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之后的欧洲激进左翼:结果和前景

［意］马塞罗·默斯托 张福公 刘林娟 编译

一、苏东社会主义的终结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给欧洲的政治图景带来了深刻变化。苏联体制的崩溃将共产主义从苏联模式中解脱出来，并再次揭开了工人阶级寻求自身解放的序幕。然而，结构性的政治剧变和经济转型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力量的再次崛起。欧洲反资本主义力量面临着巨大压力: 组织和领导社会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整个左翼在意识形态上丧失了1968 年之后在关键领域所拥有的支配性地位。

这种压力在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那些信仰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和那些仍与莫斯科紧密联系的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急剧下滑，成为苏联解体后欧洲共产主义的真正溃败。此外，各种新左翼集团和托洛茨基派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随后，欧洲共产主义开始复兴，新出现的共产主义政治组织通常与尚存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进行重组，传统左翼政党也向生态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平运动等敞开了大门。1986 年成立的西班牙联合左翼( Izquierda Unida，IU) 是最早的案例。之后，形式多样的新组织相继出现，具有代表立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Communist Ｒefoundation Party， PＲC ) 和希腊左翼与进步联盟( Synaspismos) 。此外，一些传统左翼政党也试图进行自我重建，如1989 年成立的捷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 、1989年成立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PDS) 等。

二、执政的失败

这些新成立的政党与其他没有改名的政党一样，都成功融入了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随着1993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为新加入的成员国设定了严格的货币指标，这些政党进而与各种社会运动和进步工会力量联合，共同致力于反抗新自由主义政策。

1994 年，欧洲联合左翼党团形成。次年，随着北欧国家的加入，该党团更名为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 European United Left /Nordic Green Left，GUE － NGL)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受各种罢工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鼓舞，一些激进左翼力量在选举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例如: 西班牙联合左翼在1994 年的欧洲大选中获得13. 4%的选票;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1996 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8. 5% 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在1997 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近10%的选票。同时，这些政党也在基层不断发展新党员。21 世纪以来，各种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各种组织集团、大众联合运动、反资本主义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在“G8 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举办期间发起了大量抗议，世界社会论坛、欧洲社会论坛的相继诞生也引发了人们对代替主导政策的广泛讨论。

随着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当选为英国工党领袖和首相，社会党国际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也发生深刻转变。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接受———得到了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der) 、葡萄牙前总理若泽·索克拉特斯( José Sócrates) 、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 Ｒomano Prodi) 等人的支持和效仿。受2000 年欧盟“里斯本计划”的鼓舞，这些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大幅缩减财政支出、制定“适度”工资政策、放宽对市场和服务的限制等。德国的“2010 议程”尤其是施罗德的“哈茨四号方案”( Hartz IV) 便是这一新政策导向的最佳证明。而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衰退、新一轮私有化、教育商业化、研发基金削减以及有效产业政策缺失等现象。因此，东欧也作出了类似的选择，波兰和匈牙利便是新自由主义和削减公共支出政策的积极追随者。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脱离了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群众，社会党国际势力在这两个国家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派政府和保守派政府几乎没有差别。工会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它们的政策，越来越无法代表最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民主派或中左派政府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自由主义政策的有效实施者，因为工会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些国家也发生了重要转变。1999 年，意大利左翼民主人士党( Democratici di Sinistra，DS) 政府批准了意大利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科索沃的军事行动; 2003 年，英国工党领袖积极支持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 此外，欧洲当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力量公开反对美国对阿富汗武力干涉的“持久自由行动”(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 。而在生态问题方面，大多数绿党的立场都相对温和，它们放弃了反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生态问题只是作出原则性声明，却几乎从未采取有效行动真正解决问题。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接受表明，东欧剧变不仅动摇了共产主义阵营，而且动摇了一切社会主义力量，欧洲的社会主义力量放弃了改革的雄心，不再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尽管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欧洲许多激进左翼政党仍积极寻求与社会民主力量结盟，并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一定发展。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都支持各国的中左翼政府或在其中担任部长，芬兰左翼联盟( 2011—2014 年) 和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 2011—2015 年) 都曾参与执政。此外，在地方层面，激进左翼同样积极寻求与其他力量的合作，且并不太介意合作伙伴的政治立场。德国左翼党( Left Party，DL) 曾与勃兰登堡州和柏林的社会民主党进行联合执政，荷兰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of the Netherlands，SP) 曾在全国半数省份中执政，中左翼政党曾与其进行过联合执政，但是，作为社会党国际分支机构的工党却一直与之保持对立。

对于激进左翼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显然是不利的，而且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方针方面并未取得任何效果。在议员和重要人物的鼓动下，左翼政党逐渐被他们所支持的内阁吞噬了，从而使他们失去了选民们的信任与支持。因此，选举结果是灾难性的。法国共产党在2007 年总统选举中的选票不足2%; 西班牙联合左翼在2008 的选举中只获得3. 8%的选票; 意大利共产党只获得了“彩虹左翼”( Ｒainbow Left) 的支持，并首次被议会拒之门外; 在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转向支持政府的温和立场之后，支持率便下跌到4. 2%。

三、“三驾马车”的独裁

2007 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迅速波及欧洲并使其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许多国家不得不求助于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从2008 年开始，欧盟总共采取了13 次紧急救市措施。一些存在违约风险的国家获批贷款，但它们必须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

“结构性改革”最初是指社会条件获得缓慢但稳定的改善，而在今天的欧洲则表现为对福利国家的严重侵蚀。这种虚假的改革重新确立起资本主义的法律—经济条件。目前，欧洲仍在与通货紧缩进行斗争，工资锐减引起需求暴跌，进而导致GDP 下降，失业率也达到二战后的最高水平。2007—2014 年，希腊的失业率从8. 4% 飙升至26. 5%，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也是如此，超过100 万人——通常是拥有熟练工作技能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被迫从以上国家移居国外。 因此，欧洲左翼运动正面临着新的阶级斗争形式: 统治阶级对待下层阶级坚定而决断，但后者的抵抗却越来越脆弱、无组织性和碎片化。这一状况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世界经济边缘地带都广泛存在，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急剧增长，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经济危机也迅速蔓延到政治领域。在过去的20 年里，国家政策的决策权已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经济越来越可以决定政治，并成为能够设定议程和左右关键决策走向的独立领域。曾经的政治行为现在正被虚假的经济规则所统治，非政治意识形态面具背后实际上是危险的专制形式和彻底的反动内容。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 TSCG) ，又称“财政契约”( Fiscal Compact) 。它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保证在20 年内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公债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但事实上，根据2014 年的统计，德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等国都已超出这一规定。“财政契约”削弱了负债严重的成员国的社会地位，并致力于阻止各国议会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独立决策。对此，法国和意大利引入了新的“开支审查委员会”来促进公共开支的“合理化”。虽然这些措施减少了浪费，但也导致了服务数量和质量的下降。随后，欧盟和美国签订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目的就是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使企业利益优先于一般利益。这必然会加剧恶性竞争，从而导致工资的进一步下降。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项协定被单方面突然中止了。

此外，从比例选举制向其他选举制的转变、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对立强化等反民主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各个国家议会的代表性，权力从议会向市场的转移及寡头制度严重妨害了现代民主。这表明，今天的资本主义正经受着共识性危机的阵痛，且与民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履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一些国家的公投中，欧洲技术官僚多次受挫。例如，《欧盟宪法条约》仅在西班牙和卢森堡获得批准，在2005 年先后遭到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决而陷入僵局; 2008 年，爱尔兰全民公投否决了《里斯本条约》，使欧盟制宪进程再次受到重挫。

股票交易指数、评级机构评估和公债收益率是当今社会的拜物教，它们比人民的意愿更重要，那些会对大众造成伤害却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的决策因此不可或缺，政治充其量只是经济援助的工具。2008 年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之所以选择救市，是因为金融界高层需要通过公共干预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但是，他们坚决反对重新讨论基本规则和经济方案，甚至连中右翼与中左翼政府的轮换都没有改变社会经济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经济决定了行政机构的形成结构与施政目的。过去，这一目的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政府、政党或媒体的资助，而现在则是通过国际机构颁布的法令。“技术官僚政府”的兴起就是最好的明证。2011 年，卢卡斯·帕帕季莫斯( Lucas Papademos，前欧洲央行副主席) 和马里奥·蒙蒂( Mario Monti) 不经选举就分别被任命为希腊和意大利的总理。作为紧缩政策的拥护者，他们推出了大幅缩减开支和社会福利的措施。虽然帕帕季莫斯仅任职七个月、蒙蒂仅任职一年半，但是这些政策仍然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他们的任命形式也损害了民主。

近年来，一些社会党国际成员也选择了相似的道路。尽管这些成员看到了2008 年金融危机潜在的破坏性，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新自由主义是无可替代的，从而与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 European People’s Party，EPP) 结盟，并且不加批判地接受其经济社会政策。这一趋势的雏形便是德国的“大联合政府”。在南欧也有类似的事例发生。2012—2015 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 Pan － 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PASOK) 与希腊民主左翼党( Democratic Left，DIMAＲ) 都支持希腊新民主党( New Democracy，ND) 领袖安东尼斯·萨马拉斯( Antonis Samaras) 担任总理。意大利民主党( Partito Democratico，PD) 在2013 年大选后加入由西尔维奥· 贝卢斯科尼( SilvioBerlusconi) 领导的中右翼意大利自由人民党( Popolo della Libertà，PDL) 政府。2014 年2 月，年轻的“反传统主义者”马泰奥·伦齐( MatteoＲenzi) 上台，意大利民主党与意大利中右翼政党新右派( the New Centre － Ｒight，NCD) 在劳动力市场和修宪等重大“改革”方面达成共识。虽然伦齐因改革方案受阻而被迫辞职，但意大利民主党和新右派的合作仍对温和派保罗·真蒂洛尼( Paolo Gentiloni) 政府有所帮助。同时，自让－ 克洛德·容克( Jean － Claude Juncker) 于2014 年当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以来，欧洲人民党和社会民主进步联盟( the 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and Democrats，S＆D) 就持续控制着欧盟的主要机构。

四、反政治、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

近年来，欧洲大陆到处弥漫着对“政治”的厌恶感。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对社会变革的集体关注和投入不同，这种厌恶是对权力本身的憎恶，在年轻一代身上尤为明显。这也导致了社会群体的普遍冷漠和社会斗争的不断衰退，尤其在工会运动组织日益被权力所规制的情况下。在很多国家，反政治浪潮已经对激进左翼力量形成了冲击，人们批评他们执政表现欠佳、向现实妥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因而，欧洲的政治平衡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些国家的两党制已经开始崩溃。在西班牙和希腊，过去两国的社会主义力量和中右翼势力共计可以获得3 /4 的选民支持;在法国和意大利，几十年来选票也都集中在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上，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这些政党的选票逐渐流失了。

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极右翼势力发展以及左翼向新自由主义妥协的影响，欧洲的政治选举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通常来说，较高的弃权率是政党分裂的主要原因。法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从1997 年的67. 9%下降到2013 年的57. 2%，德国从1987 年的84. 3%下降到2013 年的71. 5%，英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和波兰同样也出现下降。欧洲议会选举的参与率从1979 年的62% 下降到最近的42. 6%，其中，中东欧国家的投票率更低: 斯洛伐克为13%、捷克为18. 2%、斯洛文尼亚为24. 5%、克罗地亚为25. 2%、匈牙利为28. 9%。这说明，欧洲人民已经对这种日益技术官僚化的制度失去了兴趣。

在反欧洲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加之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网络民主的发展，新的“后意识形态”运动逐渐发展了起来，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兴起并取得了巨大成绩。2006 年，海盗党( Pirate Party，PP) 几乎同时在瑞典和德国成立。三年后，它在瑞典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分别赢得了7. 1% 和2% 的选票。2012 年，海盗党也在冰岛成立，并在次年的选举中赢得5%的选票。考虑到海盗党的有限政治方案，这些成绩已经相当显著。但相较于2009 年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 Beppe Grillo) 成立的意大利“五星运动”( the Five Star Movement，M5S) ，海盗党的成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疑欧主义的兴起，2013 年成立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 在当年的联邦议会选举和次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分别赢得4. 7%、7%的选票，并在2016 年的地方选举中收获颇丰。西班牙公民党( Ciudadanos，Cs) 在2015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分别取得了3. 2%、6. 6%的支持率，并在2016 年的普选中获得13. 1% 的选票。而在最近的波兰总统选举中，右翼民粹派歌手帕维尔·库吉兹( Pawel Kukiz) 获得21. 3%的选票，他领导的库吉兹运动( Kukiz’15) 已成为波兰第三大政治力量，并在2015 年10 月的立法选举中获得了8. 8%的支持率。由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于2016 年4 月创立的法国“前进运动”( On the Move! ) 是最成功的新政治运动范例。它因坚决实行新自由主义计划而得到强大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克服了左翼和右翼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而最终在2017 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

总之，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的排外主义、民粹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修改自己的政治口号，将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分歧模糊化，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斗争。这就形成了玛丽娜·勒庞( Marine Le Pen) 所说的“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新的两极分化中，极右翼候选人被看做是“代表人民”来反对政府机构和精英人群。同时，这些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种族主义转向幕后，经济问题则被移至台前。由于穷人间的战争，对于欧盟移民政策的盲目反对愈演愈烈，甚至超过了因肤色或宗教而产生的歧视。在高失业率和严重社会冲突的背景下，那种认为移民会抢走当地工人的工作机会、稀释当地工人应享有社会服务与福利优先权的观点使排外心理日益增长。这种变化的确对玛丽娜·勒庞所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 Front National，FN) 的迅速得势起到了很大作用。该党在2012 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7. 9% 的选票; 在201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4. 8% 的支持率，成为法国第一大党; 在2015 年3 月和12 月的法国地方选举分别获得25. 2% 和27. 7% 的选票; 在2017 年的总统选举中依然表现强劲。同时，意大利北方联盟( Northern League，LN) 也经历了一场蜕变。该党主张的非欧元、反移民政策成为与那些具有法西斯主义传统的政党结盟的关键。目前，该党已经成为意大利最大的中右翼政党。在法国和意大利，那些曾经的共产党选区已成为上述两党的稳定选举基础。在2015 年6 月的欧洲议会中，国民阵线和北方联盟联合组成“欧洲国家自由党团”( 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ENL) ，其中便包括一些要求脱欧、修正移民条款及恢复国家主权的小型政党，最典型的就是奥地利自由党。

此外，极右翼势力已渗入欧洲议会多个党团，并在欧陆各国选举中取得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进展。由新纳粹集团在1988 年创立的瑞典民主党( the Swedish Democrats，SD) 已成为瑞典的第三大政治势力，并与英国独立党( United KingdomIndependence Party，UKIP) 进行了结盟。成立于1995 年并隶属于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的丹麦人民党( the Danish People’s Party，DPP) 和正统芬兰人党( Perussuomalaiset，PS) 都已成为各自国家的第二大党: 前者在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以26. 6%的得票率成为该国第一大党，并在2015

年的丹麦议会选举中以21. 1%的选票参政; 后者也在2015 年的芬兰选举中以17. 6%的支持率参政。挪威进步党( FfP) 也以16. 3% 的选票首次联合执政。德国国家民主党( 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Partei Deutschlands，NPD) 和希腊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GD) 也在近年的选举中站稳了脚跟。这些政党能够在工人运动组织长期占优势的地区获得同步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重拾曾被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重视的斗争与问

题，另一方面在于他们的政治符号设计巧妙且擅于通过现代媒体手段与年轻人交流。当激进左翼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削减公共开支选择默认甚至表示支持的时候，右翼则宣传起了左翼传统的社会政策。但不同的是，右翼宣传的“福利”不再是普遍性的，而是遵循“福利民族主义”( welfarenationalism) 原则的福利。因此，北欧极右翼势力在人口锐减和失业率高的省市和农村地区赢得了普遍支持，同时吸引了大量屈从于“移民或福利国家”胁迫的工人。此外，自苏联解体以来，激进右翼也在许多东欧国家成功重组，如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 ATAKA) 、斯洛伐克国民党( Slovak National Party，SNS ) 和大罗马尼亚党( Partidul Ｒomnia Mare，ＲM)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 PrawoiSprawiedliwosc，PiS) 等。然而，最让人惊讶的国家是匈牙利。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执掌国家政权后，除了清除司法机构、控制大众媒体外，还颁布了具有独裁性质的新宪法。“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 theMovement for a Better Hungary ) 即尤比克党( Jobbik) ，自2010 年以来成为匈牙利第三大党，是利用少数民族( 特别是罗姆人) 的仇恨、反犹主义、反共产主义作为主要宣传口号和行动指导的极右翼政党，而且在东欧占有主导地位。

近年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及新法西斯主义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地获得了很大发展。他们有时会同右翼温和派联合执政，新自由主义的诅咒还在布鲁塞尔盛行，这种情况令人不安。但是，极右翼政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的条件尚未成熟。

五、欧洲激进左翼的新政治地理学

欧洲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了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极右翼势力的扩张，而且引发了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运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都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群众游行，这些社会斗争为左翼政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上，反资本主义左翼坚持自身力量的重组或重建，并在多元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多种形式，建立起了宽广的政治主体，同时通过“一人一票”的原则争取了更大的民主。2004 年5 月，包含15 个共产党、社会党和绿党的欧洲左翼党(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成立，旨在建立一个围绕共同纲领来团结欧洲主要激进左翼力量的政治主体。目前，它联合了来自20 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此外，还有成立于2000 年的由30 多个托派组织组成的“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 the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EACL) ，其主要发起者有葡萄牙左翼集团、丹麦红绿联盟和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 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inFrance，NPA) 。在欧洲议会中，这些党派已加入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党团。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中的最激进成员出走，这促成了2007 年德国左翼党和2008 年法国左翼阵线( Front de Gauche，FdG) 的成立。在意大利，2009 年成立的左翼生态自由党( SinistraEcologia Libertà，SEL) 包括三股力量: 重建共产党的温和派、左翼民主党( 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Sinistra Italiana，DS) 的异议者和左翼联盟( theFederation of the Left，FdS) 。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在英国，“尊重党”( Ｒespect Party) 和“左翼团结”( Left Unity) 分别在2004 年、2013 年成立。这一趋势甚至波及土耳其，库尔德分子联合几个土耳其左翼组织，成立了土耳其人民民主党( Halklarn Demokratik Partisi，HDP) ，并迅速成为土耳其的第四大政治势力。此外，还有2014 年成立的斯洛文尼亚联合左翼党、西班牙“我们能”党( Podemos) 等。

这种多元模式最成功之处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组织和团体进行重组以将分散的社会主体和斗争形式联合起来，而是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激进分子和新兴政党的加入，从而增加了新的有生力量。因此，这种模式很快在大多数欧洲激进左翼党派中蔓延开来。

然而，这一新的政治图景中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中，一些东欧国家的激进左翼在国内仍处于边缘地位，它无法组织社会斗争，在当地缺乏根基。同时，工会不仅在年轻人中鲜为人知，而且反复被宗派主义和内部分裂所削弱。总之，这种新的多元模式发展前景并不光明。这种状况在选举中反映出来。在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黑和爱沙尼亚，激进左翼的总选票不足1%，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奥地利、比利时、瑞士，激进左翼依然非常弱小。

因此，欧洲的现实状况是极其复杂的。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流域国家中，除了意大利之外，激进左翼近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希腊、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左翼势力已经联合起来，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中欧，激进左翼在德国和荷兰已拥有相当强大的选举实力; 而在北欧，左翼政党虽然保住了1989 年之后的地位，但却无力发动群众; 但在东欧，除了捷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及斯洛文尼亚联合左翼党之外，左翼政党几乎不存在，而且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因此，欧盟东扩定会将政治重心置于右翼政党身上。

六、走出欧元区的围场?

激进左翼的多元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许多政治问题。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阿莱克斯·齐普拉斯( Alexis Tsipras) 在执政期间试图发动一切政治力量———中左翼、“技术官僚”或“中右翼”———来应对经济紧缩，但由于公债巨大，政府很快就屈从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谈判。尽管希腊政府反对欧元区领导人提出的新救市计划，但必须承认的是，自2010 年以来，已签署“布鲁塞尔备忘录”的各个政党都谨遵紧缩逻辑。在2015 年7 月5 日的希腊全民公投中，61. 3% 的希腊人反对“三驾马车”的建议。为了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齐普拉斯政府同意进一步作出牺牲，大规模低价出售公共资产，广泛推行全面紧缩政策，这些关涉的是国际债权人的利益，并非希腊的经济发展。信奉新自由主义是20 世纪90 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势力与中右翼政党实现联合的前提，所以一旦激进左翼政党掌权，欧盟将会尽力阻止新政府修改其经济方针。齐普拉斯与欧元集团的谈判结果也表明，如果左翼政党赢得选举并实施替代性经济政策，欧盟就会设法干涉并阻止他们。因此，鉴于欧盟已成为推行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左翼政党仅仅赢得选举是远远不够的。

德国左翼党、法国共产党等大多数欧洲左翼政党都认为，有可能在现行体制下对欧盟进行改革，激进左翼联盟是坚持这一立场的最主要力量。由葡萄牙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科斯塔( AntonioCosta) 领导的少数派政府获得左翼集团和团结民主联盟的支持似乎也强化了这种希望。希腊政府一方面通过大幅削减公债来避免新一轮的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则通过采取与欧盟方案并行的再分配措施来缓解“布鲁塞尔备忘录”带来的压力。然而，这两种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由此可见，既然欧盟拒绝重组债务，那么左翼政党也应做好退出欧元区的准备。不过，这一策略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

而在其他人看来，“希腊危机”实质上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危机，这似乎可以说明，现存的欧盟模式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反资本主义左翼政党的东扩策略、政党内部结构以及各个党派之间的关系并非对左翼政党将来的发展有利。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来，不断僵化的经济指数已不可避免地减少或抵消了复杂多元的政治诉求。在过去的25 年里，披着技术官僚和非意识形态虚伪外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在整个欧洲获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福利国家模式，个别国家发现自己已经逐渐丧失了那些可以改变危机过程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此外，无须寻求公众意见就作出重要决策这一反民主实践已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这无疑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除了上述两种鲜明立场之外，还有一种比较模糊的立场。它源于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希腊危机在其他国家重现，应该怎么办? 许多人担心其他政党或联合政府可能会像激进左翼联盟那样，统一屈从于欧盟的胁迫; 但是，如果退出欧元区，反资本主义左翼会有脱离群众的风险。

与此同时，激进左翼联盟的内部冲突可能会在其他地方上演，如法国共产党与“不屈的法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对于欧洲激进左翼来说，新时期的分裂风险可能更为具体。这表明，近年来，各激进左翼政党所采用的多元模式由于缺乏统一的纲领而存在诸多局限。由于不同组织间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新组合在策略上可能需要更好地协商———这虽然很难实现，但也并非不可能。此外，在欧洲激进左翼内部也存在其他张力。在市政府和地区层面，长期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参与联合执政的利弊，一个明显的弊端是参政的左翼政党最终容易成为一个恭顺的角色，像过去一样接受妥协，从而使其原有的公众失望。

综上所述，欧洲激进左翼在吸收既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须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重建未来前景: 第一，面对高失业率，必须优先制定一项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计划，要把支持公共投资、稳定社会发展作为指导原则; 同时还要缩减工作时间，降低退休年龄，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公正。第二，建立一套惠及普通公民和低收入者的基本保障体系，力求减轻贫困及社会排斥。第三，颠覆私有化进程，重新获得那些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公共财产。科尔宾关于英国铁路国有化的提议和欧洲各地要求投资教育的呼声都表明了这一点。第四，通过全民公投来废除欧元协议，并通过向资本家、大企业和金融寡头征税来筹集改革基金。第五，要想实现对欧元或欧盟的真正替代，激进左翼必须发起一系列政治运动和跨国运动，争取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支持。第六，建立一种替代性的政治模式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左翼政党必须广泛扎根于工厂，重新建立过去工人运动的社会抵抗与工人团结形式，特别要通过维护真正的性别平等和开展针对年轻人的全面政治训练，来鼓励大众的普遍参与，推进社会斗争的发展。总之，激进左翼真正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建构一种新的社会集团，来引导民众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产生的各种政策进行普遍抵抗，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今天欧洲的发展路径。

（原文标题为“The Post － 1989 Ｒadical Left in Europe: Ｒesults and Prospects”，载于《社会主义与民主》( Socialism and Democracy)2017 年第31 辑第2 期。作者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系加拿大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社会学系副教授。）

［译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