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门小军

［内容提要］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日本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为目标，倾注全力研究经典作家的理论著作，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明晰了《资本论》中的经济危机与革命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理论，阐释了“过渡时期”的长期性理论，厘清了《资本论》中未来社会理论的核心。虽然日共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中国学界的主流认知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作为探索“日本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努力，其现实意义与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关键词］ 日本共产党 科学社会主义 革命 过渡时期 未来社会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日本共产党( 以下简称“日共”) 在同苏联共产党等外国政党论战的过程中，在应对日本与世界诸多问题的过程中，倾注全力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独立自主的理论立场。特别是1976 年日共党纲将指导思想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为“科学社会主义”后，日共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日趋深入，成果日趋丰硕。在追求理论进步但不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日共看来，此种理论研究旨在“通过清理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中世纪式的社会主义遗产，在现代社会运用并复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实面目”，其目标乃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1] 需要明确的是，日共眼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包括理论、运动和制度三个层面: 在理论层面，“它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必然衰退和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指明了工人阶级等广大劳动群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使命” [2]，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学说是同义词; 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分析当前世界和日本社会发展诸方面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日共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的原始思想和本来立场，并注重考查经典著作的写作背景。

一、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鉴于有些国家共产党批评日共没有遵从“开展武装革命的意

见”( 该意见显然受到列宁《国家与革命》的影响) ，以及“布拉格之春”遭到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其他四个成员国的军事干预，日共意识到，单靠列宁的理论著作及其被广为接受的传统解释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应回归马克思，重新审视其革命理论。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暴力革命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内战中，他基于俄国经验建构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在取得政权之前，一个先进的革命团体只有在取得政权后凭借实施有利于农民及其他阶级的政策，才能获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列宁将这一革命理论视为各国共产党应遵循的原则。同时，列宁还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应当具有与巴黎公社政权相似的苏维埃式特征，虽然马克思支持的是民主共和国而非苏维埃式的政权结构。

在1970 年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日共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一个“人类进行伟大的探索和实践的新领域” [3]，日共应当基于马克思的原著加快推进革命理论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日共阐明了以下问题: ( 1) 按照19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所谓的“多数人革命”的进程已经开启; ( 2) 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界定为“一个完全依赖于暴力的政权”，是暴力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并不符合马克思原著中的含义; [4] ( 3) 马克思一直坚持认为，民主共和国是革命后所建立的旨在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政权的最好形式。

在日共看来，列宁是马克思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是着重关注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极少数理论家之一。像列宁这样伟大的理论家之所以“误读”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环境不容许他彻底地读完马克思的著作”[5]。那时，还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能够读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数量极为有限。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将他们有关革命理论的构想汇编成书，他们二人之间以及与国外活动分子之间的各种书信，也是在列宁逝世后才得以出版。原因之二在于，列宁要推翻的沙皇俄国是一个专制政权，确实没有其他可行的政治变革方法，唯有武装革命。十月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国家表现出严酷镇压和军事强权的鲜明特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宣称武装斗争的论断似乎有其正当性: 该论断适用于当时整个世界的革命形势。

日共将列宁的著作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十月革命之前。1916 年末至1917 年初，列宁被流放瑞士时，集中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与革命理论，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国家与革命》中。第二个时期是十月革命到1921 年内战结束。这一时期，列宁一面同国内反革命势力作斗争，一面反击外国军事干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试图将暴力革命作为普适性原则。第三个时期是1921 年以后。这一时期，列宁在很多领域彻底改变了之前的政策，引入了“新经济政策”与和平共处外交立场等。在共产国际内部，他也大胆革新，如寻求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支持，与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甚至赞成通过选举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政府。日共认为，与1917—1920 年理论活动处于“荒废的时代”不同，1920 年11 月之后列宁生命中最后的三年是其理论建树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他的“理论活动精彩地复活了”[6]，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著述在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中被删除了。

二、明晰《资本论》中的经济危机与革命理论

日共特别强调革命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曾写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7]对此，日共的理解是，虽然马克思使用古典经济学框架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但他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推进者的立场探讨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因此，如果不能理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资本论》中是如何呈现的，就无法抓到《资本论》的核心。循此逻辑，日共认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存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此转折点之后，其手稿的内容发生了极大改变。[8]

(一) 转折点之前时期: 1857—1864 年

这一时期有三个理论发展阶段。

一是“危机造成革命”理论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认为，当旧政权陷入危机后，革命就会爆发，革命进程会推动大众成为革命阶级，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会沿着法国大革命的路线演进。从此种理论观点出发，他们参加了法国和德国1848 年革命，但革命很快失败了。那时，马克思在《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可能即将到来的革命作了预测: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9]在日共看来，该文的潜在逻辑是: “1848 年革命的爆发紧跟1847 年的经济危机，虽然革命失败了，但新一次经济危机肯定会到来，并造成新一次革命。” [10]日共将此逻辑称为“危机造成革命”理论。

二是“利润率趋向下降导致危机”理论阶段。被期待已久的经济危机在1857 年确实爆发了，但预想中的革命并未发生。此时，马克思虽继续坚持“危机造成革命”理论，但同时也尝试弄清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并将此作为研究的焦点，以此写作了《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导致了经济危机。虽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意识到，与资本主义发展如影随形的是利润率的下滑趋势，但无人能够阐明其原因。李嘉图尤其非常恐慌，他甚至认为: 没有利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马克思通过引入两个新概念——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对产生“利润率趋向下降”的机制作出了充分解释。然而，日共指出，当马克思用该理论来解释其“危机造成革命”理论时，他在李嘉图的

危机理论路线上似乎走得更远了。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甚至写道，“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来说至关重要，它会导致经济崩溃，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自身被暴力革命推翻。但在这里他并未继续阐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如何导致经济危机。[11]

三是“经济危机的三支柱”理论阶段。经济危机理论通常包含两个问题: 一是“危机的可能性”，二是“危机的根源”。关于前者，马克思在《资本论》“货币或商品流通”一章中探讨了危机的可能性: 一旦货币出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且买和卖的行为相互分离，就出现了危机的可能性; 关于后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内在冲突乃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12]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应该阐明危机如何成为现实的机制问题: 市场供需矛盾只是表象，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才是根本，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并未触及问题实质。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后，经济危机就出现了。日共将之归结为“危机的激活”机制，它和“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根源”共同构成了“经济危机的三支柱”。但是，马克思的尝试仍然是基于旧有的假设: 经济危机源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一规律。

( 二) 转折点时期: 1865 年

此时，马克思发现了“危机的激活”机制。1865 年初，马克思暂时搁置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第三部分，转而开始写作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初稿，详述了新的危机理论: 生产者将商品卖给消费者、收回付款，完成了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换，开启了生产循环。也就是说，商人资本进入市场后，商品尚未到消费者手中，生产者就卖掉了商品，开始了下一轮生产过程的循环。就这样，基于生产者并不知道他们的商品是否已实际卖给消费者所产生的“虚假需求”，生产过程得以循环往复。当商人资本通过银行借贷资金强化购买行为，且商品销售超越国家边界进入世界市场，基于此种“虚假需求”而存在的现实生产过程不得不以一种危险的状况继续着，直至达到濒于崩溃的最高点。简言之，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在虚假需求的轨道上开始的。当出现膨胀时，就会产生泡沫，经济危机就发生了” [13]。这就是“危机的激活”机制。由此，日共认为，以下结论变得更加清晰了: 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它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中，而不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终结。同样明晰的是“危机造成革命”理论的非适用性。[14]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部分“商人资本”手稿中，马克思又完善了刚刚发现的“危机的激活”机制，探讨了商人资本在经济危机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三) 转折点之后时期

日共指出，在提出新的危机理论之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观也发生了改变。首先，马克思不再将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进入终结阶段的标志。1873 年，马克思写道: “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 大工业只是从1825 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 [15]这里，马克思将经济危机描述成资本主义尚处于“幼年时期”而非“终结的开始”的晴雨表。其次，马克思不再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视为资本主义陷入衰退的标志。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变资本的提高和可变资本的相对下降是必然的。[16]通过破除旧有的理论假设，马克思为提出“资本主义尚处于上升阶段”这一论断打下了基础。虽然传统上一直将“利润率趋向下降”视为揭示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最基本规律，但马克思在1865 年转折点之后已很少提及这一规律了。他唯一一次提及是在一封告知恩格斯关于其《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写作思路的信中。马克思在信中说: “随着社会的进步，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一点在第一册中论述资本构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时已经得到了证明。这对克服过去一切经济学的障碍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胜利。” [17]

三、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理论

既然经济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灭亡的晴雨表、“危机造成革命”理论已被摒弃，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哪些地方详细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最终稿时，马克思放弃了之前在第一卷之外讨论“雇佣劳动”的计划，反而将之全部放在第一卷。日共坚信，正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通过研究工人阶级的三个必然性理论，论证了他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论。

(一) 通过阶级斗争保障工人阶级生存的必然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工作日”一章中，马克思强调了几个重要原则，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实际斗争的支柱。第一，受贪婪驱动的资本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追逐利润，会丝毫不顾及工人的情况，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直到工人被逼迫到工作至死。只有“来自社会的强制”( 指《工厂法》)才能更有效限制资本的利润第一原则。第二，工人必须通过发挥集体力量，形成一个“社会屏障”，以保障他们自身及其阶级的存续。第三，虽然工厂主一直反对通过《工厂法》，但英国工业在该法通过后反而恢复了稳健性。该法将工作日的劳动时间限定在十个小时以内，这恢复了工人的健康与活力。换句话说，工作时间的缩短也有助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健康发展。对此，马克思说:“但是，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 [18]如此，马克思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必然性: 工人阶级应形成“社会屏障”，反对资本贪婪的剥削，以保障他们自身及阶级的利益。

(二) 作为建立未来社会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增长的必然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专注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一是简单协作阶段。马克思发现，该阶段不仅出现了集体工作形式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还使工人成为集体工人( collective labourers) 。第二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之前的简单集体劳动被分解到各个局部工人( detail labourers) ，每个局部工人都有独立而不同的职能。最后一个阶段是机器和大工业阶段。马克思引用并探讨了苏格兰学者安德鲁·尤尔( Andrew Ure) 的《制造业哲学》。尤尔写道，工厂有这样一个特点，工人好像服从于机器，但似乎也是通过他们的集体努力控制大量自动化机器的最大主体。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该特点的前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机器工厂的描述，后一部分描述则暗示了集体工人在未来社会的潜在力量。[19]马克思在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集体劳动形式正处于上升阶段，以及作为建立未来社会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增长的必然性。

( 三) 为社会转变而奋斗的工人阶级发展的必然性

《资本论》第一卷“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并非探讨最新的经济现象，而是“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 [20]。马克思清晰阐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与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影响，必然会使大部分工人变成相对过剩人口，增加整个社会的贫困，并创造出一支随时可供资本家使用的产业后备军。“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21]这样，随着资本主义“死神”扩大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剥削，工人阶级不得不为开创他们有希望的未来，奋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同普罗米修斯反抗伏尔甘火神一样，工人阶级也应当为了解放自身及社会，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在日共看来，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最终稿所阐明的第三个必然性。

日共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不是对原始积累的总结，而是重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史，简略探讨了资本主义为何必然灭亡的原因” [22]。此种论述可被视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语，它不仅首次关注了如何在资本主义进程内为未来社会准备物质基础的问题，还概述了工人阶级理论。马克思写道: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23]这样，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

四、阐释“过渡时期”的长期性理论

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在日共看来，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过渡时期”理论。《哥达纲领批判》往往被视为马克思使用“过渡时期”一词、阐述社会转变的未来前景的唯一文本。马克思在其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24]事实上，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讨论了过渡进程，他的结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变过程，要远远短于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原因在于，工人共同控制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生产”，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娘胎”里已经很发达了; 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变，只需要拿走“资本主义的外衣”，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很容易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完成。通过仔细阅读比较马克思的前后论述，日共发现，“在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 《资本论》第一卷首次出版八年后)中，马克思改变了之前的结论” [25]。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变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将该转变时期称为“过渡时期”。这是马克思在该问题上的重大变化。

是什么促使马克思改变了之前的观点? 那八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影响了马克思? 在日共看来，这就是1871 年法国工人发动的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研究加深了他对“过渡时期”的理解。1871 年3 月，发动起义的巴黎工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统治组织，即巴黎公社。遵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马克思起草了一份文件，阐明此次斗争的历史意义。该文件最终于公社失败后作为总委员会的声明得以出版，标题是“法兰西内战”。

在声明中，马克思将公社界定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并思考了巴黎公社为工人阶级开创了什么样的未来的问题: “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26]马克思在声明中并未使用“共产主义社会”一词，却提到了“过渡时期”问题，该问题之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被表述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问题。马克思指出，这一过程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的历史过程”和“改造环境和人的长期斗争”。

虽然马克思在声明中对此并无更多阐释，但他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详述了“改造环境和人”的任务: “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 这是经济改造) ; 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 现代工业所造成的) 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 解除掉) 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 [27]这里的关键词是“奴役的锁链”。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认为，“社会化生产”事实上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娘胎”里。但是，经过更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后，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的实施仍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将此称为“奴役的锁链”。马克思指出，不加任何变化地继承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只是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人，并没有创造出自由生产者之间的协作关系; 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并创造自由生产者平等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生产制度。

马克思预想，工人奋力击败统治者对社会转变的拒斥，会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但建立新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要困难得多，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完成。日共强调，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到“改造环境和人”的长期斗争时，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这点: 只有成功建立“自愿联合劳动”的新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发展到一个不再需要国家的新社会发展阶段———由公社组成的社会将能够实现自我发展，而不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这是一个新前途。从此种理论设想出发，马克思得出结论: 与完成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一样，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8]

五、厘清《资本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理论的核心

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日共认为，需要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未来社会理论，它在马克思的所有理论中，“被人们误解得最严重” [29]。

在共产主义社会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阶段以“按劳分配”为特征，另一个以“按需分配”为特征。时至今日，这仍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中被广泛接受的颠扑不破的理论。日共1961 年党纲亦是以此来论述未来社会。但是，由于分配原则从“按劳分配”转向“按需分配”，仅仅意味着一个社会将继续充斥着产品，因此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上的未来社会，在日共看来似乎并不那么吸引人。马克思在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30]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真实历史”最终将在资本主义之后开启。马克思设想的是一个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未来社会，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人类的“真实历史”。

然而，将这样一个伟大的未来社会的特征仅仅归结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产品可供“按需分配”，就够了吗? 日共前党主席不破哲三对这一传统上的理解思考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他带着问题重读《哥达纲领批判》时，马克思的一段话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 在讨论“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原则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警告。马克思的探讨仅仅是为了反驳拉萨尔在其“公平分配”口号下对未来社会的错误描述，那只不过是揭示拉萨尔理论错误的一种尝试。马克思警告说，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误解了他的意图，基于社会中特殊的分配制度而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理论，那么他们将会犯一个大错误。这让不破哲三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着重关注了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详述了“自由王国”理论。该理论的要点如下: 在资本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智力活动仅仅局限于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或社会中的特殊成员，他们是被指定从事特殊文化工作的人，他们也是依靠其他人的剩余劳动维持生活的那一部分人。此种发展历程在过去生产力还很有限的社会有其必然性。然而，此种必然性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尚未得到验证。一旦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被改造成一个新社会，劳动将不再从属于某个特殊阶级。在那里，所有社会成员都将自愿参加劳动，相应地，每个个体的工作时间将极大缩短，而且，作为结果，社会将保证所有成员都有实现人的发展所需的时间。如此，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核心。

不破哲三认为，马克思在详述未来社会的特征时，使用了“自由王国”u20154 和“必然王国”的术语，但其含义却不同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使用的相同术语。马克思所谓的“必然王国”意味着，一部分生活时间要耗费在物质生产上。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物质生产就是必需的，耗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被称为“必然王国”。当一个社会消除了剥削制度，变成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方式本身的性质确实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从不人道的苦差事变成令人愉悦的人的自我实现活动。即便如此，属于“必然王国”物质生产的那部分时间，也应当被视为生活时间的一部分，其他部分的生活时间才是每个人的自由时间———不受劳动的束缚可以享受生活的时间，马克思将此称为“自由王国”。未来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所有社会成员都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充分享受“自由王国”的好处。[31]

当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且一个未来社会能为人类提供实现此种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时，人类才能发展自己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自由王国”描述成一个“人类能力的发展自身就是目的”的“王国”。马克思写道: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32]

六、结语

概言之，日共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注重经典著作的写作背景。即“经典著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下来的，为了什么目的写的，为了什么人写的。相对马克思所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发展了的，应该根据历史的发展来分析” [33]。日共强调，在不同的理论发展阶段，马克思面对的问题也不同; “随意就某个特定的主题收集马克思的手稿，而不顾及手稿的写作时间及背景，就不会对马克思的理论有深入的理解”[34]。日共对列宁著作三个时期的划分，就考虑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日共特别指出，列宁在1917—1921 年间的著作正值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应该谨慎解读。二是注重理论考察和实践考察相统一。例如，在从工人阶级的三个必然性理论出发阐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论时，日共特别考察了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与其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最终稿之间显著的交互作用，发现马克思呈现于最终稿中的理论发展与他参与“第一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收获相当一致。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清晰可见于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中。三是注重文本的比较和辨析。日共坚信，对马克思思想的充分研究，只是在《资本论》所有手稿面世之后才成为可能。也是在论述工人阶级的三个必然性理论时，日共通过研究《资本论》第一卷手稿的写作背景，推断了最终稿在哪些地方修改了初稿。

从1957 年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日共对其纲领路线进行了大幅调整，历次代表大会均有新提法、新论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集中体现于1961 年第八次代表大会和2004 年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两份党纲，以及2000 年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之中。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多数人革命”的论述，特别是他们有关普选权对于工人阶级获取政权的重要意义的论述出发，日共在1961 年摒弃了暴力革命斗争路线，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斗争路线。1970 年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人民议会主义”和2004年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皆是这一路线的延续和深化。第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立场出发，与斯大林所定义的“列宁主义”作切割，日共在1976 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将党的指导思想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为“科学社会主义”。[35] 第三，从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核心出发，日共在2000 年新党章中，将党的最终目标修改为“实现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与人的关系是真正平等和自由的共同社会” [36]，不再提“共产主义社会”。第四，从马克思“过渡时期”的长期性理论出发，依据日本国情现实，日共在2004 年新党纲中，将其当前所从事的革命的性质界定为“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仍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日本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

注释：

[1]Fuwa Tetsuzo，“Looking Back on the 90 － Year History of the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in Japan Press Weekly，SpecialIssue，January 2013，p． 21．

[2]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论》，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3 年第6 期。

[3]［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 1922—1982)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323 页。

[4]1971 年，日共指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用语的“Dictatorship”“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献中所明确阐述的那样，它是表示一个阶级或者几个阶级、阶层的政治统治，或者国家权力，决不是意味着使权力集中于特定的个人和组织”，所以译为“掌权”更为妥当。五年后，1976 年日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又以“无产阶级掌权”与“工人阶级政权”是同义词为由，从党纲中删去了“无产阶级掌权”一词，只保留“工人阶级政权”的提法。参见［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 1922—1982)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338—339、443—444 页。

[5]Matsumiya Toshiki，“Marx Is Alive and Well，Interview withFuwa Tetsuzo”，in Japan Press Weekly，Special Issue，October2009，pp. 14 － 15.

[6]郑萍《日本共产党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访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载于2010 年6 月10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7]《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22 页。

[8]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2009 年版第176 页。

[10]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11]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12]参见《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2 卷第16 章“可变资本的周转”，以及第3 卷第15 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和第30 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13]Matsumiya Toshiki，“Marx Is Alive and Well，Interview withFuwa Tetsuzo”，in Japan Press Weekly，Special Issue，October2009，p． 5.

[14]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15]《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6—17 页。

[16]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 卷1974 年版第74 页。

[18]《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41 页。

[19]参见《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482—483 页。

[20]《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07 页。

[21]《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43—744 页。

[22]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23]《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874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2009 年版第445 页。

[25]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2009 年版第159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2009 年版第198—199 页。

[28]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29]Matsumiya Toshiki，“Marx Is Alive and Well，Interview withFuwa Tetsuzo”，in Japan Press Weekly，Special Issue，October2009，p． 12.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2009 年版第592 页。

[31]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32]《资本论》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928—929 页。

[33]《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专访日本共产党主席不破哲三》，载于《当代世界》2006 年第1 期。

[34]Fuwa Tetsuzo，“How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ed Its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ee from http: / /www. jcp. or. jp /english /jcpcc /blog /2016 /04 /how － the － japanese － communist －party. html.

[35]日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却又将指导思想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为“科学社会主义”，原因之一是，在日共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与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分不开，正是斯大林的定义把俄国革命的经验视为世界革命的普遍规律; 原因之二是，这样做能够“正确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规避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参见肖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版第734 页。

[36]刘洪才《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8 页。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