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中的国际共运研究

孔寒冰

毫无疑问，从理论自觉角度建立起比较政治学科，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多重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或许可以使当下外表繁荣而实际却在枯萎的国际共运研究获得重生。

由于非学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共运研究具有非常高的学科地位。不能否认，国际共运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形成与演变，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与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后果，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扩展和曲折，以及构成国际共运的无数人与事，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中国学术界应重视对它们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对其研究比以前更为重要。可问题在于，由于缺乏理论自觉，国际共运研究主要依附于现实政治，远离了科学研究。

国际共运研究缺乏理论自觉有多种表现。比如，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小取决于它的现实政治意义。现实政治强调的是革命，国际共运研究论及的重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思想，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这样的实践。现实政治强调改革，国际共运研究论及的重点就是这些思想家改革和建设的理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总之，学者们重点论证的就是现实政治在理论上如何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怎样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相一致。不夸张地说，看看国际共运研究文献的目录，大体上就可以判断出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主题。反之，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主题也基本上能推测出国际共运研究的重点。对社会科学来说，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做到了，其社会价值也很难快速体现。问题在于，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可以结合，但不应是失去自我判断的迎逢。保持自我的结合，学术可以促进现实政治的发展; 而失去自我的迎逢，学术研究难以发挥其校正、补充的社会功能。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非常复杂，其发展也很曲折，对许多思想、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都受制于这些复杂和曲折。反映在国际共运研究上，对它们的研究也随着现实政治的“风向”从左向右不停地摆动，评价定性大起大落，既少有也难有学术标准。布哈林、纳吉、铁托和赫鲁晓夫等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思想主张，在 20世纪 50—60 年代都被定性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当时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都是论证他们的思想主张是如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而这些历史人物也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时过境迁，当改革成为现实政治的主题时，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似乎又成了改革开放的重要表征，而他们本人又程度不同地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改革的先驱。必须承认，面对现实政治，学术( 包括研究者和研究成果) 是弱势的。学术研究能否自我或者自我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现实政治是否宽松和宽松到什么程度。所以，没有理由单单地责备国际共运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但不能否认的是，许多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思想和事件在共运研究文献中的定性都是由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或者由马克思主义到修正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这种不断变换着结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共运研究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摆脱这种局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和长期的工作，强化理论自觉，把国际共运放到比较政治学中去研究，使其高高飘在空中的具体内容回到它们本来应该就在的地方，这或许是目前最可行的途径。

首先，把国际共运的理论放到整个人类政治思想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国际共运的重点研究对象，但是，应当把它放在特定的时空里，而不是使之超越特定环境。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者应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不同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一种政治思想，通过比较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政治思潮的联系和区别，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演变与相应时空当中的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研究者就会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凌驾和超越一切政治思想，唯一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其结果就是削足适履，变化多端并且丰富多彩的现实被僵化的理论塑造得毫无生气，甚至日益枯萎。与此同时，原本有血有肉的马克思主义也大受伤害，失去活力与灵魂而成了离世隔空的“教条”。与此相适应，必须承认这些思想家都是特定时代的人物，不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后世的研究没有理由因这种局限去诘难他们，但也不能无视这种局限而神话他们。

其次，把国际共运的实践放到整个社会运动中去研究。1948 年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71 年的巴黎公社，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18 年的德国十月革命，1919 年的匈牙利革命等等，毫无疑问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它们，国际共运研究往往单独把它们挑出来，并赋予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无限意义。其实，与其他任何社会运动一样，这些历史事件都有特定的发展环境和具体的复杂内容，分析研究这些环境和内容可能更为重要。用所谓共产主义运动的思维定式( 如参与者、领导者、目的等等) 去遴选不同时期的社会运动，把差别很大的一些社会运动集合在一起，再专门研究它们具有的特殊性。这样做的结果是，研究者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夸大这类社会运动的某一方面特点并将它规律性或原理化，而作为社会运动共性之处在不同程度上被剥离了。这样做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使这些社会运动失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也是如此。不论有什么特殊性，它们都属于社会发展，首先要用通行的社会发展标准来衡量它们长短优劣，而非认定它为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并以此来为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不足做辩护。我在访问中东欧国家时，在谈及苏东剧变原因时，一位匈牙利学者告诉我: “人都没做好，怎么可能做好人呢; 一个社会都没有构建好，怎么可能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呢? 苏联东欧不剧变那才怪呢! ”此话虽简，但含义令人深思。

再次，不要用有色的和政治的眼镜去研究国际共运的人物、思想、运动、组织和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兴起和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突出特征是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分化，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分离。争论不断，但少有以和解而告终，都是以分化、分裂和分离结束。国际共运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结论性的观点: 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可是，争吵多于团结，分裂甚于统一，整体力量不断削弱。在某种意义上，苏东剧变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斗争的一种结局。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种现象反映在中国的国际共运研究中，就是研究者坚定地站在其中某一派的一边，与这一派相契合的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反之就是机会主义( 者) 或修正主义( 者) 。这样的研究主题和结论都随现实政治需要而早就定下了，学术性和科学性几乎无从谈起。只有不用有色的和政治的眼镜，被研究的国际共运人物及其思想才能显露其本来面目，研究者对他们的长短曲直才能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断。

最后，把国际共运当作学术来研究。虽然从大处说，社会科学的学术传承了文明，也积累了知识，但对多数研究者来说，某种具体的学术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职业甚至是谋生手段。所以，如果有使命感的话，那也不是救国救民救世界，而是将真正的学术成果留给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国际共运的研究者归根到底还是需要理解学术的灵魂，运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富有人文精神的笔墨写就自己的学术成果，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自以为垄断了真理或者拥有真理的诠释权。不能以一个人有限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去丈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能以一个人见地为坐标去评判研究对象的功过是非。

总之，比起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国际共运研究更需要理论自觉，更需要被置于比较政治研究当中。比较政治学科或许会能给国际共运研究带来重新振兴的希望。

作者：孔寒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 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