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关系探究

李海玉

摘　要:共产国际对美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共产国际促成了美共与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的统一,解决了统一后美共内部出现的分裂问题,干预了美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决定着美共的具体政策,并为美共提供了大量的资助。这既推动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造成了美共对共产国际的极大依赖和绝对服从,使美共丧失了独立自主性。

关键词: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关系

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人的联合组织,指导和领导了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在组织统一、内部斗争、方针政策以及资金来源等问题上无不受共产国际深刻影响。深入梳理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国际政治中的党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的统一

美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先是遇到与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统一的问题,统一后又面临分裂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这些问题最终都得以解决。

(一)共产国际促成了美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的统一

1919年8月31日和9月1日,美国社会党左派以约翰·里德和查尔斯·鲁登堡为首的两股力量,分别在芝加哥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两党有诸多共同之处:在国家、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在工会问题上,都主张组织双重工会;都强调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但是,二者也有很大不同:共产主义劳工党以讲英语的本土美国人为主,共产党则以分属不同语言联盟的东欧移民为主。后者以俄国十月革命精神的坚信者自居,看不起共产主义劳工党人,而且还担心本土美国人会危及自己的领导权。

尽管存在很大分歧,但两党仍为实现统一进行了接触。共产主义劳工党希望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但共产党 “要求对方以党员和支部的身份加入共产党”,并提出只能接受部分左派革命分子,“同中间派的共产主义劳工党合并是不可能的”。这导致统一谈判迟迟没有进展。1920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致信美国共产党,要求两党实现合并,但收效甚微。最后,美国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鲁登堡带领一批人加入了共产主义劳工党,并于1920年5月改组为美国统一共产党。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并存的局面依旧,这既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也不利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美国共产党和统一共产党必须在1920年10月10日之前实现统一,否则都将被驱逐出共产国际。之后,共产国际又制定了指导两党统一的六点计划,把统一的时间推迟到1921年1月1日。于是两党再次谈判,由于双方都想控制统一大会,互不让步,以致未能按共产国际规定的时间实现统一。鉴于此,共产国际加大了干预力度,于1921年初成立美洲局,其首要任务便是处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问题。1921年春,共产国际又派查理斯·D·斯科特、路易斯·福莱纳、名山潜三人小组赴美督导统一工作。3月17日,共产国际向美国共产党人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再次拖延两个共产主义组织的统一就是针对共产国际的罪行……如果两个组织不能在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统一,执委会将建议任何一个组织的代表都不得出席本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两党于1921年5月在纽约州渥斯托克正式合并,定名为美国共产党,鲁登堡担任执行书记,党的总部设在纽约。

(二)共产国际解决了美共统一后出现的分裂问题

美共统一后不久,围绕党的活动以地下组织还是公开组织为主的问题再次发生分歧,面临分裂。当时的美共仍是一个地下党,党章明确规定 “美国共产党是地下秘密组织”。但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加强群众性政党建设,积极开展合法斗争。1921年6月,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劝告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不仅要学会在秘密党的范围内工作,而且尽管有白色恐怖,也要组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运动同党一起活动,以逐步争取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众。”遵从共产国际的意见,美共从1921年下半年起采取一系列步骤争取合法地位:7月成立了合法的外围组织美国劳工联盟,12月成立了以鲁登堡为书记的美国工人党。工人党成立不久便成为美共公开合法的组织,但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美共的活动是以地下组织还是公开组织为重点?美共党内以L·E·卡德菲尔德为代表的多数派(又称 “鹅派”)认为,公开组织可以作为地下组织招募人员的工具,但不能垄断党的活动,公开组织宣扬的理念也不能代替共产党人的真正信仰,公开组织的建立不过是为了应付共产国际。而以鲁登堡、洛夫斯顿为代表的少数派 (又称 “取消派”)则主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本土化,支持公开组织,认为地下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内斗不断,促使共产国际再次进行干预。1922年8月,共产国际派三人代表团参加了美共在密执安州布里奇曼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鹅派”和 “取消派”辩论不休、各不让步,于是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强行平息了争论。指示信指出:“赞同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合法政党,它将作为不合法共产党参加合法活动的工具,如选举活动等。……共产国际的裁决必须被美国共产党的每一个成员当做义务来接受,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再次敦促两派统一立场:“美国运动的最大困难是把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统一起来的问题”,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美国 “一个相当强的左派工会运动和一个派别斗争激烈的共产党”的同时存在。1922年12月,美国工人党在纽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立即着手党的统一工作。1923年4月美共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宣布解散并与工人党合并,从而结束其地下状态,美国共产主义政党初步实现了统一。美国工人党在1925年更名为工人(共产)党,在1930年又改回到美国共产党。

二、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内部斗争

20世纪20年代,美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两场政治斗争:一是福斯特集团与坎农为首的托派的斗争,二是福斯特集团与洛夫斯顿集团的斗争。这两场斗争均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既是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反映,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左右着这两场斗争的走向和结局。

(一)共产国际与美共党内的第一场政治斗争

列宁逝世前后,围绕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展开了激烈争论。斯大林认为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批判托洛茨基的 “不断革命论”。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职后,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 “托季联盟”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政治路线。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被开除出党。这本属于联共 (布)党内的事,但由于当时联共 (布)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 (布)便将反 “托季联盟”的斗争扩大到整个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开展 “反托季运动”和 “清除托季分子”。很快,美国共产党便卷入其中。

以威廉·福斯特为首的集团忠实追随共产国际的路线,积极支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反托季运动”,而以詹姆斯·坎农为首的集团却赞同托洛茨基的思想观点,同情托洛茨基的政治处境。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坎农积极为托洛茨基等人辩护,要求恢复他们的党籍,回国后还在党内大肆宣传托洛茨基的观点。福斯特、毕特尔曼等人与之进行了斗争,但坎农等人仍坚持己见。最后,坎农及其追随者约100人在1928年10月被开除出党。对于这样的结局,坎农坦然接受并表示理解:“我对福斯特、毕特尔曼和其他福斯特分子在这个时期的行为,并不感到惊异或失望。到那个时候,像共产国际所属各党的一切其他干部一样,他们已经在斯大林手心里生活,事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脑袋。”显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立场,对美共党内的这场斗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共产国际与美共党内的第二场政治斗争

福斯特集团与洛夫斯顿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因是美共总书记洛夫斯顿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1928年初,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四大召开期间,红色工会国际主席、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洛佐夫斯基批评了美共在劳联中开展工作的做法。劳联是美国最大的改良工会。洛佐夫斯基认为美共过高估计了劳联的重要性,要求美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单独创立新工会上来。这一意见受到以福斯特、毕特尔曼为代表的党内少数派的欢迎,他们要求美共中央迅速转变工作方针。而洛夫斯顿则代表美共中央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创立新工会上,但反对放弃劳联。他认为,洛佐夫斯基忽视了美共的困难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形势,他的批评有许多不当之处:美国虽出现经济衰退,但不会立即发生像1921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资本主义仍有巨大的资源和后备力量来延缓这场危机,统治阶级可通过扩大合理化等来解决某些产业部门的暂时性危机;美国经济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美国工人阶级的思想也未普遍情绪化。洛夫斯顿强调,不要 “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不要提出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1928年5月底,美共召开中央全会并根据洛夫斯顿的分析作出决议,指出:“目前欧洲和美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如果不加思考地把针对欧洲那些大的群众性共产党的策略机械地搬用于不同条件的美国,这将是错误的。”以福斯特为首的少数派对这一 “美国例外论”表示异议,批评洛夫斯顿低估了经济危机和群众激进化的程度。同年7月,福斯特、毕特尔曼向共产国际六大提交了一份题为 《美国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文件,再次批评洛夫斯顿高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实力。福斯特等人在发言中指出,美共应采纳欧洲共产党 “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策略,批判洛夫斯顿的 “右倾机会主义”。对此,洛夫斯顿在发言中进行了反驳,并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的支持。

共产国际六大以后,联共 (布)党内开展了反对布哈林 “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一落千丈,斯大林从此开始直接控制共产国际,并在共产国际内部开展清除 “右倾”的运动。这导致美共党内的争论更加激烈。192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有所好转,洛夫斯顿据此认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暂时摆脱了萧条,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能延缓。而福斯特、毕特尔曼则认为,经济好转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开始走向稳定与繁荣,相反,危机正在形成。正当联共 (布)党内批判布哈林 “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入高潮时,洛夫斯顿却为布哈林辩护,称布哈林 “并不代表共产国际的右倾”,美共不能 “以强盗方式进行反布哈林的斗争”。因此,1929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美共中央,全面批评了洛夫斯顿的 “右倾错误”。在同年3月美共六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调洛夫斯顿到共产国际工作,由福斯特接任总书记,以洛夫斯顿为代表的多数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美共六大期间,两个集团相互攻击,争论不休。会后,洛夫斯顿、福斯特等率领美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请共产国际出面解决纷争。共产国际对两派都进行了批评,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福斯特。1929年5月18日,共产国际绕过美共中央直接向美国共产党发出公开信,明确指出洛夫斯顿等人犯了鼓吹 “美国例外论”的右倾错误,要求全党与之进行斗争。6月,洛夫斯顿等人被开除出党。

三、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的人民阵线

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经历了提出、取消和恢复的曲折过程。受共产国际影响,美国共产党的人民阵线也随之跌宕起伏。

(一)共产国际与美共人民阵线的建立

20世纪30年代前期,德、意法西斯势力日渐强大,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在此形势下,共产国际于1935年7－8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号召各国共产党 “建立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人民中所有其他劳动的和民主的人士组成的伟大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谈到美国问题时认为,美国共产党真正的敌人是金融资本,是正在攻击罗斯福并 “试图发展和组织法西斯运动的美国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部分”,并要求美共将共和党作为主要斗争对象。美共积极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很快改变了那种激进的、不切实际的革命路线,积极改善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并寻求合作。

1935年11月,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在美共中央委员会上作 《建立统一的人民阵线》的报告,主张放弃宗派主义,放弃古板和机械的工作方法,“要争取所有的工农组织、中产阶级等力量反对法西斯,争取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联合行动”。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大吸收党员和领导工会的工作力度,号召一切有条件的党员都应参加工会。此后,美共积极组建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与劳联的中间派建立了中左联盟,极大推动了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美共还在黑人、青年、妇女中和文化界建立统战组织,开展民主斗争。1936年2月,美共参与了全国黑人大会和美国青年大会,在其中发展党团组织,并积极加入到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中。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美共组织了3000名党员、团员及党外进步分子,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这些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使美共的力量大幅增长,1936年美共九大召开时党、团员人数分别为4万和1.1万,到1937年党员达到62000人,1938年2月又升至82000人。美共的发展进入鼎盛期。

(二)共产国际与美共人民阵线的曲折发展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美共感到茫然无措,不知是否应继续组织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二战全面爆发后,英、法对德宣战,而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则要求英、法停止对德战争。共产国际的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开始号召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反对法西斯战争。9月底,共产国际密电美共,指出了时局的变化及应对策略:“战争将资本主义赶到一个最尖锐和最复杂的危机阶段。现在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问题。法西斯主义现在成为次要问题了;主要的和基本的事情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必须停止追随罗斯福,在所有基本的问题上采取独立的立场,反对参战,因为我们不想让人民为帝国主义剥削者而死。”美共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极为重视,10月13日美共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宣称战争 “从根本上改变了全部国际关系,并正在深刻地改变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和政治关系……把世界划分为民主阵营和法西斯阵营的做法已经失效,民主党和共和党、新政和反新政力量之间的区分正在失去其原来的意义”。至此,美共放弃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转而谴责罗斯福及其新政,要求罗斯福不要使美国卷入战争,并反对罗斯福修改 《中立法》,反对租借法案和征兵法,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向盟国提供援助。由于美共不顾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不顾罗斯福新政的积极作用,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结果大失人心。美共政策的迅速转变也令许多支持者感到困惑不解,于是他们相继远离美共,甚至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和犹太人也纷纷退党,使美共陷入被孤立的危机。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袭苏联后,苏联迅速调整对外政策,联合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策略也随之作了重大调整。在194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季米特洛夫指出:“我们采取行动时至关重要的是尽一切可能帮助苏联并加速法西斯的灭亡。”他还强调:“现阶段我们既不号召在个别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也不要求进行世界革命。……美国共产党员目前应当不仅支持苏联、反对支援德国,也应当支持美国参战对抗法西斯德国。”于是美共重新投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求美国援助苏联和尽快参战,并表示支持罗斯福政府。美共这一举措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从而摆脱了1939年以来的被动局面,使党的声誉和力量也日益上升。

四、共产国际对美国共产党的资助

美国其他左翼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缴费和同情者捐赠,而 “美共主要依靠国外赞助来支持其秘密机构和营造公共形象”。20世纪前期,共产国际通过不同渠道给予美国共产党大量资金支持,用于支付各级领导人的薪水、发行报纸、开展工会运动、参加竞选以及维持组织运转等,这些资助对美共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20世纪30年代前共产国际对美共的资助

1919和1920年,为支持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以黄金、珠宝等形式资助了总值为2728000卢布的四笔资金:1919年7月16日为考特利亚若夫支付209000卢布;1919年9月30日为克海夫金支付500000卢布;1920年1月22日为约翰·瑞得支付1080000卢布;1920年1月31日为安德森支付1011000卢布。但这些钱并未全部到达美国。1920年约翰·瑞得在过境芬兰时被捕,他携带的价值1500美元的各种货币和价值14000美元的珠宝被没收。尽管如此,抵达美国的资金仍 “支持了幼年的共产党 (拥有不到1.5万名成员,且大多是贫穷的、不讲英语的移民)开展许多活动……若没有这笔钱,这些活动是无法进行的”。

1921年12月,美共收到了共产国际30950美元的资助。1922年,共产国际预算委员会给美共划拨了10000美元的资金,其中500美元存入美共在莫斯科的账户,其他的分别由美共党员路德维格·凯特菲尔德、马克斯·白得奇特、约瑟夫·布路德克赛和菲利普·卢森布里艾特携带回国;同时,共产国际还为美共预留了8000美元,支付条件是美共 “成立一家书店并出版一定量的印刷品”。除此以外,美共在这年6月和7月还分别收到共产国际的两笔额外资助,总数为49429美元。1923年,共产国际分配给美共37500美元,同时指出,如果这笔钱不够的话,美共还可以要求更多的资金。1926年,共产国际资助美共44864美元,作为其该年度前9个月的费用。保守地估计,在整个20年代共产国际的资助 “至少占到美共预算的三分之一,在一些年份超过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可见,美共严重依赖共产国际的资助,当共产国际许诺的资金没有及时到位时,它就抱怨满腹、不停催要。例如1926年10月8日,美共领导人坎农在给共产国际红色援助组织的电报中提到,由于没有收到3860美元的会议和组织费,美共的工作陷入严重混乱,希望尽快提供这笔费用。再如1928年10月15日,洛夫斯顿在给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美共领导人佩铂的电报中提到,由于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资金,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希望红色农民国际马上汇5000美元支持党的农业组织的活动。

(二)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对美共的资助

20世纪30年代,美共对共产国际资助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因为美共在这一时期积累了一些资产,成员也增加了,同时还收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捐赠。但共产国际的资助仍在继续。1933年,化名亚历山大的红色国际劳工联盟官员克特格尼安,给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发去一封电报,告知将派人给美共带去5980美元,其中2100美元作为美共的季度费用,另有1000美元作为美共的储备金,且储备金未经指示不得使用。在1933年7月12日的一封电报中,白劳德承认,马克斯·白得奇特曾从莫斯科带回1900美元,芬克尔伯格带回3000美元。后经共产国际核实,马克斯·白得奇特带回的数额是3000美元,白劳德也承认说是这个数目。据资料显示,1933年共产国际对美共及其领导的工会的资助达14700美元,这还不包括1000美元的储备金。这些资金并非小数目,当时美国蓝领工人的年收入约为1000美元,许多白领和层级较低的专业人员的年收入也不超过2000美元,因此这些钱至少可支付10位美共领导人的薪水。1934年共产国际在一封电报中告知美共,已派人带4818美元赶赴美国,其中部分资金用于办工会报纸,部分用于在黑人中开展工作。共产国际1935年的一封电报提到,已拨付3000美元用于支持美共领导人培训学校。粗略地估计,共产国际在整个30年代给予美共的年度资助在10000到15000美元之间。

(三)20世纪40年代共产国际对美共的资助

二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向美共输送资金的渠道受到影响,但并未完全中断。1940年2月,美共秘密机构领导人贝克和白劳德致电季米特洛夫:“我们请求你每2到3周给我们发来几张1000美元的支票,藏在由合作出版社出版的英语版本的书中,寄到纽约布劳克斯波士顿路1709号A·斯皮茨曼先生处。”在另一封电报中,贝克再次请求季米特洛夫: “恳求您再寄5000或1000美元支票,藏在苏联出版的书中,寄到纽约阿瓦尼海滨第66街326号M·斯特伯格夫人处。”1942年,贝克向季米特洛夫表示:“在1941年已经收到这些资金。”1942年底,贝克在给共产国际的关于美共秘密机构的财政报告中指出:1942年共花去11311美元,1943年预留18834美元,总额为30145美元。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它对美共的资助也随之结束。

通过上述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美共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特别在美共成立之初,它几乎对美共的一切重大事务都拥有绝对话语权。这一方面推动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美共对共产国际的极大依赖和绝对服从,使美共丧失了独立自主性,陷入教条主义。美共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不是建立在对美国现实情况的分析上,而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苏联的利益为准。当共产国际的指示符合美国实际时,美共就能得到民众支持、迅速发展,反之就会遭遇挫折。美共将自身与共产国际紧密联系在一起,长期充当共产国际的 (实际上是苏共的)代理人及其政策执行者,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美国化”的政党,这对其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作者简介]：李海玉，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21世纪以来美国共产党发展的新动向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等省部级项目四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各类刊物发表文章四十余篇，主要从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