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新纲领

(2008年3月15日摩共第六(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陈爱茹　摘译　　苏岩　校

1.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当代摩尔多瓦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代表全社会长远利益的政党。社会、民族和政治多样性的社会将保障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及自我实现的条件。我们不仅为捍卫穷人的利益而斗争——我们还要同贫穷进行斗争。我们不反对财富——我们所争取的是,财富和收入是清白收入的结果,而不是掠夺、贪污及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无情使用的结果。我们争取条件平等、社会公正及社会对国家真正的民主监督。

条件平等——对我们意味着,不仅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社会和国家为每一个公民的发展、培养、教育、健康保障负责,为每一个公民的生活水平及自由地参加政治及所有的民主机构负责,为每一个公民所享有的不依赖于物质状况、社会地位和民族属性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保护负责。

社会公正——对我们就意味着确定国家居民更高的生活质量标准并在实际中把其变成现实。社会公正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都不受压迫和侮辱,摆脱了贫困和饥饿,面对失业、疾病和衰老而不感到恐惧。

社会对国家的民主监督——对我们意味着不仅要无条件地实现法律至上的原则,还要最大限度地公开国家的所有决议和行为,与国家机关的权力相比,不断地扩大社会及其公民机构的权力,与中央的权力相比,不断地扩大地方当局的权力。

我们当代摩尔多瓦共产党人不渴望对现实、总体来讲是对周围世界确立任何唯一的观点并使之居主导地位。我们——赞成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各种观点和立场的良性竞争。但是,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社会上出现蒙昧主义和盲目信仰、上级任命的干部独裁和寡头专断的条件。

我们共产党人坚信,在我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社会重新变成了一个关注构成我们世界观基础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的社会。我们会顺应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没有自由的社会公正、没有平等的民主是不可思议的。

当今世界的新现实使我们对此寄予希望。我们的思想遗产使我们能够确信这一点。使我们能够对此寄予希望的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的经验。

2.我们的遗产

(1)思想传统的本质与潜力

有不少界定我们思想传统的尝试。但通常是,这些界定要么不全面,要么过于简单,要么就是完全教条的。

左翼正统派会把我们的思想遗产阉割为一些极简单的口号及失去实践意义的理论表述。右翼教条主义者主要是不断地抨击这些口号和表述,而没有发现,这些口号和表述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不仅仅最先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葛兰西的理论著作中并正是在那里得到了论证,而且现在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有效分析工具。只要回顾一下像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资本和社会自由的种类、意识形态现象、政治极权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现象就足够了。这些概念和范畴,早就远远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使用,也并不是只有他们在自己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析中遵循对历史和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

时间对共产党人的理论和思想探索作出了合理的修正。工业无产阶级不仅正在产生,而且在始终不渝地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有时变成新的、更积极的社会范畴。传统的社会矛盾明显地从发达国家向过渡型经济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导致了一系列本质上全新的矛盾和冲突。私有制的本性在一些国家转变成了经济和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恰恰相反,带有反常的特征。很多老问题需要作出全新的回答。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过去是什么把自称共产党人的人始终联合在一起?今后什么东西能够并应当把他们联合在一起?

当艰难地爬到权力顶峰的共产党员自己变成了思想上的法官,剥夺自己的同事和同志使用这一名称的资格时,根据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就会看到这个问题非常不简单。以某个永不复返的逝去的时代为目标、推行孤立主义并压制自由的本质上反动的政治集团偶尔会打着共产党的幌子采取行动,在今天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困难。在一些教条的共产党人、昨天的党的领导者热心帮忙以严厉的态度败坏共产主义思想名声的条件下,很难对思想政治传统作出评价。

作为对剥削和压迫世界的另一种选择,社会主义早期实践模式的出现以及对这些模式的批判,都是19—20世纪全球社会实践和全球理论研究的标志性现象。通过对这些历史现实的客观评价就更为清楚:共产党人只有不背弃三样东西,才能在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方面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1)自己所有活动的目的和动机——把人从社会的具体历史矛盾的消极影响中解放出来;(2)对现实持积极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要建立在公正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所进行的分析每一次都要揭示出类似矛盾的新程度;(3)现实的国际主义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相互关联性的客观认识。

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当时首次宣称自己是一个新型政治流派靠的正是这三个根本特点。只有这一态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被创造性地变成现实时,才能使得共产党人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并获得成功。现在共产党人仍是共产党人,也就是说在信奉这些基本原则之前,他们只能是民主主义者和自由的拥护者。

这就是说,当代共产党人首先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种解放运动和人道主义运动,旨在进行不可调和的反对剥削和对人的各种形式压迫的斗争,旨在彻底根除贫困和无权地位,旨在坚决确立民主和社会公正原则。

这意味着,当代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运动,也是学术运动,它无权完全以提出的任何一种理论来束缚自己。而应该以自己的思想价值为目标,以对世界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的辩证方式大胆地探寻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解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传统。

这意味着,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在国际共同努力推进全人类进步的背景下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行为。

这一切都意味着,真正的共产党人负有的使命是要像真正的人道主义者、革命者和改革者那样思考和行动,像设计和创造未来并感到自己对未来的责任的人那样思考和行动,像善于在自身的政治实践中从所有积极的、有利害关系的社会力量的团结中寻求支撑点,而不是在公民的对抗中寻求支撑点的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2)共产党人政治实践的矛盾及教训

我们自己的历史多次证明,当共产党人因某种原因哪怕是放弃了上述原则中的一条,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当客观的科学分析让位于伪科学的教条主义之时,当社会解放的理论家提出的理论假说变成干涩的教条时,精神上的专制和暴力就会获得胜利,不给共产党人留下成为其原本就应该成为的为自由服务的人的机会。

当共产党人以捍卫政权的名义,在原来的剥削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以官僚化的党的干部为代表的新的统治阶级的金字塔时,我们政治世界观的客观性就会在足以阉割掉任何革命和任何进步性改革的粗俗的政治文化和无情的国家机器的压制下被摧毁。

当共产党人背叛了国际主义理想,开始建立自己与世隔绝的、封闭的、特殊的、民族模式时,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瞬间就会复活,总体来讲,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所反对的一切都会瞬间复活。

因此,不能片面地阐释我们遗产的历史。它同人类的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是矛盾的。

是的,我们记得,20世纪30年代极权制度是怎样消灭并根除了在三次俄国革命的逼攻下从沙皇帝国深处冒出的具有创造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自由的。

我们记得,在停滞时代,以口是心非的党的在册干部为代表的新统治阶级是怎样厚颜无耻地压制平等思想,将自己置于平等原则之外,却为贝阿干线工程的建设者、集体农庄庄员、矿工、工程师,总之,是所有劳动者保留了这些原则。

我们记得,在80年代,兄弟友谊如何被那些在自己的民族领地上发家致富并想要主权的在册干部的奔走呼号所破坏,昨天还诚挚地信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全都卷入了令人痛苦的民族之间的混战。

我们看到,正是这个权力和镇压金字塔最令人讨厌的部分在后苏联地区占主导地位,他们不断地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培植排外性、民族偏执性,挥舞着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斗争的大旗。

但是,苏联时期共产主义实践的成果也显示了其中包括对反动力量进行的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反动力量一次又一次地企图熄灭革命斗争孕育出的社会创造火山,竭力要阻止受到公正和团结价值观鼓舞的几代人的勇敢行进。在20世纪欧洲历史最紧要的关头,当时欧洲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向法西斯低头了,正是苏联和欧洲的共产主义者,不顾斯大林的专政暴行,为挽救人类使其避免褐色瘟疫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胜利作出了无数的牺牲,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指出苏联时代的全部文明成就的同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史无前例的科学发现、伟大的文化作品,不是党阀和惩罚机构从人们身上挤压出来的;那些长期作为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和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的经济、社会和人文革新的宏伟建筑,也不是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些巨大变革的性质和规模、制度根基本身首先是来自追求自由和进步的社会上最积极的那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和宗教热情。

当这个社会主义的精神的、科学的、政治的取向与优先发展方向没有同新时代发生矛盾以前,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对新时代而言,没有最广泛的公民自由、没有公开性和竞争性,进一步实现社会和文化需求就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和无法实现。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不只是社会主义自身的危机——这是某种类型的工业社会的危机。这种工业社会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它的发展和现代化是以追赶的速度跃进式地进行的,跨越了客观的发展阶段。对社会财富、教育、文化、科学进行巨额投资最终导致苏联产生了积极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不满当局低水平的管理,也不满对政治生活的调节以及与外界隔绝。这就是危机,在这一危机中苏联社会内部客观形成的——个人自由与创作自由、多元论、私人生活的自主性、民族文化的认同、信息权等价值观——与建立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体制相矛盾。

局势因显而易见的情况而复杂化,主要是处于体制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危机条件下的社会,要求把民主化与增加社会成果、扩大文明市场和增进团结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没有能及时防止意外事故发生的这样的发展方案。这是可以克服的发展的危机,但却没有克服,结果是以垮台告终。

国家官僚们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情况。作为最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帮派组织,它厚颜无耻,在没有任何理论和观点的条件下它就能够把自己的历史性纲领变成现实——使自己的特权地位合法化,保证自己的积极分子拥有非国有财产。就本质来讲,这是真正的变革,既没有造成经济崩溃,也没有造成民主制的转折,相反,它牢牢地巩固了最没有原则、行动迅捷的行政命令体制的代表们的政权——但已是在正在形成的可控民主的框架下,在重新分配私有财产、崩溃的经济破产及普遍贫困的情况下。

正是他们,过时体制的典型代表又成了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最不好的东西(而它原本与社会主义没有这种关系)的完美体现者。正是他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我们的政治论敌,我们还将要同他们进行顽强的斗争。

(3)新视野和新目标认清所有这些现实,我们同时也看到、感受到、也很清楚,正在到来的新世纪是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政策、对未来进行另一种思考的开端。我们看到,否定团结精神及社会对个人、个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责任的绝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是多么短暂。

我们看到,政治复辟和民族偏执性的实践带来了多少苦难,尤其是在东欧诸国、巴尔干和后苏联地区。我们看到,一些左翼和中左翼运动的政策是如此简单,它们试图仅仅用偶尔取得的或多或少的成绩对出现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但不仅拒绝对社会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审视,而且还拒绝对这种发展进行全球性思考。

已受到历史考量的不仅仅是苏联时期的人员、道德与文化的损失,还有建立的权贵寡头资本主义及与之相伴的民族战争时期的损失。的确,损失可以比较。但重要的是,要比较的不只是损失。今天,已经清楚,苏联时代的损失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直接后果。如今已经清楚,后来的反共产主义时期的无法计数的损失也不是实行民主、公开性和宽容性思想的结果。分析过去的沉痛教训,我们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实践的主要问题不是平等、公正的人道主义思想,不是所推行的社会政策,而是民主的实际缺失、对人通过决议并公开对决议负责的能力的信任的缺失。评价以往的经验时,我们明白,压在后苏联国家头上的无尽苦难——不是多党制出现、受法律保障的实现选举自由的可能性出现的结果。这一切,都是失去了公民可靠的社会发展保障的权贵寡头占统治地位的体制在骗人的公民自由掩饰下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结果。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在2001年和2005年的民主议会选举中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欧洲和拉丁美洲左翼力量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都是建立在人们努力要把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同争取公民权利、争取社会对当局的监督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的——这一切都是大众政治意识开始积极变化的现实征兆。

很清楚,乐观的未来——只属于那些民主和社会公正构成其政治纲领主要支撑结构的力量,构建成自己政治纲领的主要承重结构的力量,对这些力量而言,没有后者前者是不可能的,而后者也意味着前者。当代人所追求的是生活在一个富足、公正和自由的社会里。我们的遗产——共产党人的遗产、我们的政治责任、我们焕然一新的人道主义世界观,要求我们在争取这种社会的斗争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当今世界与新的时代矛盾

(1)当代文明的各极

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人类而言,是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最终确立的时段。

第一,技术和信息革命的序列链条造就出了两极化的全球文明。该文明的一极是高流动性、技术和通讯达到空前水平、金融和投资快速流动、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迅速变化的世界。最富有的后工业国家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它们为当今的各种变化定调。

第二,我们看到,处于另一极的是生活在第二、第三世界贫穷国家中的人类的大多数。对这些国家而言,有代表性的是,对后工业发展的价值观胆怯地认可(常常是“强制”及逆向的)及完全不接受这条道路。不接受更多地表现为力求自我封闭、推行畸形的资本主义模式,而资本主义则是要无情地掠夺自然和社会资源,推行各种臆想出来的过去或未来壮丽图景的主张。

社会政治发展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实践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相互迎合的一致行动。后工业国家的金融经济和政治精英或是倾心于在第二、第三世界国家放肆地扩张自己的制度,而且扩张既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心理,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文化特点;或是实际上避开人类大多数感到烦恼的各种问题。先进国家的这类行为和立场被第二、第三世界的一系列国家的反人民的制度巧妙地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它们轻易就把自己国家不断增强的不满从自然而然的社会反抗轨道转引入对西方的“文明报复”以及通过这种“复仇”证明建立独裁的政治体制的正确性的轨道。全世界的金融经济精英的利益具有明显的共性——回避长期的社会发展任务,造成互不信任的局面,区分民族和文明,使它们在争取虚假价值观的斗争中冲突。

这一危险的、有可能引发灾难的当今世界发展的两面性,开始在应有的精神责任和政治责任层面上被越来越认真地意识到了。世界对其实现能够及时防止现存的发展各极之间鸿沟的加深,制止与日俱增的各文明的“冷战”和全球生态灾难的思想,越来越能理解了。世界在探寻这样的人道主义理想,即能够把先进国家的努力和落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成统一的解救能量,联合成为统一的、超民族的、非宗教的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人的基本目标——信守社会解放的目标、批判的科学分析和国际主义始终都具有现实意义。只有在这些目标的坚实基础上,才能构建起对全球化前景的新观点,建立相应的协同政治行动机制。

(2)前台的新社会阶级

在先进国家,作为过去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的财产上的阶级对抗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已十分明显且毫无争议。更多地以罕见的科学知识、技能、技术形式表现出来的财产,开始具有日益增强的与人不可分割的特点。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除了把剥削变为更加巧妙、经常是更加隐秘形式的劳资之间仍旧存在的全球性矛盾外,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矛盾明显地在尖锐化。知识本身正变成主要生产力,这意味着要批判性地重评作为全球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动力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论断。

在正在取代工业社会的信息社会、高科技社会,知识根本改变了自身的本质和作用。用马克思的术语,可以说,知识变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要素。劳动密集型的公式化的活动正在被排挤到社会生产进步的边缘。在任何经济领域、在任何重要的社会活动领域——从农业到高科技领域——都有对能够作出富有创见性的决议、具有多种技能、受过高等教育的另类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在这些条件下,全新的社会阶级——独特的知识无产阶级普遍地走上政治前台。确切地说,也像当时的工业工人阶级一样,这个现代社会阶级正在越来越坚定地成为新社会重要变化的载体,有着毋庸置疑的历史前景。这个成百上千万大军的代表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是发现自己领域的各种新知识的学者;力求按新的方式对某个进程进行管理的经理人;在自己的生产领域紧跟进步步伐的工人和工程师;在自己的土地上采用农作物新品种或新技术的农民;掌握新知识并把它们传授给学生的教师;使用先进保健方法的医生等。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进步,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并完善现代价值观。这是可以在经济、科技和人文领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人,可以自我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并捍卫自己权利的人。

这个全新的社会范畴的动机,与其说是追求发财的目标和物质需求,不如说是以追求自我实现为宗旨的。它的主要生产工具——智力——与拥有者不可分割。其生产的产品——商品和服务——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同时也始终不断地重复再生产。因此,这个新阶级在“全面消费”时代创造的实际上已经不是价值,而是价值观,当代市场制度暂时只是下意识地没有落后于这种难以置信、但远非市场的状况。

正是“知识无产阶级”大军客观上显示了对现代国家最积极的追求,正是它对建设并巩固这样的国家表现出来极大的兴致,因为这样的国家必须负担某类社会开销,而且它首先应发挥对人不断加大社会投资的作用,即对教育、科学、卫生保健的投资。越来越清楚,没有这种极为重要的职能,社会就不能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和相应的价值观水准的再生产。正是这个新阶级,对能够保障对全球化发展的目标本身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在后工业国家中,这个新阶级实际上是各种积极变化的火车头,这个火车头是因越来越不具有从事独立的专业政治斗争能力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的严重社会蜕化而出现的。在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它既同国家官僚对立,又同靠自然地租或者非国有的财产过寄生生活的寡头集团对立。这个社会阶级,一方面使自下而上的整个垂直的社会关系具有完整性,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社会、政治和人道诉求的客观共性把世界和文明结合在一起。

(3)所有制问题的变化

这是当今评价全球社会和政治进程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以新的方式展示着我们政治实践的前景,也展示着我们发展理论的水平。过去的整整150年,所有制问题及相应的私有制与压迫和剥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联系问题,或相反,公有制与摆脱剥削存在不可避免的联系问题,是各种社会争论和政治争论的基本核心。今天有各种理由认定,以这种形式提出这个问题正失去意义。

我们记得,早在19世纪,客观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已经揭示了私有制的这些历史局限。这些历史局限,无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家还是历史本身都不能完全推翻。同时,我们也坚信,全面的国家所有制不仅无法消除社会矛盾,恰恰相反,还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而且,对国有资源的垄断式的政治处理在实践中必然产生相应的国家官僚统治阶级和新的压迫形式。在实践中我们坚信,非国有制在变成私有制后,不能“获取”更高的效益,而只是在后苏联地区复辟了最恐怖的资本主义模式。

可以断言,在一定意义上讲,所有制问题发生了明显的贬值。但是,不是经济的无前景损害了国家所有制的声誉,因为有很多的例证可以说明,正是国家资本集中用于战略发展方面才导致了突破和现代化。不仅是私有制的剥削性损害了这一基本关系要素的声誉,因为在当今世界有不少例证可以说明,在私有制合理地起作用的情况下,所得到的社会公正并不比社会主义国家少。如果社会以民主的方式确定并监督其主要目标:有效性、公共福利、选举自由,则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进步的有效模式。结论非常清楚:重要的与其说是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不如说是管理、分配和控制财产的那些人的主要社会动机形式。一切都取决于社会公认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样的,如何进行国民收入的最终再分配,全社会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是什么样的。因此,所有制问题如今从占有问题变成了对发展动机的管理问题,从监督企业家活动的来源问题变成了监督其结果的全民机制问题。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对我们当代共产党人而言,现在不在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政策上推行公有化,而是在争取对社会财富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实行,对社会财富的投资可以造成并再现个人发展条件的平等,达到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切合实际的社会公正。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符合对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合理的、有前景阶段的当代理解。今天,当代政治和政治家的责任正是在于一次接一次地推进这个方面的发展。这已经不是“通往地狱的路上布满的美好幻景”,而是唯一可能的发展原则,是对人类文明自身的毁灭作出的选择。对这个全球性挑战作出应有的回应——这不仅仅是当代共产党人的职责,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透过我们更新的世界观看到的世界图景的本质特征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是既决定了我们的名称、又决定了我们对当代现实态度的政治纲领的概念核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