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7年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历史上最早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共产党之一。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在印度议会民主制下选择在宪法框架内施政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制定教育法案、革新劳工政策、确立警察中立、引进私营经济以及进行行政改革等，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反对党联盟势力强大，共产党在面对危机时缺乏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应对危机时犯了冒进主义的错误，从而未能保住政权。

关键词：印度共产党；喀拉拉邦；南布迪里巴德；共产党政府

1957年印度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大选[1]，印度共产党在邦一级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喀拉拉邦更是赢得60个席位（共126席），击败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而成为该邦执政党。印度共产党成为历史上最早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尽管是地方政权）的共产党之一[2]。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南布迪里巴德出任喀拉拉邦首席部长。从1957年4月5日南布迪里巴德发表就职演说，到1959年7月31日总统普拉沙德宣布对喀拉拉邦实行“总统管制”，印度共产党共执政28个月。这28个月的执政经历，是印度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由武装斗争转向议会斗争后赢得的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在议会民主制环境下谋求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次尝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另一种探索。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一、印度共产党取得喀拉拉邦执政权

印度共产党成立于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并在独立后的印度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1957年的大选是喀拉拉邦成立[3]后的第一次邦立法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印度共产党获得126个席位中的60席，再加上独立候选人中5个支持共产党，达到了组建政府所要求的多数[4]。具体选举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1957年喀拉拉邦立法议会选举结果[5]

共产党在喀拉拉邦能够赢得选举得益于诸多因素。首先，印度共产党在该地区曾长期领导工人运动，具有较稳定的群众基础，这是选举能够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在喀拉拉邦，“非共产党人开始相信，如果社会主义是尼赫鲁为印度描绘的路线蓝图，那么共产党可以比当地的国大党完成得更好”[7]。其次，共产党在竞选过程中组织得力，竞选策略得当。共产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较为详细明确的施政方案，切实回应了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与国大党空洞的口号式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共产党发动党员及群众组织，进行“门到门”式的宣传，募集到了足够的竞选资金。再次，1954年12月，国大党中央确立了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目标，客观上使“社会主义”更加深入人心。共产党在1955年左右转变了政治策略，对国大党的态度由原来的一味猛烈抨击转为相对温和的批评建议，吸引了一大批对国大党政府有微词但又没有那么激进的群众的支持。最后，苏联的建设成就和国际威望为共产党的力量做了“背书”，加上印苏关系的改善和苏联对印度的援助，提升了人民对共产党政府的好感和期待。

但是，新上台的共产党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是邦政府能否自立的关键。大选结果刚出来时，时任国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主席的堆巴尔以及其他国大党成员就非常不乐意看到一个共产党邦政府的出现，但总理尼赫鲁坚持要尊重选举结果，允许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8]。面对这样的国内环境，印度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尽量减轻来自中央政府和国大党高层的敌视，巩固民主选举得来的政权。

第一，共产党推举南布迪里巴德为首席部长。首席部长在邦的地位，相当于总理在全国的地位，是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除领导本邦社会发展之外，还可以参加中央的首席部长会议，参与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1957 年3月30日，共产党议员在埃纳库兰姆举行会议，推举与纳拉扬、尼赫鲁等国大党左翼人士保持友好关系的南布迪里巴德为首席部长人选[9]。较之于坚定奉行私人工业国有化的印度共产党喀拉拉邦党委书记奈尔，南布迪里巴德的政治观点要相对少了一些激进色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南布迪里巴德的赴任减轻了中央政府对于喀拉拉邦极端主义的担忧[10]。

第二，在施政纲领中尽量淡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新政府是在宪法框架内执政。1957年3月20日喀拉拉邦选举结果一出来，身在新德里的奈尔就接受了采访，明确表示共产党政府会在宪法框架内执政；竞选纲领里提到的土地立法纲领、对外资种植园国有化等措施，在颁布实施前将会与中央政府进行协商，并声称相信国大党不会反对国有化[11]。由南布迪里巴德署名的《喀拉拉：问题与前景》被普遍认为是共产党政府的施政纲领。在该著作中，南布迪里巴德再三强调：“我们一致认为，没有任何邦及其政府可以将自己的地方利益置于国家利益的对立面。我们喀拉拉邦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本国其他地方的、新的、统一的喀拉拉邦；我们想要的是在全新的民主印度下遵守其法律地位的喀拉拉邦。”[12]

第三，争取总理尼赫鲁和其他左翼党派的支持。南布迪里巴德写信给尼赫鲁表态，     喀拉拉邦政府会以中央政府为核心，并愿与尼赫鲁真诚合作[13]。尼赫鲁很快回复了这封信，声明他对共产党政府没有偏见，他与他中央同事们的立场是一致的，都有兴趣与南布迪里巴德政府进行合作。印度共产党还邀请人民社会党加入即将成立的共产党政府共同执政[14]。鉴于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微弱优势，这是防止人民社会党倒向国大党的一个明智举措，但后来人民社会党还是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二、印度共产党邦政府的施政方针及其意义

喀拉拉邦的社会结构具有显著的族群政治特点，约占全邦人口26.8％ 的伊扎瓦斯人属于落后种姓，其核心主张是土地，政治上支持共产党；约占全邦人口23％ 的基督徒把持着中南部绝大部分的教育资源，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政治上支持国大党，其中的天主教派更是控制了喀拉拉邦国大党委员会；占全邦人口16％ 的穆斯林则主要归属于穆斯林联盟，他们迫切需要得到经济上的改善，尤其是喀拉拉邦南部的莫普拉人；奈尔人约占全邦人口的15.4％，人民革命党几乎可以被称为“奈尔人党”[15]。“承诺在宪法框架内执政”首先意味着共产党政府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内施政，尤其是不得违背宪法中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为了巩固和扩大邦内群众基础，共产党执掌政府后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一，以明确、严厉的法案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印度中央政府1950年开始实施的土地改革，赋予了邦政府制定具体政策（如规定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的权力。各邦在实施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或因为制定的改革标准过于宽松，或因为附加的保留条款而使农民在改革中的获益极为有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出现了大量地主夺佃的现象。正如印度共产党在此次大选 的竞选宣言中指出的那样：“不彻底的土地改革措施除了在‘自耕’的名义下给地主保留了大块土地以外，还保证给予地主优厚的赔偿。这种措施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地租、捐税和债务等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负担， 反而使得这种负担越来越重了。”[16]喀拉拉邦政府在南布迪里巴德的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明确且严厉的法案推动土地改革。具体来讲有：（1）禁止驱逐佃农。南布迪里巴德在就职后的第一周就发布了禁止驱逐佃农的命令，不久，禁止夺佃法案出台，规定“在土地改革立法未制定前，土地占有者和土地耕种者的现状应予维持”[17]。（2）规定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不应当超过一个标准户所持有的土地的三倍，凡超过这个限额的所有土地应当无偿地分配给雇农和农民”[18]。（3）保障小土地所有者以下的佃农的固定租佃权。针对小地主的佃农，共产党政府规定“固定佃农所持有的土地不得被收回”“土地被没收的佃农有权从地主那里获得赔偿”“在任何情况下，佃农得保有20％ 的土地，不得将其收回”[19]。（4）将政府持有的可耕荒地分配给无地的贫农和农业雇工，并由政府资助开垦。“从分配土地这一名词的真正意义来说，这正是在印度实行大规模土地分配的第一次尝试。”[20]（5）颁布减轻农民债务法案，救济负债农民。共产党政府的这些农村土地改革举措使贫农和无地的雇农，尤其是喀拉拉邦北部的伊扎瓦斯人和其他落后种姓，真正从土地改革中获益。

第二，制定新的教育法案， 保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喀拉拉邦的一万多所学校中， 私立学校占六成以上，且多数私立学校由基督教教会和教士控制。他们一直把学校当作自己盈利的商业企业来经营，对于学费和政府补助金拥有绝对的分配权，学校的教员和学生的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在国大党执政特拉凡哥尔－ 柯钦邦的十年间，由于基督教徒中天主教派对国大党的把持，这种现象更加肆无忌惮[21]。教师的录用和辞退没有任何条件，全凭学校主管人做主，导致学校对教员职位的变相拍卖横行。而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发放用以支付教师薪金的补助金，补助金还未必能够落到教师手中。政府在教师的任用和工作待遇上没有发言权。在邦教育部长约瑟夫· 蒙达塞利主导推动下，共产党政府的教育改革法案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教师薪金的发放权直接收归邦政府相关部门，由邦政府掌握学校的财权；（2）要求邦内教师登记入册，将学校的人事任用制度化；（3）政府有权在必要时接管学校，即把所有学校置于政府的监督下。共产党政府的教育改革法案一出，就受到了广大教职人员尤其是私立学校教职人员的欢迎。

第三，革新劳工政策，加强工会力量，促进工人阶级团结。印度的工会组织具有典型的政党归属性。全国的主要工会组织有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全印工会大会、国大党领导的印度全国工会大会、人民社会党领导的印度劳工协会、革命社会党领导的统一工会大会等。共产党人是喀拉拉邦工会运动的创始者和组织者，而此前的国大党邦政府支持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压迫其他工会，谈不上有任何进步的劳工政策。共产党执政后主张承认和巩固一切工会，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强工人集体谈判的力量。南布迪里巴德在庆祝全印工会大会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幕式上说：“喀拉拉邦政府正在竭尽全力使喀拉拉邦产生一种和谐的空气，来促使工业进一步地发展，在这种工业发展中，正像工人阶级的合理利益和权利得到保障和受到维护一样，实业家也会得到可以谋取工业利润的保证。”[22]不同于国大党邦政府时期无法调解的劳资纠纷都被提交劳资法庭强制裁决的办法，共产党政府倡导通过互相协商和谈判的方法来解决劳资争端，并成立劳资关系委员会，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大大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在政府直接干预下成百起劳资纠纷案件获得解决”[23]。这些措施为共产党赢得了工人的支持。

第四，确立警察中立原则。该原则要求警察在履行职责时保持政治中立，不得对工会运动进行镇压；在劳资纠纷和土地纠纷中保持中立，不得一味维护种植园主、雇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南布迪里巴德在1957年7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这项政策做了详细说明。首先，警察不得镇压或限制政党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是每一个政党都享有的、受印 度宪法保护的权利，警察不得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名镇压或限制政党的民主活动。其次，在群众罢工运动中，警察不得协助雇主、地主等有产阶级镇压劳动群众。在印度，许多人都认为在群众运动中警察向群众开枪是不可避免的， 南布迪里巴德强调这是不对的。他援引了英国警察中立的传统，指出警察在和平抵抗运动中向群众开枪侵犯了劳动阶级的基本权利。再次，保持警察的政治中立是为了提高警察阻止犯罪的效率。针对反对党联盟提出的该政策打击了警察士气的指责，南布迪里巴德反驳道，喀拉拉邦政府的政策仅仅是限制了将警力用于反对人民，而非抓捕罪犯，相反，这项政策正是为了使警察集中精力于本职工作，提高破案率。最后，禁止警察镇压群众运动并不意味着警察不再保护有产阶级等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旦群众运动出现暴力行为，无论是针对个人人身安全还是针对他们的财产，都需要警察介入，保证双方都不越界[24]。南布迪里巴德坚定地认为：“工业关系应当由劳动部门而不是警察来处理，警察的任务是打击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25]这项改革是共产党政府劳工政策的衍化，是保障并支持工人和农民权利的最直接体现，翦除了教会势力和地主种植园主们的“武力”，改变了劳资纠纷中警察偏向雇主、资本家的局面。

第五，引入私营企业， 贯彻以发展促发展的解决方案。共产党政府清楚地认识到，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就业和工业化问题，“除非这个问题（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问题）能够在全国的基础上得到解决，除非邦和私人资本家的资源、甚至普通人民的财力全部发挥出来，从而使现有的全部工业单位不仅能维持下去，而且还能进一步扩充和巩固，并进而建设新的工业单位，否则，喀拉拉邦的工人阶级便不会得到拯救”[26]。这就是以发展促发展的思路。具体来讲就是在工业方面发展私营企业。发展工业无疑需要中央政府的财力支持和物资支援，但这两点在当时都不具备实现条件，一是因为中央政府依然对共产党政府持有戒心，二是中央政府本身也资源有限。南布迪里巴德制定政策吸引私人企业来喀拉拉邦投资设厂，经过层层努力，最终吸引来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企业之一比拉家族设立纺织厂，这也为其他企业做了榜样。

第六，实施行政改革。共产党在竞选宣言中抨击国大党的低效、腐败、不公，宣称执政后要建立一个高效清廉的政府。执政后共产党政府制定了两个目标：“通过给政府雇员发放合理的薪资来杜绝腐败，建立人民满意的公共部门； 破除官僚主义之风，改革行政机关，使之更加有效，更有责任感。”[27]为此，共产党政府先后于1957年8月15日和9月4日组建了行政改革委员会和薪资修订委员会。1958年6月，政府根据薪资修订委员会4月提交的报告制定法令，规定政府高级工作人员月薪最高额为1000卢比，节流出的工资用于提高政府低薪雇员的待遇。印度拥有数量庞大的公务人员或政府雇员，有关数据显示，喀拉拉邦是全印度薪资最低的一个邦，其政府雇员中有10万人的月薪低于100卢比[28]，到1959年2月，政府低薪雇员的工资得到了提升[29]。1958年7月行政改革委员会根据印度共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的建议提交报告，主张将更多权力下放到村潘查亚特，实行民主分权，以提高行政效率。

通过以上种种举措，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施政给喀拉拉邦人民尤其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关乎切身发展的利益，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执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表明了在印度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议会斗争的可行性。特伦甘纳农民武装起义遭到镇压后，印度共产党便一直在寻求政治路线的变革。在决定转向议会斗争后的一两年间，党内一直存在反对声音。喀拉拉邦共产党的成功当选，在实践上证明了议会斗争的可行性，也给马德拉斯邦、西孟加拉邦、海德拉巴邦等地的共产党带来了振奋人心的积极信号。其次，它提高了印度共产党的政治威望，为印度共产党积累了政治资本。在印度的政治文化中，能否执政是民众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党的重要参照。印度共产党执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尤其是执政的前16个月，展示了邦内共产党人的团结和高效，与前国大党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提高了印度共产党在民众中的政治威望，为以后印度共产党巩固全国势力和进行议会斗争积累了政治资本。最后，它是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的实践探索，为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新思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1955-1956年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该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印度共产党结合本国实际情况， 选择在议会民主制下进行议会斗争，通过掌握政权推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这是印度共产党根据国际环境 的变化、印苏关系的改善和国内资产阶级政权趋向稳定的政治现状，在共产国际和平过渡思想的指导下而作出的决策，开拓了发展中国家争取民主进步、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选择，是具有创新性的探索。

三、印度共产党邦政府被解散及其历史教训

自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成立以来，来自邦内外的反对力量就从未停止过阻挠和破坏。国大党纠集人民社会党、革命社会党、奈尔社会服务团、基督教教团、穆斯林联盟等组成反对党联盟，在邦内制造骚乱和冲突，在中央议会阻挠土地改革法案和教育法案的通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发起对共产党政府的攻击，甚至不惜诉诸暴力，在邦内制造谋杀，干扰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最终，1959年7月，在所谓“解放斗争”的最后冲击下，总理尼赫鲁宣布，喀拉拉邦持续一年多的混乱和暴力事件说明邦政府将人民置于无序和不安全状态之中，违反了宪法条款第356 条，需要对其实施总统接管。7月31日，共产党政府被正式解散。

共产党政府在危机下被解散，说明在印度议会民主制下，身为反对党的共产党一旦掌握一点政权就面临着当权派更加疯狂的反扑。遗憾的是，面对这种反扑，印度共产党由于思想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组织上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策略上没能建立起有效的统一战线以及政策上出现施政方针的失误等原因，导致局面走向无法控制， 在喀拉拉邦未能成功保住政权。

第一，反对党联盟势力强大。如前所述，喀拉拉邦的政治力量具有显著的族群性，   换言之，各族群之间此前在政治立场上并未达到过如此一致的情形。共产党取代国大党执掌喀拉拉邦后，国大党、基督教派自然成为了最坚定的反对者。人民社会党与共产党对立的本质是两大组织背后的奈尔人和伊扎瓦斯人的对立。曾经的高级种姓奈尔人不满于伊扎瓦斯人作为落后族群所享受的特权，要求共产党政府将“落后族群” 的标准由种姓调整为经济条件，引来伊扎瓦斯人的强势阻挠。看不到希望的奈尔人转而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继而直接影响了人民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的立场。穆斯林联盟的反共产党立场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因为共产党试图改善莫普拉人生活条件的努力被视为对穆斯林联盟势力范围的渗透[30]。反对党联盟除了在喀拉拉邦内部集结，还积极联络中央议员，阻挠共产党改革政策的出台。

第二，共产党缺乏一个强有力、统一的党中央。概括而言，到1958年底，喀拉拉邦的政治局势已经两极化，一极是国大党、基督教派、穆斯林联盟和奈尔人，另一极是共产党、伊扎瓦斯人和落后种姓。针对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和日益严重的执政危机，共产党人于1958年11月10-14日召开特别会议研究解决方案，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应当在此时以集体辞职表达对反对党联盟恶意破坏政府的抗议和不满，以退为进，以辞职来掌握事件的主动解释权。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共产党的邦政府成员，但对于在什么条件下、何时辞职，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案。另一部分人认为喀拉拉邦共产党应当邀请人民社会党、革命社会党等左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分化反对党联盟的势力，以政治上的部分让步保住执政地位。这一意见的代表是丹吉[31]，但这一建议在实施上的最大障碍是，人民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在奈尔人的推动下已经走得太远。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当发展议会外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共产党政权，他们指责南布迪里巴德的领导太过软弱，应当换一个更铁血的首席部长[32]。局势面临崩盘时，南布迪里巴德在1959年6月28日发布声明表示要和谈，但反对党拒绝协商。如何解决危机，共产党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一个有效的方案。可以说，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党中央的领导，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在危机面前手足无措，孤立无援。正如阿姆利则特别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党的组织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了保证，尽管过去的全部经验都说明，没有一个能起作用的党中央，党的整个工作都会遭到损失，但是，这样一个党中央还是没有建立起来。”[33]

第三，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策略上犯了冒进主义的错误。在喀拉拉邦的独立执政使共产党认为自己实际上已经真正掌握了政权，在面对反对党联盟的攻击和破坏时，邦组织内出现了冒进主义情绪。1958年5月共产党候选人赢得了关键选区德维科伦区的补缺选举，这次获胜使南布迪里巴德相信，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已经足够牢固，此时需要抓住机会乘胜追击，加快推进社会改革。同时，执政一年以来反对党的阻挠并没有对共产党政府产生足够威胁，这也让南布迪里巴德轻视了敌人。他在6月1日的演讲中说：“这次选举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再次获得全喀拉拉邦人民的认可，标志着人民群众支持共产党沿着当前的政策方向继续前进。”[34]在谈及反对党联盟时，南布迪里巴德提醒那些所谓的“民主力量联盟”，他们对共产党的反对有可能将人民拖入对立的阵营，并给国家带来动乱和分裂。南布迪里巴德的讲话被反对党联盟大肆宣扬为共产党发出了“内战威胁”，同时反对党联盟加紧动员其控制下的学生和工人组织举行示威和罢工，并操纵私人武装力量“克里斯多弗”制造流血冲突。面对反对党联盟“共产党威胁内战””的报道，邦党委书记奈尔于1958年7月20日签署了一个命令，号召“组建本地公民委员会，阻止反对党联盟旨在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无意义的骚乱”[35]。其实就是动员民兵组织，抵制学生骚乱。奈尔的民兵动员更是给了反对派以口实，7 月28日天主教大主教瓦达坎也号召喀拉拉邦的信众组建民兵组织，当天就在邦内发生了两派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此后两派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喀拉拉邦的政治局势不断恶化。

综上所述，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失去政权的历史教训表明，要正视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杜绝急于求成，避免盲目乐观。印度共产党在占据喀拉拉邦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依然被“总统接管”，直接原因是共产党政府面对危机应对不善、处理不力， 导致邦内政治失序。“警察中立”可以被认为是南布迪里巴德政府破除旧的国家机器、将警察这一暴力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探索，然而在面临反动派联盟组织的骚乱时，共产党政府又不得不诉诸警察的镇压和干预，警察中立无法实行下去。共产党也尝试通过动员民兵组织、团结工会组织等方式，用群体政治的力量对抗宗派主义、封建主义反动势力，然而发动群众力量后共产党却发现，自己的组织建设状况还不足以保障其对群众运动的掌控。可以说，共产党政府的急于求成、盲目乐观加速了喀拉拉邦政治极端对立局面的到来。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失去政权的历史教训提醒印度共产党人反思，共产党掌握部分国家机器时，该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乃至共 产主义的过渡？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关乎共产党能否在全国层面对国大党形成有力挑战，是决定印度共产党未来战略方向的根本问题。印度宪法提供了地方改革的可能性，宪法规定邦政府在社会治安、司法、行政、教育、交通以及农村问题（包括土地改革、农业信贷、估定土地税、征收农业所得税等一系列关键性事务）上具有决策权。[36]如果能有效利用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政府的权力，牢牢扎稳执政根基，那么共产党在一些社会改革问题上 大可有所作为。这不仅要求各邦共产党着力基层，更要求印度共产党党中央能够团结一致，对于党的路线纲领达成统一认识，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政策执行力度，避免再次出现 赢得选举却无法保住政权的局面。

1957-1959年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有效执政时间是短暂的，颁布的改革政策试图破除喀拉拉邦原有的族群政治格局，建立一个统一的喀拉拉邦，在印度宪法赋予邦政府的有限权力范围之内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然而由于反动派集结后的势力过于强大，喀拉拉邦共产党面对危机时缺乏党中央的有力指导，党内领导干部对危机的处理又犯了冒进主义错误，最终导致共产党政府被解散。表面来看，印度共产党是因为在执政期间导致邦内政治秩序失序而引起的总统接管，其实质是共产党诉诸的民兵手段已经趋向于暴力扩大化，而这是印度联邦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印度共产党面临的真正课题是，如何在现有的宪法条件下，合法地利用现有的国家机器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鉴于印度宪法对联邦政府和地方政 府职权的规定和议会民主制的运转模式，似乎唯有成为联邦政府的执政党，才能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和平过渡，而这对于印度共产党来讲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盛福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