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移植和突破

郭春生

[摘要]在历史上，越南共产党深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建国之后，特别是1976 年完成统一之后，越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移植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遭受重大挫折后，越南走上了革新开放的道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逐渐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关键词] 越南; 革新开放; 苏联模式; 胡志明; 阮文灵

越南是当代世界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开启了革新开放的道路后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着重探讨越南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探索和选择，在经历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下简称苏联模式)的移植和突破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

越南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最先接触苏联共产党，并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接受洗礼，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建立了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后，他们按照最熟悉的苏联模式进行国家建设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近代越南长期受到法国的殖民统治，在反法民族独立斗争中，越南革命的早期领导人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十月革命时，孙德胜正在法国海军服役，他所在法国舰队被派往敖德萨，他是该舰队水兵中唯一一个拥护十月革命的越南人。胡志明早年游历法国、美国、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18 年加入法国社会党，拥护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思想和主张。1920年12 月，法国社会党大会出现分裂，胡志明是拥护共产国际的左派代表，他们组建为法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胡志明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党必须在所有各殖民地宣传社会主义。我们认为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一事，意味着党具体地保证从今天起，党将对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性作出正确的估计。”1921 年，他在《印度支那》一文中肯定苏维埃俄国对越南革命的影响，“来自工人的俄国、革命的中国、战斗的印度的风暴，正给印度支那人民解毒。”[1]1923 年，胡志明从法国到莫斯科，从此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结下不解之缘，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接受培训。此后，胡志明等越共早期领导人长期在中国活动，并保持同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胡志明等将共产国际的文件翻译为中文，并向在华越南人提供培训服务，以壮大印支反法独立革命力量。1930 年，胡志明以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主义组织统一性的经验，说服安南共产党和两个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人，合并组成越南共产党。[2]20 世纪30 年代，胡志明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南洋局主要负责人，直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参与并指导印支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1931 年6 月，在香港活动的胡志明被英国殖民当局以“苏联特务”的罪名逮捕，在被判无罪释放后到达上海，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胡志明辗转到达苏联，4 年多的时间里在列宁大学学习，并在共产国际工作。1938 年秋，胡志明来到延安，之后到接近印度支那的中国南方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入越南，胡志明领导共产党组织进行艰苦的抗法、抗日斗争。1941 年2 月，胡志明跨过中越边境，回到阔别20 余年的祖国，5 月，便召开党中央第八次会议，决定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会上他推辞了代表们一致让他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要求，推荐更有国内斗争经验的长征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1942 年8 月，胡志明在去重庆会见周恩来的途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一年多后才获释出狱，于1944 年9 月回到越南北坡，继续领导抗法、抗日游击斗争。1945 年3 月，日军彻底击溃法军，从而取代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但是，这时的日军也属强弩之末，很快进入溃败阶段。8 月，越南各地爆发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推翻了傀儡皇帝的统治。9 月2日，胡志明发表了《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胡志明当选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并在1946 年召开的越南一届国会一次会议上当选共和国主席。但是，法国殖民者很快卷土重来，1946 年12 月，胡志明号召开展全越人民的反法殖民主义的斗争。胡志明提出了“边抗战边建国，实现全民、全面、长期抗战、自力更生的道路”[3]。不过，由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为战争服务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切活动的中心，所以，善于集中一切力量应对外敌的苏联模式就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效仿的对象。1951 年，胡志明在越共二大上当选为党中央主席，集中了党、政、军领导权，领导越南人民全力打赢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综上所述，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共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长期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熟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也直接为越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越南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必然以苏联作为自己的参考样板。1950 年1 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就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是第一个承认其地位的国家。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充当了越南共产党效仿苏联模式的直接桥梁和纽带。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中国是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的革命活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则是维系胡志明等人与苏共关系的最重要纽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后，也是效仿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越共与苏共桥梁和纽带的中共的选择，自然也会对越南共产党的建设道路产生重大影响。

1950 年，胡志明秘密访问了中国，并同中国领导人一起访问了苏联，由此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在这次访问中，中、苏、越三国领导人达成默契:由苏联支持中共、中共支持越共。从此，越南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越南在苏联和中国的影响下进行革命和建设也成为定局。1953 年12 月，胡志明在第一届国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大力赞美苏联，“苏联———世界和平民主的堡垒，正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步猛进”。在之后1954 年7 月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会议上，胡志明赞扬“越、中、苏非常团结。由于帝国主义互相矛盾，由于我们同我们阵营的努力，我们已达成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协定”[4]。1954 年7 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河内，从而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时期，越南共产党在北方大力推广苏联模式。1955 年6 月，胡志明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首次正式访问了中国。这时的中国正在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也很自然地为胡志明所接受，坚定了他按照苏联模式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的信念。1959 年颁布的越南宪法明确规定，“我国人民决心继续加强同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的团结一致，加强与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胡志明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对苏联大加赞赏，“苏联给被压迫民族树立了各民族建平等关系的范例。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都认清了: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走工人阶级的革命道路，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完全独立，实现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5]。可见，苏联模式对越南国家的创建者们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自然成为越南共产党向往和模仿的对象。

获得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有经济改造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据统计，到1960 年，国有企业部门(包括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占固定资产总值的83．5%，占物资生产部门流动资金总额的79．6%，占社会总产品价值的38．4%，占国民收入的33．1%，占工业总产值的57．3%。而私人和个体经济的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55 年的89．2%下降到了1960 年的5%。在农村，大力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74 年，97．3%的农户参加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74 年南北统一前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生产占了工业总产值的97．7%，占农业总产值的69%，占基本建设的87%、商品流动资金总额的100%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1．4%。[6]

1956 年9 月，长征因社会主义改造出现的动荡而辞去越共总书记职务，主张进一步效仿苏联模式的黎笋逐步掌握越共并于1960 年9月成为越共第一书记，他无视越南生产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主张大力加强重工业生产。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孙德胜长期担任越南国家主席，支持苏联模式的推广。到1975 年6 月，越南和苏联签订《紧急自由援助协定》，越共的经济方针也正式调整为“重工轻农、重重轻轻”。这也是苏联经济模式的直接体现。

事实上，越南北方盲目效仿苏联模式导致了生产力的倒退，最典型表现在农业生产上，人均粮食产量从1956 年的360 公斤下降到了1974 年的256 公斤。[7]

1973 年，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越南终于取得了抗美战争的胜利。1976年6 月，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并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75 年南方解放后，越共就将苏联模式推广到南方，1976 年越共四大决定南方要在5 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这种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式照搬导致恶劣后果，到1980 年，南方90%以上的私人企业被没收或者合并，87%的农户和78%的土地被强行集体化。[8]这种不切实际的盲目政策，导致南方的生产倒退，商业凋敝，大批科技人才逃亡国外。仍以粮食生产为例，到1978 年，越南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249．5 公斤，大大低于1974 年南方的355 公斤，也低于北方的256 公斤。[9]所以，苏联模式在南方甫一开始，就引起了南方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酝酿着革新的需求。

越南共产党不仅在经济政治上盲目移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外交上也追随苏联和苏共，恶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在1978 年底出兵柬埔寨，1979 年挑起与中国的战争。这使得越南不仅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越来越少。这样，从统一之后就逐渐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矛盾，在80 年代中期已经酝酿成为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这迫使越南共产党不得不寻求革新之路。

二

事实上，从1954 年北方解放到1976 年南北正式统一的20 余年时间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却是一个改革苏联模式的时期。对苏联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机遇。当时，苏联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仍然固守由他确立的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心任务，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阶级斗争浪潮，直到他去世前还抛出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使得国内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人人自危，经济建设进展迟缓。这样的气氛一直延续到1953 年斯大林逝世。苏联错过了8 年大好的改革时机。战后初期苏联之所以未能走上改革之路，与斯大林个人有直接关系。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斯大林更加坚信现有体制的优越性，所以他坚持甚至强化战前的理论和体制。只要斯大林一个人不想改革，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改革就不可能进行，这也体现了苏联高度集中乃至过度集中体制的重大缺陷。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和社会中改革气氛浓厚，马林柯夫、赫鲁晓夫都高举改革的大旗，就连对许多镇压活动负有直接责任的贝里亚也是如此。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改革苏联模式蔚然成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尝试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1954 年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年，正是改革苏联模式的初始时期，而越南共产党却基于对苏联模式的粗浅认识，将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进行照搬照抄，急于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退一步来看，由于国家还没有统一，在一切为了战争的状态下，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倒是正好迎合了这种要求，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打赢战争，全力完成国家的统一，即便是付出生产倒退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但是，在统一南方后，不顾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又将苏联模式强行在南方推广，结果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必然在越南党和社会中引起激烈反应。因此，从70 年代末到80 年代上半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越南党和社会中都出现了突破苏联模式的争论和探索，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形成对苏联模式的真正突破。直到80 年代中期，越南才真正开始了革新开放的进程。

此外，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在1968 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导致第一次改革浪潮结束之后的第十个年头，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二次大浪潮。虽然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尚处于冰冻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举措还是引起了越南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使他们大受启发。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往往需要在高级领导层中富有远见的领导人的特殊作用。在越南走向革新开放的道路上，政治家阮文灵功不可没。阮文灵1915 年2 月出生于越南海兴省一个农民家庭。他1929 年参加革命，次年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流放，1936 年获释后随即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之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1 年在荣市再次被捕关押，一直到1945年8 月革命胜利后获释，此后又投入越南南方的反法、抗美武装斗争。1960 年起，阮文灵一直担任越共中央委员，在1976 年的越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57 起，阮文灵任南部党委代书记起，他长期主持越共的南方工作，1960 年起任南方局书记。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他任南方局副书记和党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副代表。1981 年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了解南方的实际，认为统一后在南方照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这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阮文灵则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在理论、组织、思想建设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脱离了群众。所以，阮文灵力主对越南的苏联模式进行革新，并成为越共党内革新派的代表。阮文灵大胆质疑农业集体化和国有企业集中管理的方式，向中央建议推迟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励在企业中进行试点，扩大与市场的联系，在保证完成计划的前提下在市场上寻找原料和灵活销售自己的产品。由此，阮文灵也受到保守和教条主义者的指责，他们将胡志明市活跃的市场斥为资本主义气味。[10]在1982 年越共“五大”上，革新派受到批判，阮文灵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两职，只保留中央委员。但是，越南经济社会遇到的严重困难使改革成为大势所趋，阮文灵也因此在政治上获得重生的机会，1985 年他重返政治局。1986年，随着保守的越共领导人黎笋的去世和新任总书记长征的肯定，阮文灵再次出任书记处书记，9 月升任常务书记，12 月，在具有标志意义的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阮文灵当选为总书记。他在“六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越南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严重错误，造成越南在各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长征总书记在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如实指出了越南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得生产增长缓慢;资源浪费严重，生态遭受破坏;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许多起码的正当要求得不到保证，等等。报告总结越南共产党贯彻“以民为本”思想的经验教训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必须特别关心巩固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要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开展经常性斗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或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就会使党的力量受到削弱。[11]报告特别针对在国家统一后南方推行苏联模式所造成的损失，“70 年代末期的生产衰退以及1976—1980 年这5 年在经济结构布局特别是投资和基建结构布局方面留下了严重的后果”[12]。大会选出了以阮文灵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央委员会的173 名委员中，有82 人是新当选的，他们共同确立了“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的发展方向。由此，以越共六大为标志，越南进入了革新开放的新时期。

三

越南的革新开放可以世纪之交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又以1991 年6 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1989 年到1991 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这些国家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抛弃了原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这无疑对正在进行革新开放的越南共产党产生重大影响。在越共七大上，阮文灵代表六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把革命新事业推向前进》的报告，斩钉截铁地回答了越南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前一阶段的政治生活的成果，清楚地表明党内和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政治上的统一，肯定了我们的改革事业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加强，清楚地表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动摇的决心”。“对于我国来说，除社会主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带来真正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13]。由此，在社会主义革新事业遭受巨大冲击后，越南共产党顶住压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前沿。

越共的革新开放在经济领域集中在克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上。在革新开放之前，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越南一直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把它与商品经济相对立。1986 年越共“六大”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观念，大会文件使用了“有过渡时期特点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从而把商品经济引入越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中。到1991 年的越共“七大”则指出，“初步形成了在国家管理下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是“六大”以来经济革新的重要成就，并将“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由国家管理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确定为经济进一步革新的方向。1996 年“八大”政治报告阐述了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强调越南将建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国家管理相对同步的市场机制。在跨入新世纪的2001 年，越南经济改革进入新时期，越共“九大”政治报告指出，越南党和国家一贯主张和长期推行“按市场机制运行、有国家管理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简称“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越南所采取的总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定向的、由国家管理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其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包括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2006年十大提出“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且在具体做法上放开原先管制的经济部门和领域，包括发展资本和货币市场、发展不动产、积极开发科技市场、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和各类私有企业。2008 年1 月，越共中央通过的“有关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所有制，发展各种经济成分、企业类型，完善各种市场因素和同步发展各种市场，确保经济增长与进步、社会公平与效率密切相结合，完善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政府的经济调控效率，加强政治社会组织、社会行业组织和全国人民参加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等等。到2015 年，越南宣布国民经济发展已步入完全市场经济阶段。

早在1981 年1 月，越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扩大农业合作社承包到组到劳动力的第100 号指示。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越南农村改革逐渐展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武文杰在越共六大的经济报告中确定，今后若干年，必须把农业生产摆在首位，同时大力发展日用消费品和出口产品。这样，越南国家把发展粮食和食品、消费品和出口产品作为经济建设的三大主要任务，其中又把发展粮食和食品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必须首先把一切物质力量，把领导和指导力量集中于这三项计划(指粮食食品、消费品和出口商品三大经济计划———引者注)”[14]。1988 年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10 号决议”，正式实行农户承包责任制，规定农民家庭为农业基本经济单位，拥有经营自主权，可自耕自牧，在交纳农业税后，产品可自由支配，包括自由出售。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15 年，同时降低承包定额。1993 年7 月，越南国会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农民可以长期使用土地。

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外向型经济是越南经济改革的重要步骤。越共“六大”确立了革新开放的路线后，越南加大了引进外资的力度。1988 年颁布了《外国在越南投资法》，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1991 年11 月，越南政府提出针对外资的“一个窗口，一枚图章”的制度原则，简化外资投资程序;到1996 年，又出台了更为完善、对外资更为优惠的新的外资法。1988年之后的10 年间，1800 余家外国企业在越南投资，投资额达320 余亿美元。进入新世纪后，越南加快建立外向型经济的步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对外贸易。2006 年11 月7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大会正式接纳越南成为它的第150 个成员。截至2014 年2 月，越南累计共有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16053 个，注册资本总额2347 亿美元。

越共“六大”将经济革新作为改革的重点，同时提出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大会指出党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革新以提高自身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从1989 年的越共六届六中全会到1991 年的越共“七大”，不断完善的“五项基本原则”为政治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七大”报告指出，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逐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在“七大”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政治革新”的概念，成为越南政治改革开始的标志。

首先是党的革新。1976 年，越南完成了南

北统一时，除了越南共产党外，还存在越南民主党和越南社会党，分别成立于1944 年和1946年，它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团结在越共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之中。1988 年10 月，两党分别召开大会，宣布停止活动。这样，越南成为一个一党制国家，越南共产党的革新就成为政治革新的关键，不仅关系到党自身的命运，更直接影响越南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2006 年的越共“十大”时，在通过的新党章中，对原党章“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的表述作了修改，新表述为“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15]同时大会对党员经营私人经济，吸收商人阶层入党等问题也做了更加弹性的规定，从而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在不断进行自身的理论创新以适应时代要求的同时，越南共产党还进行了多方面的自我革新:(1)废除职务终身制和实行任期制。职务终身制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痼疾，它严重妨碍党的高级领导人聪明才智的发挥，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越南党政机构也有60岁退休的相关规定，但党政高级领导人则不受此限制，终身任职现象严重。在废除终身制问题上，1986 年具有重要象征意义。这年7 月，79岁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去世后，与他同龄的长征继任总书记。在同年12 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六大”上，任职不到半年的长征提出不再担任总书记，并提名阮文灵继任。长征此举具有示范意义，范文同、黎德寿等老同志纷纷退出越南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这不仅使越南实现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而且开辟了高级领导人决不终身任职的先例。高级领导任职的制度性安排随之而来，1986 年越共党章规定总书记任期不能超过两届，而此后连续三位总书记都只任职一届，农德孟连任了一届(2001－2011)，第二届是在开始实行差额选举时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而当选连任的。现任总书记阮富仲是在2016 年1 月获得连任的。1991年的越共“七大”对党的领导人的年龄做了明确限定，规定新当选中央委员必须在60 岁以下，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必须在65 岁以下。此后还多次做出严格限制年龄的规定，此举大大保证了越共高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2) 加强党内竞争淘汰机制，党内实行差额选举和试行直接选举制度。越共是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实行差额选举制的，由大会代表差额选举出中央委员。为方便群众监督，所有候选人的信息都公之于众。越共“十大”时，1176 名大会代表在206 名候选人中选出185 人组成中央委员会;越共“十一大”时继续实行差额选举，从218名候选人中选出了175 名中央委员，差额为25%;从61 名候选人中选出了25 名候补中央委员，差额为144%。(3)加强集体领导体制，避免个人集权。个人集权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痼疾，克服个人集权、加强集体领导是越南社会主义政治革新的重要内容。越共党章明确规定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重大问题集体民主讨论，但一经表决通过，必须严格遵守。新时期越共加强集体领导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加强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党的最高权力属于党的代表大会，从1986 年“六大”起党的代表大会每隔五年召开一次。由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中央委员会是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一般半年举行一次全会。中央委员会对重大事项享有决策权。自2002 年2 月召开的越共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开始了中央委员会质询制度，中央全会留出专门的时间进行质询，每位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这也是中央委员会集体权力加强的表现。此外，2001 年越共“九大”取消了政治局常委制，设置书记处，由书记处负责领导日常工作。从而避免了常委集权的环节。第二个方面是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分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分别由四个人担任，形成“四驾马车”的集体机制，而不是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4)不断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追求干部队伍年轻化，以提高工作效率，保持党的活力。最典型的是2007 年1 月，越共十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精简党和国家、政府机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越共中央决定对11 个部委进行调整，保留其中的6 个重要部委。

其次，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严惩腐败。越南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仿效苏联建立起的过度集中的体制，过度集中的权力十分容易滋生腐败。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建立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同时严厉惩治腐败，保持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清正廉洁。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治理腐败的第一步。1992 年11 月，越南成立反贪污走私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1996 年出台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1999 年，国会先后颁布了《反腐败法》和《干部、公务员法》。1998 年实行的财产登记和汇报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占重要地位。越南政府制定和实行了干部、公务员财产登记制度。被提名或被推荐担任党、国家和群众团体各级领导的候选人，须在选举前向选民、祖国阵线汇报自己当前的财产和收人。2003 年，出台了《国会监督法》，对国会监督的权限、监督方式和各自对应的监督对象做了明确规定。2004 年通过的《检查法》扩大了检查范围，并鼓励媒体参与揭露腐败案件。

再次，围绕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国会进行的改革。国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国会改革成为越南政治革新的窗口。吸收最广大群众参与是国会改革的重要特点。1992 年在通过新宪法的同时，还通过和颁布了《国会代表选举法》，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国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将协商推出的候选人公之于众，实行差额选举和竞选制度，提高了选举的民主性和透明度。确立质询制度，规定国会及地方人民议会都实行质询制，国会代表有权向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部长及其他政府官员提出质询，被质询者必须在国会会议上做出回答，直到代表满意为止。2002 年起实行信任投票制度，越南第十一届国会做出规定，如果1 /5 以上的国会代表或国会专门委员会提出要求，国会常务委员会将向国会提出对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等高级官员进行不信任投票，如果2 /3以上的国会代表投不信任票，即可对高级官员进行罢免。2003 年6 月，又通过了《国会监督法》，对信任投票的程序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16]

越南共产党还不断进行外交政策的革新。1976 年越南统一后，由于实行联苏、反华、侵柬的对外政策，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孤立，越南与中国及东盟各国处于敌对状态。1986 年越共“六大”确立了革新开放的路线后，越共开始奉行广交朋友的外交方针;到越共“七大”时，其外交方针也指导着越南外交开始了新局面，致力于开展全方位、多元化外交，与邻国、传统友好国家、西方国家的关系都有大幅提升。1991 年越共“七大”提出了“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不论政治社会制度差异，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的新主张。这样就完全超越了同盟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走上了全方位、多元化外交的道路。1991 年11 月，应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团访华，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95 年7 月，越南和美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在确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外交指导方针后，越南逐步为周边的国家所接收，并且大踏步地融入国际社会。1995 年7 月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组织第7 个成员国。2006 年11月，越南加入世贸组织，成为第150 个成员。2007 年10 月，在第62 届联合国大会上，越南以183 票高票当选为下届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这是越南坚持20 年革新开放形象的体现，是越南20 年坚持不懈地奉行全方位、多元化外交政策的积极成果。

四

越南革新开放的措施是丰富多彩的，以上只是结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特别指出越南革新开放中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突破意义的部分，显然，越南革新开放的系列措施带来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形成了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对苏联模式特征的最一般和广泛被接受的描述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17]，最具学术意味的描述是“同质同构”的体制[18]。简而言之，苏联模式即是指在政治统领下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各领域高度同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表现在经济领域中的计划经济，所有制上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政治上的具体体现则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以至于个人，自上而下垂直行政管理体制，权力缺乏监督而导致特权和贪污腐败的盛行。

以上所述越南革新开放中，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上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经济并存和竞争，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大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政治上，革新开放确定“党在本身的全部活动中必须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建立并发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19]，由此，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得到革新，领导人任期制的建立，国会权力的发挥和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等等，一方面使权力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则使劳动人民越来越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此外，越南在革新开放中还走上了全方位、多元化的外交道路。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具备的，是越南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在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越南革新开放的这一系列探索冲破了苏联模式的窠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越南革新开放虽然形成了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并不是说新的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十全十美的。一方面，历史是从来就不可能被完全割断的，突破了旧模式的新道路，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模式的痕迹，并且旧模式中有积极意义的要素也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新的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具有不断革新的必要性，和当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越南的社会主义也还远未建成，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还比较激烈，越南社会主义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

注释：

[1]［越南］胡志明:《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越南外文出版社，1971 年，第14、17 页。

[2]1930 年2 月在香港成立时称越南共产党，同年10 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 年改称越南劳动党，1976 年改回越南共产党的名称。本文统称为越南共产党。

[3]黎学军:《继承与创新:胡志明思想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年，第48 页。

[4]［越南］胡志明:《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越南外文出版社，1971 年，第145、161 页。

[5]［越南］胡志明:《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越南外文出版社，1971 年，第189 页。

[6]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2 页。

[7]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3 页。

[8]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3 页。

[9]古小松:《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修订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第112－113 页。

[10]梁炳猛:《革新开放后的越南共产党(1986～ 2010 年)———以全国党代表大会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50 页。

[11]吴彬康等:《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年，第224、227 页。

[12]吴彬康等:《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年，第223 页。

[13]阮文灵:《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把革命新事业推向前进》，转引自马勇:《越南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年，第70－71 页。

[14]吴彬康等:《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年，第252 页。

[15]古小松:《2007 年越南国情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270 页。

[16]陈明凡:《越南政治革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184 页。

[17]此外，对斯大林模式还有“集权主义”“极权主义”“独裁体制”等不同描述，大多因为过于极端而不被广泛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高度集中”的体制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时期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斯大林时期的体制问题不在于“高度集中”，而在于“过度集中”，甚至在多数时间里是“个人独裁”。所以，以“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来表达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更为合适。

[18]参见张光明:《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特征———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若干思考之一》，《俄罗斯研究》2003 年第1 期。

[19]吴彬康等:《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年，第226 页。

作者简介:郭春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求索》201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