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印度左翼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张淑兰

摘要：当前印度体制内的左翼政党处于受挫阶段，而体制外左翼政党则充满活力。21世纪印度左翼政党的未来发展面临着三个必然性的条件，包括世界政党的发展规律、印度民族国家的特性和印度政治革命斗争的规律，左翼政党只能顺势而为；与此同时，印度左翼政党有四个偶然性的条件可供选择，包括组织发展方向的制度化、主要活动平台、主要合作对象和主要工作议题。正确处理上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条件是21世纪印度左翼未来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印度；左翼政党；必然性；偶然性

立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末，印度政党中的体制内左翼政党印共（马）和印共仍然处于受挫阶段，不仅在全国选举中失利，而且丧失了地方的长期执政权，与之相比，体制外的左翼政党印共（毛）却充满生机和活力。印度左翼政党能否准确认清国内外形势与大局，采取适宜的发展战略与行动，是其未来发展的关键，也会深刻影响印度国内政治发展的未来格局。

一、印度左翼政党面临的客观必然条件

对于印度的左翼政党来说，从其内在本质与属性到其生存与发展的外在环境，有三个方面的必然条件是无法自主选择的,只能顺势而为。

第一，从政党的属性来说，印度的左翼政党既逃脱不了世界政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也无法扭转其自身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政党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产物，同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存在周期一样，世界政党的兴衰同样有周期性规律，并非像菲奥瑞娜认为的那样，“政党的兴衰规律是模糊不清的”。她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是因为她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四十年时段的考察。根据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是50－60年，中周期30年，短周期10年，世界政治的长周期是100－120年，中周期50－60年。

就世界政党而言，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探寻可以发现，从1679年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政党诞生，到19世纪20年代左右相对成熟的政党出现，世界政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高潮，即19世纪70、80年代、20世纪20、30年代、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90年代，这四个高潮的间隔时间分别是50、30、30年；再进行长时段的空间探寻可以发现，从1839年的正义者同盟、1889年的第二国际、1919年共产国际到1952年的欧洲议会党团，世界政党的地区化发展也大约经历了50、30、30年的间隔。可以说，世界政党产生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为：长周期50年，中周期30年，这是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周期的50－60年是相互吻合的，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

具体就印度的左翼政党来看，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CP，已经经历了三个产生与发展的高潮。就产生来说，印共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印共（马）和印共（马列）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印共（毛）在21世纪初建立，三个时间间隔约为30－50年。就发展的高潮来说，印共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轰轰烈烈、影响较大，但自从印共（马）建立后就影响式微；印共（马）在20世纪的下半叶风光无限，在几个邦连续执政，但进入21世纪则相继丢掉了印度政权；相反，进入２１世纪，印共（毛）的斗争轰轰烈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三次高潮的周期时间约为30－50年。按照政党产生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21世纪的上半叶应该是印共（毛）的高潮期，但目前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下一次的高潮似乎应该是2050年前后。

如前所述，左翼政党的这种兴衰并非印度独有，而是世界各国各色政党的共同规律。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党本身属性及其无能、媒体对政治和政客的普遍怀疑、大众并不喜好以“等级的、寡头的”为特点的老式的中央集权的政党结构等等，简言之，“大众对政党的厌恶可能源于社会、文化或者历史的因素”，而“在很多民主国家，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国家，政党系统和竞选资金都深受诟病，它们允许特权利益集团进行原始（通常是秘密的）权力买卖并发挥影响”。印度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就左翼政党而言，其兴衰除了有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因素外，还与左翼政党和政治的严重失职有关。体制内的印共和印共（马）都长期在中央和地方参政和执政，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应的问题，一直也遭受着批评和怀疑，而目前体制外的印共（毛）在其控制区内的行政治理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弊端。

第二，从政党的使命来看，印度左翼政党的斗争受制于斗争规律,不可能特立独行。

一般认为，印度的独立是甘地领导广大民众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取得的，印度具有非暴力的传统。这一点不容否认，但复杂多样的印度也有暴力的传统。印度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庶民研究学派指出，印度广大的手工业者、贫困农民、无地的劳动者等“具有某种反抗的自觉的、共同的意识（不管这种反抗是直接针对富农、城市商人还是殖民者的包税人）”，所以，印度民众具有暴力的传统。同样，印度国家也具有暴力的传统。研究当代印度政治的学者也发现，印度国家具有弹压地方和地区叛乱的长期历史实践。因此，美国著名的印度政治问题研究专家维内尔感慨，“印度最令人迷惑的矛盾是高度的政治暴力和成功地维持民主政治体制”，“以至于不使用暴力就无法解决冲突”。

事实上，从近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道路来看，印度的独立历程是暴力、非暴力交替进行的。最早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激进派提拉克领导的暴力斗争。甘地从南非回国开始领导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往往到最后会出现暴力，于是甘地就宣布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暴力之后,甘地再次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然后再次停止,所以才会出现甘地领导的三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是甘地的信仰。就甘地而言，非暴力是爱的力量的展现；合作与不合作，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信条；高潮时不合作，低潮时就退到建设性纲领。

而就国大党而言，在强大的英帝国统治下，武装斗争根本行不通,而且一旦发生武装斗争，英国殖民者会挑唆穆斯林与国大党进行打斗，所以，非暴力具有客观上的可行性,可以以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成果。另外，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经济发展需要连续性，通过非暴力、不革命的手段，既能够保持国家发展的连续性，又可以避免与英国对立以继续获得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因此，尽管印度的宗教传统是不杀生，非暴力的实行比较容易发动群众，但这一点对国大党而言影响极其微弱,非暴力只是国大党在诸多制约因素下的一种策略选择。1935年国大党与英印政权合作，但二战中则实行了不合作，所以,国大党的政治斗争一直是合作、不合作交替进行，最后是合作移交政权。总之，印度的斗争规律就是暴力与非暴力、合作与不合作的交替进行。

就印度左翼的斗争而言，独立前的印共坚持武装斗争，独立后，印共从1952年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印共（马）的骨干早期也坚持武装斗争，但1964年从印共分裂出来后，从1967年开始也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1969年建立的印共（马列）及其后来的主体派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但进入９０年代后其主体组织也开始参加议会选举；2004年建立的印共（毛）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其崛起和武装斗争都有其客观必然性，不但符合印度的斗争规律，也符合世界左翼革命斗争的发展趋势。葡萄牙学者在反思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斗争道路时指出，左翼对暴力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放弃，“使得左翼理论在遭遇新的或翻新的暴力形式时在政治上显得无能为力”，但是，规律也昭示着印共（毛）的下一阶段可能采取非暴力的合作方式。

第三，从政党的外在环境来看，印度左翼政党是印度民族国家大棋盘中的一部分，政党政治的格局决定了左翼政党的地位。

印度民族国家的一个恒久特征是混乱中自有秩序，永远是多元统一的。之所以如此，从印度历史来看，统一的时间短，分裂的时间多。曾试图建立体制统一的王朝仅有孔雀王朝、吉尔吉尔王朝和莫卧儿王朝,真正统一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四、五百年。而且，这些短暂统一起来的帝国中，能够真正建立起统一体制的很少，其统一存在很大的分散性：实控面积小，主要是臣服制。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时,印度有550个土邦。从外部影响来看，外族对南亚次大陆的入侵从来没有停止，北方强国自顾不暇，不断担心外族的入侵，这对统一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殖民统治时期，为了便于统治，英国殖民当局继续保留了550个土邦。

从地理环境来看，印度次大陆的中间有一山一河隔开南北，古代的交通工具只有牛车，天然形成了南北印度之分；南亚次大陆的中部高,两边低，除了高山和高原外，还有几条不通畅的河流把东西印度阻隔了起来，因此印度素有南北印度和东西印度之分。从经济联系来看，由于国土辽阔，再加上地势的阻挡，印度各地的经济联系较少，只有依靠武力才能把各地联结在一起，所以，印度各地发展不平衡。从社会联系来看，印度号称世界人种博物馆、宗教博物馆，语言繁杂，宗教信仰众多，再加上种姓制度的隔阂，社会严重地四分五裂。

独立后，印度政党政治的特征一如其民族国家的特性。国内外学者们使用了各种词汇，但使用频率最高、几乎没有争议的词汇，无外乎褒义的“温和的多元主义”和贬义的“碎片化”或“四分五裂”，综合起来看，其本质都是多元性。尽管印度政党体制的重要特征是四五分裂，但一些选民在选举时，有可能尽力控制四分五裂的程度。根据对24个国家的研究，四分五裂的最高程度与人们加工信息的心理限度相一致。研究结果发现，选民和政党能够从过去的选举中总结经验，从而适应一定程度的四分五裂；22个国家中的17个，不管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四分五裂总会趋于平衡。

因此，不能忽视印度政党政治的另一面，即多元中的平衡性和统一性，民众在维持四分五裂的同时,也一直倾向着“核心党”。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们利用社会分裂理论分析了印度的政党政治，发现从1952年到1999年，全国性政党的有效数目一直高于同一时期邦里的政党数目；邦政党的平均数一直维持在3－4个，只有1952年第一次大选时超过4个,而全国性政党的有效数目维持在3.4（1977年）到7.09（1996年）；“印度的政治体制不可能形成除了国大党以外的其他全国性政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大党一开始靠的是独立运动，后来靠的是民族国家的象征和组织纽带。这些为国大党提供了一个动员民众的全国性框架。缺乏这样的资源，所有的政党在印度都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联盟。事实证明，在印度政党政治的运转中，除国大党外，其反对派从来没有结成稳定的联盟，对国大党形成连续两次以上的稳定挑战。尽管2014年印人党再次上台执政，但也是在间隔了十年的两次大选之后。另外，全国性政党的膨胀与核心党的存在规模成反比。核心党强大时，全国性政党的增长速度下跌；核心党衰落时，全国性政党的增长速度加快，也就是说，全国性政党数目的增加随着核心党的规模变化而变化。

国大党之所以能够占据国家政治的中心，恰恰也是因为其多元统一性。国大党是一个由许多相互对立的派别组成的联盟，每个派别拥有自己的地区政治支持的根据地,但都以一个主要领导人或派别为核心。2004年大选的时候，国大党正是由于放弃了独立后长期坚持的单干政策，走上了与意识形态近似的政党结盟的道路，从而战胜印人党，重新获得执政权，且连续执政两届。

这充分表明，作为核心党的国大党“从未拥有一个清晰的阶级轮廓,也不代表任何天然的社会阶级,而这二者却是它成功的一项永久性条件”。如果国大党能继续坚持其多元性的支持基础和意识形态，就能继续在政府组成和稳定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与国大党相比，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左翼政党，都不具备这样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尽管在独立后的大选中，体制内的印共和印共（马）除去个别大选年份外都是全国性政党,也曾长期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执政，但若要赢得国家执政权，仍然希望渺茫。然而，国大党的社会主义倾向以及印度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上述全国性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印度的左翼政党将能够继续保持其全国性政党的地位。

二、印度左翼政党发展面临的选择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处于２１世纪新的时代发展潮流中的印度左翼政党，如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变得愈益强大，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下面四个关键问题。

一是组织发展的方向。强大是所有政党的发展目标。亨廷顿认为,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其次是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特别是党与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样一些社会－经济组织的联系是否紧密。政党力量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政治活动家和权力追求者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目前看来，左翼政党在政治制度化和获取群众支持方面都存在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凡集中的、等级制的、大众型政党的历史模型正在衰退。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功能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像非社会主义左翼。左翼政党将重心转向一个意识形态更为温和的议程纲领，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相比产业工人和穷人，左翼政党更加取悦于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因为前两个集团的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印度的左翼政党亦不例外。以印度左翼政党中最强大的印共（马）为例，其领导人能否顺利过渡到后巴苏时代，仍然是一个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度左翼能否在西孟加拉东山再起。组织基础方面，近几年，印共（马）的学生组织锐减了数十万人。

印共（马）领导的印度工会中心原是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近几年已让位于印人党的工会组织了。印共（马）丧失西孟政权充分证明了印共（马）党员和党领导者对党的纲领目标的认同以及在获取群众支持方面的衰落。印共（马）尚且如此,其他实力弱小的左翼政党更是如此。它们不仅面临着政党政治制度化的挑战,还面临着获取民众支持的挑战。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实现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尽管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已逐渐变小并且越来越不固定，但毫无疑问，左翼政党要发展壮大，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寻找出与其他党派不同的新的思想方针和路线。

二是主要的活动平台。印度的左翼政党不仅基本上各自为政，而且体制内外政党的斗争势不两立，原来的印共与印共（马）之间、印共（马列）与印共和印共（马）之间、如今的印共（毛）与印共和印共（马）之间，都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这实际上是印度左翼政党之间对于“制度化政治”产生的分歧。制度化政治包括选举、游说、政党、立法、法院和选举领导人。印度左翼政党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参加选举和是否支持国大党。

它们之间的斗争不仅给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分裂主义和进一步的四分五裂，而且给体制内左翼政党的执政及其革命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消极影响，例如，在西孟加拉，“1967年统一阵线政府取得选举成功后，要不是党内较为年轻的左翼，印共（马）很可能会去实施印共（马）理论家早已经制定的相当激进的纲领”，结果，印共（马）直到1977年才第一次实现在西孟加拉的执政。因此,对于印共、印共（马）等体制内左翼政党来说，应该认识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

以往研究表明，民主国家正日益成为“运动社会”作为非制度化政治的社会运动，其与制度化的传统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交互关系。不仅西方民主国家如此，在新兴民主国家，如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也是如此。在这种社会里，社会运动如此常见、如此日益制度化（法律允许示威游行、公民投票和请愿），以至于现在已经成为规范政治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社会运动是制度化政治的重要参与者，是现代社会规范政治的基本要素。而对于印共（毛）这样激进的体制外左翼政党来说，应该认识到，在民主制度下，政党“从社会到国家（政府）”的转变可能是一个必须的“生存策略”。因为根据研究，“如果改革在民主条件下进行，广泛的社会冲突必须被制度化，所有社会团体必须在民主制度内规范其要求，并放弃其他手段”。

当然，如上所述，印共（毛）之类激进的左翼政党之所以激烈抵制议会政治，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研究发现，“在一些广泛变化的民主国家中，政党正在失去公民的支持和包容”，“从长远来说可能威胁并逐渐破坏政党的合法性”。如今印度体制内的印共和印共（马）在全国大选失利，在地方接连丧失执政权，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结论。因此如何在社会运动和制度化政治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很好地定位活动平台，是印度左翼政党必须要考虑的。这关系到印度左翼政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而团结就是力量。

三是主要的合作对象。在印度政党中，既有实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大党，也有数量众多的地方性、教派性和种姓政党。高强度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对任何政党都构成挑战。20世纪90年代，印度左翼政党已经通过与社会党等其他中左派政党的合作，在全国政治中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除此之外，印度左翼政党还可以考虑的合作对象是地方性政党，因为地方性政党在议会和内阁都有否决权。

例如，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欲在比哈尔、泰米尔纳德和西孟加拉实行总统治理，由于泰卢固之乡党和阿卡利联盟的反对而取消；2000年瓦杰帕伊再次试图解散西孟的CP政府，由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泰卢固之乡党的反对而取消，所以，与地方性政党在全国和地方政治中进行有限的合作，既可以增大左翼政党在人民院讨价还价的砝码，又可以巩固地方政权，以实现印共在1977年大选后、印共（马）在2014年大选后都共同确定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发展目标。当然，左翼政党与地方性政党的合作是有选择的。印度左翼政党如印共（马）向来坚决反对那些主张民族分离主义的地方性政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性政党在起初追随的是分离主义或排外主义，阻碍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

但是,随着1996年以来印度政治的地方化倾向，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成为主流，很多地方性政党变得温和了,他们通过参加选举而获得合法性,也向选民证实了他们与全国性政党一样能够组成稳定的政府。从社会基础上，地方性政党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以年轻人为主，受到受过相当教育的、商人和中等种姓团体的支持。主要获得工农支持的左翼政党完全可以通过与地方性政党合作，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赢得更多群众的支持，从而强大政党。

四是主要议题是强调经济还是强调政治与社会。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政党越来越强调社会和文化议题，即“后物质主义”的生活品质议题，例如健康、环境以及性别平等,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决定一个政党未来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从目前来看，国家发展蓝图最重要，其中，经济观念是关键。艾克通过对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政党体系的横向研究发现，不同国家政党数目的不同，既不在于选举制度，也不在于社会异质性，而在于政治和经济的集中程度。

以印度为例，印人党1996年第一次上台执政，表面看来是因为它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旗帜，强调印度教特性，但实质上它是高举甘地主义的旗帜，来与国大党的尼赫鲁主义进行竞争。“国大党开启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使部分民众转而向往甘地式的社会主义和一定程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印度2009年大选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国大党在较为贫穷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的邦获得的选票增多，如旁遮普，而在那些从经济自由化政策中获得好处的邦获得的选票减少，如古吉拉特、卡纳塔克、马哈拉施特拉和其它的一些邦。

按照李普塞特－罗可汗的政党体系模型，政党体系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心边缘之争，第二阶段是教会与国家之争，第三阶段是城乡争夺优先权。从印度政党体系的发展来看，1984年印度中央地方关系开始缓和，印人党恰在此时诞生，这标志着第一阶段的结束；从1984年到2004年，印人党打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旗帜，迅速崛起且成功执政，印度政党体系中的中心与边缘、宗教与政治展开了激烈交锋;2004年BJP的下台，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的穷人抛弃了它，印人党的竞选口号“印度在闪耀”在农民看来只是代表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这标志着第二阶段结束和第三阶段的开始，与此同时,印度的农民组织正从非选举政治的压力团体转变为积极参加选举政治的团体，要求在国家决策和立法过程中必须关注农民议题。因此，“从长远看来，人们可以预期印度政党在左右基础上的两极化，以及在经济观念基础上的真正的两党体系”，以后能够与国大党相抗衡的全国性政党应该是代表城市或乡村民众利益的政党，而代表工农利益的左翼政党大有前途。

结 论

总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左翼政党，面对未来，那些必然性的客观条件是左翼政党无法扭转的，只能顺势而为；而面对那些偶然性的可选择条件，左翼政党却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无论从政党还是政党政治、无论从国家政治发展还是革命政治的发展规律来说，印度左翼政党在接受政党发展的盛衰规律的同时，必须继续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扩大社会基础多元性的基础上努力追求核心的统一，在进行议会内或议会外斗争的同时将暴力与非暴力、合作与不合作相互结合交替使用。最为重要的是，印度的左翼政党必须重视和加强自身的制度化建设，认真思考和处理制度化政治的问题，在巩固老朋友的同时，团结地方性政党这样新生的政治力量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注重政治社会发展的同时抓住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继续发展壮大，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注释略）

作者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