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崛起的西欧替代左翼政党及其发展走向

于海青

摘要: 替代左翼政党，是当前西欧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左翼政治力量。其意识形态界于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在价值倾向和立场上具有鲜明的激进左翼色彩，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代表中下层社会阶级利益，但缺乏确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指向。有些党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影响力较大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西欧替代左翼政党整体上获得进一步提升仍面临很大困难。

关键词: 西欧; 替代左翼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 共产党

在西欧各国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左侧存在为数不少的激进左翼政党。除共产党外，形形色色非共产主义类型政党占据了激进左翼光谱的大半壁江山。它们的意识形态明显偏向左翼激进主义，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价值观和实践，支持建立替代的经济和权力框架，但在理论的纯粹性以及阶级意识上远不及传统左翼共产党，因此在各国政党体系坐标中一般处于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的位置，可被称为替代左翼政党或非共产主义激进左翼政党 。历史地看，这一类型政党在北欧地区拥有相对优势。苏东剧变后尤其近十几年来，这类政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泛西欧地区政党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其崛起极大改变了欧洲左翼政治构成，体现和代表着新世纪以来欧洲激进左翼运动的发展方向。

一、呈现地域发展特点的西欧替代左翼政党

当前的西欧替代左翼政党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呈现三种发展态势。

在拥有强大左翼政治传统的南部地区，替代左翼政党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欧洲南部是当代欧洲激进左翼运动的中心，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均存在具有代表性的替代左翼政党。这些国家的替代左翼政党大都存在时间不长，但在议会政治中却成长很快。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 2004 年方始组建、以 “左翼与进步力量联盟” 为核心力量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该党借助于经济危机后有利的政治形势，在 2012 年议会选举中一举超越众多传统左翼政党，跃升为希腊议会第二大党以及最大的在野党。在 2015 年 1 月的议会选举中，一直在民意测验中领跑的激进左翼联盟不出所料地胜出，成为欧洲第一个上台执政的替代左翼政党。在西班牙，2014 年 1 月成立的 “我们能”党 ( Podemos) 迄今存在不过一年时间，但这个由一群知识分子围绕政治学家帕 ·伊格莱西亚斯 ( Pablo Iglesias) 和左翼组织“反资本主义左派”建立起来的新党，在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就获得了 8. 2% 的选票，此后国内民意支持率不断上涨，2015 年 1 月的最新民测结果已达 28. 2% ，领先包括执政党人民党和传统左翼大党工人社会党在内的西班牙各政党。1999 年由托派、毛派以及部分葡共成员脱党组建的葡萄牙左翼集团，也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短短十几年间，左翼集团的议会支持率和议席数屡创新高，在 2009 年议会选举中甚至一度超越拥有 90 余年历史的葡萄牙共产党。在法国，2008 年底，让 － 吕克·梅朗雄等社会党议员和党内异议分子脱党建立了法国左翼党。2012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作为左翼党和共产党联合组建的左翼阵线推举的候选人，梅朗雄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 11. 1% 的历史性支持率，成为自 1981 年以来法国激进左翼政党取得的最好选举成绩。此外，源于 2009 年大选的左翼选举联盟、2010 年正式组建的 “左翼生态自由党”，在意大利政坛也已开始崭露头角。 2013 年大选该党参加中左翼联盟，获得 3. 2% 的选票，在众议院、参议院中分别获得 37 和 7 个议席，该党的劳拉·宝尔德里尼 ( Laura Boldrini) 当选众议长。

在北部地区，替代左翼政党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地位。这一地区的替代左翼政党主要包括芬兰左翼联盟、挪威左翼社会主义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和红绿联盟、瑞典左翼党、冰岛左翼 － 绿色运动等。它们较早接受了环保、和平与女权等 “新政治”议题，因此也被称为 “北欧绿色左翼”政党。由于一直采取独立于苏联、具有民族特色的政策，北欧替代左翼政党几乎没有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20 多年来在议会选举中保持着较高得票率，一些党多次参与政府。目前，北欧替代左翼政党的发展很不平衡: 有的党由于意识形态和战略的犹豫不决导致支持率下降，比如芬兰左翼联盟 2011 年的全国议会得票率达到历史新低的 8. 1% ; 而有的党通过形象转变，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选举成功，比如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在 2007 年全国议会选举中取得近年最高 13% 的支持率。

值得一提的是，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这些国家相比，英国的激进左翼力量相对弱小，历史得票率一直艰难地保持在 1% 左右。地区性政党苏格兰社会党，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最初几年在苏格兰议会中曾经获得过议会席位，在苏格兰地方政治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却并不具备全国性影响力。近年英国先后出现了几个替代左翼小党，比如 2004 年建立的 “尊重党” ( respect party) 、2013 年组建的 “左翼团结”( left unity) ，但目前在国内政治中基本上无足轻重。

在欧洲大陆地区 ( 卢森堡、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德国) ，激进左翼政党自2000 年以来的平均议会得票率只有 6%[1]，但荷兰社会党与德国左翼党表现相对抢眼。荷兰社会党 1972 年从毛派荷兰共产党 ( 马列 ) 演化而来。这一最初只有约500名党员、由少数地方议员领导的小党，近年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 5 万成员的政党。在 2006 年议会选举中，荷兰社会党甚至一度赢得 16. 6% 的得票率和 25 个议席，位列议会第三大党。德国左翼党是原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直接继承党，其最初名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居西和比斯基领导下，该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成为德国东部地区一支显著的政治力量。2005 年，民社党与以拉方丹为首、部分社民党左派成员脱党组建的 “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建立选举联盟，在同年的国会选举中一举赢得 8. 7% 的选票和 54 个议席，成为全国第四大党。2007 年两党正式合并，组建左翼党，在 2009 年大选中获得 11. 9% 的选票和 76 个议席。左翼党目前在德国东西部地区都拥有广泛支持者，被普遍视为欧洲左翼重建中最为成功的政党[2]。

二、主要理论战略与组织特征

西欧的替代左翼政党尽管名称不同、在各国政治生态中影响各异，但具有相似的政治地位，在意识形态偏向、理论战略、组织基础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具有明确的 “反资本主义”身份标识。西欧替代左翼政党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异议者，“反资本主义”是其标榜的口号。它们大都主张摆脱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剥削、扩张和竞争，致力于建设一个与当前资本主义迥然相异的新社会。比如，德国左翼党的党纲规定，党的斗争方向是将对资本主义被动的憎恨转为积极的反抗，改变社会权力的不平衡状况，在新政治力量基础上组织起来，寻求社会替代方案，最终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3]。卢森堡左翼党在纲领中质疑资本主义体系，认为当代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都不能得到解决。强调要打破资本主义逻辑，工人、工会、自治的青年力量必须团结起来积极改变社会权力结构[4]。瑞典左翼党 1996 年纲领指出，“左翼党致力于废除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社会分裂成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和被压迫的下层阶级” [5]。芬兰左翼联盟也反对资本主义，认为它执行的是一套单方支持所有者经济利益和特权的政策，而主张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正是明确的意识形态偏向界定了这些党共同的激进左翼身份特征，使其成为政党光谱中的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发展目标没有确定的制度指向。西欧替代左翼政党的 “反资本主义”，大都集中于经济层面，很少涉及政治制度替代。替代左翼政党不再是明显的 “反制度”政党。它们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富人征税以及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推行银行国有化 / 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企业国有化，以及公共企业管理的透明化、社会控制和民主计划等，但却也大都承认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承诺捍卫社会式国家，主张通过民主和选举等方式来实现激进甚至革命性的变革[6]。比如，芬兰左翼联盟直接把党的基本目标界定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公正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前目标则是限制 “建立在资本所有权基础上的社会权力”。而荷兰社会党的未来发展目标更加含糊，其党纲直接呼吁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强调其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是人类尊严、平等和团结，认为这既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和进步本质的、不可或缺的方面，也是其支持构建的替代社会的核心内容[7]。

多数替代左翼政党很少在平等、正义、团结、民主、自由之外直接提社会主义。有的党也提出要建立替代的社会主义制度。比如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提出要在社会中推动社会主义变革，以实现更多的经济、社会、政治平等和公正，建立对新自由主义以及由资本统治的世界的替代模式，指出建立另一个世界，即一个平等和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是可能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提出要 “推翻资本主义”，构建一个承认每个人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发展的条件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倡导在希腊和欧洲实现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致力于完成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未能完成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和民主基础上实现整个欧洲的激进社会转型。但总体上，这些社会主义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运动过程或价值理念，很难理解成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

第三，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西欧替代左翼政党大都没有一种明确的指导思想或理论，意识形态主线趋向 “红”、“绿”结合，既追求泛化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国际主义、团结等价值观，同时也糅合了女权、和平、环保等后物质主义的“新政治主张”，集结了立场、理念、观点千差万别的各方人士。比如，瑞典左翼党强调自己是靠四条腿走路的党，即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绿色政治和女权主义。芬兰左翼联盟宣称它是 “所谓第三左翼”的代表，“尝试将劳工运动传统与后工业民主运动思想结合起来。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多元主义政党: 聚集了政治上属于左翼范畴的人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 [8]。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的政治身份被界定为一个红 － 绿政党，“‘红’代表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公正的社会。‘绿’代表我们致力于为下一代建设一个具有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9]。

第四，主要是作为中下层社会阶级的政党。多数替代左翼政党不再自认为是传统的工人政党，一些党致力于实现党员和选民的多样化，呼吁从更广泛的多元社会群体中寻求支持者。但与其认知相反，多数党并未成功吸引不同的收入群体，党员和选民主要来自低收入和危险工作部门，仍然被视为 “普通人的政党”。从职业结构看，西欧替代左翼政党存在明显分化。有的党，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多数党、荷兰社会党、葡萄牙左翼集团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在受教育水平较高、具有后现代价值观的社会阶层中明显具有吸引力。比如在 2005 年，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的半数选民受雇于公共部门，11% 来自于自雇者，只有 2% 是工人选民。而在一些党中，工人选民仍占有较高比例。比如在 2009 年选举中，德国左翼党的工人比例达到 18% ，而芬兰左翼联盟的工人比例高达 43%[10]。但无论如何，相对于欧洲其他中左、中右翼政党来说，替代左翼政党的工人选民比例仍然较高，因而许多党仍然有意或无意间被视为代表工人的政党。

第五，相似的欧洲政策立场和倾向。西欧替代左翼政党基本上都加入了欧洲议会党团 “北欧绿色左翼 － 欧洲联合左翼”，除北欧各党组建了 “北欧绿色左翼联盟”外，其它各党大都是欧洲左翼党的成员党。与共产党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分歧不同，多数替代左翼政党都是温和的疑欧论者。当前，西欧替代左翼政党虽然也批评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外交、货币融合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反对两个版本的欧盟宪法条约以及各国根据欧盟要求采取的紧缩政策，但大都不否认欧洲一体化的必要性，承认共同市场的好处，相信 “欧盟是迎接巨大经济和生态挑战的必要工具”。当然，这种认识定位的形成在各党中的发展轨迹不同。比如，至少在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前，尤其在那些植根于 “北欧例外主义传统”的替代左翼政党中，强烈的疑欧主义一直是其主要的身份标签之一。只是在 “北欧模式”遭遇困境之后，多数党才开始逐渐接受跨国治理、市场经济，并对欧盟在一些实质性领域，如就业和税收等领域权力的加强采取一种积极态度。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它一直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但自 90 年代末以来开始更多地转向批判性立场。目前，只有瑞典左翼党是一个例外，它仍然坚决拒绝欧洲一体化思想及其当前模式，反对欧盟所有条约，并在所有相关公决中都持坚决反对立场[11]。

第六，社会网络特征表现为 “亲”运动、“远”工会。在西欧各国，社民党或共产党大多拥有深厚的工会基础，能够与各类工会保持密切联系。囿于出身的影响，尽管替代左翼政党不断寻求在各类工会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却难以与传统左翼占统治地位的工会组织形成亲密互动。相反，在社会运动领域，因为与其后物质主义诉求和价值观能够形成更多共鸣，替代左翼政党较之其它左翼，尤其是共产党往往能够产生更大影响。它们广泛参与新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式的反体制运动，比如欧洲 “愤怒者运动”，在推动地区和各国社会论坛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替代左翼政党兴起的原因

西欧替代左翼政党大多从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演化而来，是共产党的衍生物或继任者，比如芬兰左翼联盟、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和红 － 绿联盟、瑞典左翼党以及冰岛左翼 － 绿色运动、德国左翼党 ( 具有少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因素) ; 有的党主要是共产党分裂的产物，比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意大利左翼生态自由党; 部分党与社民党有着深厚渊源，比如挪威左翼社会主义党、法国左翼党; 有的党与极左翼第四国际的托派政党一脉相承，比如葡萄牙左翼集团、荷兰社会党。

替代左翼政党的兴起，是西欧两大传统左翼政党面临发展困境的结果。20世纪80 年代末后，西欧左翼政治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社民党的右转与共产主义政党的极大衰落。就社民党而言，由于迅速承认并接受了里根和撒切尔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核心原则，西欧社民党很快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或隐秘地成为了资本主义俱乐部的署名成员”。尽管一度时髦的 “第三条道路”助推社民党 90 年代中后期在众多欧盟国家上台执政，但理论本身的天然缺陷和内在矛盾，导致其难以具有长久生命力，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很快风光不再，在各国大选中接连败北， “社民党在希腊、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声名扫地，在法国也几乎面临同样命运” [12]。西欧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的衰落也是不争事实。随着一些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坚持生存下来的共产党或者面临极大发展问题，或者在国内政治中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小党。这样，在 21 世纪最初十几年间，整个西欧左翼政治光谱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为替代左翼政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广阔舞台。

其次，替代左翼政党能够在众多左右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也与其意识形态和身份特点存在密切联系。20 世纪后 30 年，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之一，是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变，社会中间阶层日益增大，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发展态势明显。中间阶层是一个劳动方式多样、成分复杂的异质群体，它们缺乏统一的阶级意识，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上存在明显差异，传统上建立在阶级政治基础上的政党很难满足它们的多元利益和需求。相比传统左翼政党，替代左翼政党“红绿”结合的特点在争取中间阶层选民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它们对生态、女权、和平等非阶级、非意识形态的后物质主义议题的强烈关注，明显与生活相对富足、“摆脱战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体系，转而信奉后物质主义价值” [13] 的中间阶层价值理念相契合; 另一方面，替代左翼政党也不缺乏激进精神，它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对于公平正义的呼吁、对于反体制运动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引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下生活质量、社会平等、自我实现以及公民自由等不满的中间阶层 ( 尤其是中下层劳动者) 的普遍认同。同时，对于在新技术革命后得到扩张性发展、游离于传统阶级阶层之间的失业者以及流浪者、同性恋者、少数族裔、外来移民等边缘阶层，替代左翼政党也具有很大吸引力。比如，德国左翼党党员中失业者占比超过 8% ，新入党党员中占比达到 18. 4% ( 2007 年)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高达 24. 9%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失业者的代表党 。[14]

替代左翼政党的兴起，与其相对实用主义的战略策略关系密切。意识形态在替代左翼政党中被极大淡化，选举成为其日常活动和政治战略的中心。因此，替代左翼政党在选择战略策略时展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这突出表现在是否与社民党组建选举联盟问题上。正如有西方学者分析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它们的立场不断变化。当社民党明显挫败且在执政时实施了一些与右翼同样的危害性政策时，无论在地方还是全国层面都不存在与之结盟问题，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但当社民党在大选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时，如在法国和德国，它们就很难反对与之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盟。在后一条件下， “这些党的妥协和犹疑不决依赖于环境和当时的政治挑战情况” [15]。比如，德国左翼党现在就与社民党和绿党在勃兰登堡建立了地区性联盟，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两党在柏林也曾是合作伙伴。而荷兰社会党在地方层面除了与工党、绿党结盟外，甚至也曾接受了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人民党。而为了能够取得执政地位，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最终选择了与右翼的独立希腊人党组成联合政府。显然，尤其与更多受到意识形态左右的共产党相比，替代左翼政党明显偏向政策绩效的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令其在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博弈中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此外，替代左翼政党的兴起受外部因素影响很大。替代左翼政党在西欧各国的发展很不均衡，国际国内环境对于那些在议会政治中相对成功的党具有重要影响。欧债危机可以说是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迅速崛起的最主要动因。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背景下，与欧盟 《备忘录》捆绑在一起的泛希腊社会运动遭到民众摒弃，激进左翼联盟明确反对紧缩、废除 《备忘录》以及重新协商希腊公共债务等激进主张为其赢得了大幅加分。斯堪的纳维亚替代左翼政党的兴起和发展，与其拥有与国家、民族精神相契合的强烈疑欧主义和北欧例外主义有很大关系。很多替代左翼政党在政党体制中的逐步前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各国的选举体制。比如有的国家如荷兰采用的是全国选区而非划分小选区的比例代表制，有的国家如法国带有很强全民公决意味的总统选举制，极大促进了荷兰社会党和法国左翼党的兴起。

四、新近选举结果及其发展前景

就选举而言，作为整体的西欧替代左翼政党至少目前仍然还是非主流政党。在过去十几年间，只有少数党，比如德国、荷兰、葡萄牙、希腊、丹麦党的全国支持率超过 10% 。绝大多数党是各国政党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社民党以及主要右翼政党外的第三或第四力量。在 2014 年 5 月 22 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替代左翼政党整体实力呈现小幅增长。以替代左翼政党和共产党为主要力量的欧洲左派党团 ( “欧洲联合左翼 － 北欧绿色左翼”) ，共获得 45 个议席。尽管在欧洲议会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较之 2009 年的 35 席有了显著提升。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彰显独特优势，在国内选举中赢得 27% 的选票，击败执政的民主党和极右翼金色黎明党，成为这次选举中可与极右翼法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兴起相提并论的最大亮点。

2015 年 1 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胜选执政，是替代左翼政党的实质性突破，在中左或中右政党主导的当代欧洲政党政治发展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然而，这一胜利是否会在欧洲替代左翼政党中产生 “多米诺骨牌”效应呢? 是否预示着 “左翼的时代到来了! ” 呢? 总的来看，对多数替代左翼政党来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尽管激进左翼联盟明显为其提供了灵感，但根本不可能直接复制它的成功” [16]。因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成功具有特殊性，其崛起有造成希腊几近破产的债务危机，以及因外部干预和左翼主流政党遭受毁灭性打击而引发政治体系崩溃的特殊背景。在其它多数国家，危机并未严重到这种程度，同时也缺少其他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拥有类似背景的政党成为例外，比如西班牙 “我们能”党就极有可能在年底大选中再次上演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 “奇迹”。但就整体而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替代左翼政党在欧洲政治中虽然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地位，但大范围崛起仍然面临很大困难。

首先，替代左翼政党面对着来自左右激进政治力量的挤压。西欧替代左翼政党大多是政治舞台上的迟到者，从一诞生起就进入了一个异常拥挤的政治空间。一方面，它不能完全垄断社会民主主义右转和共产党衰落形成的左翼真空。在其左面，尽管托派、毛派等极左翼政党整体上因极端教条的宗派主义不能产生大规模政治影响，但在一些特定国家如法国，复兴的托派政党 “新反资本主义党”对左翼联盟的发展构成了现实挑战; 在其右面，绿党在不少国家都是替代左翼政党的主要竞争者。它们秉持同样的绿色理念，但生态内涵更为浓厚，意识形态更为淡化，在一些国家比替代左翼政党的历史更为悠久，在实践中很难确保选民选择 “红 － 绿”而非 “绿 － 绿”政党。另一方面，极右翼政党分流了替代左翼的部分支持者。激进左右翼政党虽然分列政党光谱的两端，但却具有一些类似的政治吁求，比如反自由主义、反对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等等。在中下层选民中，激进左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存在着部分重合。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下，极右翼政党利用民众的不安全感，凭借其更彻底的民粹主义立场，通过宣扬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往往能够渗入替代左翼政党的传统选民阶层，吸引更多的支持者。

其次，替代左翼政党难以与传统左翼政党共产党建立起有效的联盟。替代左翼政党大多脱胎于共产主义政党，与共产党在世界观上并不缺乏基本的一致性， “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关注点，而且其关注的绝大多数问题在其发展早期，当马克思 －列宁主义还是作为一种统一性原则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 [17]。在实践中，它们大都批评欧盟的私有化、对工人权利的侵蚀以及福利国家的退却，支持发展更强大的地区性政策，在欧盟的核心和外围国家间保持公平关系，呼吁欧盟在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支持移民、难民权益，反对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过程的非民主性，抵制欧盟臣服于北约和美国利益，支持欧洲去军事化以及与欠发达国家发展更平等关系，等等。然而，由于在意识形态以及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认识分歧，二者的联合却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希腊和葡萄牙，激进左翼政党相互猜忌、指责，联合斗争几乎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性。在法国，左翼党与共产党虽然建立了选举联盟 “左翼阵线”，并在 2012 年总统选举中取得显著成效，但两党一直龃龉不断，内部矛盾冲突重重，近一年来甚至面临分崩离析危险[18]。激进左翼政党不能结成稳固同盟，极大影响着左翼联合斗争的效力。

此外，左翼政党普遍面临的政策选择问题同样困扰着替代左翼政党。替代左翼政党获得更多支持的主要立足点，在于它们捍卫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呼吁公平正义等关键价值。目前西欧激进左翼政党的主要困境在于，尽管宣称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替代的欧洲，但实际上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它们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徒有激进主义外表，实质上只是不触动主要利益关系的 “增量改革”。

从上述意义上说，尽管部分替代左翼政党的选举成就现在已经让人很难再视其为一个边缘角色，而且当前欧洲紧缩经济的持续性后果也将令替代左翼政党获得更多的发展潜力，但整体上看，替代左翼政党获得进一步发展仍将面临很大困难。

注释：

[1]Philippe Marlière，The Ｒadical Left in Europe: An Outline，Transform! ，Issue 13，2013.

[2][德］ 奥利弗·纳克特威: 《德国左翼党与阶级代表性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 年第5 期。

[3]Programme of the DIE LINKE Party，Dec. 2011，http: / /en. die － linke. de /index. php? id = 9846

[4]Programm. Adopted at the Founding Congress on January 30，1999 in Luxemburg city，amended at the Europe Congress of March 29，1999，p. 4，cited in Uwe Bakes and Patrick Moreau，Communist and Post － communist Parties in Europe，Vandenhoeck ＆Ｒuprecht，2006，p. 136.

[5] “For a solidarity ”，Program of Sweden Left Party，cited in Kate Hudson，The New European Left: A Socialism for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algrave Macmillan，2012，p. 149.

[6]Greece － for an anti － austerity government of the left，June 1，2012，http: / /zcomm. org /znetarticle /greece－ for － an － anti － austerity － government － of － the － left － by － socialist － resistance /.

[7]Introducing the Dutch Socialist Party，http: / /international. sp. nl /introducing － the － dutch － socialist － party.

[8]http: / /www. vasemmisto. fi /vasemmistoliitto /english /left － alliance /.

[9]http: / /arkiv2. sv. no /index. php / /Language /English

[10]Anna Striethorst，“Members and Electorates of Left Parties in Europe”，in Birgit Daiber，Cornelia Hildebrandt，Anna Striethorst ( eds. ) : Von Ｒevolution bis Koalition: Linke Parteien in Europa，Berlin 2010. Translation byPhil Hill，2011.

[11]Giorgos Charalambous，“All the shades of red: examining the radical left’s Euroscepticism”，Contemporary Politics，September 2011.

[12]Philippe Marlière，The Ｒadical Left in Europe: An Outline，Transform! ，Issue 13，2013.

[13]［德］ 托马斯·迈尔: 《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1—102 页。

[14]Anna Striethorst，Members and Electorates of Left Parties in Europe，in Birgit Daiber，Cornelia Hildebrandt，Anna Striethorst ( eds. ) : Von Ｒevolution bis Koalition: Linke Parteien in Europa，Berlin 2010. Translation by Phil Hill，2011

[15]Philippe Marlière，“The Ｒadical Left in Europe: An Outline”，Transform! ，Issue 13，2013.

[16][英］ 卢克·马奇: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中文版序言。

[17]Giorgos Charalambous，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Communist Dilemma: Communist Party Ｒesponses to Europe in Greece，Cyprus and Italy，Ashgate，2013，p. 39.

[18]Jon Lansman，Is the Front de Gauche of Jean － Luc Mélenchon about to break up?，Feb. 17，2014，http: / /www. leftfutures. org /2014 /02 /is － the － front － de － gauche － of － jean － luc － melenchon － about － to － break － up /.

作者简介: 于海青，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北京100732) 。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