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批判之批判

丁堡骏  刘泽

摘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显著特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是不经过或者至少不完整地经过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既可以继承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同时又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痛苦和不幸。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是坚持和继承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实践成果，而后来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背离这一理论，断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方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社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跨越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卡夫丁峡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启了20世纪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东欧国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道路，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作为曾经是20世纪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一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改革开放的战略调整和创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为人类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过渡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任务，21世纪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思想理论上讲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有各种不正确的说法。所有这些说法可以总结为，否定苏联以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性质。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对于这些否定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的错误说法予以澄清或回应。

一、“跨越”“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还是第三条道路?

学术界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仅凭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做词条检索所获得的个别片段，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任意错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例如，有人仅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使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说法，而并没有使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具体说明，就否定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例如陈文通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跨越（或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而只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这决不是文字上的游戏，‘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借用‘卡夫丁峡谷’这一典故表达这样的意思：由原始公社这种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而来的仍然保存了土地公有制的农业公社（农村公社或农民公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为它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文明成果的前提下，有可能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社会形态，而选择另一条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这样一来，也就可以避免西欧各国所经历的巨大痛苦的灾难。选择另一条发展道路同‘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在陈文通教授之后，孟庆仁也说：“把‘不通过’换成‘跨越’是不合适的。‘跨越’和‘不通过’虽是一字之差，在此其含义却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3对于陈文通和孟庆仁从马克思著作中没有使用“跨越”，而是使用“不通过”这样从用语不同上来否定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观点，孙来斌教授的回应是中肯的。孙来斌考察了“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原始含义，又分析了马克思用典的角度，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并未误解和曲解马克思，而是形象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这一提法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是反映了社会形态发展次序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原理；一些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源不在于‘跨越’的提法，而在于其论者的非马克思主义方法”。4

我们认真阅读了1877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1875年恩格斯《俄国社会问题》、1894年恩格斯《〈俄国社会问题〉跋》、1882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文献，我们发现陈文通教授的“绕开”“另一条发展道路”的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献中是找不到根据的。陈文通的“绕开”论、“另一条发展道路”论，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因此，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而言，这个卡夫丁峡谷是人类社会必须要“通过的”。但是，马克思同时又认为，这个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对于某一具体的特殊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又是可以有所不同的。对于像俄罗斯这样拥有大量的农村公社的国家，在它面前有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首先属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又是属于包括俄国在内的全人类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因此，马克思相信，俄国这一落后国家是可以利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发展道路的。也就是说，对于俄国这样的特殊的具体的一个国家来说，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者不通过资本主义充分而完整的发展阶段，径直奔向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因此，在马克思的语境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俄国要么是“通过”，要么是“不通过”。“通过”就是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通过”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俄国选择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又是俄国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总体中的一个部分，在这次总的社会变迁中所处的突出的前沿的具体位置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定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我们不能因为有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先例，就得出结论说，俄国必须规规矩矩地、亦步亦趋地、不折不扣地按照欧美资本主义道路走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同时我们也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总规律来谈俄国的跨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仅仅划定为欧美国家范围内的规律，认为俄国这样的东方社会国家又有另外一种发展规律。正确的做法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据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总的一般发展规律。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过充分发展以后，它就逐步发展为一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从此就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潮流。在这个大潮流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哪一个部分先迈出第一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运动具体情况所决定的具体事件。因此，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否定俄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陈文通教授的“绕开”论，或“另一条发展道路”论。陈文通教授说：“‘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显然是由农业公社这种落后的社会形态直接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力是继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从农业公社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必然要经历若干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在这些过渡阶段中，要完成从简陋的小生产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完成从愚昧到高度文明的转变，完成从封闭体系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这就是说，不仅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必须达到现代的水平，而且人本身也必须成为现代人。”5陈文通教授强调落后国家要一一完成生产程度上从简陋的小生产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社会方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文明程度上从愚昧到高度文明的转变、国家交际上从封闭体系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这没有问题；问题的要害在于，陈文通强调落后国家都必须亲自经历这些转变。我们感觉陈文通教授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或“俄国社会新栋梁”的批评。马克思提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呢?”6正如前文里所阐述的，在马克思看来，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就属于欧美国家，但同时也属于包括俄国在内的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因此，俄国社会发展没有必要重新再走一遍欧美国家所走过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可以直接利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时代成就，在更高的起点上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目标跃进。事实上，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已经指出：“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7马克思这段文字中最精华的思想就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在讨论某一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总是缺少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有的经济学家提出19世纪80年代俄国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在英法产业革命以后俄国就不会再有独立的产业革命了!俄国只有借鉴和运用英法产业革命的时代成果并继续向前推进的机会，而没有机会再来一次俄国的产业革命。提出19世纪80年代俄国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的经济学家，不懂得1825年以后的农奴制以及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的俄国，已经有可能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这个道理，至今也没有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有人认为，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已经证明了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社会已经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既然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那么，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同志不了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不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论证了俄国国内市场是怎么形成的，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也不过就证明了俄国国内市场能够形成，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仅此而已!列宁从来没有论证俄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其基本矛盾已经达到了必然导致“剥夺剥夺者”的程度。就是说，十月革命不是俄国孤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单纯的俄国国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激化所导致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进而俄国社会，是与欧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正因为它是与欧美资本主义同步行走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俄国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继承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建设社会主义。用列宁的话语说就是这种国家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俄国革命首先面临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须是资产阶级革命。”8但是，革命的辩证法激励俄国共产党人将俄国的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

陈文通教授指责跨越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他说：“‘跨越论’是完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谈‘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9事实上，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就是回应米海洛夫从教条化唯物史观而得出的俄国公社不可跨越论的。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论证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批评米海洛夫等不可跨越论者是违背唯物史观的。马克思说：“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0因此，马克思的跨越论才是真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陈文通教授的各种不可跨越的论述还是重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论”的错误，即把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且把这种“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

最后，陈文通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谓的“另一条发展道路”。陈文通说：“农业公社本身同社会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仅仅来自外部因素，即来自由发达资本主义转变而来的共产主义提供的榜样和支持。而这种联系仅仅在于，使落后国家走上‘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而不是直接导致社会主义。”11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即“第三条道路”。

陈文通继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肯定，俄国公社一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就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走上这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只是意味着，第一，免受西欧国家农民所遭受的那种痛苦；第二，有可能缩短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12陈文通教授在这里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特殊发展道路规定了第一条：俄国公社、俄国农民不必经受西欧国家农民所遭受过的资本主义痛苦。对这一条我们是可以很好地理解到其中要义的。但是，第二条：对比自身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俄国公社有可能缩短俄国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在陈文通教授那里，转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成熟阶段到来。西欧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时间发展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到一定的高度才能转向社会主义。而俄国走这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就有可能比西欧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更早到达社会主义，可能跟走捷径一样，所用的时间可能更少一些。因此，在陈文通那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补资本主义课的非社会主义的另一条道路。

陈文通十分坚定地认为，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也不是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陈文通教授说：“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这是适用任何国家不同发展道路的普遍真理。当代落后国家选择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这种情况，也不同于俄国农业公社这类形态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种情况。……它们所走的是另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是一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13

在陈文通教授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来说，由落后国家所产生的社会主义（也包括前苏联），是一种具有不同历史前提（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或后封建社会）的对不同的社会矛盾、而不同历史任务表现为有质的差别的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就同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了。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种意义上的。就其质的规定性来说，它仍然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的预备阶段。”1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非科学社会主义，是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坚决反对的，这里不再赘述。

学术界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仅凭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做词条检索所获得的个别片段，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任意错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例如，有人仅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使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说法，而并没有使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具体说明，就否定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例如陈文通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跨越（或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而只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这决不是文字上的游戏，‘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借用‘卡夫丁峡谷’这一典故表达这样的意思：由原始公社这种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而来的仍然保存了土地公有制的农业公社（农村公社或农民公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为它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文明成果的前提下，有可能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社会形态，而选择另一条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这样一来，也就可以避免西欧各国所经历的巨大痛苦的灾难。选择另一条发展道路同‘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在陈文通教授之后，孟庆仁也说：“把‘不通过’换成‘跨越’是不合适的。‘跨越’和‘不通过’虽是一字之差，在此其含义却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3对于陈文通和孟庆仁从马克思著作中没有使用“跨越”，而是使用“不通过”这样从用语不同上来否定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观点，孙来斌教授的回应是中肯的。孙来斌考察了“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原始含义，又分析了马克思用典的角度，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并未误解和曲解马克思，而是形象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这一提法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是反映了社会形态发展次序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原理；一些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源不在于‘跨越’的提法，而在于其论者的非马克思主义方法”。4

我们认真阅读了1877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1875年恩格斯《俄国社会问题》、1894年恩格斯《〈俄国社会问题〉跋》、1882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文献，我们发现陈文通教授的“绕开”“另一条发展道路”的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献中是找不到根据的。陈文通的“绕开”论、“另一条发展道路”论，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因此，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而言，这个卡夫丁峡谷是人类社会必须要“通过的”。但是，马克思同时又认为，这个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对于某一具体的特殊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又是可以有所不同的。对于像俄罗斯这样拥有大量的农村公社的国家，在它面前有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首先属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又是属于包括俄国在内的全人类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因此，马克思相信，俄国这一落后国家是可以利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发展道路的。也就是说，对于俄国这样的特殊的具体的一个国家来说，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者不通过资本主义充分而完整的发展阶段，径直奔向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因此，在马克思的语境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俄国要么是“通过”，要么是“不通过”。“通过”就是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通过”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俄国选择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又是俄国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总体中的一个部分，在这次总的社会变迁中所处的突出的前沿的具体位置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定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我们不能因为有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先例，就得出结论说，俄国必须规规矩矩地、亦步亦趋地、不折不扣地按照欧美资本主义道路走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同时我们也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总规律来谈俄国的跨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仅仅划定为欧美国家范围内的规律，认为俄国这样的东方社会国家又有另外一种发展规律。正确的做法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据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总的一般发展规律。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过充分发展以后，它就逐步发展为一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从此就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潮流。在这个大潮流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哪一个部分先迈出第一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运动具体情况所决定的具体事件。因此，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否定俄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陈文通教授的“绕开”论，或“另一条发展道路”论。陈文通教授说：“‘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显然是由农业公社这种落后的社会形态直接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力是继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从农业公社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必然要经历若干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在这些过渡阶段中，要完成从简陋的小生产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完成从愚昧到高度文明的转变，完成从封闭体系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这就是说，不仅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必须达到现代的水平，而且人本身也必须成为现代人。”5陈文通教授强调落后国家要一一完成生产程度上从简陋的小生产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社会方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文明程度上从愚昧到高度文明的转变、国家交际上从封闭体系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这没有问题；问题的要害在于，陈文通强调落后国家都必须亲自经历这些转变。我们感觉陈文通教授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或“俄国社会新栋梁”的批评。马克思提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呢?”6正如前文里所阐述的，在马克思看来，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就属于欧美国家，但同时也属于包括俄国在内的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因此，俄国社会发展没有必要重新再走一遍欧美国家所走过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可以直接利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时代成就，在更高的起点上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目标跃进。事实上，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已经指出：“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7马克思这段文字中最精华的思想就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在讨论某一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总是缺少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有的经济学家提出19世纪80年代俄国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在英法产业革命以后俄国就不会再有独立的产业革命了!俄国只有借鉴和运用英法产业革命的时代成果并继续向前推进的机会，而没有机会再来一次俄国的产业革命。提出19世纪80年代俄国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的经济学家，不懂得1825年以后的农奴制以及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的俄国，已经有可能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这个道理，至今也没有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有人认为，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已经证明了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社会已经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既然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那么，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同志不了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不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论证了俄国国内市场是怎么形成的，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也不过就证明了俄国国内市场能够形成，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仅此而已!列宁从来没有论证俄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其基本矛盾已经达到了必然导致“剥夺剥夺者”的程度。就是说，十月革命不是俄国孤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单纯的俄国国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激化所导致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进而俄国社会，是与欧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正因为它是与欧美资本主义同步行走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俄国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继承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成就建设社会主义。用列宁的话语说就是这种国家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俄国革命首先面临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须是资产阶级革命。”8但是，革命的辩证法激励俄国共产党人将俄国的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

陈文通教授指责跨越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他说：“‘跨越论’是完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谈‘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9事实上，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就是回应米海洛夫从教条化唯物史观而得出的俄国公社不可跨越论的。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论证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批评米海洛夫等不可跨越论者是违背唯物史观的。马克思说：“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0因此，马克思的跨越论才是真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陈文通教授的各种不可跨越的论述还是重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论”的错误，即把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且把这种“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

最后，陈文通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谓的“另一条发展道路”。陈文通说：“农业公社本身同社会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仅仅来自外部因素，即来自由发达资本主义转变而来的共产主义提供的榜样和支持。而这种联系仅仅在于，使落后国家走上‘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而不是直接导致社会主义。”11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即“第三条道路”。

陈文通继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肯定，俄国公社一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就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走上这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只是意味着，第一，免受西欧国家农民所遭受的那种痛苦；第二，有可能缩短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12陈文通教授在这里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特殊发展道路规定了第一条：俄国公社、俄国农民不必经受西欧国家农民所遭受过的资本主义痛苦。对这一条我们是可以很好地理解到其中要义的。但是，第二条：对比自身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俄国公社有可能缩短俄国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在陈文通教授那里，转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成熟阶段到来。西欧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时间发展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到一定的高度才能转向社会主义。而俄国走这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就有可能比西欧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更早到达社会主义，可能跟走捷径一样，所用的时间可能更少一些。因此，在陈文通那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补资本主义课的非社会主义的另一条道路。

陈文通十分坚定地认为，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也不是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陈文通教授说：“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这是适用任何国家不同发展道路的普遍真理。当代落后国家选择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这种情况，也不同于俄国农业公社这类形态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种情况。……它们所走的是另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是一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13

在陈文通教授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来说，由落后国家所产生的社会主义（也包括前苏联），是一种具有不同历史前提（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或后封建社会）的对不同的社会矛盾、而不同历史任务表现为有质的差别的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就同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了。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种意义上的。就其质的规定性来说，它仍然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的预备阶段。”1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非科学社会主义，是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坚决反对的，这里不再赘述。

二、“俄国公社”还是“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在讨论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时，否定论者从各种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企图否定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许全兴教授在《请不要误解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析》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一整个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但他确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1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首先许全兴教授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主体界定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其次许全兴教授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有的只是作为俄国社会微观主体的“俄国的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而并不是“一整个俄国”可以跨越的思想。许全兴教授的意思是说，你们用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论证“俄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论证“中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你们都弄错了!马克思根本没有什么“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马克思只有“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这样吗?跨越论者真的错得如此没有理论水准吗?

在一些不明真相的初学者看来，许全兴教授既纠正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混同二者的情况，又纠正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以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代替整个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倾向。但是，如果认真研读马克思有关俄国社会变革的理论文献，如果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阐述的方法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许全兴教授这里的对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诠释，就只有形而上学方法论的画蛇添足的作用。众所周知，写于1877年11月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马克思阐述俄国农村公社前途的重要文献。恰恰就是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明确地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6在这里马克思不是清清楚楚地说“俄国”走什么道路，即俄罗斯民族的道路选择问题吗?怎么能说马克思没有“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只有“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的理论呢?将俄国的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对立起来，说前者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者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体现。在马克思的有关文献中，马克思是从辩证运动的角度认识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社会的关系的。如果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那就意味着俄国社会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事实上，在写于1877年11月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写于1881年3月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都是以俄国农村公社来推论俄国社会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对于《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有人不认真研究马克思的文献，只是看热闹、在表现现象上做文章。有人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写了四个草稿和一份正式稿。初稿和第二、第三草稿写的都很长，第四稿和最后的复信（正式稿）文字量一下子降下来了。在这种人看来，似乎马克思的研究没有取得什么肯定性的结论，最后只好草草收兵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就来分析马克思的这份复信的正式稿。首先，是一个引言，讲马克思由于病痛没有很快回复来信。其次，马克思用了很简短的语言回答了俄国一些特定的学者群体对《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误解。指出《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部分，只限于说明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起源，不能用来说明俄国公社必然瓦解。最后，马克思重申自己对于俄国的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意见。马克思说：“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7在这里，马克思用“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用“对比进行的专门研究”来修饰“使我深信”，这就是说，马克思强调自己对于俄国公社前途的具体意见，不是随意发表的，而是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紧接着马克思具体说明了自己对于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意见。第一，肯定了俄国农村公社在俄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就是说俄国社会要获得新生，这种农村公社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二，为了让俄国农村公社积极影响最大化，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8可见马克思是相信俄国公社的生命力以及它将给俄国社会发展带来一场新的革命性的巨变。也就是说，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指明的发展道路。面对人所公认的俄国公社所面临的灾难和绝境，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甚至预见到了俄国革命。马克思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9恩格斯狭隘地将马克思所期待的俄国革命划定为俄国当时的第二政府（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推翻沙皇的革命，并且以这个革命的失败而认定马克思所期待的革命的失败。我们却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俄国后来发生的二月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马克思所预见要发生的“俄国革命”。对于这个问题的展开论证容本文在后续部分予以完成。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将俄国的农村公社看作俄国社会的重要经济成分。现在我们再来看许全兴教授是怎样论证自己的观点的。在许全兴教授看来，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立场鲜明地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0那么，许全兴教授是怎么解读对于这里所说的“俄国”这样的明确表明俄国社会寓意的提法的呢?许全兴教授直接宣布：“我们若不拘泥于个别词句，而是联系马克思的整个复信初稿看，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俄国，实质上是指‘俄国的农村公社’而不是指整个‘俄国社会’。”21我们看到许全兴教授在这里做了极其简单的和粗暴的处理。首先许全兴教授宣布第一条规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俄国”=“俄国的农村公社”；其次许全兴教授又宣布第二条规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俄国的农村公社”≠“俄国”；最后许全兴教授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只能理解为俄国的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不能理解为俄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这就是许全兴教授的全部逻辑!许全兴教授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自我否定。在许全兴教授的这篇文章的稍前一点，许全兴教授曾经说到：“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无疑包含着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经济仍不够发达的俄国可以搞社会主义。”22许全兴这里明明是在说，“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无疑包含着……俄国可以搞社会主义。”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有关文献中，俄国的农村公社确实是不直接等同于俄国社会，可是俄国的农村公社也绝对不是与俄国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的主体。许全兴这是想当然地随意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马克思的著作里的相关概念。在科学领域里，随意更改前人著作的原文，并以前人及其著作的权威地位来论证自己观点的做法，一直被认为是有悖科学家良心的不诚实行为。许全兴教授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敢于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曲解，并用被自己曲解以后的马克思著作证明自己否定马克思理论的观点。不仅如此，他竟然还教训别人。许全兴教授说：“针对一些人误解、曲解马克思著作这一情况，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塞进去’”。23许全兴教授这不是贼喊捉贼吗?许全兴教授在这里对于马克思著作中不符合自己需要的地方，就是采取所谓的“不拘泥于个别词句”。这样才能够勉强维护自己的结论。许全兴教授引证恩格斯的那段话，恰恰是恩格斯批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贝林时的一段话。斯蒂贝林在解答恩格斯提出的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不仅不违背价值规律相反要在价值规律基础上来形成这个价值转形难题时，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捏造固定利润率。乔治·斯蒂贝林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愿来强行解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此恩格斯严厉批评道：“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塞进去”。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许全兴教授在利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这一重要文献时将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在这里他却又拿出恩格斯反对随意将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的批评文字来为自己辩护，这真是一出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戏剧!

三、跨越资本主义整个阶段、某些阶段，还是爬行资本主义道路?

人们对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形成了种种错误的认识。例如人们往往只重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数量关系方面，而忽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根本性质方面。许全兴教授在大量地援引马克思的原话以后说：“马克思的回答表明：世界各国由于情况不同，不必都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各阶段，有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国‘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与‘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有的论者没有注意两者的区别而将它们混为一谈，无意之中以前者来取代后者。”2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许全兴教授同意说世界范围内有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某些阶段的说法，但是，许全兴教授不同意说世界范围内有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阶段的说法。许全兴教授所谓的“以前者来取代后者”，就是说主张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人，依据资本主义某些阶段可以跨越的事实，就错误地得出结论说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都可以跨越。按照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个阶段是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如果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某些阶段，这些阶段就其自身的性质来看根本不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质规定性，那么，这种所谓的“不经过”，或者“跨越”，就不能叫做真正意义上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有我们“不经过”或者“跨越”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某些阶段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规定的时候，这种“不经过”或者“跨越”，才叫“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里涉及究竟什么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问题的也不只是许全兴教授一个人。甚至我们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恩格斯的表述如下：“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25在这里恩格斯把跨越的主体定义为刚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保全了氏族制度的落后国家，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开始界定在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并不认为俄国或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存在可能的。还需特别指明的是，恩格斯缩小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避免相应需要遭受的资本主义制度灾难。恩格斯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避免的灾难仅仅规定为“开辟资本主义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那么，马克思所谓的俄国或者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要避免的灾难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马克思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6马克思试图为俄国指出另外的一条发展道路。马克思说：“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27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引证这位俄国学者和批评家也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来进一步强调并佐证自己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是不以“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相反认为“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可见，马克思一直主张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张俄国公社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既要避免资本主义在其初创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不足而走曲折道路所带来的苦难，也要避免资本主义正常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给工人阶级所带来的苦难。而恩格斯则仅仅强调，俄国公社可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开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痛苦。综上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跨越理论的认识是有片面性的。事实上，马克思强调俄国或东方国家可以径直走向作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趋势的那个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倾注毕生心血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要义在于跨越，在于支持不发达国家摒弃对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教条主义的理解，走爬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俄国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并不是说俄国不能有任何的资本主义发展。赵家祥就是简单以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否定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革命。赵家祥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家，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跨越’的问题。……既然俄国在革命前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28问题是马克思并没有为自己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置这样一个准入门槛。“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9马克思的这段文字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首先马克思已经知晓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次，在已知俄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提条件下，探讨俄国怎样走出一条突破西欧资本主义现有发展道路轨迹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因为俄国已经不是纯而又纯的“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就认为俄国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恰恰相反，马克思就是在明明知道俄国已经不是纯而又纯的“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知道俄国已经逐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条件下，探讨如何改变通向资本主义曲折发展道路的捷径——直接向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所趋向的新的社会形式过渡。可见，不是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了，它就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说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有一个前提条件：革命前的国家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赵家祥教授将一个不属于马克思的所谓前提条件强加给了马克思，并用这个前提条件否定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赵家祥的这一理论“创新”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不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自信。另外，赵家祥对于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利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有狭隘的偏见。赵家祥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在西欧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它们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30俄国和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已有的时代成就而仅仅是“依靠本国的力量”，这显然是一个思路狭隘的结论。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论述俄国公社利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呢?马克思说：“如果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否定这种可能性，那么，我就要问他，俄国是不是要经历资本主义及其生产的孕育期?”3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畴。只要俄国不再从头去重新发明蒸汽机，不再从头走蒸汽机发明的道路，而直接来用蒸汽机的发明成果，那么，俄国就可以说是吸收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而在赵家祥看来，只要没有见到英法给俄国提供人力和物力的物质实体的支持，那就是俄国没有继承英法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这显然是错误的和狭隘的。为了证明中国革命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赵家祥甚至将中国革命前的旧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赵家祥说：“确认旧中国是一个既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兼有资本主义属性的二重性社会形态，肯定它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就说明旧中国已经不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具备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条件，因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32毛泽东同志将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中国社会概括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在理论界没有任何异议。我们不知道赵家祥为什么可以这样轻率地下结论!

因此，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意味着跨越资本主义全部发展阶段或者跨越资本主义的若干主要发展阶段。经历了资本主义一定程度发展的东方落后国家，由于它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所以它可以继承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时代成就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

四、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个别结论，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命题?

学术界有人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看作是马克思晚年的一个“设想”。陈文通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一文中说：“马克思关于‘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完全同当时俄国的农业公社这种特殊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土地公有制）相联系的，只有这种形式才具有‘不通过’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以小私有制为基本形式或者为主体；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支配地位，就根本没有‘不通过’的可能性。”33在这里我们发现：第一，陈文通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界定为“设想”。第二，陈文通认为马克思的这个“设想”是根据俄国当时（1881年）俄国农业公社的社会形式而设定的。只有当时的俄国农业公社有实现跨越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上俄国农业公社在当时也没有实现这种“设想”。第三，陈文通强调不属于俄国公社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其他任何社会形式，没有实现这种“设想”的可能性。在其文章的列举中都能够得出马克思为其设定的实现“设想”的社会形式，没有实现马克思的“设想”，而其他社会形式都不符合马克思“设想”的实现主体条件的结论。因此，陈文通实质上是在说，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一种从来就没有实现，而且今后也不会再有实现的可能性的“设想”。这样的“设想”对于知识界来说就是空想。

陈文通继续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东方落后国家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事实上，包括俄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马克思的上述设想并无直接联系。……当代社会主义的出现，既不是马克思这一理论设想指导的结果，也不能验证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设想是否正确。”34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真的是应该被我们遗忘的空想理论吗?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的空想、设想，还是马克思认真进行科学研究所得到的科学研究结论?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3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给俄国人指出的不爬行欧美资本主义道路，要走一条创新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道路，这是马克思经过周密且详尽的专门专项钻研而得出的科学研究结论。有人说马克思为了给维·伊·查苏利奇写复信，马克思曾经写了四份草稿最后才形成了一份正式稿。与前面写的第一、第二、第三份草稿相比，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正式稿很简短，马克思对于问题的说明留有很大的余地。有人说马克思谨慎地回答问题甚至没有那么明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以此来否定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进而俄国社会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科学结论。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强调马克思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强调马克思以科学的态度谨慎地回答问题，这些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怀疑马克思的理论结论就是错误的了。就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最终定稿中，马克思明确说：“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36在这里马克思说明了他回答这个问题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过程。然后马克思以简短而又凝练的语言陈述了自己的结论：第一，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第二，农村公社发挥这种作用的条件是要消除从各个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的影响。有人认为这里的第二点是马克思回答这个问题时打了“折扣”。我们认为不应该这样来认识。这里的第二点，实际就是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所说的“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37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作用是这样认识的：“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38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所说的“俄国革命”做了很狭隘的解释。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恩格斯是怎样误读马克思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1877年马克思写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时候，俄国沙皇政府与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并存。相较沙皇政府，后者在不断发展壮大，就此势必会一举推翻沙皇政府。恩格斯断定，马克思将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战胜沙皇政府看作是“俄国革命”。马克思相信这一事件会很快发生，所以马克思才相信俄国农村公社会迎来俄国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推翻沙皇政府，以及由于俄国剧变所引起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马克思才下结论说俄国农业公社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光明前途。恩格斯用沙皇政府战胜了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的事实否定了马克思的结论。恩格斯认定“俄国革命”没有发生，俄国公社就只有一种命运——迅速解体。这就是恩格斯最早否定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全部论述。39我们认为这是恩格斯对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误读!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马克思怎么能那么轻率地把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俄国革命”的推动者呢?马克思为什么就那么愚昧，被一个俄国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强大的假象所蒙蔽呢?如前所述，参照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曾经所说，恩格斯将“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的俄国革命界定为马克思相信当时俄国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与恩格斯自己也相互矛盾。我们可以回顾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时对于正义者同盟的改造过程。那时正义者同盟成员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条件就是正义者同盟必须停止恐怖活动。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恐怖主义的态度。怎么能说马克思后来将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到恐怖主义的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身上了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的问题涉及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精髓的问题。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精髓不在于跨越的主体是俄国的农村公社还是俄国社会生产的其他组织形式，而在于社会在任何形式上的跨越式的发展道路。从这样的意义来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精华就在于跨越历史阶段性。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是有自身形态演进规律的，是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和某一个具体的民族而言，却要根据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发展道路，从总体上来看都必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这个总的趋势。有的国家和民族，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部分，完全可以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但是从其民族自身来看是跨越了某些发展阶段的发展道路。因此，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跨越性质。如前所述，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40因此，我们说，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讲可以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意。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俄国革命。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俄国又没有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这样的国家，同样有可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发展。事实是1917年二月俄国发生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以后没有在俄国经历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1917年十月又发生了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到挽救俄国公社、挽救俄国社会命运的“俄国革命”呢?理论来源于实践，我们的理论家为什么不能用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样两个性质不同的相互联系的两次革命，去解释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挽救俄国公社的“俄国革命”呢?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俄国革命”和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我们就能够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来解释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

在这里最大的障碍就是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条件的理论。在关于俄国公社命运和俄国社会革命条件问题上，在国际范围内，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一致有所察觉。例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各形态〉导言》译文中说：“使人感兴趣的是，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的观点有点出人意料地倾向民粹派的观点。民粹派认为，俄国村社能够提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无须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先使之瓦解。这个观点并没有遵循马克思早时期历史思想的自然倾向，它没有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民粹派的论敌）所接受，也没有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总之，它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也许马克思在起草证明这个观点的理论时所遇到的困难正反映了他的某种棘手感。这与恩格斯在几年后讨论同一论题时鲜明而光辉地回复马克思主义基本传统——以恢复支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行动形成鲜明的对照。”41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已经阐述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是严谨的。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恩格斯为什么没有领会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精神实质。

恩格斯在写于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对于马克思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进行了观点介绍。从恩格斯的这个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没有抓住马克思这封信的根本。恩格斯介绍了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将俄国自由派的错误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好像马克思也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处于1877年前后一段时间的俄国最迫在眉睫的是消灭农民公社所有制以及加快建设资本主义进程。恩格斯还介绍了马克思面对如下问题所表明的态度：“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恩格斯说从马克思的语气可以断定马克思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恩格斯还介绍了马克思的明确态度：“为了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恩格斯甚至还介绍了马克思揭穿他的批评者所犯错误的具体论述：“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最后恩格斯宣布“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42恩格斯在这样多的层次上具体介绍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但是恩格斯还是有所遗漏，而且是把马克思这封信中最重要的思想给漏掉了。恩格斯十分关注马克思对于俄国公社的命运和前途的论述，但是恩格斯却没有把握住这封信的精神实质。那么，马克思这封信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精神实质在于反对历史唯心主义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教条主义。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43马克思强调的是不能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作为一个公式或模板化，更不能用这样的公式或模板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中去套用。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最后马克思重申：“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44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或规律的理论。人类社会发展总体上是沿着唯物史观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的。然而，对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的某一局部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来说，对于它的社会历史发展我们必须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反对将唯物史观作为一把万能的钥匙，用它一劳永逸地解决具体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已经由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全人类经历了，那么，人类社会的其他部分例如俄国，就不必再尾随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地经历同样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跨越，在于反对爬行资本主义道路。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说成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及给俄国公社做出的示范。恩格斯说：“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45没有西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示范，其他国家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这是明显违背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在恩格斯那里，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走共产主义的道路给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展示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样子，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才能选择走共产主义道路。在马克思那里，西欧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之中就足以使其他没有走进资本主义或者没有完全走进资本主义的国家，反思资本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与合理性问题，就足以警示其他国家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选择走新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马克思为什么不认同俄国农村公社必然灭亡的说法呢?马克思说：“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的存在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46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马克思是对的。对于恩格斯的条件论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予以否定。

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习近平与跨越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不是也像其他科学一样，可以代代相传并且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和发展的大问题。赵家祥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一文中首先批评理论界，“不去认真、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而往往是根据现实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需要，甚至根据长官意志或个人的主观愿望去注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我所用地解释他们的著作，形式上似乎是‘我注六经’，实质上是‘六经注我’。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造成诸多误解或误读的根本原因之一”。47赵家祥教授这里对于某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人随意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迎合某种现实需要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不仅赵家祥教授写作此文的时候有人随意篡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而且今天也有一批人根据时局需要不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始论述随意篡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的原意。这是十分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必须肃清这种不良的学风和作风!但是，我们不得不提醒读者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赵家祥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解释是不是也有出于某种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或其他需要而随意解释的倾向呢?第二，赵家祥教授提出的所谓新的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解释态度到底是不是科学的呢?先说第一点，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本来就是对于20世纪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探讨的理论，因而是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科学理论。但是，赵家祥教授不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深刻地挖掘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本质，而是相反，主观臆断地给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附加上了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条件下的国家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对于这个前提条件是怎样被赵家祥附加给马克思的，赵家祥又是怎样以这个附加到马克思名下的所谓前提条件否定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性质的，对于这个问题本文第三部分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现在我们再来说第二点。赵家祥教授说：“我认为，应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解释他们的思想，揭示出他们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意蕴，而不要用他们根本没有见到和想到的后人的实践去解释他们的思想，更不要把后人的思想强加在他们头上，也不要用后人的思想牵强附会地解释他们的思想。这是防止误解或误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主要方法，也是本文采用的方法。”48赵家祥这里所阐述的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吗?不“把后人的思想强加在他们头上”、不“用后人的思想牵强附会地解释他们的思想”，这当然是必要的，是任何一位有科学良心的人对待前人研究成果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不“用他们根本没有见到和想到的后人的实践去解释他们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吗?不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他们身后的社会实践相联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用他们之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去加以检验，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被束之高阁!我们认为，赵家祥教授是从反对后人随意篡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一正确道路走向了反面，走到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作是背离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大道的僵化和静止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的思想，要不要由后人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要不要根据后人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原则性问题。1998年，赵家祥教授在《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一文中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而无产阶级革命将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发生的思想，是列宁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不能把列宁的思想加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49 2007年赵家祥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一文中再次说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并且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发生和取得胜利的思想，是列宁在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不能把列宁的思想提前30多年而加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50不能把列宁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也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强加到列宁头上，这都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是马克思，列宁是列宁，赵家祥教授在这里甚至否定马克思晚年曾经探讨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尽管赵家祥教授在口头上也声称“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跨越’思想紧密相联，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51但是，赵家祥教授极力否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探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说的思想理论渊源。赵家祥教授说：“在我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不是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关于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证实，而且与他们当时的设想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因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与胜利，根本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之中，所以不能把它们主观地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52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甚至都不能将其与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相联系。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之境遇呢?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思想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实践的检验。问题是，我们要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对待实践检验。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经过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在恩格斯所说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即在没有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给这些国家以支持和做出示范的条件下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我不知道我们的理论家为什么不肯动摇对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条件论的信仰?不动摇恩格斯的这个条件论，就不能为现今地球上所存在的任何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同时，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在高歌猛进地向前发展，这些国家革命前都处于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又都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正好与马克思发表俄国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时俄国社会的历史条件相吻合。不知道我们的理论家为什么又偏偏要以革命前的社会必须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这个条件拒绝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又要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样建设的社会主义就很容易被说成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以后人类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实践的发展，坚持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界定为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

赵家祥教授强调“不能把列宁的思想加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和相同之处”，53然而，列宁自己却不是这么看的。列宁晚年在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进行说明时，把自己的思想根源归结到马克思的影响上。事实上，列宁在自己的理论创作中确实经历了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俄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历程。首先是十月革命发生以前，列宁面临和民粹派进行论战的任务。在论战过程中列宁阐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证明俄国市场和俄国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这证明了俄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其次是十月革命发动和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回应国内外质疑俄国十月革命的合理性的挑战。《四月提纲》为什么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归根到底还是列宁主张在二月革命胜利以后，“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立刻“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在这里，列宁就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论点，不主张俄国再有一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普列汉诺夫说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在说梦，但是《四月提纲》所规划的俄国革命道路在列宁领导下却在俄国化为了现实。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辩证法说明俄国十月革命是符合革命条件理性的革命。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中说：“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54列宁这里所说的马克思1856年的通信，是指马克思于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里，马克思说：“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55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56正因为列宁从革命的辩证法思想方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有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列宁便不失时机地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四月提纲”，并于十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列宁对于俄国革命是否具备基本条件的两个方面的论述?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论证俄国十月革命，还是以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的观点来论证俄国十月革命?我们认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运用《资本论》所阐明的一般原理，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列宁的这一理论只证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俄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长以及他们深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和苦难，只是说明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存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当然，列宁通过分析俄国的统计资料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57列宁运用统计数据得出这一结论，但是列宁当时并没有把这种现象的深刻原因概括出来。事实上，仅仅用俄国国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是无法说明俄国为什么可以率先实现“剥夺剥夺者”的。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最核心的关键思想在于，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正因为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才能作用到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因此，导致俄国社会矛盾激化是有俄国社会的国内矛盾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矛盾双重原因的，矛盾运动过程和矛盾尖锐化不可避免地就会导致战争爆发。这样，列宁的革命辩证法理论就有了马克思关于欧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的理论基础。列宁认为，“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方正在进行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纳入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加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58列宁运用革命辩证法理论说明俄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为什么可以相继发生，而不必经过类似于西欧的完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列宁是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论证了俄国社会可以跨越西欧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发展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理论。

将列宁的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可以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看作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将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看作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实践成果，这是在当今世界历史条件下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艰难一步。有了这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有了苏联的血脉传承；有了这一步，也才能续写上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族谱。现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地企图通过切断后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继承关系，把列宁斯大林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即“苏马”妖魔化为“非马”。毋庸讳言，“苏马”后来被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歪曲背离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列宁斯大林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就等于切断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源和命脉。

现在我们看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对革命前旧中国的社会及性质及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59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60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61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些理论论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绝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的。然而，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理论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内在思想联系还需我们做进一步的梳理。首先，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些论述，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始终把中国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旧中国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危机之中予以分析。这样，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是单纯作为人类社会五大社会形态中的一个阶段的封建社会了。在论述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时候，马克思反复强调“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62为什么俄国的农村公社一经被确认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俄国的农村公社就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优越性呢?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有一个重要命题即民族的也就是全人类的。既然人类社会此前有了以英法资本主义生产为典范的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生产、工业无产阶级的成熟等），那么，俄国就有了可能继承的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成就，俄国就可以继承这些时代成就继续前进。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的民主革命相区别的“新”的因素的说明，以及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分析是高度一致的。其次，毛泽东同志是从列宁的革命的辩证法来阐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些都是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四月提纲》的观点。不可否认，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理论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同志没有机会读到马克思这一方面的原始论述。但是，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了自己的这种思想是受到斯大林的著作的启发。63毛泽东提到的斯大林阐述这一问题的文献有《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是以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新纪元作为立论基础的。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世界上各个民族的解放运动还不是世界性的，民族自决权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的，而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从此世界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问题就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民族解放运动由于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能够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不仅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体现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也是体现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大纲领中“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没收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资产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很明显地超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把这三大纲领综合起来进行考虑可以发现，三大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联合各革命阶级取得了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完成了土地革命，顺利地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年底，我们党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虽然中间也经历了若干曲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业化体系建立起来了。可见，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成功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关于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跃升理论的成果。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列宁一国胜利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列宁的一国胜利说是对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东方落后国家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是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分析世界历史和东方落后国家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不是什么唯物史观出现了例外。有人一方面将唯物史观教条化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公式，另一方面又借口用这种一般公式套用东方落后国家出现了例外，由此提出要改造和重塑唯物史观，这是十分荒谬的。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过程中，各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必然会面临由于两种制度并存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共产党也要领导人民进行相应的战略转变和战略调整。十月革命以后，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问题以后，列宁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了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调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定的经验教训以后，在遇到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复杂情况时，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转变和战略调整。在极端不利的国际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坎坷，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挑战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向前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方式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搞彻底的市场化、彻底的私有化，跟随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走它们走过的道路?或者走什么既不同于前者也不同于后者的所谓中间的过渡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刚刚开过，习近平同志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习近平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64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全面的变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65。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的跨越性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在思想理论建设上，更加突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同志率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通过集体学习，又重温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又重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任务。在党的建设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坚持从严治党，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又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作为眼前目标。在继续深化改革进程中，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二者的关系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如何认知这两个发展阶段关系的问题上，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如何认识和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率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求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动摇，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09/29/content_5228629.htm。

2.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3.孟庆仁：《“（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4.孙来斌：《“跨越”论驳议之驳议——与孟庆仁先生商榷》，《理论学刊》2000年第5期。

5.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6.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

7.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7页。

8.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9.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1页。

11.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12.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13.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14.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15.许全兴：《请不要误解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析》，《理论前沿》1996年第18期。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17.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3页。

18.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9页。

19.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6页。

20.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5-436页。

21.许全兴：《请不要误解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析》，《理论前沿》1996年第18期。

22.许全兴：《请不要误解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析》，《理论前沿》1996年第18期。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24.许全兴：《请不要误解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析》，《理论前沿》1996年第18期。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02-50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2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29页。

28.赵家祥：《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29.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30.赵家祥：《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31.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32.赵家祥：《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33.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34.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反思》，《社会主义论坛》1996年第4期。

35.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9页。

39.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06-507页。

40.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7页。

4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各形态〉导言》，载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4-2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0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00页。

46.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2页。

47.赵家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48.赵家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49.赵家祥：《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50.赵家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51.赵家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52赵家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53.赵家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54.《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89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8页。

56.《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5页。

57.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58.列宁：《论俄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91页。

59.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60.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7页。

6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0页。

62.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二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6、465、466、472、479页。

6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9页。

64.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6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7-11/01/c_1121886256.htm。

[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丁堡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泽，吉林省梅河口市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