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林怀艺 王越

摘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晚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国际共运“顾问和领导者”的使命，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展国际共运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确立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历史趋势作出科学判断；深入探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相关问题；矢志不渝追求共产主义，展望未来社会的阶段和特征；高度重视加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领导建立第二国际，提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准则；加强国际共运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恩格斯晚年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为国际共运的再度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晚年恩格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称“国际共运”）承载着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者为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的历程。国际共运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开创和推进的，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晚年义无反顾承担起国际共运的“顾问和领导者”的职责，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展国际共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仍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为国际共运的再度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确立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一定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总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的，而思想理论也需要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大浪淘沙中接受检验。国际共运的内涵决定了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主义，恩格斯晚年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出于警惕个人崇拜和自己的学说被歪曲、被乱贴标签等考虑，而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马克思逝世后，各国工人政党的理论家、活动家越来越多从正面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从1886 年开始，也接受并使用“马克思主义”，随后这一概念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采用，成为国际共运的鲜明指导思想。为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完整性，恩格斯完成亡友未竟的事业，克服重重困难，担负起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浩繁工作，从而使“工人阶级的圣经”得以全部面世，使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列宁曾借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一句话评价到，恩格斯做这件事情，“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恩格斯还敏锐关注处在两个世纪之交的时代风云变幻，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从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始终面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艰巨任务，正如恩格斯所说，他和马克思“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恩格斯晚年在同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作斗争中，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循，在国际共运中，“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第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而要“根据原著”，尽管前者的确要容易得多；第三，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实用的方法”，它必须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加以运用，而不能当作裁剪历史事实的公式，否则即便口头声称在搞马克思主义，也会出现“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情形；第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绝对不能像机会主义者那样“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将来”。如果背离上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哪怕动机再“真诚”，愿望再善良，意图再美好，也会使国际共运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绝不做沽名钓誉、损害亡友声誉的事情。恩格斯多次表示，马克思始终是“第一小提琴手”，而自己只能“拉第二小提琴”，他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威望的维护，于私而言，使得他们的友谊“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于公而言，则捍卫了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为各国工人政党结合本国特点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提供了清澈的理论源头。

二、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历史趋势作出科学判断

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在恩格斯晚年，“随着新的世纪的临近，一切条件都在变化”。恩格斯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共运带来重大影响，因而他非常重视研判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特点和趋势，努力使自己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首先，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阶段，却看到垄断代替自由竞争的趋势正在到来。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注意到股份公司这一新事物，恩格斯则看到在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像卡特尔、托拉斯等新的工业企业的组织形式层出不穷，它们“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这种情况下，历来受人们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恩格斯以英国联合制碱托拉斯为例，指出在这个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这种趋势在商业、银行业和农业中同样存在。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交易所的作用越来越大，恩格斯指出全部生产和全部流通都将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从而使交易所“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最突出的代表”，而作为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所有者的金融家权势大增，以至“现在所有政府完全被金融家和交易所收买而从属于他们”，与此同时，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他们厌烦营业活动，“只想悠闲自在，或者只揽一点像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已初现端倪。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终于代替自由竞争并占据统治地位，列宁评价恩格斯的预见“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而这一点正是列宁在恩格斯逝世后思考俄国革命和国际共运的重要逻辑前提。

其次，恩格斯既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自身范围内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也强调历史趋势不可扭转的法则。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只有通过《共产党宣言》早就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恩格斯在考察垄断现象时，就将生产、资本、管理等的集中与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联系起来，认为其“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又指出，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在这里，两个“没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在自身范围内所作的调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自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而，恩格斯强调，工人政党应该“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再次，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展所带来的作用进行了冷静的剖析。世界历史、世界贸易、世界市场等，都是随着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展开而不断推进的。恩格斯晚年，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得人们面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大了，视野变开阔了，恩格斯说，如果古代世界的主宰是神秘的劫数，那么，“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命运、天意，这就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一方面，恩格斯指出，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资本在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和领域找到了投资场所、投机活动，因而资本主义危机得以延缓，不能不说“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恩格斯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其中之一就是“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造成无出路状态，“这种无出路的状态，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寻求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境 ”。总之，在恩格斯看来，世界市场的扩大导致资本主义危机周期的变化，尽管出现了缓解危机的因素，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而且在事实上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特大危机或未来危机，因而资本主义是一个终将消逝的经济阶段。

最后，恩格斯还客观指出，同早期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变得文明和讲道德，不但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那些偷偷摸摸的互相竞争办法，那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方式等越来越不合时宜，而且工厂主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罢工的力量和价值，呼吁劳资和平协调，这些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恩格斯认为，新变化虽然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困苦，但也要看到所谓的“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都不过是资本家为加速资本积聚、“大展宏图”、压垮小竞争者而采取的手段，工人阶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出卖劳动力、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因而“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再次指明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

三、深入探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相关问题

开展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共运“命中注定”的事情。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要不要革命、联合谁革命、采取什么样的革命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希冀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

首先，恩格斯再次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尽管共产主义不仅面向工人阶级，而且旨在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但是，“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

恩格斯通过原始基督教同现代工人运动的比较，指出尽管这二者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但基督教诱导人们在死后的彼岸生活、在天国中寻求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會改造中寻求”，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行动破旧立新，才能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开辟道路。

其次，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他强调，农民是影响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因素，工人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的一股力量”；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应当区别对待小农、中农和大农，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待人数众多的小农，要充分考虑到他们兼具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既不能迁就他们对保护小农所有制的诉求，也不能采取强制剥夺的办法，而是通过“启发农民懂得政治问题”引导他们认清历史的必由之路，通过提供示范和社会帮助等方法，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和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共同奋斗，后者“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律师、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

再次，冷静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变”与“不变”。对无产阶级来说，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夺取政权这一最近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恩格斯晚年之所以更加重视合法斗争、和平手段，主要原因有：一是1848年的斗争方法，也就是“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被历史证明是不对的，而后来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反对一切合法斗争、煽动群众脱离实际搞冒险活动的行为，表面上勇气可嘉，实际上却可能使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二是随着普选制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工人获得选举权，特别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恩格斯指出，选举权的好处很多，可以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增加对手的恐惧、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宣传、密切联系群众、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等，因而对这一“解放工具”“崭新的斗争方式”一定要用好用足；三是同暴力革命相适应的街垒巷战，正在随着19世纪中叶后城市改造使街道变得“又长、又直、又宽”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恩格斯说：“实行突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总之，在不损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运用选举权、和平手段开展斗争，让合法性为工人政党效劳，是工人政党必须认真把握的策略，一味否定合法性只能是傻瓜行为。

作为清醒的革命者，恩格斯的策略转变与右倾机会主义者鼓吹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谬论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恩格斯看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革命的形式、手段、策略可以改变，但革命的权利不能丢失。恩格斯指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所以，淡化暴力革命不等于完全撇弃暴力革命。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是“革命者”“颠覆者”，至于用合法手段还是不合法手段、颠覆手段，那要看统治者的行动，工人政党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如果统治者破坏契约，那么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工人政党也就不再受约束。恩格斯告诫工人政党，一定要看到议会作为“富人的俱乐部”的本质，一定要放弃无条件守法的幻想，因为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是“不恰当的”“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可以预料，统治者在社会主义高潮的压力下，在工人政党取得议会多数之前，十有八九的前景是他们会首先使用暴力来对付工人政党，“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社论中通过断章取义的摘引把恩格斯描绘成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的时候，恩格斯强烈要求《新时代》还原他的论著——《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本来面目，“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恩格斯坚信，尽管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勝利更彻底和更巩固”。

最后，恩格斯还提出了利用战争形势推进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当时，他目睹资本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宣传和扩军备战行径，预测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激烈”的世界战争正在来临，尽管无法预料这场战争如何了结，但“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恩格斯指出，工人政党对待战争的态度，在战争爆发前主要是开展反战宣传和斗争，一旦战争爆发，就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从根本上铲除战争的根源，最终摆脱战争。恩格斯通过对时局的研判，曾寄希望于俄国发生社会革命，认为其有助于消除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助力西方“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他还指出，如果俄国同法国联合起来战胜德国，出现“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么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而“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恩格斯并号召各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争取和平。列宁称赞恩格斯的“天才的预言”使得工人政党和革命者“有一切根据来极其坚定地和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

四、矢志不渝追求共产主义，展望未来社会的阶段和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的飞跃，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但这决不影响恩格斯在晚年坚守“两个不可避免”的信念，并结合新的思考对未来社会的阶段和特征做出新的判断。

共产主义是国际共运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恩格斯一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矢志不渝，而绝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到了晚年滑向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典型的论据是，当1894年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新世纪》周刊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就是摘出《共产党宣言》中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话作为答复的，他说，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自由人联合体”既不同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虚幻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冒充共同体”，它意味着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而这只能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然而实现共产主义却是一个很长的实践过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需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及对过渡时期的时间估计过于乐观，但他也意识到这些任务的艰巨性，指出关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不可匆忙作出结论。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在本质上就是像巴黎公社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由人民当家作主，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恩格斯特别赞赏巴黎公社在公务员队伍中实行的选举制、撤换制、普通工人工资制，认为这些举措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从而“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恩格斯没有拘泥于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模式，而是通过对共和国和君主国的比较，认为民主共和国不仅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得统治的形式，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贡献，被列宁誉为这一方面的“最高成就”，至今对共产党人治国理政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恩格斯认为，从不断发展的角度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而他同马克思一样，对未来社会的特征的预测非常谨慎，反对沉迷于对未来社会的“详细情况”的设计。恩格斯反对把什么最终的规律强加给人类，他反复强调：“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关于未来社会的特征，恩格斯一如既往，强调“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而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这一思想，同样彰显着国际共运“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不变初心。

五、高度重视加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

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离不开本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而这样的先锋队只有加强自身建设，才能在关键的时刻真正发挥作用。19世纪70年代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在相对和平的环境及工人运动主要是横向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备受恩格斯的关注。

恩格斯高度重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问题。关于党的名称，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有伸缩性的名称”，因而各国党取名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尽管也“过得去”，但从最高理想的角度讲，“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当然，恢复“共产党”这个光荣称号的任务，最后是由列宁完成的。与党的名称相关的是党的性质，恩格斯强调，引导工人建党是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的“第一个步骤”，这样的党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恩格斯并不反对工人政党与其他政党联合行动，但这“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可以扩大，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党的性质又决定了党的纲领的严肃性，早在同马克思一起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恩格斯就强调工人政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是根据他来判断这个党”，恩格斯在1891年不仅顶住压力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而且利用巴黎公社20周年再版《法兰西内战》并作导言，还写下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些对工人政党的纲领摆脱右倾机会主义的侵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还从思想、组织、制度、作风、纪律、干部素养等方面，对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思考：思想上，就是上述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加入工人政党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应采取“加盐酸”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引导他们，由此才能真正建立党内和谐，而不是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组织上，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应像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通过民主制度安排，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党的章程先交付各支部讨论而后经党代会审查通过，同时，要维护党的统一，不能不加思索采取“开除”“赶出去”等极端做法，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不能为了所谓的统一而“牺牲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制度上，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遵守章程，按时召开代表大会，“这样做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作风上，恩格斯强调党内要容许自由讨论和批评，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而且还因为批评、争论是工人运动的基础和要素，“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纪律上，恩格斯强调“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正是“铁一般的纪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工人政党能够度过艰难、取得胜利。此外，恩格斯认为党的干部是党员的“仆人”，即便身居高位“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恩格斯还对党的干部素养提出很高的要求，他在批判“青年派”成员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时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这些谆谆告诫，成为国际共运引导党的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指南。

六、领导建立第二国际，提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准则

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不但要在本国建立自己的工会和政党，而且还要恪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理念，加强国际团结。恩格斯晚年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促成第二国际的成立，恢复各国工人之间曾一度中断的联合，使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起初认为建立类似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尚不具备条件，理由是“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到了19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和机会主义派别（如英国工联、法国“可能派”）对国际工人运动主导权的争夺，恩格斯“像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促成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89年召开，创建第二国际，从而恢复了各国工人之间曾一度中断的国际联合。尽管第二国际在组织上采取比较松散的形式，但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它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基础”，从而促进了加入其中的政党、团体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团结。第二国际成立时决定将每年的五月一日确定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斗争的节日，1890年，欧美工人第一次在“五一”举行群众性游行示威，恩格斯在伦敦目睹这一盛况，激动地说：“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1893年，恩格斯应邀参加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他再次动情地说：“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联合，始终满怀期待，并亲力亲为推动这项事业。

国际主义理念与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是否存在矛盾？恩格斯指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就是说，国际主义原则是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统一，各民族的国际合作发生在平等者之间，以每个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当家作主为前提，否则就“既不可能由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实行的和睦与自觉的合作”。恩格斯并不否认某个工人政党在一定时期走在国际共运的前列，但是当法国工人党自以为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者”作用的时候，恩格斯坚决反对，他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所有国家的运动不可能都采取统一的形式，因而“任何一次国际行动，都必须就其实质和形式事先进行协商。我认为，如果某一个国家公开提出倡议，然后要别的国家跟着它走，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即便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人政党如果“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 。

七、加强国际共运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国际共运兴起后，透过历史进程、组织载体、人物活动等研究其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重要理论任务。恩格斯晚年非常重视对国际共运进行历史回顾和经验教训总结，有学者称他为“国际共运史科学的奠基人” 。

1884年，恩格斯率先使用“国际共产主义”的概念，称巴黎公社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19世纪90年代，他曾提出编写第一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设想和计划，这是因为，国际共运经过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从欧陆扩展到全球，从“幽灵”变成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且在建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维护劳工权益、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等方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以此促进国际共运的健康发展。恩格斯为此作了认真的准备。一方面，他写下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等，总结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及第一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的历史及其启示；另一方面，他利用新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国的社会主义》等出版的机会，更多的是利用先前著作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再版的机会，以序言、导言等形式嵌入有关国际共运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恩格斯秉持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确定的对历史文件“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的原则，因而序言、导言等就成为阐发新思想、新观点的重要补充，当然也偶有例外，如恩格斯在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写的导言中，就将原稿“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中的“劳动”改为“劳动力”，恩格斯解释说，“这个修改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恩格斯正是深谙剩余价值学说对于启迪无产阶级觉悟、推动国际共运的重要意义，才进行这个郑重的修改。此外，恩格斯还为威廉沃·尔弗、约·菲·贝克尔、肖来马等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谱写传记，从一个侧面展现国际共运曲折而又悲壮的历程。对那些歪曲国际共运历史的人，恩格斯坚决予以揭露，他借助原始文献，在《乔治·豪威尔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中揭露了乔治·豪威尔如何伪造第一国际历史的罪行，在《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中揭露了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声誉和破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诽谤，同时给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以沉重打击。

除了亲自带头之外，恩格斯还广泛动员各国党开展有关国际共运的研究。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人运动史，就是在他的关怀和鼓励下完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论家弗朗茨·梅林还出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成为该党的第一部党史。恩格斯还非常重视老近卫军战士即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他认为这样的回忆录是“出色的和生动的真正人民读物”，正因为这样他鼓励英国宪章运动领袖哈尼写宪章运动史，鼓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约·菲·贝克尔写德国工人运动的回忆录，鼓励巴黎公社战士写有关巴黎公社的回忆录。可见，恩格斯在指导国际共运研究的过程中，对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尤为关注，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国际共运的鲜明品格。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样会犯错误，遇到困难，恩格斯鼓励他们在这个时候不要灰心丧气，而要“记住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恩格斯指出，任何的大的社会机体“在一次大失败以后最好是好好想一想，承认自己过去的过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善于从亲身经验和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最快地取得教训”，努力使国际共运减少损失、保存实力并迎接振兴。

结束语：恩格斯晚年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

1891年，恩格斯在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的信中表示：“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直到晚年，他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为国际共运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共运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先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兴风作浪，第二国际破产，幸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领导俄国率先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际共运被推进到了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征程；然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20世纪的一道历史性难题，苏联模式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苏东剧变的悲剧。当前，尽管国际共运在总体上仍没有摆脱低潮的局面，但不论是执政的共产党还是非执政的共产党，都在通过自己的奋斗，同“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破产论”等作斗争，决心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遗志，开辟国际共运在当代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时代、实践和科学技术发展，深化了对恩格斯晚年关于国际共运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國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战略思维、世界眼光，认真学习、研究包括国际共运历程在内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关注当今国际共运的新发展新变化，对各国共产党人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言行予以坚定支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真履行与国情国力相适应的国际义务，等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晚年关于国际共运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正确处理与各国政党及国际共运关系的系列重要准则和制度。总之，恩格斯晚年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将在践行自己的初心、使命中，为国际共运的再度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介绍] :林怀艺，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越，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文章来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