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二十大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

刘春元

摘要: 2012 年 4 月 4 － 9 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召开了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行了深刻的剖析。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然而今天的帝国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攻击。全球化使代的帝国主义无法避免和彻底解决  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不会自动垮台。要推翻资本主义，就必须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物质力量，并对资本统治发动政治进攻。共产党人必须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运动复兴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 全球化时代; 帝国主义; 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

2012 年 4 月 4 － 9 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在印度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县召开了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政治决议》和《关于一些思想问题的决议》两个主要文件及其他一些决议，对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决议指出，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各个领域的进攻。与之相伴随的是民众的抵抗也呈上升趋势。这突出表现在拉丁美洲。同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斗争也不断增长，如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人民不断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民生的进攻，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欧洲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种进攻急剧加强。反对侵蚀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剥削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斗争正在上升，这些斗争是未来巩固和推进革命斗争的基础。在当前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条件下要把这些斗争提高到反对资本统治的水平还要克服许多挑战。印共(马) 指出，如要将这种斗争提升至反对资本统治的程度，就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当务之急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人民的思想 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

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

列宁从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 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 5 ) 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2］( p651)列宁正是在从经济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并不断增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而矛盾不断、争斗不断，最终的结果是各帝国主义列强以实力为基础以战争的方式将世界领土瓜分一空。列宁对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的分析为制定正确的加强阶级斗争的革命战略和战术奠定了基础，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17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印共(马) 指出，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与列宁时期不同的是，国际金融资本追求的不仅包括特定民族国家的具体战略利益，还包括国际的战略利益。为了获得最大程度上的国际战略利益，国际金融资本在努力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避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矛盾尖锐而四分五裂。国际金融资本的本性决定着它要竭尽全力地在整个世界畅通无阻地经营。在这一点上，一些人经常误认为世界已经超越了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分析 误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在今天已过时。[1]

全球化进一步巩固了国际金融资本，这是冷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加剧了资本集中和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的程度和速度。这导致世界的重组，并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受阻碍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创造了条件。此外，帝国主义将生产和业务搬迁到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廉价的地区以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这也在推动着积累水平的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严重威胁和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因此，印共( ) 认为，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特征证明了列宁对于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性质和作用的分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预测出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支配和领导地位，而且还指出这一进程将导致金融资本领导各种形式的资本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列宁预测的国际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主导作用已被证实。显而易见，已被取代的不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而是当时的具体情况。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金融资本的作用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估，以便提出自己的革命战略目标。

二、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特征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停止。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规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未来势必加剧。这就导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之间根据其未来的力量对比而发生利益冲突，这突出体现在争夺世界资源的控制权或寻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也体现在不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货币战争。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使其本国货币升值而使帝国主义受益。

印共(马) 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一) 出现了新的巩固资本积累的方式，首先是通过在全世界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来巩固资本积累。今天国际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结合起来，通过重新瓜分世界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界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涵义。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于使各国政府制定政策消除对跨越国界的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的限制。贸易自由化淘汰了国内生产者，引起了国内产业空洞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发达国家也存在此类情况。因此，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跨国公司能够收购外国的国内生产资产(如印度的公共部门) ，从而极大地扩大资本积累。

其他巩固资本积累的方式包括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如在金融纪律的名义下限制政府开支，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更大的流动性来多倍增加投机利润，从而导致世界经济总需求水平的下降; 改变针对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贸易条件; 在全球减少提供社会服务的国家部门，这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国家部门日益被私有化，为追逐利润最大化开辟了新的巨大的公用事业领域。因此，当代帝国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强制撬开迄今不存在的利润最大化的新途径。

(二)强迫发展中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成为其合作者。印共(马) 指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迫使发展中国家的大资产阶级阶层变成合作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动了非殖民化的斗争。独立后他们曾试图追求一种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像在印度一样，这些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内地主结成联盟，并与外国金融资本相妥协，曾试图追求一个具有一定自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从而使他们能够利用苏联与帝国主义者讨价还价。但是这种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加之苏联解体和国际金融资本寻求撬开这些经济体以促进利润最大化的图谋，改变了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统治阶级日益从一个相对自治的立场转变为加强与国际金融资本合作(尽管说他们在某些领域仍存在着利益冲突) 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三)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没有结束。纵观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积累以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通过生产过程实现资本扩张的正常动态; 二是通过胁迫和公然抢劫，马克思将此种残暴行为称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印共( ) 指出，原始积累往往被错误地理解为一个历史范畴。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言，原始积累是一种现在仍然与资本主义的正常动态共存的分析范畴。原始积累过程在过去采取多种形式，其中包括直接的殖民统治。原始积累的侵略性在任何时间点都直接依赖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可以允许或抑制资本主义残暴本质的这种表现。在当代帝国主义的当前阶段，这种残酷的原始积累正在袭击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袭击导致国有部门的撤资和私有化，它是通过剥夺国有资产而进行的私人积累。水和能源等公用事业，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日益成为私人资本积累的领域。私人日益控制了矿产资源。农业正越来越多地向跨国种子公司和跨国营销公司开放，导致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被破坏，农民陷入极端贫困之中。取消贸易关税和实行自由贸易协定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与资本自由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国内严格的移民法在导致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加强了剥削和压迫。[3]

(四)金融垄断资本不断对民主制度发动攻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始终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印共(马) 指出，在当代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根据其推进国际金融资本利益的当前需要而发生了变化，国家经常遵从国际金融资本的指令行事。因此，虽然国家放弃了对人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退出了经济活动。国家作用的新变化在于它肆无忌惮地推进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仅放弃了其社会责任，而且还破坏了民主体制，颠覆了人民在立法过程中的主权，并越来越具有独裁的特征。原始积累过程的这种袭击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腐败的途径。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政权由于腐败丑闻而下台。虽然资本积累的两种方式并存，但是这种通过胁迫和公然抢劫等强制剥夺手段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成为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五) 世界存在着四个主要社会矛盾。印共(马) 指出，在帝国主义当前阶段的这个过渡时期，世界的主要社会矛盾将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激化: 在目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形势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根本矛盾急剧地尖锐化; 帝国主义努力巩固其霸权，使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阶级处于其监护之下，导致帝国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以不同形式体现在不同领域，而他们目前正在联合加强对全球的剥削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从而掩盖了这个矛盾; 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心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世界的发展可能使上述任何一个矛盾突出出来，但是其他三个矛盾都不能取代中心矛盾。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存在着许多矛盾，然而上述四个矛盾是影响并确定这一过渡时期的步伐和特征的主要社会矛盾。［3］

近年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体现在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导致全球环境的极其严重的退化。这在帝国主义全球化时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矛盾正导致全球气候严重失衡，严重威胁人类生存本身。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将阻止全球变暖和减少温室排放量的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从而激化了帝国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工业国家在早期和现在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持续掠夺环境，因此，工业国家在纠正环境失衡方面拥有更大的责任。帝国主义把保护全球环境的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企图是其加强剥削全球计划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些阴谋的斗争构成了当前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国际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攻击

印共(马) 指出，在国际阶级力量变得有利于帝国主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已开始通过实现其宣称的三个目标来巩固其全球霸权。第一个目标是摧毁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挫败或与其合作的手段来消除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曾先后实现了非殖民化进程和不结盟运动; 第三个目标是建立一个相对于整个世界的明确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尤其是相对于美国眼中的竞争对手。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企图渗透到各个领域。一方面，它导致发动单边战争和军事占领伊拉克。另一方面，它导致美国的军事机器得以加强。与此同时，虽然随着冷战结束，北约存在的必要性已经消失，但是北约作为帝国主义的全球战争机器进一步得到加强。［3］

为了建立和维持其无可争议的优势，美帝国主义也需要越来越多地控制世界的经济资源和能源，尤其是石油。因此，美国强行占据了西亚。阿富汗处于美国控制西亚和中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经济战略的中心位置。军事支持以色列和延续西亚危机是美国控制该地区的战略需要的直接后果。他们把“改变政权”提升为帝国主义的合法权利，以便控制这一地区的资源。在“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独裁政权，这反映了人民渴望民主、公民自由和改善民生。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利比亚或支持沙特阿拉伯干预巴林，以便影响和控制新兴政权，因为他们失去了在该地区最值得信赖的盟国。这些事态发展将进一步展开。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在这一领域的矛盾正在激化。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西亚大国也在寻求重新定位其地区性影响。

帝国主义建立单极世界秩序的一大支柱是其发动的强大的思想攻势。帝国主义将民主等同于自由市场。在这个外衣下，在坚持民主概念的名义下，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干涉那些反对其霸权、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反对它强加“自由市场”的国家。帝国主义在维护所谓的“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名义下，对独立的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它通过军事干预来掩盖其无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它通过干预使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以前曾主张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今天却在保护“人权”的名义下通过军事干涉来颠覆和否定独立国家的主权。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在

美帝国主义领导下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被用来为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干预、践踏国家主权、实行满足其利益的“政权更迭”找借口，例如军事干预伊拉克和阿富汗，今天又威胁伊朗。帝国主义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的个人恐怖主义相互依存。只有有效地消除这两个危险，才能赢得反恐的斗争。就像在冷战时期帝国主义以“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为借口来进行军事干预，今天帝国主义正在利用“反恐战争”来侵犯独立国家的主权及其人民的基本人权。

印共(马) 指出，帝国主义发动了恶毒的反共宣传，今天他们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欧洲议会正在寻求制定法律并采取措施，企图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在许多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标志和活动都受到法律禁止，例如在捷克和波兰等。社会主义继续被谴责为专制制度和违反了帝国主义所界定的“人权”和“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攻势集中表现在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侵犯了人权和剥夺了个人自由。美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继续对古巴进行罪恶的经济封锁。［3］

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发动意识形态战争，以建立自己的思想霸权和文化霸权。全球化的进程和技术的极大进步推动着这种意识形态战争。信息、通信和娱乐技术已集中到大型企业中。人类思想活动领域的垄断化和通过企业媒体控制信息传播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旨在对任何批评或替代资本主义的声音发动思想进攻。这种全球化进程所寻求的文化霸权表现在需要创造一个同质化的大众口味。因为这使为大众开发“文化产品”的机械复制技术变得更加容易。文化商品化是这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从阶级霸权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文化旨在使人民与自己的日常现实生活相分离。这里的文化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把人民的视线从贫穷和苦难的迫切问题上转移开。为了实现人类的革命性进步，必须坚决打击帝国主义发动的旨在加强其霸权的这一思想攻势。

四、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无法避免和彻底解决经济危机

印共(马) 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病态的动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性质) ，而不是个别人的贪婪或监管机制的缺乏。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逐渐形成，并且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首先，在一国的富人与穷人之间以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日益增长。其次，全球化引起“无就业的增长”现象。这是因为利润最大化的轨迹总是通过更多地投资开发技术来代替人类劳动，而不是更多地开发人力资源。在此期间，全球的就业增长一直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这两个特征放在一起意味着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当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时，资本主义就必然陷入危机，因为剩余价值不能转化成利润了。在帝国主义的全球化阶段，这样的危机将继续以不同的形式重演，从而使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当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它企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克服危机。资本主义可能会暂时渡过当前的危机，但是它不可能彻底解决危机，从而为未来更深的危机奠定基础。

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为了使资本获得最大化的利润，产业重心逐渐向金融领域转移，并在新自由主义护航下，突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大化的利润。资本主义维持和扩大其利润水平的方式是通过诱使人民借款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这些贷款的花费将保持利润水平。然而，当偿还这些贷款的时刻到来时，由于绝大多数借款人的经济地位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违约现象。这正是美国所经历的遭遇，其最近的次贷危机导致大规模的金融违约，席卷世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金融商品，以极大地扩大投机途径，实现利润最大化。引起大破坏和产生目前危机的一个因素是“衍生工具”贸易。如果利润被再投资于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导致更大的总需求，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增长。但是，积累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不断寻求新的投机渠道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超越了这一进程。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购买力急剧下降。金融资本在迅速获利的渴望的驱使下，选择了投机性的途径，即通过发放次级贷款和创造投机“泡沫”来虚假地扩大购买力。当这些贷款被花费时，金融资本就获得了利润。然而当还款时间到来时，就出现了违约现象，导致贷款接受者破产，也瘫痪了整个制度，从而引发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彻底解决危机。在缺乏一个强大的政治替代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摆脱这场危机的方式是进一步加强剥削，并加强原始积累。这表现在目前帝国主义正在各个领域发动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是，它试图通过为金融巨头提供惊人数额的救助计划来克服危机，然而正是这些金融巨头造成了这场危机。资产阶级政府的解决方案使这些金融巨头能够复活和获得巨大利润，却把沉重的负担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身上。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大规模借贷来为救市计划融资。与资本主义本质相一致的是，资本主义保障并扩大了金融巨头获得利润的途径，同时又产生了巨大的主权债务。因此，企业破产已转化为主权破产，影响了欧盟的许多国家和美国本身。

主权债务危机所产生的空前的负担被转嫁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在减少支出以偿还这笔债务的名义下，“一揽子紧缩计划”得以实施，大幅削减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有福利和权利。因此，资本主义再次寻求通过加强剥削人民来渡过这场危机。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做法本身为另一个更加深刻的危机准备了条件。紧缩措施大幅增加了失业率，大大减少了人民的购买力，经济衰退的环境越来越恶化。

虽然资本主义危机极其严重，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不会自动垮台。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资本主义渡过每次危机并变得更加强大的途径是通过破坏一部分生产力来恢复生产力的发展与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平衡。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剧了剥削。因此，资本主义必须被推翻，而这又取决于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物质力量，这个社会物质力量能够通过人民斗争来加强阶级斗争，以便对资本统治发动政治进攻。这种社会物质力量的建立是“主观因素”，加强这个主观因素是十分急迫的。危机的具体情况是客观因素。无论客观因素对于革命性的进步多么有利，若不能加强这个“主观因素”，就不能把客观因素转化成反对资本统治的革命突击。

五、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运动复兴而奋斗

印共(马) 14 大曾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既不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理想。此外，这些挫折无法抹去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将人类文明提高到空前的水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3]

印共(马) 20 大进一步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但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三分之一。这并没有极大地影响世界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也没有极大地影响资本主义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能力。这使世界资本主义能够克服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挫折并发展生产力和扩大资本市场。在当时的国际阶级力量对比条件下，帝国主义通过新殖民主义扩展了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以更快的步伐取得了更高质量的进步，从而引起许多人认为这种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列宁曾警告说，被征服的资产阶级将以百倍的力量进行反击，然而列宁的警告被低估了。这种低估世界资本主义能力和高估社会主义的现象反映在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估上。1960 年 11 月莫斯科 81 党会议发表的声明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的第三阶段”，因而将迅速崩溃，这是对世界现实的一个严重的错误评估，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此外，社会主义还被视为一个直线式的进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旦实现了社会主义，未来将是一条直线，没有任何障碍，一直到实现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经验也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处于存在着阶级划分和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时期。因此，顾名思义，这个过渡时期不是阶级矛盾消失的时期，而是阶级矛盾加强的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试图重新夺回其失去的领土。因此，这一时期必将是长期和复杂的，拥有许多曲折和逆转，特别是那些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资本主义仍相对落后的国家。

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任何时间点上，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否在这场斗争中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国际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估。不正确的估计导致低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外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的高估导致忽视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因此，在 21 世纪，要吸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在21世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不能重蹈覆辙。

20世纪的社会主义激发了世界各地的人民斗争，从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表现在资产阶级被迫加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 例如， 予 女投票 ) ，而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了空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利益。这些权利在今天被认为是“普遍”的，然而它们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不是资产阶级“慈善”的结果。虽然以历史眼光来看在 21 世纪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转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阶层的任务是通过在各自的国家里加强阶级斗争来加速这一进程，而帝国主义将不断寻求阻碍这一进程。因此，在 21 世纪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必将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国家剥削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这样的制度必须建立在进一步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必须在“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来发挥它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最终过渡到盛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优越性必须通过促进人民群众参与各领域社会存在( 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而得以发挥。

印共(马) 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机械地等同于国有部门，虽然说国有部门构成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石。存在各种财产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确保经济命脉由国家控制。换句话说，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使“政治决定经济”，而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 即利润最大化) 决定政治”。[3]

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面临的全面危机，为共产党全面、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弊端，恢复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提供了机遇。共产党必须采用各种“中间的”口号、措施和策略来加强阶级斗争，应对现实条件的挑战，以加强“主观因素”，提升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提高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层次，从而为在各自国家里推进其革命性变革的进程创建基础。

参考文献:

［1］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Political Resolution［EB /OL］． http: / /www． cpim． org /content /twentieth － congress．

［2］列宁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Resolution on Some Idelogical Issues［EB /OL］． http: / /www． cpim． org /content /twentieth － congress．

作者简介: 刘春元( 1977 － ) ，女，河南许昌人，河南南阳师范学院政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