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加诺夫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评析

李兴耕

[内容提要]久加诺夫的“俄罗斯社会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历史经验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俄罗斯问题”。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是其重要思想来源。“俄罗斯思想”是其基础。“俄罗斯社会主义”寻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之路,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并提出正确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 久加诺夫　俄罗斯　社会主义

根纳季·久加诺夫自1993年担任俄共主席以来,提出了“俄罗斯社会主义”。按照他的解释,“俄罗斯社会主义”就是“把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我们许多世纪的历史经验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秀成果和谐结合起来的道路”。2006年4月6日,久加诺夫在俄共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了《俄罗斯社会主义——对俄罗斯问题的回答》一文,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俄罗斯学术界对“俄罗斯社会主义”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表示支持,有的提出批评。例如,俄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新俄罗斯十位政治家》一书中,用专门一章对久加诺夫的“俄罗斯社会主义”作了分析,并对他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本文概括地介绍“俄罗斯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并从多视角、多方位加以探讨。

一、久加诺夫“俄罗斯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1.“俄罗斯问题”是“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出发点

久加诺夫对“俄罗斯社会主义”的论证是从“俄罗斯问题”开始的。他认为,俄罗斯民族“在三大洲之间建立了庞大的国家,保护了几十个民族免遭灭亡,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大家庭,打败了地球上最凶恶的祸害——德国法西斯”。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着对俄罗斯民族的种族灭绝运动——有预谋地、蓄意地、持续不断地消灭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的毁灭不仅是地缘政治的毁灭,而且是国家的毁灭、精神的毁灭和最终肉体的毁灭。这是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他认为,以普京总统为首的俄罗斯当局应对此承担责任。久加诺夫声称,在俄国只有一支政治力量能够正确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这就是俄罗斯共产党。俄共提出“俄罗斯社会主义”是对“俄罗斯问题”的回答。

2.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是“俄罗斯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久加诺夫在论证“俄罗斯社会主义”时,把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作为其重要思想来源。他说,世界上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地缘政治学:一种是具有鲜明反俄罗斯色彩的西方地缘政治学,另一种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学。久加诺夫声称,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始终具有防御性的、非侵略性的特点”。俄罗斯的第一个地缘政治学说诞生于16世纪,其标志是菲洛费伊教士提出的著名口号:“莫斯科——第三罗马”。在18—19世纪,“帝国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世俗地缘政治学”取代了神秘主义的、宗教—救世主义的地缘政治学。久加诺夫认为,欧洲地缘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把夺取权力和财富的斗争作为实现目标的方法,而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主要目的是“为各民族带去真理和正义的光明,并竭尽全力保卫这一最高真理免遭外部敌人的侵犯”。在1920世纪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中,久加诺夫特别赞赏尼·雅·丹尼列夫斯基(1822— 1885)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地缘政治模式”。按照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只有俄国能够领导“强大的斯拉夫地缘政治同盟”,遏制西方国家统治世界的野心,从而拯救人类文明。久加诺夫高度评价列夫·古米廖夫(1912— 1992)的“欧亚主义”理论,因为在古米廖夫看来,“俄罗斯—欧亚”是一种独特的、自给自足的文化类型,它必然形成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帝国国家制度”。久加诺夫引证俄罗斯历史学家И.А.伊里因(1882—1952)的说法,证明俄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永远被迫进行自卫的有机体”。久加诺夫一再强调俄国是“欧亚的心脏”。

久加诺夫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地缘政治学说:一种是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另一种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久加诺夫把这一理论称为“斯大林模式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在久加诺夫看来,在20世纪中期,这种模式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把两种传统的俄罗斯地缘政治理论——帝国的理论和泛斯拉夫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工业化完成了主要的地缘政治任务。二战证明这是惟一正确的道路。而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建立是斯大林地缘政治理论的成功体现。久加诺夫认为:“斯大林在斯拉夫国家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大陆地缘政治同盟——‘社会主义大家庭'。”这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安全,使苏联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久加诺夫赞扬斯大林“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对沿海和沿大洋地区的势力范围”。久加诺夫为斯大林的地缘政治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感到遗憾。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解冻”和勃列日涅夫的“停滞”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但是俄罗斯历史的地缘政治继承性还没有中断。从“莫斯科——第三罗马”到“勃列日涅夫主义”都是为了达到两个始终一贯的目的:实现俄罗斯国家的自给自足和安全,围绕俄罗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强大的大陆同盟。

久加诺夫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实行的“罪恶的、反人民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苏联垮台,使俄罗斯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同盟者和朋友。俄国现在的国界与17世纪初的“莫斯科公国”相差无几。久加诺夫说:“俄罗斯现在像400年前一样,必须重新解决三个重大地缘政治任务:通向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把各个俄罗斯土地聚集到一起和通向黑海的出海口;在南方和东南方确定明确的国境线。”他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政权缺乏明确的地缘政治战略,不准备解决这些任务。俄罗斯共产党人作为主要的反对派力量,必须向社会提出自己的建设性的地缘政治战略。久加诺夫在《强国的建设者》一文中提出:“在地缘政治领域,要把强国思想同斯拉夫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必须以恢复俄罗斯对欧亚的`世界的心脏'的控制、保障整个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拥有必要的安全为前提。”可见,久加诺夫把恢复俄罗斯强国地位的前景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俄罗斯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

3.“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基础

多年来,“俄罗斯思想”一直是俄罗斯思想界经常谈论的题目。但是,对“俄罗斯思想”的解释各不相同,差别很大。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基础。久加诺夫参加制定的俄共纲领宣称:“只有在俄罗斯的创造性传统和历史传承性的牢固基础上,才能建设俄罗斯的未来。地缘政治、民族和经济状况的错综复杂使俄罗斯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和精神传统的载体,它的基本价值是和衷共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个人、社会和国家紧密相连,对实现真理、善良和正义的最高理想的追求,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宗教和其他差异具有平等权利和平等价值,凝聚力、人民性和精神追求是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前提。”纲领强调:“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久加诺夫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对俄罗斯问题的回答》一文中给“俄罗斯思想”的特征作了如下的解释:“独特性、继承性、向往未来、精神追求、人民性——这是俄罗斯思想的基本特征。”

久加诺夫强调,在“俄罗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东正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他写道:“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是我国人民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宝藏的主要保存者。”由此出发,久加诺夫提出了国家与东正教结成战略同盟的口号,宣称国家与教会结盟是时代的要求和国家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俄共纲领提出:“尊重东正教和俄罗斯各民族的其他传统宗教;同反映俄罗斯多民族特点和关心提高各族人民福利及其强大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的各种文化、政治、社会和宗教的运动、政党和组织进行合作。”在这一问题上,俄共的立场与以奥·舍宁为代表的俄罗斯正统派共产党人的观点是有区别的,后者坚持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传统立场。

久加诺夫在比较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不同时写道:俄罗斯文明的广阔领域“完全不是像在新大陆那样通过征服获得的。俄罗斯文明不是用刀剑,而是凭借十字架向前推进的”。久加诺夫在这里所说的“十字架”指的是东正教。

必须指出,久加诺夫的“俄罗斯思想”中的“俄罗斯”这个概念,包括大俄罗斯(俄罗斯族)、小俄罗斯(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这三个斯拉夫民族。他主张在“后苏联空间”重建“大俄罗斯”。他说,“大俄罗斯”就是“俄罗斯国家”,这个国家将“把居住着俄罗斯人或讲俄语的居民的所有地域都纳入其中,这个国家将建立在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牢不可破、亲如兄弟的联盟基础之上,它还包括那些自愿加入联盟的部落和民族”。这个联盟的边界与苏联的边界基本一致。他宣称:“毫无疑问,重建有着千年历史的俄罗斯文明的现代强国形式是不可避免的。”俄国学者根据久加诺夫的这些言论把他称为“强国主义者”和“大俄罗斯主义者”。

4.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遗产结合起来

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评论久加诺夫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说:“久加诺夫不否定马克思主义,也不否定列宁主义。他经常引证列宁的著作,而较少地引证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回避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 麦德维杰夫的这一判断并不确切。事实上,久加诺夫没有回避,而是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也常常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95年俄共三大通过、后来又经过若干修改的党纲宣布,俄共“遵循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与唯物主义辩证法,依靠本国和世界的科学与文化的经验和成就。”但这个纲领没有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作为分析工具,而是采用了流行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消费社会”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久加诺夫在《生活的教训》(1997)一书中写道:在新的历史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追随者制定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许多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俄共纲领没有明确表示对斯大林的态度,只是含糊地说:只有注意到党内存在两种倾向的斗争,才能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用给予客观的评价。后来,久加诺夫在2004年为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而写的文章中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肯定他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卫国战争中的贡献,说他是“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强国的建设者”。但又说,斯大林“为了主要的事业对人冷酷无情”,“在明显情况下犯了错误”,“以致后来不得不对之进行长久的和痛苦的纠正”。

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必须明确回答当前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传统的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想的精神遗产紧密结合起来。久加诺夫强调,“在俄罗斯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中,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与许多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精神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必须令人信服地说明,社会主义正是能够使民族团结起来、克服‘改革'造成的混乱无序状况的千年俄罗斯思想的精华”。第二,必须把一般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的、独特的俄罗斯道路结合起来。“必须明确界定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含义。因为无论对于列宁或斯大林来说,或者对于托洛茨基或赫鲁晓夫来说,这个概念具有关键性意义。他们往往把完全不同的内容纳入到这个概念中去。”久加诺夫写道,“在第三个千年之初,正是社会主义必须成为我们全民族思想的当代形式,它把社会公正、民族尊严和俄罗斯智慧建设性地结合在一起。”第三,在制定国家建设方针时要认真总结过去的成就和错误。久加诺夫认为,“世界经验表明,兵营式范式与‘民主国家'的混乱无序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会带来同样的致命后果。”在他看来,必须“把强国的威力与人民的自由、国家调控与民主机制、民族特性与各民族友谊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应把社会主义与贫困和缺乏自由混为一谈,社会主义不仅在社会制度方面是最公正的社会,而且是最富裕的社会。在经济政策方面,要建立有效率的国民经济模式,把中央集中管理与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把经济自由、自主创业与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成分和依靠自力更生结合起来。第四,俄罗斯社会主义要重视精神和道德问题。“没有社会的道德复兴,俄罗斯不可能摆脱‘民主派'使国家陷入的深渊。这种复兴必须建立在俄罗斯传统价值和许多世纪以来的人民视为最神圣的东西的基础之上。”在久加诺夫看来,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是克服俄国混乱状态和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但是,他强调,“仅仅依靠集权还不足以使国家实现复兴。因为血腥的专政也可能是强有力的,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的极权主义也可能是集中的。”政权必须是强大的、有效的,同时不应该损害人民的自由,不应该用各种限制来压制社会,不应该成为贪污腐化的温床。

久加诺夫宣称,“重建有着千年历史的俄罗斯文明的当今强国形式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他提出了“走向新的强国!”的口号。这个新的强国在21世纪的国家政治机构将不同于苏联。考虑到国家面临的新的挑战,需要对一系列战略问题作出新的回答。比如,要重视人和个性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公正;重建和加强遭到破坏的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友谊;恢复全国的统一等。久加诺夫宣称,在当今俄罗斯,只有俄共和人民爱国运动体现了俄罗斯思想的这些特征。

二、对久加诺夫“俄罗斯社会主义”的看法

俄共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是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左翼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俄共一再发生分裂,其党员数量由原先的50多万到2005年10月党的十一大时减少到18.8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2006年初,俄共的党员人数进一步下降为18.4万,其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48%,30—60岁之间的占43%,30岁以下的只占7%。党员年龄老化是俄共的一个突出问题。在2005年,有2.1万老党员自然减员,而新党员只有9800名,在一年之间减少了1.3万名。 15如果俄共党员人数下降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10—12年以后它就可能被迫退出俄国政治舞台。为了在新的条件下寻求生存发展,近年来俄共改变了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把工作重点从议会斗争转到组织群众进行议会外的示威游行,发动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俄罗斯社会主义”是俄共为了动员群众起来斗争而提出的理论纲领。

“俄罗斯社会主义”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国情结合起来,寻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之路。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并提出正确的政策主张。从这一角度来看,久加诺夫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至少有以下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如何对俄罗斯的现状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也就是如何对待普京总统及其政策问题。俄共现在采取坚决的反对派立场,认为普京的第二任期是俄罗斯危机的新阶段,普京使俄国变成西方的边缘地区,变成西方的附庸,指责普京推行的是“波拿巴主义”。实际情况是否像久加诺夫所说的那样?在俄罗斯“列瓦达分析中心”举行的民意调查中,普京在2006年6月的支持率为77% ,遥遥领先于俄国其他政治活动家。俄罗斯多数群众对普京的热烈支持与久加诺夫对普京的严厉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看来,大多数群众并不认同俄共对普京的全盘否定立场。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多年保持增长的态势,社会政治状况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据统计,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俄国GDP增长率2004年为7.2%,2005年为6.4%。2005年的GDP总值达到7500亿美元,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2005年人均GDP已超过5300美元。当然,俄国当前还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不高、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严重、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仍然存在等等。普京和政府当局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紧迫性,正着手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并且实施一系列重大国家项目。虽然,俄共发起的反对社会福利货币化法案和关于住房和公共服务改革法案的行动得到了包括大批退休人员和老军人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支持,并且迫使政府从预算中增加数千亿卢布来改善社会福利,但是总的说来,普京的治国方略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拥护,保障了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俄共及俄国的其他反对派政党指责普京扼杀民主、实行专制,与美国布什总统、赖斯国务卿等指责普京实行“专制”,并且鼓吹向俄国“输出”民主一样,并没有得到俄罗斯多数群众的认同。因此,对于俄共来说,如何对待普京总统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正确解决。著名俄罗斯政治评论家鲍里斯·马卡连柯认为,俄共试图把社会公平思想与强国思想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不足以把大多数俄罗斯人团结到自己一边。俄共过于因循守旧,缺乏吸引力,结果一部分青年人倒向利蒙诺夫领导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而另一部分青年人倒向民族主义。而俄共则成为“怀旧派的营垒”。 毋庸讳言,俄罗斯目前存在社会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弱势群体对此表示严重不满,要求政府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俄共组织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活动,向当局施加压力。有时甚至与“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等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联合举行抗议活动。但是,必须看到,为了使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目前俄罗斯进行的有些改革是不可回避的。这势必触犯到一些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加剧了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把二者有机地、和谐地结合起来,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保障社会公平。在这一方面,俄罗斯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俄共提出社会公平的诉求,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不能成为全盘否定普京改革的充分理由。

其次,如何认识“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问题。久加诺夫在论述“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时,追溯到16世纪菲洛费伊教士的“莫斯科——第三罗马”、18—19世纪的“帝国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和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他声称,俄罗斯文明在“向前推进”时不用刀剑,而是和平地进行,为的是给各民族“带去真理和正义的光明”。正如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评论久加诺夫的说法时指出的那样,这一论断不符合历史真实。麦德维杰夫认为,俄罗斯人在向东方和南方推进时,“既用刀剑,也凭借十字架。有时往往只用刀剑”。久加诺夫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建设苏联社会主义中的伟大功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赞扬斯大林在二战后“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对沿海和沿大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则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情绪。久加诺夫赞扬的“雅尔塔—波茨坦体系”实际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经过讨价还价之后相互妥协的产物。三国领导人既不与当事国协商,也不考虑当事国的利益,就对包括中国和远东地区在内的战后安排作出决定,具有明显的大国强权政治色彩。

此外,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传统相结合问题。久加诺夫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传统结合起来,这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所谓的“俄罗斯思想”到底是什么?他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深刻的“俄罗斯思想”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论证。罗伊·麦德维杰夫指出,不应把久加诺夫的“俄罗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因为中国强调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久加诺夫“俄罗斯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更多地带有种族色彩。这是十分重要的区别。

[作者简介]李兴耕,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