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共产党意识形态与理论战略的调整及其原因
于海青

无论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大视野看,还是以当前仍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的欧洲共产党为观察视角,西班牙共产党无疑是一支极具探索和反思精神的政治力量。从倡导“欧洲共产主义”,寻求多样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到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共产党的普遍发展危机中率先进行适应性调整,西共一直走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变革与创新的潮头。21世纪第二个10年末,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以及自身的巨大发展困境,西共再次迈出革新步伐,对党的意识形态及欧洲政策、政党联盟、政治动员等战略策略进行了近乎颠覆性的重构。本文在简要梳理西共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演进轨迹的基础上,尝试对当前西共的这一重要转向进行深入剖析, 以帮助我们厘清其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及未来前景。

一、西共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的演变

与欧洲多数共产党一样,西班牙共产党也是社会民主党内部斗争与分裂的产物。从1921年正式成立,到2016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召开之前的90多年间,以意识形态与理论战略的重要调整和变化为依据,其发展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呈现阶段性特征的三个“30年”。

首先, 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可称为西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时期。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党的组建和初期发展,还是战略策略制定、领导层更迭,主要领导人迪亚斯、伊巴露丽流亡国外的活动以及国内共产党人的地下斗争等,都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甚或直接干预)密切相关。而从主观上看, 西共也一直努力效仿“布尔什维克榜样”,遵循“列宁主义”范式。因此,这一时期西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 不可避免地镌刻着“布尔什维主义”的深刻印记。

其次,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是西共致力于摆脱苏联影响,逐渐转向“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期。1953年斯大林逝世,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笼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启了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潮流。在这一背景下,以卡里略为代表的新一代西共领导人深刻反思党的政治路线,提出“全国和解”政策,尝试将包括中产阶级、教会甚至武装部队在内的所有反佛朗哥力量团结起来, 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向民主过渡,成为西共理论战略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960年西共六大第一次明确宣布西班牙“可以沿着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1968年“布拉格之春”导致西共党内“独立派”与“亲苏派”之间对立公开化,而前者的压倒性胜利对西共最终走上独立自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73年12月, 西共通过新党纲, 全面阐释了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中求团结、民主化和多党制等重要思想,标志着西共全面转向“欧洲共产主义”。70年代中后期,西班牙独裁统治终结、西共实现合法化后,进一步与社会主义传统剥离,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 取消指导思想中的列宁主义, 反对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等,从而成为“欧洲共产主义新思想的最显著、最明确的代表”。

再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6年西共二十大召开前,可视为西共的后“欧洲共产主义”时期。进入80年代中期后,“欧洲共产主义”影响衰落,随着苏联解体, 其作为理论旗帜的意义逐渐丧失。在此后30多年实践中, 西共致力于探索摆脱困境和危机的出路, 依据国内外环境变化和党的发展状况,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提出了不少新的策略主张。但从根本上看,这些新调整并没有绕开“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线索,一些重要举措与“欧洲共产主义”一脉相承。比如,1986年西共在反对西班牙加入北约斗争基础上与诸激进左翼小党共同建立“联合左翼”,实际上是“欧洲共产主义”左翼联盟思想的延伸和拓展。2009年西共十八大提出以“民主”为核心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 与“欧洲共产主义”倡导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异曲同工。而西共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维护共产党间国际联系以及在民主基础上推进党的建设等观点, 也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新国际主义观”及其党内民主运转原则的继续与深化。从“欧洲共产主义”到后“欧洲共产主义”, 西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整体上体现为趋向“温和化”的相对连续性。

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是以西共历史演进中总体的、主要的倾向为标准,不排除不同发展时期存在不同观点的分歧和对立。比如,在40年代中期的“布尔什维克化”阶段,西共内部已出现要求摆脱苏联影响的声音;在转向“欧洲共产主义”过程中,西共党内曾发生激烈争论,并因此导致了党的分裂;而在后“欧洲共产主义”整个进程中,党内“革命派”与“温和派”间的对峙也深刻影响着西共和联合左翼的政策制定。但可以看到的是,在特定时期主导性倾向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而使西共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二、西共二十大对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的调整

2016年后,以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标志,西共的发展进入“断裂期”,实现了重大的路线性变化。从形式上看,二十大是西共历史上第一次分为两个阶段 (分别在2016年4月和2017年12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从内容上看,两阶段会议围绕三个重要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以此为核心西共对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进行了全面重构。

(一) 重新界定党的指导思想与组织原则

西共二十大通过了新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作出重大调整，一方面, 重新恢复了“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自1978年九大取消“列宁主义”的提法之后,西共党章一直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指称党的指导思想,直到2009年十八大仍然强调“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实现解放的理论、政策和文化为基础”5。2013年十九大党章有所改变, 提出“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同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在二十大新党章第1条中,西共明确将党的指导思想更新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现实分析和政治实践的基础”。

另一方面,重新恢复“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西共自转向“欧洲共产主义”后,在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直到1991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转向实行党内民主原则,后来通过的党章大都强调党内以完全实行民主自由为基础。比如,2009年西共党章提出党的运行需遵循民主原则, 即党内民主、集体领导、联合行动和党内团结, 其中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党内各方面意见整合的结果,是党的积极分子自由参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讨论的结果。在二十大新党章中, 西共重新引入“民主集中制”取代“民主运作”, 并在党章第18条分十个方面进行全面阐释, 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在广泛参与集体讨论的言论自由、批评与自我批评、体现各种观点、所有职位可撤销以及斗争行动的集体方向和团结基础之上, 其目的是“确保全党拥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以及唯一的中央指挥部”。

2018年初,二十大后新当选为总书记的恩里克·圣地亚哥在党报《工人世界》刊文,大力支持西共重提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他强调, 对于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来说,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而自20世纪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确立以来,西共一直在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随着苏联解体、两大阵营对立终结,“欧洲共产主义”客观上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社会阶级矛盾来分析世界,以及以替代社会模式解决这些矛盾的政治学说。而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正确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将其改造为建立在新型无产阶级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这种意识形态界定并非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脱离实际或开历史倒车,与西共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合拍。相反,马列主义是分析现实的工具,从中能够得出适应当前发展的夺取政权的策略。而且这一意识形态界定本身并非终结,也在不断更新分析方法。作为现实分析的工具,它必然使党的运作结构与之相适应。而恢复民主集中制就是最直接的变化,这一原则也必然使党内运作更富凝聚力和政治效率。

(二) 重构欧洲联盟的替代建议

自“欧洲共产主义”诞生以来, 西共在欧洲联合问题上一直秉持“温和的”疑欧立场。在20世纪70年代独裁统治时期,西共虽然谴责欧共体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但同时又声明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完全可以参加欧共体,倡导通过与其他进步力量合作,对欧共体进行民主改革,使垄断资本主义的欧洲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欧洲。西班牙实现民主转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共尽管经常批评欧盟的外交、安全及货币政策,指责工人社会党政府未能处理好西班牙的欧盟身份,反对两个版本的《欧盟宪法》等,但对欧洲联盟的总体发展趋向持基本肯定态度:一是强调欧盟作为“应对巨大经济和生态挑战的实质性工具”作用;二是认为阶级斗争不能局限于某一具体国家,只有在欧盟层面才能实现;三是认为缺席欧洲一体化计划不符合西班牙人民的集体利益。

西共二十大在欧盟问题上的主张发生重要变化,对欧盟的态度更加趋向严厉, 激烈批评在欧盟和欧元区难以推动改革,指责其建立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原则基础之上,服务于经济和金融集团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民主赤字,造成财富再分配有效机制的实际消失、劳动者工作条件恶化等,欧洲工人阶级为此遭受了灾难性后果。在二十大第一阶段会议上, 西共近年来第一次明确倡导西班牙退出“欧元区”及与欧盟决裂。由于这一倡议的提出必然意味着恢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主权, 因此西共呼吁欧洲左翼各协调组织、会议、论坛共同努力, 构建一个使脱欧的经济影响最小化、能够保证国家主权以及实现所有人基本权利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左翼替代计划。

(三) 寻求实现人民团结的新途径

在二十大上,西共积极呼吁寻求人民团结,强调这不仅是危机下的策略选择, 而且是超越选举对抗的战略,要将选举联盟外的各进步政治与社会力量联合起来, “在日常社会冲突中,在反对企业主的斗争中,在捍卫社会和劳动权利的过程中”建立最广泛的人民团结。从西共的主张看,虽然该党继续坚持“通过议会选举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但把议会外动员和行动提高到重要位置,致力于推动实现两个转型。

一是推动“联合左翼”从选举党向社会运动转型。“联合左翼”自组建后 (1992年正式登记为政党),一直就宣称其目标是发展成为能够激发广泛社会动员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但与预期背离的是, 在后来发展中选举逐渐取代社会动员占据优先地位,“联合左翼”越来越变成西共的一种政治选举机制。2009年第九次联盟会议虽然重申恢复“联合左翼”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身份, 但其后并未能顺利实现组织转型, 甚至一度由于支持率提升而终止。西共二十大再次提出推动“联合左翼”转型的任务, 致力于使其发展成为直接参与和专注于社会行动、更具灵活性的协调机制, 以及实现“最广泛人民团结的发展和巩固过程”。

二是推动选举联盟向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联盟转型。西共强调继续加强建设两个联盟, 即“联合左翼”以及2016年大选中与新兴民粹主义左翼政党“我们能”等建立的“我们能联盟”,并将其作为形成更广泛政治和社会联盟的起始点, 提出这一政治和社会联盟的构建,需充分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组织的政治意识多样性,最广泛动员社会各层面,寻求被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排除在外的群体、小企业主和青年人的支持。2018年1月,西共中央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政治和社会联盟的九大主张,主要包括西共在社会冲突中保持实质性的积极存在,优先考虑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坚持联盟与合作方式的灵活性,作为各政治组织和行动者间的联系桥梁, 将“我们能联盟”作为实现这种广泛联合的有用工具等。

三、西共二十大调整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的原因

二十大的新变化表明,西共明显开始转向寻求身份政治的策略,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而非选举政治的优先性,关注通过积极的议会外运动塑造党的反资本主义形象以及争取广泛社会支持,这无疑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调整和变革。现代政党政治的演进历史表明,重大的政党变革往往受到政党自身发展以及客观社会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探究西共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变化的原因,必然也要从分析西共面临的内部危机和外部挑战入手。

就西共自身而言,近30年倾向于温和化的政治实践,未能帮助其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反而促使其步入持续性衰落的下行轨道。

从党的社会基础看,寻求超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身份定位,导致党的激进主义拥趸的认同度明显下降,而在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又难以吸引新的支持者,这造成西共的社会基础不断削弱。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伴随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传统蓝领工人极大减少, 商业、服务业等新中间阶级迅速兴起, 西共开始遭遇社会基础的逐渐瓦解。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随后很快出现了足以与战后德国经济发展奇迹相媲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从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定位、社会行为和文化导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西共来说,由于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 给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的结构性资金补贴,造成西共传统工人阶级支持队伍分化,进一步冲击并解构了其社会基础。在这一背景下,西共试图从更广泛社会阶层中争取支持, 但在全国各选举层面上,却面临着来自主流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的竞争。尽管西共激烈批评工社党抛弃马克思主义, 但二者话语体系的明显趋同, 已经使“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社会民主党间的区分几乎消失殆尽”。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条件下,工社党在选民争夺中明显更占优势。从实践上看,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西共之所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支持率,甚至在1996年达到10.5%的选举天花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民对工社党执政不满的抗议票。进入21世纪后,西共支持率持续下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共再次获得选民对工社党执行紧缩政策失望的危机“红利”，在2011年全国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大幅增加,但很快受到观点更为鲜明和激进的“我们能”党的冲击, 2015年全国大选的支持率急速下降至历史新低。与此同时,西共的党员数也持续减少。作为欧洲地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之后以及70年代佛朗哥独裁统治终结之初,西共党员数曾先后两次达到20万之众。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共党员数很快下降到13万人。此后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 西共党员数又急剧减少到3.7万人, 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2万人。世界金融危机后党的组织力量继续下滑,目前西共党员数仅约为8800人,愈益成为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很显然,温和化政策并不能帮助西共确立巩固的社会基础,倾向“中间主义”的策略难以奏效。

从党的内部关系看,西共不断受到内部争论和分裂的困扰,民主化运转造成党极度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西共的整个发展进程中, 在处理与工人社会党的关系、与工会的关系、“联合左翼”的意识形态以及组织界定等问题上,党内认识存在很大差异,从而使西共党内生活充满矛盾和冲突。民主化运转非但未能帮助西共弥合分歧、消解矛盾,反而导致党内派系丛生,各派系间观点对立、争权夺利,力量内耗严重,甚至多次发生分裂危机。西共倡导民主化运转的初衷,是试图破除从反佛朗哥独裁垄断的长期地下斗争中沿袭下来的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化, 激发党员积极性,充分发挥党员作用,发展一种“参与式民主”的组织模式,但在党内民主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党的文件中规定的全国议会选举候选人选拔程序,根本未能得到执行;再如,一些集体决策机制,如吸纳普通党员参与经济、环境等各领域工作决策的“工作组”制度, 进展缓慢、参与率低、发展不平衡,与其他制度设计相互重叠。此外,一些民主规定执行走样,如党的地方议会候选人的党内初选程序既未能“强化”也未“制度化”，反而成为党内各派间争权夺利的工具。多年的民主化运转,造成了西共内部的分裂和分散化,党组织力量极大弱化,进一步深化了党的发展危机。

从与工会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看,西共迫切需要重建社会联系和沟通渠道,以拓展党的社会生存空间。源于特殊的反独裁斗争历史,西共与西班牙工会组织工人委员会存在一种独特的紧密关系。工人委员会与西共在领导层和成员上交织重叠, 从而使西共能够对工人委员会的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共分裂以及工人委员会自治倾向加强,西共对工人委员会的影响极大减弱。为强化党的社会存在,西共将密切与社会运动的联系摆在首要地位, 在传统左翼的关注重点之外加入新的政治议题,如女权主义、环境保护等,以从新社会运动等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寻求支持者。同时,通过邀请社会组织参与党的纲领设计以及积极参加社会进步运动,如90年代反对工人社会党政府劳动改革的“公民社会权利纲领”“废除第三世界外债公民网”等,加强党与社会运动的联系,并尝试将社会动员转化为选举动员。但从实践看,党内派系林立使西共不能形成清晰的政治方向和战略,阻碍了其发挥社会需求的沟通桥梁作用,进而使西共在大部分时间里不能有效利用选民的不满情绪。2008年的灾难性大选结果 (西共只获得3.8%的支持率)，促使党内对立的各派达成了“重建”党的共识, 更加强调与各社会运动组织的联系,比如在2010年6月的重建大会上,1000名代表中有约400人是来自于各社会运动组织的非西共党员。但这一政策在其后多年一直未能很好落实,党的许多地方组织根本没有参与这一过程。特别是缺席2011年5月爆发的西班牙近年来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愤怒者运动 (经济危机以来西班牙议会政治中最为成功的“我们能”党正是脱胎于这一运动) ”，更加弱化了西共与社会运动的联系,西共亟需寻求新的联系渠道与途径。

西班牙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新发展新变化,也推动西共进行理论反思和调整, 寻求制定适应性的应对政策。

一方面, 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以来,西班牙社会的“欧洲主义”共识面临瓦解,“疑欧主义”抬头, 整个社会情绪开始趋向激进。如上所述,自80年代中期加入欧共体后,西班牙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受益良多。无论从物质利益还是从情感上来说,整个西班牙社会一直对欧洲一体化保持着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的认可度和支持率。因此,欧洲一体化在西班牙政党和选民中并不是一个能够引发广泛争议的问题。比如,在2005年的《欧盟宪法条约》公决中, 西共等激进左翼政党持反对立场的理由,也不是基于“疑欧主义”,而是认为其不足以保护社会和工人权利,没有体现欧盟的民主赤字。即便如此,宪法条约仍以76.7%的高支持率获得通过,西班牙成为欧盟25个成员国中第一个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条约的国家, 甚至有1/3的西共支持者选择背离党的立场支持该条约。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于欧盟各成员国的欧洲一体化态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受危机冲击严重的西班牙,民众态度转变尤为明显。欧洲晴雨表的民调显示,在危机最严重的2012年,有67%的西班牙人表示对欧盟不信任。2016年的数据表明,不支持欧盟的西班牙人高达49%。移民、经济危机、失业、不平等,显然是引发西班牙“疑欧主义”激增的主要变量。相关数据显示, 2000-2011年间,西班牙人口从4000万增加到4700万,在新增的700万人中,每年移民增长1.4%。同一时期, 西班牙失业率却从8.2%猛增至26.1%, 有50%的青年人就业受到影响。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风险激增,最富有20%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是最贫困20%人口的6.5倍,西班牙因而成为欧盟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为了确保党的生存空间, 西共显然需要适度调整其政策目标以使党的内外部冲突最小化。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下西班牙传统政治格局被打破,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西共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在经济危机后遍及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中,西班牙在很长一段时间“独善其身”，没有出现任何有影响的民粹主义力量。但到2014年, “我们能”党强势崛起,很快上升为全国第三大政治力量,取代西共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激进左翼政党,这才引起人们对西班牙民粹主义的关注。“我们能”党兴起对作为传统激进左翼政党的西共的冲击,不仅体现在选举结果上,更表现在其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深刻反映社会不满、反主流情绪的政治主张,以及灵活机动、便利高效的社会动员策略方面。这给西共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成为西共对自己的理论和战略进行反思和调整的重要诱因。

四、余 论

作为近半个世纪来一直信奉“和平民主道路”的政党,西共对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的重新界定显然不能理解为政策主张的微调,而是几乎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重大变化。有观点称之为一场“组织革命”,因为这或许将成为西共转向新的政治实践的开始。这种转向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路线,而是塑造新的形象、内聚党的力量、寻求人民团结的尝试。西共在关注日常生活领域斗争,如薪资、就业、养老金等的同时, 也重视女权、环保和能源浪费等新政治议题。西共正在努力探寻构建一种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身份特征。

对试图通过变革摆脱危机的西共而言,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这种转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现实行动。从西共党内看, 目前整体上对党的变革必要性的认识还是较为统一的,比如2018年1月圣地亚哥在西共二十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获得了76张支持票,仅有1票反对,2票弃权。但作为仍然高度派系化的政党,这次变革在西共党内自然不乏异议之声。比如一些欧洲共产主义的捍卫者,继续强调欧洲共产主义的有效性,重申欧洲共产主义时期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提出欧洲共产主义并没有否定十月革命,而只是放弃了列宁主义中的一些关键要素 (如世界革命理论)，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他们认为列宁主义是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产物,而当今既无革命基础也无革命形势, 因此西共二十大重提列宁主义并无必要,列宁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只有部分意义而非全部意义的标志。显然,西共理论政策调整的有效落实仍然面临阻碍。正如西共国内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言, 能够产生革命性结果的关键在于,必须将这些建议转化为政治行动,并使之成为每个积极分子的政治自觉。

二是这种转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党的复兴。从更广泛层面看,当前整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理论变革和调整期,不少共产党都在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发展实际,对党的理论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以寻求摆脱困境的新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传统上比较激进的党,如希腊共产党变得更加激进;有的党如西共，对以往理论政策进行了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大幅调整;有的党已开始进行党内深入讨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实现重要突破和推进, 比如法国共产党在2018年11月召开第38次代表大会,围绕何为现时代的共产主义展开大讨论,寻求实现党的战略重塑。这些变化表明,欧洲各国共产党已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困境和问题, 并在努力寻找发展出路。但从当前国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态势看,包括西共在内的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逆境重生之路必然荆棘遍布,充满艰辛和挑战。对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来说,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才能找到一条真正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

[作者简介] 于海青，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