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德国左翼党的嬗变——“全德党”及其困境

王军

在经过长达近20年(1989—2007年)的艰难转型之后,民社党(The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PDS)最终于2007年6月与“劳动与社会公正党”(Labour and Social Justice-The Electoral Alternative, WASG)联合组建左翼党(The Left Party)。新组建的左翼党绝不是民社党名称的简单改变,更不是左翼党/民社党(The Left Party.PDS)与劳动和社会公正党的简单加总,而的确成为一个在纲领、策略方式和组织成员等方面均与老党有重大差异的新党。那么,德国左翼党自2007年正式成立以来究竟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该党目前还面临着哪些问题和困难?笔者拟以左翼党12年间取得的选举业绩为切入点,对以上问题作一剖析。

一、12年的选举业绩

自2007年6月正式成立以来,左翼党在联邦议院、各州议会以及欧洲议会等三个层面的选举中,取得了稳定的业绩。

首先,左翼党利用2005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在正式成立之前进行了一次成功预演。左翼党/民社党提前与劳动和社会公正党结成临时战术联盟,3成功突破5%选票门槛,获得8.7%的选票,联邦议院席位由2002年的2个激增至54个。

在此后举行的三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左翼党保持了稳定的选举业绩:2009年大选,左翼党创造了该党史上最高得票率——11.9%,并在联邦议院中获得76个席位;2013年大选,左翼党获得8.6%的选票和64个联邦议院席位,从而成为联邦议院内最大的反对党;2017年大选,由于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异军突起(获得12.6%的选票和94个联邦议席),左翼党虽然失去了联邦议院最大反对党地位,但其得票率反而比上一届增加了0.6个百分点,达到9.2%,联邦议席也由64个增至69个。总体上看,在2007—2019年间举行的三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左翼党的得票率和联邦议院席位占比,均保持在8%—12%之间,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其次,左翼党始终致力于在西部各州实现选举突破。2007年5月13日举行的不来梅州议会选举对于左翼党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4这是该党(时称左翼党/民社党)首次成功进入一个西部州的议会,获得8.4%的选票和七个席位,而且首次得以在西部州议会中组成议会党团。从表1可以看到,在2007—2010年间,左翼党曾连续突破七个西部州,目前仅剩巴符州、巴伐利亚州和莱法州三个州尚未实现过任何突破。

从当前各州的选举结果来看,左翼党在柏林、勃兰登堡两州成为社民党和绿党的执政伙伴,在图林根州则首次成为州级执政联盟中的主要执政党,领导着与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红—绿”执政联盟。该党州议会党团主席波多·拉莫罗出任州长,创造了该党州级层面的最佳业绩;在不来梅、汉堡、黑森州、梅前州、萨尔州、萨克森州以及萨安州等七州,均突破5%选票门槛而成为议会中的反对党;在巴符州、巴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北威州、莱法州以及石荷州等六州皆因未进入议会而成为在野党。

第三,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左翼党以欧洲左翼党(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PEL)和欧洲议会中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党团(European United Left-Nordic Green Left,GUE/NGL)成员党的身份为依托,三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并取得了相对稳定的业绩。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7.5%的选票和八个席位;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7.3%的选票和七个席位;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5.5%的选票和五个席位。

在欧洲左翼党26个成员党中,就目前各党在各自国内的影响力来看,德国左翼党目前仅次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The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Syriza)、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Party of Communist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PCRM)和斯洛文尼亚左翼党(The Left,Levica)等。就欧洲左翼党各成员党在欧洲议会中的影响力来看,德国左翼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该党领导人洛塔·比斯基曾于2007—2010年间出任欧洲左翼党主席、2009—2012年间出任欧洲左翼党议会党团——“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党团”——领导人;欧洲左翼党现任主席为该党前任主席格雷戈尔·居西(2016年12月出任),该党的加布里尔·吉玛则接替比斯基成为欧洲左翼党欧洲议会党团领导人。可以说,在欧洲左翼党家族中,德国左翼党凭借其组织力量、选举业绩以及领袖个人声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德国左翼党在三个层面所取得的选举业绩表明,历经12年的嬗变,左翼党已经摆脱了早年徘徊在生存边缘的窘境,支持者基础得到初步巩固。种种迹象表明,该党已经赢得了“其选区内工人阶级、工会以及失业者和大型组织的支持,并被视为福利国家的捍卫者和社会公正的领导者”,由一个“边缘党”“地区党”嬗变为联邦德国政党体制内的一个正常的“全德党”。
    二、“全德党”与集体认同

左翼党原本并非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西部品牌”,更不是扎根于西德社会的有机产物。左翼党在东部各州取得的选举成就,表明该党首先是一个“东部利益”的直接倡导者,其前身在德国东部拥有牢固的社会文化根基,确保该党深深地嵌入德国社会之中,而这是其他政党梦寐以求却无法得到的。对于西德人来说,当年的民社党只是一个来自东部的不受欢迎的意外“闯入者”,但对于西德传统政党体制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闯入者”。

当然,左翼党最终成功跻身德国西部是以损失东部选民的支持为代价的。例如,在2017年大选中,该党在西部各州的支持率上升了2.5%,但该党在东部五个州损失惨重:勃兰登堡州下降5.3%,梅前州下降3.7%,萨克森州下降3.9%,萨安州下降6.2%,图林根州下降6.6%。造成这种惨败的根源在于,左翼党误判了选民对待移民和难民政策问题的态度。

作为一个崇尚社会主义原则的政党,“从逻辑上来讲,不能将自己局限于某个特殊地区,而必须成为一个全德政党”。作为一个“全德党”,左翼党不仅实现了党员分布在德国16个州的全覆盖,而且还成功实现了东西部地区党员人数多寡的结构性转换。

如图1所示,2007—2013年间,左翼党东部党员人数始终多于西部党员人数。自2013年开始,该党西部党员人数首次超过东部党员人数,而且呈逐渐上升趋势。在西部十个州中,党员人数最多的北威州,其党员绝对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东部党员人数最多的萨克森州。从西部党员人数占比情况来看,除2009—2012年间较为平稳外,在12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西部党员人数占比呈逐渐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41.7%升至2018年的59.4%,提高了近18个百分点。

这是该党组织力量的一种结构性变化,表明该党东部地区党员人数始终占据优势的局面已经发生了逆转。

不过,从整体分布情况来看,该党党员在各州的分布并不均衡,组织力量比较分散。而且,党员人口比过低,例如,党员人口比最高的勃兰登堡州,也仅为0.23%;而西部十州除萨尔州外,其他九个州党员人口比均低于0.1%。12这种状况难以提升政治动员能力并形成有效战斗力。

作为“全德党”,左翼党在成功实现东西部地区党员人数多寡的结构性转换之后,更需要认真解决组织内部的集体认同问题。

政党是政治史中的重要角色,如果想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就需要构建一种“集体认同(身份)”来增强党的凝聚力,而构建这种“集体认同(身份)”的前提是,党员和支持者群体必须拥有共同而持久的集体记忆。

然而,左翼党内部主要派别之间,并无值得珍视和回忆的共同而持久的集体记忆。实际上,自19世纪开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就已经发现,他们很难对一个其精英常常将他们边缘化的国家——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社民党遭禁长达12年时间(1878—1890年),希特勒德国则同时取缔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产生认同感。即便是该党内部各派均认同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统治以及东西德长达40年的分裂之后,也使这种集体记忆遭到割裂,甚至为纪念二人遭暗杀而举行的年度抗议活动竟然也成为各派冲突的根源。

二战后,德意志民族被人为地分裂为两个国家,制造出两种分裂的身份。1990年,两德又重新实现统一,再次人为地将相互隔离了40年之久的两种政治文化、两种身份合二为一。无论党员还是选民,在政治态度和文化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这种高度异质性的党员和选民,很难对“另一个国家”“另一半组织”产生情感依附。而且,从现有《左翼党联邦章程》的规定来看,虽然党内各派具有了合法存在的依据,但却无益于该党集体记忆的培养。

经过长达12年的整合,左翼党内原有的左翼党/民社党、劳动与社会公正党两翼之间的分裂线,逐渐演变为“基础派”(Fundi)与“现实派”(Realo)之间的分裂线。“基础派”对与其他政党结盟缺少兴趣甚至持反对态度;“现实派”则支持与其他政党结盟并主张通过温和立场实现改革。前民社党成员、前劳动和社会公正党成员、前共产党成员、前社民党成员、东部成员、西部成员,统统混杂在一起,这无疑增加了该党内部整合的难度。党内具有不同政治和社会根基的各种力量——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反全球化和反资本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工联主义者——虽然知道要共同反对什么,“但却尚未找到普遍认同的、具体的奋斗目标,因而缺乏集体认同感”。

成为“全德党”之后,如何填补“基础派”与“现实派”之间的裂隙、消弭党内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构建左翼党组织内部的集体认同,成为长期困扰左翼党领导层的一个难题。

三、“真空假设”与“左翼替代者”

“真空假设”(vacuum hypothesis)是解释民社党选举业绩在20世纪90年代末持续向好的一个比较流行的假设。它假定:当社民党和绿党右转时,民社党会在纲领和政策方面填补两党左侧腾出的意识形态“真空地带”,并利用其在全国范围的更大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来确保其占据德国政党体制中的左翼一极。

如今,这一“真空地带”已经向左翼党敞开。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如全球金融危机、难民问题、高失业率以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东西部选民的意识形态均出现轻度的左转趋势。在两大主流政党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新议题和各种冲突的同时,左翼党却有可能利用这种机会而成为受益者。由于成功吸纳了社民党中的左翼力量,左翼党极有可能占领社民党腾出的意识形态“真空地带”,但这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左翼党需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准确定位。

在2011年12月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左翼党自我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按照该党时任共同主席之一的葛塞恩·勒奇的说法,这一纲领的通过标志着该党创建阶段的结束。该党进入州市两级政府的记录表明,该党的实用主义方式如今已经形成了一种“政策目标”和“选票最大化”的战略。该党还提出了一种模糊的“新左翼议程”,开始强调平等主义和社会公正。左翼党不再像以往的民社党那样,被贴上极端的、共产主义的标签,其内部的争论也不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实践证明,左翼党已经从简单地废除资本主义转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最险恶的特征。

左翼党的成立标志着一种新的左翼政治力量——德国“第二个社会民主党”——正在出现。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社民党的左侧首次隐约出现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幽灵党”(the spectre of party)。当然,也使得社民党左侧首次出现了潜在的可供选择的双重执政伙伴(potential durable partner)。

左翼党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社民党不再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左翼政党。如果左翼党采取更左的立场,必然意味着在未来的选举中社民党左侧将面临一个重要的竞争者。尤其是左翼党在西部各州实现的突破表明,它决心要在全德建立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左翼替代者。毫无疑问,左翼党正在成为社民党的一个大麻烦,社民党不得不采取各种策略来应对左翼党的崛起,例如,在某些州选举中借用左翼党的宣传口号(如最低工资、降低公交票价格),在某些州提名具有左派倾向的候选人,中止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等。

实际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左翼党与社民党的关系是极为微妙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社民党支持率与左翼党支持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自2002年开始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见图2)

芬兰学者季默·埃洛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他指出,如果社民党与左翼党的支持率之间确实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如果提供一种清晰的纲领导致社民党支持率大幅上升的话,那么,左翼党的支持率将会出现剧烈下降。而且,事实上在德国东西部的确存在这样的选民群体,它是由从支持社民党的选民中分裂出来的遭遇社会不幸和被忽视的群体所组成的,极有可能成为左翼党的长期支持者。

作为联邦议院中三大左翼政党之一,左翼党拥有成为中左翼政党联盟成员的潜力,如果与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红—红—绿”三党联盟,足以对中右翼政党联盟构成挑战。但是,该党必须“处理好提高自身凝聚力以及与社民党和绿党在更广范围进行合作而不得不作出某种妥协”之间的关系。两党在梅前州、柏林、勃兰登堡州、图林根州等州级层面的成功合作,理论上应该存在着向联邦层面转移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足以为两党在联邦层面的深度合作扫清障碍。其中主要问题在于左翼党的外交政策立场,特别是对北约和核裁军等问题的立场。居西甚至认为,左翼党之所以不能在联邦范围内获得执政权,从外交角度来看,“主要是由于党的欧洲政策和对联邦国防军海外执行任务持反对立场”。

对于左翼党来说,在更为广泛的中左翼政党联盟中,该党若对社民党和绿党作出更多的妥协,就会威胁到该党内部的凝聚力。而出于保护党的凝聚力的需要,党内压倒性多数成员反对在联邦层面与社民党和绿党组建“红—红—绿”执政联盟。

德国社民党实施的“第三条道路”以及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推行的“2010议程”,由于越来越背离工人运动而成为德国新左翼党诞生的动因之一。因此,未来左翼党的政治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也取决于“在严肃考虑参与执政的情况下,如何令选民认为自己是一支比社民党更左倾的、值得信赖的替代力量”。
    四、“双头领导体制”与领袖的代际更迭

曾经有人认为,左翼党的成立是以居西和奥斯卡·拉封丹为代表的左翼党/民社党与劳动和社会公正党两党精英共同驱动的结果,是一种天然的契合。果真如此的话,两党各自强势精英人物的存在,也应该是建立“双头领导体制”(dual leadership)的直接动因。

左翼党的“双头领导体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党内的“双主席制”(co-chairing of the party leadership),两大主要派别各自选出一名精英,出任共同党主席;二是该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实行“双负责人制”(co-leader of Die Linke’s parliamentary group)。居西于2005—2015年间任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其后,瓦根克内希特与迪特玛·巴尔奇从2015年开始同为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

“双头领导体制”、四位领袖人物,是左翼党内部存在不同派别和声音的现实写照,同时也表明,该党内部目前缺少能整合这些不同力量和诉求的、具有普遍威信的领袖人物。

左翼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资深政治家,政治履历和政治经验都很丰富。例如,居西曾经隶属于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改革派阵营,也是该党最后一位领导人,主导了该党向民社党的转型,并与拉封丹一起促成了左翼党的成立。居西曾凭借独具特色而又犀利的政治言论成为德国政坛中曝光率极高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成为左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精神领袖。再如拉封丹,曾经是德国社民党内资深政治家,也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此外还有比斯基,他虽然比居西大七岁,但在其后曾两次担任民社党主席一职。

2010年,拉封丹、比斯基组合的卸任为政治履历相对简单的克劳斯·恩斯特和勒奇二人组合腾出了权力真空。可惜的是,后两人在党内各派面前既缺乏权威,也未在该党发展方向上达成某种共识。这一组合常常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2012年6月,德国左翼党党内经过激烈的竞争,工会活动家贝恩德·里克辛格和来自萨克森州的卡特娅·基平成为新一任主席。从两人在全党代表大会连续两次当选共同党主席的情况来看,这一组合在党内还是具有一定威望的。里克辛格作为一名职业银行家,早在1991年就成为一名工会领导人,他属于德国左翼党内的保守派,对于该党的革新缺乏明确的理念。而基平虽是左翼党历史上三位女性领导人之一,其政治履历也比其搭档里克辛格丰富的多,且具有年龄优势,但全面展现其整合左翼党的能力尚需一定时日。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双头领导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容易导致党内派别林立,推迟或延缓左翼党的内部整合进程。左翼党曾试图对这种“二元化”结构进行改革,但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正如左翼党创始人之一居西所言:“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将党内不同的力量联合在一起,而我却感觉是处在两个将要向对方撞去的火车头之间。”

左翼党成立之初,曾一度被视为一种新的激进力量,给予那些因深感缺乏社会公正而失望的千百万人以希望。现如今,与早期领导人居西被誉为“大脑”、比斯基被誉为“心脏”相比,该党的现任领导人已经很难再获得如此殊荣。其魅力型领袖要么年龄偏大(居西),要么已经与世长辞(比斯基),而新领袖依然孱弱,组织机能仍然受困于内斗。谁任领袖事关选民的投票选择,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个性化政治时代,在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治依然备受关注的德国社会中,左翼党不得不高度重视自身的组织建设和领袖的代际传承问题。组织机制迫切需要创新,领袖的代际更迭更是呼唤魅力型领袖的出现,在这一问题上,左翼党面临着与社民党相似的困境。
    五、结语
   12年的发展使得左翼党这个曾经只具有有限吸引力的“小生境党”(niche party)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该党通过连续稳定的选举业绩,嬗变为一个“全德党”,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一股稳定的政治力量。尽管如此,左翼党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虽然成为“全德党”,但其组织内部的集体认同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虽然占据社民党腾出的左侧部分“政治真空”,但要想成为真正的“左翼替代者”,依然困难重重;虽然建立了“双头领导体制”,但魅力型领袖的缺乏依然影响着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对于德国的政党体制而言,左翼党无疑是一个“具有爆炸力的政党”,它已经为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做出了贡献”。而且,左翼党还曾经是欧洲左翼重建过程中最为成功的政党。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左翼政党,一定要具有“自己特有的、经过革新的社会主义面貌,而不是空洞地号召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左翼党之嬗变——调整、去激进化以及加入政府——竟然成为其面临阶级代表性危机的一种现实写照。由此看来,要想实现在联邦层面成为执政伙伴甚或主要执政党的目标,左翼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王军，男，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访问学者（2004）。河北省第六批“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河北省高等学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河北省委十九届四中全会“走基层”宣讲团成员。主编和参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等多部教材，翻译《笛卡尔》《民主理论的现状》《政治社会学》等多部著作，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译文40余篇。主持和参加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国家政党和政治制度。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