可能完成对传统生产模式批判和否定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按照新的逻辑建立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形式。绿党所强调的新逻辑的核心就是实行基层民主，实现党组织的非集中化、非等级化、非官僚化和非职业化。围绕这一核心，绿党在成立之初的组织结构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实行集体领导。为了避免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多数绿党规定不设统一的党的领导人，而是成立各种委员会，同时委员会接受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监督。例如瑞典绿党规定，全党范围内不设全国性领导人，党由政治、管理、组织、报纸四个平行的委员会进行领导，并接受全国代表大会监督。德国绿党规定，全党由40人组成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协调工作，具体事务由1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承担，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由每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任命。绿党的集体领导还体现在不设党主席一职，而是设立一定数量的发言人上。一般来说，发言人的数量为2—4名。发言人不是领导人，只承担解释和宣传绿党主张的职责。许多国家的绿党还规定党员不能兼任党的职务和议会职位，以示党组织和议会党团的区别。

其次，实行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与传统政党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不同，绿党规定党的一切决策都不得由上级机构直接做出，而要产生于基层，由基层代表将问题提交上一级代表大会或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的各级机构设专题工作小组，对基层代表提交的问题提供信息和给出建议，然后由大会表决。上级机构只是办事机构，实际决策权由基层掌握，绿党的地方党组织在决定人事、财政和纲领方面享有“最大可能的自主权”。绿党形成一项决议往往需要经过讨论、集中、修改、再讨论、再集中、再修改等反复多次的讨论过程。绿党竞选各级议会议员的候选人也是经过基层民主选举产生。^②绿党还要求议会党团的工作（包括各项议案的内容和立场）都必须听命于基层党组织的决议。

再次，实行轮换制。绿党认为，长期由固定的人把持固定职位是造成政党保守化和官僚化的重要原因，实行轮换制可以预防政党的保守化和官僚化。德国绿党在早期纲领中规定，州级以上的议员必须实行轮换制，议员任期四年。为此，每个绿党议席必须安排两名候选人，第一名候选人任职时，第二名候选人以实习议员身份进入议会，准备两年后接任前一位议员的职位。

最后，绿党成员及干部非职业化。绿党规定其成员和干部都是业余兼职的，党员不能从党组织领取薪酬，不能把党员当成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加入绿党必须是因为赞同绿党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不是出于物质利益。

由此可见，绿党成立之初，在关于党组织与领导人的关系、上级组织与基层组织的关系、党组织与议会党团的关系、党的各级机构成员的任期和待遇等方面都与传统政党存在着显著区别。绿党不仅在理论上把基层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在实践中也把它作为一种组织原则，要求建立一个反等级制、反官僚化、非职业化的基层型参与性政党。抛开价值观念的因素，绿党采取这种组织结构有其现实原因。一方面，绿党与新社会运动的联系要求绿党在组织结构上区别于传统政党，以得到其成员的支持；另一方面，绿党在成立之初缺少固定成员和选民，因而需要通过开放式、参与性的组织结构来尽可能地吸引成员和选民支持。绿党早期的组织结构特点既是其对价值理想的一种坚持，也是一种策略选择。这些特点成为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加分项”，帮助绿党取得不俗成绩。但是绿党在组织结构方面的设计也存在着很大缺陷，致使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进行弥补。

二、绿党组织结构的变革

绿党组织结构的变革是伴随着绿党更多地融入国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而产生的，变革的趋势是加强内部领导、提高组织效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领导人的角色。为了避免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绿党规定不存在最高领导人，仅仅指定一定数量的发言人。尽管领导人的存在会有权力过分集中、贪污腐败的危险，但是领导人往往能代表一个政党的形象，尤其在大众传媒时代，领袖的人格魅力和行为风范能对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德国绿党逐渐修改了限制领袖权力的规定，1991年起将三个发言人改为两个，1993年又改为双主席制。德国绿党选举现实主义派的菲舍尔和年轻的、持激进立场的穆勒作为党的联合发言人，实际上权力主要集中在菲舍尔手中，他也成为绿党事实上的领袖。其他国家的绿党也纷纷通过塑造和强化领导人的角色来确立绿党统一有力的组织形象，以提高选举成绩。

第二，改革党组织与议会党团的关系。许多绿党在成立之初规定绿党成员不能兼任党的领导职务和议会职位，同时要求限制议员的权力，议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决定。但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议会议员往往忽视党的决议。德国绿党在1991年废除了不能兼任党的职务和议会议员的规定。同时，绿党议会党团成员的权力也越来越大。1995年在北约打击南斯拉夫事件上，半数绿党联邦议员忽略了绿党决议，支持北约的行为。

第三，取消轮换制。轮换制是绿党组织结构方面受到最多质疑和诟病的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各国绿党已逐渐废除这一规定。德国绿党1986年起废除了联邦及州议员的半届任期轮换制，1991年起进一步废除了不得连任两届的规定。英国绿党中的现实主义派也于1986年提出改革组织以提升选举成绩的要求，但是遭到持激进主义观点的党内多数派的反对。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争论再次发生，导致了党内以“绿色2000”命名的现实主义政治派别的成立。在1991年的党代会上，“绿色2000”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实现了对绿党组织结构的变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正式取消了任何人不得连续三年在党的机构任职的轮换制原则。^③

第四，实现绿党成员的职业化。绿党反对政治家的职业化，在其成立之初，党的各级工作人员都是业余兼职，也不领取酬劳。随着绿党的发展壮大，这种业余兼职制度无法满足日益繁重的党务工作需要，因此绿党逐渐实行党的领导机构成员的职业化或半职业化，并开始支付一定薪酬。20世纪90年代，德国绿党逐渐废除了党员不领薪的规定，最初是向党的发言人，后来又扩大到向执行委员会成员支付薪水。

绿党组织结构的调整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绿党组织结构本身存在一定缺陷。绿党在成立之初，其组织结构的设计目的是为了避免权力过分集中。这一出发点是好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问题。有学者指出，80年代末的德国绿党至少暴露了三方面的组织缺陷：一是限制正式的个人权力，却强化了非正式的个人权力；二是集体选择的弱理性化和非合法化；三是不良的基层控制与不信任循环，导致缺乏对政治议程的有效组织管理。^④在绿党早期组织结构的规定中，中期轮换制因其显而易见的缺点而受到的非议最多。首先，轮换制破坏了绿党政策执行方面的连续性。其次，绿党的一些成员并不愿意中途放弃原有职位，强制执行可能会造成继任者与原任者之间的紧张。最后，轮换制不具备实行条件。通常一个政党会把自己党内能力最强、经验最丰富的成员选为党的干部和议会议员，这样的成员本身数量就不多，而轮换制的实行则要求有两倍数量的相关人员。这一点对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党员人数不是很多的绿党来说尤为困难。

第二，绿党规模的发展壮大使得直接民主越来越不可行。直接民主的实行受到政党组织规模和成员活跃度、参与度的限制。一般而言，政党规模越小，直接民主的实施越有效。随着政党规模的不断扩大，直接民主变得失去可操作性。绿党创始人很早就意识到政党规模与党内民主之间的矛盾关系，因而并不积极追求党员人数增加和政党规模的扩大。^⑤但绿党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政党规模的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直接影响到直接民主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直接民主的实现也依赖于党员的活跃程度。1987年德国绿党党员人数达到42419名，但民意调查显示，积极分子只占其中的20%。^⑥可以说大多数绿党成员对于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不积极，这就影响到直接民主的有效性。

第三，选举失败所带来的刺激。选举的失利是刺激绿党对其组织结构进行变革的直接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的绿党在发展程度上是不同的，选举失败所带来的打击也是不同的。例如，受到选举制度、政党结构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英国绿党在议会选举中不能取得突破是一种常态，因而选举失利并不能成为促使其变革组织结构的推动力量。而对德国绿党来说，选举得票率达不到一定份额就意味着它不仅不能获得议席，也不能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而且它的目标已不局限于获得议会议席，而是要获得联合执政机会。因此，选举失败对德国绿党的打击要远远超过英国绿党，并成为促使其进行组织结构变革的重要原因。

三、对绿党组织结构变革的评价

绿党组织结构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变革是为了应对来自现实政治的挑战。欧洲多数国家的绿党在成立之初都试图成为一种迥异于传统政党的新型政党，基层民主是绿党保持与基层党员密切联系的重要手段，也是绿党批判既有政治制度和政党的重要依据。但绿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很快遇到了来自现实政治的挑战。可以说，绿党的组织结构变化是选举政治制度下的一种必然选择。政党竞争的现实环境使得身处其中的政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结构来团结党员、提高效率并在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绿党组织结构的变革也是因为绿党成员意识到相对集中的组织结构对于获得选举胜利、进入政府内阁的重要性。当绿党获得参与执政的机会后，绿党成员进一步意识到他们所持有的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反应时间大大缩短，而集中化的领导体制是迅速做出反应的保证。绿党逐渐向职业化、集中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帮助绿党在选举中取得良好成绩。在2002年选举中，德国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8.6%的选票，成为仅次于社民党和联盟党的第三大党。绿党联合主席罗斯把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归功于“杰出的职业化和统一的党组织”。^⑦

其次，绿党的组织结构变革符合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下政党组织结构发展的判断。韦伯预言，政党的官僚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政党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支持必须使组织和运作方式合理化。^⑧迪韦尔热也提出，政党的领袖天然倾向于采取等级制的政党组织形式，但这种倾向的程度取决于党员的社会背景和民主观、政党纪律、政党存在的年限等因素。^⑨基希海默尔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政党都开始向“全方位党”的方向转变，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就表现为政党内部上层领导集团的地位持续加强而党员的作用不断下降。^⑩西方学者做出此类判断，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完善尤其是普选制的实现，使得完善的组织形式在组织竞选和动员选民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的集体认同逐渐弱化，选民难以通过“集体身份”的标识来确定自己的投票方向，政党的行动效率成为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领袖形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往往在选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绿党组织结构的变革正符合了西方政党对于政党组织发展变化及其原因的分析。

最后，对组织结构进行变革后的绿党是否已经与传统政党毫无区别，尚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答案。弗兰克兰德等人提出，绿党虽然确实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政党的模式，即在选举和议会政治中具有竞争力、同时也能保持组织的开放性和参与性，但事实证明，这是矛盾的且难以实现。就本质而言，绿党的组织结构与传统政党已经基本一致。^⑪而波古特克的看法是，即使考虑到1991年党代会进行的重大组织结构变革和很可能持续下去的现实化方向调整，德国绿党无论就自身而言还是与传统政党相比较，都仍然是一个基层型参与性的新政治党，它保持了基层民主的最主要信条。^⑫

事实上，绿党的变化并不代表着它已经变得与传统政党毫无二致。根据意大利学者帕涅比昂科的研究，政党起源时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与其他因素相比，更能决定政党的组织结构发展。帕涅比昂科由此提出了三个问题：政党的发展是通过扩散形式（即先成立地方组织，再由地方组织发展为全国组织）还是通过渗透形式（即先成立全国组织，再逐渐成立地方组织）？政党是否有外部援助组织？政党最初有没有一个颇具魅力的领导者？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作为判断政党组织结构发展情况的依据。如果一个政党在成立之初是通过扩散形式发展起来、有外部援助组织、缺乏魅力型领导者的话，那么这个政党很有可能发展起非集中化、半自主的结构，党的领导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党的制度化也存在一定的困难。^⑬从绿党起源看，它是通过一种扩散形式来实现发展的，且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新社会运动的援助和支持，在成立之初鲜有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上述特点无疑制约了绿党后续的发展。就目前情况看，绿党仍存在一些与传统

政党的差别。卢卡尔迪等人根据政党起源、意识形态、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党员与选民的比例等标准把政党分为精英干部党（elite cadre party）、大众党（mass party）、人民党（people's party）、职业选举党（professional electoral party）和业余活动家党（amateur activist party）。这五种类型的划分只是一个理想模型，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完全符合某一类型的所有标准。一般来说，政党表现出哪一种类型的特征更多一些，就把它归入哪一类。卢卡尔迪由此提出，绿党在成立之初也表现出较少的精英党和大众党的特征。因为有一些标准是不同政党类型所共有的，但是绿党更多地表现出“业余活动家党”的特征。绿党的组织结构在经过一番变革后，离“职业选举党”的距离近了一些，离“业余活动家党”的距离远了一些，但是没有一个绿党已经变成完全的“职业选举党”。^⑭

从上表可以看出，绿党作为一种“业余活动家党”与其他类型的政党的差别。具体而言，绿党与传统政党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第一，绿党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政党。相对于传统政党而言，绿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仍显薄弱，地方党组织仍有较大权力；第二，绿党在一定程度上仍实行集体领导；第三，多数绿党仍致力于推行非集中化的决策制度，提倡普通党员参与到党的决策过程中来；第四，绿党中女性比例较高。

总的来说，绿党的组织结构变革是消除其过于理想主义的方面，并不意味着绿党完全被传统政治框架所吸收。绿党仍然试图代表一种新的思想理念和组织结构，但是绿党也难逃现实政治与理想目标互相冲突这一所有最初持激进立场的政党所要面临的两难困境。对于目前的绿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探求在既有政治环境下，将自己的理念进行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能够帮助绿党把自身理念更好地融入到现实的政党政治环境中去。

注释：

①［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石音译：《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②刘东国：《绿党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③ Robert Garner，Environmental Politics，Hertfordshire：Harvester Wheatsheaf，1996，pp130 －133.

④ Herbert Kitschelt，The Logics of Party Formation：Ecological Politics in Belgium and West Germany，Ithaca， N.Y.：CornellUniversity， 1989， pp195－200.

⑤⑪ E.Gene Frankland and Donald Schoonmaker，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y， Boulder， Colo.：Westview， 1992， p109、pp117－118.

⑥⑦ ⑭ E.Gene Frankland，Paul Lucardie and Benoît Rihoux eds.，Green Parties in Transition：The End of Class － roots Democracy？，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8，p30、p25、p266.

⑧ Karl Loewenstein，Max Weber’s Political Ideas in the Perspective of Our Time，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66，pp56－57.

⑨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Wiley，1963，pp135，151.

⑩ Kirchheimer，“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Lapalombara and M.Weiner 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177－200.

⑫ Thomas Poguntke，“Goodbye to Movement Politics？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of the German Green Party”，Environmental Politics 2／3 （1993），pp379 －404.

⑬ Angelo Pane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translated by Marc Silv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0.

[作者简介]：沈丹，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2009年一般项目“当代西方国家左翼运动和思潮研究”（立项号09BKS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