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孔寒冰

内容摘要 由于共性的和特殊的种种因素，国际共运研究的支撑资源日益枯竭，表面的辉煌难掩处境的艰难。从学术研究角度说，国际共运的理论与实践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研究对象、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要有正确的定位。国际共运研究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随政治风向起舞，而应以自己独特的学术功能促进社会发展。

关 键 词 国际共运 比较政治 学术 政治

冷眼一看，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国际共运研究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教授多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多了，每年获得此类学位的硕士、博士多了，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多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时候，本学科全国只有 3 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和不超过 10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教授不过十余人。现如今，全国有科社与国际共运博士学位授予点 26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94 个，教授数量已逾百人。然而，在这种表面辉煌的下面，国际共运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其突出表现是整体学术水平不高，作为学科主要支撑的真正学者日渐稀缺。比如，一本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重点编写教材，无论它的首席专家还是全书的内容，或是全书使用的文献都显得那么苍白乏力。其实，国际共运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形成与演变，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与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后果，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扩展和曲折，以及构成国际共运的无数人与事，都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国际共运学科各种资源的枯竭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对象的消失，恰恰相反，即使从实用角度说，中国学者也应重视对它们的研究，甚至可以说这种研究比以前更为重要。然而，问题在于怎样进行研究，国际共运研究到底是能够持久的学术，还是痛快一时的政论？

国际共运研究需要正确的定位

本文谈及的是学术研究，而非政论。何谓学术研究？依笔者自己的粗俗理解，它应当是研究者运用某种研究方法对某个或某些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仔细探讨，形成知识产权独占的看法的过程。学术研究需有端正的研究态度，客观的研究对象，适当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丰满的研究结果，而所有这些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研究定位。

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等在现实生活中有独特地位的范畴为主要内容，国际共运研究往往也因对象的特殊性而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学科定位的政治性重于学术性，甚至被赋予了诠释真理、为人类指点迷津的宏大使命。事实上，即使往大了说，国际共运研究及其成果不过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支线领域，不可能处于“垄断市场、垄断行业、垄断品牌”以致“垄断真理”的地位。如果往小了讲，国际共运研究能否作为长期存在的独立学科在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因为它本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衍生物，地位高低、作用大小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制度发生改变之后，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专门机构都不复存在了，相关内容都被置于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里。所以，国际共运研究带有极强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它既非存续古老又非自然而成的，对现实政治有很大的依附性。正因如此，国际共运研究时常被置于不胜寒之高空，时有远离和曲解丰富的现实，时有歌颂和诠释同样被从历史或思想史中单独抽出来的人物、思想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门似乎人人可为之的“学科”。就目前而言，新入门者少有“科班”出身的，事实上从学科意义上国际共运研究已无“科班”可言了，因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少数几个有国际共运本科专业的高校已有 20 多年不招生了。于是，文史哲理工医，不论来自哪门哪科，都可入国际共运研究之“行”，国际共运研究之门因而也被公认为既“好进”又“好出”。这不是说不能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没有丰厚的专业积累很难有高深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国际共运越来越成为脱“学历之贫”、“学问之贫”和“学位之贫”的一条“好走的路”。

学科定位高了，国际共运的研究者中也有许多人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救国救民救世界”之宏大意义。对这些研究者来说，肩负的历史使命似乎远远高于承担的学术任务，超越学术意义的政治价值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衡量标准。研究者自身好像也因研究一切思想中最杰出的思想，一切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一切政党中最优秀的政党，一切社会制度中最美好的制度而得到了无限升华，成为非同一般的学者。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言必称马列教导，文必引马列经典，胸怀一些让俗人看起来有些不着边际的大志，久而久之，甚至养成了一种独特并有些盛气凌人的气质。

如此这般的研究和研究者，使得国际共运研究长期缺少支撑的“地气”，飘浮在空中，曲高和寡，相关的国际共运研究成果少有“长命者”。如果真像诸如纯粹哲学、纯粹数学那样的学问，深奥和清高似乎也无可非议，这或许是“阳春白雪”的属性使然。但是，国际共运研究地位虽高可并不深奥，研究者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就是大多数人参与并且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彻底解放，所以，关于这种运动的研究和研究者当属“下里巴人”之列。可是，研究地位被政治所“抬高”，研究成果为使命所“神化”，研究者刻意追求的目标也多半是“非学术性的”。如此这般，国际共运研究在社会科学圈子里的路越走越窄，日益被边缘化，甚至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现实的问题。

国际共运研究应是现实政治的“医生”

学术依附于政治的直接结果，就是失去了自我，国际共运研究在这方面的弱点尤其突出，随现实政治的“风向”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它的一大特色。重点研究什么事件，什么人物，什么思想，什么组织以及如何评价它们，主要取决于现实政治需要，而非它们的纯粹的学术价值。换句话说，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小取决于它的现实政治意义。

上世纪末，笔者曾参与撰写了 《国际共运史学百年》一书，对此有比较深的记忆。社会科学研究为现实服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是，学术研究不能太功利化，更不能成为错误政治的帮凶。失去自我的学术，就难以谓之学术。比如，现实政治强调的是革命，国际共运研究论及的重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思想，以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这样的实践。现实政治强调的是改革，国际共运研究论及的重点就是这些思想家改革和建设的理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总之，学者们重点论证的就是现实政治在理论上如何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怎样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相一致。不夸张地说，看看国际共运研究文献的目录，就大体上可以判断出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主题。反之，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主题也基本上能推测出国际共运研究的重点。对社会科学来说，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做到了，其社会价值也很难快速体现。问题在于，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可以结合，但不应是失去自我判断的迎逢。保持自我的结合，学术可以促进现实政治的发展；而失去自我的迎逢，学术研究难以起到校正、补充的社会功能。一个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医生，一个社会的顺利发展也离不开“医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就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治病医生”和“保健医生”。医生的使命是“治病救人”，但开出的医方都是“难听的”或“难吃的”。哪有好吃的“良药”呢？“甜言蜜语”在大多时候都是“毒药”。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非常复杂，其发展也很曲折，对许多思想、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都受制于这些复杂和曲折。反映在国际共运研究上，许多研究成果随现实政治的“风向”从左向右不停地摆动，评价定性大起大落，既少有也难有学术标准。比如，布哈林、纳吉、铁托和赫鲁晓夫等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思想主张，在上世纪 50~60 年代都被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当时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都是论证这些思想主张是如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而这些历史人物也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时过境迁，当改革成为现实政治的主题时，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似乎又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驱，而他们本人又程度不同地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改革的先驱。

必须承认，面对强悍的现实政治，学术 （包括研究者和研究成果） 都是弱势的。学术研究能否自我或者自我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现实政治是否宽松和宽松到什么程度。所以，没有理由单单地责备国际共运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许多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思想和事件在国际共运研究文献中的定性，都是由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或者由马克思主义到修正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这种不断变换着结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大打了折扣。

国际共运研究需要操作层面上的方法

不要说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就是与社会科学的其他一些学科研究相比，国际共运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都是比较突出的。表面上，各种研究成果都声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即使可以算作一种研究方法的话，那也只是一种指导思想层面的方法，既不是全部，更不能代替具体操作层面的研究方法。

揭示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但非轻而易举可以为之，需要适当并且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花大量的研究时间，这相当于工科研究的实验室过程。珍妮·古道尔在非洲原始森林中用了 38 年的时间研究大猩猩，最终发现大猩猩会使用工具和具有丰富的情感，她因而成为著名的动物学家。可是，在国际共运研究文献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证明”，“显而易见”之类的短语非常多，连接两种现象的往往就是这些短语，轻而易举地以这类判断将甚至是很艰难的研究过程替代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真的能说明任何不同现象之间的具体联系吗？历史是如何“证明”的？怎么就“显而易见”了？说不清楚这些，得出的结论就是武断的或苍白的，因而也就是没有说服力。几个那样的短语弥补不了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只能成了唬人的“大帽子”。

其实，在国际共运研究中，如果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比如，在谈到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时，许多文献都说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是其中之一。一般而论，这样说好像是有道理的。如果苏联的经济发展强于美国，东欧的经济发展强于西欧，苏东剧变估计十之八九是不会发生的。问题在于，什么叫经济建设没搞好？没搞好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导致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甚至国家的解体？也就是说，经济建设没搞好与政治制度崩溃这两最终得出知识产权独占的结论。

种种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再比如，关于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的原因，发展比例失调差不多是国际共运史学界的一个共识。可是，四对六是比例失调，九对一也是比例失调，到底哪种比例失调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崩溃？比例失调的临界点在哪里？不仅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同样需要“量化”的研究。比如，是什么促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鱼和水”到“油和水”，再到“火和水”的转化？党群关系逆向转化有没有一个质变的节点？苏联东欧剧变、党群关系、社会发展模式等问题，是国际共运史学界近十几年的研究重点，其成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为过。但是，绝大多数成果是随着政治大气候写出来的，而少有运用某种具体的和操作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出来的。这样的成果虽然表面气势恢宏，虽然政治理论水平貌似高深，但学术生命很难持久，多半昙花一现。真正的科学研究需要一个按照具体方法进行的“实验室过程”，采集数据，分析数据，精心论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具体的方法，也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研究。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固然重要，但那也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而不是具体应用上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等，都是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的政治价值观或指导思想，虽然不可忽视，但无论如何代替不了价值观念中立的具体研究方法。国际共运研究的各种成果差不多都重前者而轻后者，或者说有前者而无后者。其结果，许多研究成果都是一时的，并且政治价值大于长久的学术价值。正因如此，国际共运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地位始终不低，而学术地位却是一直不高，而且有每况愈下之势。

国际共运研究内容应当有血有肉

由于上述原因，国际共运研究成果不论是文章还是著作几乎多半都是板着面孔、正襟危坐的，内容深奥但阅读起来又轻松的作品十分少见。在“世界社会主义概论”的课堂上，学生曾经对笔者说，他们最不喜欢读的就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因为它们太正统了，都是干巴巴的，缺血少肉。

平心而论，这种现象还是根源于国际共运研究者的一种误读。国际共运的研究对象，不论思想和理论，或政党和社会运动，或国际组织和社会制度，或政治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是研究者们“学问化”把它们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或“妖魔”。丰富多彩的生活完全可以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反映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杰作 《共产党宣言》 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它的突出之处除独特的思想之外，语言生动也很明显，而非板着面孔的说教。比如，他们是用这样的语言来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葛优、巩俐和姜武等人主演的电影 《活着》，李

仁堂主演的 《青松岭》，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 《二子开店》，张双利、石小满和谢联等人主演的 《大碗茶》 等影片，虽属文化作品，但展现的却是高度真实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境况，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同样的内容放在国际共运研究当中，在经典的著作、高深的经验和教训的帮衬下，许多成果都变成了“木乃伊”和“猪排骨”。它们突出的是论证的政治正确性，而少有的却是构成文献灵魂的思想和耐人回味的语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作品如此，国际共运研究更应如此。

学术是独特思想打造的，而不是门面装饰出来的。记不得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则笑话，讲的是一位学者把一句普通话变成学术语言的事。这句普通话是“一个老大娘到自由市场卖了一篮子鸡蛋”。变成学术语言之后，它就成这样的：“一名老妪，携带若干鸡卵，来到一个特殊场所，实现了价值的转换。”笔者认为，学术主要不在于外表，尽管它有自己的规范，引经据典，频加注释固然必要，但是，这些都是形式，灵魂是那些作者知识产权独占的东西，特别是独到的观点和深邃的思想。除此之外，让读者看得懂并且愿意看的文字也很重要，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学术不能脱离丰富多彩的历史和现实，不能闭门造车，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

若干年前，笔者读了闻一先生的 《山外青山》。按国际共运研究的通行标准，它肯定算不上是学术。但是，笔者认为，这本书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学术著作。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曾被金色光环层层包围的《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里面充满着谎言，被神话了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用民心和民愿的领袖个人意志的表现，被描述成到处“红莓花儿开”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一个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的旋涡，对“人民之敌”和“祖国叛徒”进行的残酷镇压更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骇人听闻的冤案。读者还可以看到附在苏联社会主义身上的许多“恶性肿瘤”，如体现在修建胜利纪念碑和胜利公园过程中，连最高领导人都奈何不得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体现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尔虞我诈的阴暗面，体现在焚书过程中对文化的无情摧残和对思想的专横垄断，体现在“大元帅服”和“斯大林奖章”上的无可复加的个人崇拜。读完这些，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叹息道：原来如此，这样的苏联要是没有垮台那才怪了呢。所以，这本书的说服力远比那些高度概括、深度分析其内外若干原因的文章强得多，说服力也大得多。

国际共运研究的出路

面对国际共运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和所面临的困境，许多原本属于国际共运研究圈内的学者纷纷转行从事别的研究，成为俄罗斯政治与外交，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西方政治思想史，外交学，政治学以及其他领域著名的专家。与此同时，年长辞世的和到龄退休者越来越多，从事国际共运研究的知名学者日渐稀疏。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共运研究的处境更为艰难。就研究者来说，许多客观条件难以改变，只能是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如果能把研究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国际共运研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国际共运放到比较政治学中去研究，使其高高飘在空中的具体内容回到它们本来应该就在的地方。

首先，把国际共运的理论放到整个人类政治思想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国际共运的重点研究对象，但是，应当把它放在特定的时空里，而不是使之超越特定的时空，成为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者应视马克思主义为不同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一种政治思想，通过比较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政治思潮的联系和区别，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演变与相应时空当中的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研究者就会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凌驾和超越一切政治思想，唯一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其结果就是削足适履，变化多端并且丰富多彩的现实被僵化的理论塑造得毫无生气，甚至日益枯萎。与此同时，原本有血有肉的马克思主义也大受伤害，失去活力与灵魂而成了离世隔空的“教条”。与此相适应，必须承认这些思想家都是特定时代的人物，不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后世的研究没有理由因这种局限去诘难他们，但也不能无视这种局限而神话他们。

其次，把国际共运的实践放到整个社会运动中去研究。1848 年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71 年的巴黎公社，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18 年的德国十月革命，1919 年的匈牙利革命等，毫无疑问都是重要的甚至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国际共运研究往往单独把它们挑出来，并赋予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无限意义。其实，与其他任何社会运动一样，这些历史事件都有特定的发展环境和具体的复杂内容，分析研究这些环境和内容可能更为重要。用所谓共产主义运动的思维定式 （如参与者，领导者，目的等等） 去遴选不同时期的社会运动，把差别很大的一些社会运动集合在一起，再专门研究它们具有的特殊性。这样做的结果是，研究者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夸大这类社会运动的某一方面特点并将它规律性或原理化，而作为社会运动共性之处在不同程度上被剥离了。这样做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使这些社会运动失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也是如此。不论有什么特殊性，它们都属于社会发展，首先要用通行的社会发展标准来衡量它们的长短优劣，而非认定它为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并以此来为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不足做辩护。笔者访问中东欧国家，在谈及苏东剧变原因时，一位匈牙利学者说：“人都没做好，怎么可能做好人呢？一个社会都没有构建好，怎么可能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呢？苏联东欧不剧变那才怪了呢！”此话虽简，但含义令人深思。

再次，不要用有色的和政治的眼镜去研究国际共运的人物、思想、运动、组织和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演变过程，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分化，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分离。争论不断，但少有以和解而告终，大都是以分化、分裂和分离结束。国际共运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结论性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可是，争吵多于团结，分裂甚于统一，整体力量不断削弱。在某种意义上，苏东剧变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斗争的一种结局。这又如何解释呢？这种现象反映在中国的国际共运研究中，那就是研究者坚定地站在其中某一派的一边，与这一派相契合的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反之就是机会主义（者） 或修正主义 （者）。“未成曲调先有情”，这样的研究主题和结论都随现实政治需要而早就定下了，学术性和科学性几乎无从谈起。只有不用有色的和政治的眼镜，被研究的国际共运的人物及其思想才能显露其本来的面目，研究者对他们的长短曲直才能做出自己的并且可以留给历史的判断。

最后，把国际共运当作学术来研究。虽然从大处说，社会科学的学术传承了文明，也积累了知识，但对多数研究者来说，某种具体的学术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职业甚至是谋生手段。所以，如果有使命感的话，那也不是救国救民救世界，而是将真正的学术成果留给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国际共运的研究者归根到底还是需要理解学术的灵魂，运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富有人文精神的笔墨写就自己的学术成果，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自以为垄断了真理或者拥有真理的诠释权。不能以一个人有限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去丈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能以一个人的见地为坐标去评判研究对象的功过是非。

如何研究国际共运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非一个人微言轻的学者所能解决。本文谈及的观点可能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但是笔者真实的所思所想。笔者从大学接触国际共运课程到后来以国际共运的教学与研究为职业，弹指一挥，时间已过 30 年了。对前文讲的国际共运研究中存在的那些问题，笔者有极深的感受，而且同样没有摆脱那些羁绊。不仅如此，自己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上述缺陷远远甚于其他学者。或者把话反过来说，其他同行在对国际共运的科学研究方面做得远比笔者好。所以，此文也可谓是笔者的自我反思。不要说与有几十亿年历史的地球、几万年历史的人类相比，就是与几千年历史的人类文明、几百年历史的工业文明相比，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存续时间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不用说时间更为短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所以，国际共运的研究者要明白自己的时空定位有多么渺小，不能只用自己的生命长度去丈量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不能只用自己的视域去审视世界。只有这样，研究者的心境方能平和，研究及其成果或许才能“几近于道”。

作 者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探索·争鸣》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