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与古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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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与古巴改革
毛相麟 杨建民
摘要:苏东剧变前,古巴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政治经济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东国家的改革步入歧途,古共及时与其划清界限。苏东剧变后,古巴失去了苏东国家的经济支持,陷入空前困境,古共随即宣布进入 “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调整了内外政策,稳定了局势。当时的改革政策大都是应急性的,并未涉及发展模式问题,致使古巴经济日益困难,陷入模式危机。2006年7月劳尔主政后,提出 “更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张。2011年4月,古共 “六大”通过了 《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把解决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古巴的这次改革目标准确,取得了党内外多数人的支持,但问题和困难也不少。
关键词:苏东剧变;古巴改革;古共 “六大”;前景展望
2011年4月16日至19日,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拉开了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大幕。本文通过回顾古巴经济发展的历程,试图说明苏东剧变对古巴的重大影响,探讨20世纪90年代古巴经济改革与古共 “六大”前后推出的改革举措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以便更好地把握其总体形势和今后走向。
一、苏东剧变前古巴的政治经济形势
(一)依托苏东国家,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此后,古巴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外国企业国有化、改造城市经济等。1960年10月,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以下简称卡斯特罗)宣布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1961年 4月 16日,他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从此古巴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并开始对全国的政治、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过程到1963年底基本完成。从1964年至1989年,古巴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时期:1964—1970年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初探时期,1971—1985年是古巴模式的形成、确立、运作和调整时期,1985—1989年是对古巴模式的反思和 “纠偏运动”时期。
古巴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来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苏联、东欧既是古巴政治上的盟友,又是经济上的主要伙伴。由于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不断加强,古巴更加强化了同苏东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1972年古巴加入经互会,实行了依靠经互会支援搞建设的战略方针。此后,古巴经济被纳入经互会体系,其生产活动完全按照经互会的分工进行,对经互会国家的经济依赖日益加深,正如卡斯特罗在古共 “三大”上指出:古巴同经互会国家的关系对古巴经济是 “重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 。苏东国家,尤其是苏联,给予了古巴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以优惠价格向其提供石油,以高价购买其蔗糖,平均每年的援助额达30亿美元。苏联还在古巴援建项目一千多个,其中一百多个是大型工业企业。到苏东剧变前,古巴与苏东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 85%;在 1988—1989年度的出口商品中,有63%的糖、73%的镍、95%的酸性水果和100%的电器零配件是出口到苏东国家的;在进口商品中,有63%的食品、86%的原料、98%的燃料、80%的机器设备、72—75%的制成品来自经互会国家 。在苏东国家的帮助下,古巴 “一五计划”期间 (1976-1980)实现了社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二五计划”期间 (1981—1985)年均增长7.5% 。
总之,在苏东剧变前,古巴在苏东国家尤其是苏联的经济支持和军事保护下,不仅在“加勒比海危机”后取得了美国不以武力进攻的承诺,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颠覆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企图,而且保持了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政治上独立自主,顶住了苏东国家易帜倒旗的压力
古巴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政治上独立自主。虽然古巴接受了苏联的大力支援,但仍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早在1968年,古巴领导层就清除以埃斯卡兰特为首的亲苏宗派集团,表明了古共不让苏联插手其内部事物的立场。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 “新思维”,削减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和贸易优惠,逐渐疏远了与古巴的政治、经济关系。与此同时,古巴领导人也较早地认识到苏联的 “民主化”、“公开性”等改革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险,于是结合国内开展的 “纠偏运动”,实行 “战略大反攻”,确保了政权的稳定性和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纠偏运动”虽然没有促进古巴经济的发展,但却使它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稳定了社会主义政权。
二、苏东剧变的冲击和古巴的对策
(一)苏东剧变使古巴陷入空前困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古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陷入空前的困境。首先,古苏贸易额锐减。1989—1991年,古巴对苏联的进口额从60.87亿美元下降到28.27亿美元,出口额从61.41亿美元下降到18.29亿美元。古巴向苏联出口的蔗糖价格从每吨800美元下降到 500美元,从苏联进口的石油不仅价格上升,而且数量减少了一半,致使古巴陷入能源危机。由于缺乏能源,古巴每天停电达数小时,交通几乎瘫痪,许多工厂倒闭或停业,农业机械不能启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在此情况下,卡斯特罗不得不于1990年9月宣布古巴进入 “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其次,1991年 9月苏联单方面宣布从古巴撤军,结束了自1967年以来对古巴的军事保护。这一 “特殊关系”的结束使古巴失去了政治、军事依托和经济支持,陷入了空前孤立和困难的境地,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二)美国千方百计地对古巴施压,“以压促变”
苏东剧变后,美国认为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台已经指日可待,遂进一步加强了对古巴的敌对活动。从1989年起,美国利用设在迈阿密的 “马蒂电台”加大反古宣传力度,1990年3月又增设了由 “美国之音”主办的 “马蒂电视台”。美国还积极支持古巴流亡分子和国内反动势力从事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活动。1992年4月,老布什政府宣布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同年10月批准了 《托里切利法》,禁止设在第三国的美国公司同古巴做生意,禁止任何曾驶入过古巴港口的船只在六个月内进入美国港口,对任何向古巴提供经援和开展贸易的国家进行制裁等。1996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了《赫尔姆斯—伯顿法》,要求古巴赔偿1959年革命后没收的、后加入美国籍的古巴人的企业和财产,并规定:不给购买或租赁这些美国企业和财产的外国企业发放赴美签证,禁止美国海外公司向上述外国企业提供信贷,美国有权拒绝向与古巴有信贷关系的国际金融机构偿还债务,美国公民有权向法庭起诉与古巴没收财产有牵连的外国政府或个人等。赫尔姆斯议员的助手还公开声称,通过这一法案的目的,就是迫使外国公司不敢响应卡斯特罗发出的欢迎外国公司到古巴投资的呼吁 。1997年克林顿连任总统后不久,又宣布了一项所谓“促进古巴走向民主”的计划,声称如果古巴“过渡政府”满足了《赫—伯法》所提出的条件,美国将提供40—80亿美元来支援古巴经济,条件是古巴现政府必须下台,由美国任命一位“协调官员”来监督并须由美国总统“认可”古巴新政府的行为表现等。对于美国提出的这种粗暴干涉古巴内政的条件,古巴政府当然予以拒绝。
(三)古巴开始推行政治经济改革
为了应对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保证社会主义古巴的生存与发展,古共于1991年10月召开了 “四大”,提出了 “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 ”的任务与口号制定了特殊时期的内外政策,对现行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和改革。这次大会的主要成果有二:一是修改了党纲和党章,在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原则下,在指导思想上增加了马蒂思想,以增强党的民族性;允许信仰宗教的爱国者入党,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二是改变了发展战略,将过去依靠外援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转变为依靠自力更生来保证生存的新战略。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古巴在上世纪9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
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修改了宪法。1992年7月,为适应特殊时期的新形势,古巴第三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第11次会议对1976年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通过对宪法的全面修改,实现了在法制上向特殊时期的转变。新宪法有以下三个明显变化:第一,关于国家的指导思想,将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更改为 “在何塞·马蒂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治社会思想的指引下”。第二,实行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古巴的人大代表分三级,即市 (县)级、省级和全国级。过去只有市 (县)级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省级和全国级都是间接选举。新宪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均由基层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第三,建立了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基层组织—— “人民委员会”,将国家政权的建制延伸到基层选区 。
经济方面,建立以国营企业为主导、以国有民营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为辅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使国有民营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经营权和涉外权;调整原有的经济结构,强调发展农牧业,以改善食品供应;优先发展旅游业、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行业,以增加外汇收入。1993年8月,政府宣布私人持有美元为合法。同年9月,政府允许将国营农场改建为规模较小的、具有合作社性质的 “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到 1999年,这种合作组织已拥有全国耕地面积的45.6% 。
对外关系方面,加强了与拉美国家和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实行开放政策。卡斯特罗在古共 “四大”开幕式上指出: “我们正在广泛地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地对外资实行开放。” 此后,政府取消了对外贸的垄断权,实行外贸多元化;放宽外资准入条件,改善投资环境;多次修改和补充了1982年制定的 《外国投资法》,并于1995年颁布了新的外资法,增加了对外资的优惠条件;1996年1月开始实行个人外汇收入所得税制度,同年6月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
不过整体来看,古巴的这一轮改革仍是很有限的。例如,1993年5月古巴政府决定准许个体户从事服务业工作,但不准大学生和各级领导从事个体经营,不准存在雇佣劳动。1997年古共 “五大”后继续推出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但都未涉及根本体制问题。1998年初政府加大征税力度,增加税收种类,大大限制了个体经营的发展。同年,
政府还颁布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187号法令,宣布进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但收效不大。虽然古巴领导人表示 “古巴不搞市场经济并不等于不能实行某种市场方式 ” ,古共 “五大”通过的 《经济决议》也强调 “在国家调节下已经给市场机制打开了一个空间” ,但实践表明,古巴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困难的局面也并未改观。
三、劳尔主政后古巴的改革
苏东剧变后,古巴一直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局面,国营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政府部门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在大多数居民生活困难的同时,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加剧,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种情形直到劳尔主政后才开始发生改变。
(一)以劳尔为首的过渡型领导班子逐渐形成
2006年7月,卡斯特罗因病将国家最高权力临时移交给劳尔 ·卡斯特罗。劳尔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应对古巴面临的困境,他开始重新探索经济发展之路。2006—2008年,劳尔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在不同场合突出强调以振兴经济为政府工作重点的思想,为以后推出改革措施进行舆论准备。
2008年2月24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劳尔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面对国际上的各种议论,卡斯特罗发表声明认可新班子的组成,劳尔则表示今后的重大事项仍将请示卡斯特罗。卡斯特罗离职后,以 《菲德尔同志的思考》为总标题不断发表文章,就国内外重大问题发表看法,仍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古巴新的权力运行机制逐渐形成,劳尔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于2009年3月解除了两名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替换了11名部长,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个人权力野心为由罢免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执行秘书卡洛斯 ·拉赫和外交部长菲利佩 ·佩雷斯 ·罗克的职务 。2009年12月20日,全国人代会增选了两名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和五名委员。2011年4月,古共“六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劳尔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这标志着古巴最终形成了以劳尔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二)劳尔政府的经济改革
自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古巴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主要出口产品镍的价格大幅下降,旅游业也很不景气,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封锁以及飓风的影响,使经济形势更是雪上加霜。2009年,古巴经济增长率仅为1.4%。
2010年初,古巴政府在全民中开展对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讨论,提出要对经济模式进行调整。接着,劳尔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允许古巴人用外汇券购买电脑、手机、彩电等电器,减少凭本定量供应的日用品,允许个体农民和合作社承包闲置土地;宣布将关闭一大批职工食堂,改为按日向员工发放补贴,并计划取消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食品配给制 ;决定把所有三个座位以下的国营理发店和美容店承包给该店职工等。古巴政府还于2010年9月13日决定,到2011年3月底,全国的国营部门要完成精简50万职工的任务,三年内将裁员 100万人。古共 “六大”后,政府重新研究了这个目标的可行性,决定将实现的时间推迟,但裁员总数仍要达到130万人,占全部国营部门职工的四分之一。
由于这次改革的力度很大,涉及广大群众的民生问题,而完成改革目标的预定时间又非常短,如有差错将危及国家的稳定。因此,政府除要求各级工会和保卫革命委员会加强说服动员工作外,还决定从2010年12月起发动全民展开大辩论,自由表达对经济改革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古巴官方把当前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不称为 “改革”,而是谨慎地称之为 “变化”、“变革”等,并且强调这些 “变化”将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不涉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劳尔称,古巴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更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四、古共 “六大”与古巴改革
(一)“六大”的准备工作
自1997年 “五大”召开以来,古共已经有14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进入21世纪以来,古共中央曾多次声称要召开 “六大”,但都因准备不足等原因而一再推迟。2010年11月8日,劳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参加筹备古共 “六大”的号召,宣布会期定于2011年4月下半月,主题是集中解决经济问题,讨论和通过 《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 (草案)》(以下简称 《纲要》草案)等重要文件,为更新古巴经济模式做出重要决定。次日,古共公布了 《纲要》草案 ,其要点是:古巴仍将是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制度,但将根据财力逐步调整社会开支;扩大私人部门,准许银行向它们提供贷款,开放原材料批发市场;取消货币双轨制,继续吸引外资;继续减少和取消补贴,逐步取消食品供应的购货本制度;给农业经营以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促进劳务和生物技术的出口等。
古共中央号召人民对 《纲要》草案和即将进行的经济改革进行广泛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讨论时间为三个月,从2010年12月1日到2011年2月28日。讨论分三步走:首先召开领导人和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以便指导群众对 《纲要》草案进行讨论;第二步是在全国所有城市都举行研讨会,主要目的是培训干部,然后让他们参加各个党支
部、工会和社区基层组织的讨论;最后是群众性的大讨论。古巴政府将收集和分析人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党代会通过 《纲要》草案时予以考虑。劳尔还强调, “六大”将集中精力解决更新经济模式的问题,不讨论组织和领导班子问题; “六大”以后,古共将争取在2011年内召开专门的党代表会议,讨论和解决党的组织问题。
2010年12月1日,古共中央机关报 《格拉玛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由群众决定》的社论,呼吁全国公民踊跃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全民大辩论,自由表达对经济改革和 《纲要》草案的意见。这场辩论的中心议题是古巴近期展开的经济改革,包括在国营部门的大规模裁员和鼓励发展私营企业等问题。通过这场辩论,为古共 “六大”的召开做好了充分舆论准备,为大会集中讨论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如何更新经济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六大”的主要成果
首先,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 《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纲要》表明,古巴党和政府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端。自特殊时期开始以来,特别是古共 “五大”以来的实践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严重制约着古巴的经济发展,因此必须 “更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虽然此前古共也曾作出过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但十多年过去了经济效率却始终上不去,关键在于对计划经济和市场因素的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认识,正如一位古巴学者所说:在20世纪90年代古巴经济模式就已 “逐渐丧失优势”,苏东剧变后被迫进行的改革 “没有涉及模式的问题”,致使近年来古巴的 “模式危机日益凸显”,所以 “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迫在眉睫 。
《纲要》规定,古巴经济模式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古巴经济模式将继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同时也发展个体经济;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 “按能力和劳动”进行分配的原则;在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方面,以发展计划经济为主,同时注意市场因素的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继续保证全体居民享受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对居民适当进行保护,不使任何一个古巴人无依无靠。《纲要》还列举了古巴即将采取的各项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开放私营部门、完善税收制度、加强企业自主性、取消不必要的补贴等。 “六大”还提出了 2011年下半年首先要改革的内容,即减少公共部门开支,这将是改革的突破口,然后逐渐转向解决配给制、外资企业亏损、两种货币几种价格等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
古共 “六大”以全国党代会决议的形式来确定未来经济改革的内容和措施 ,有助于统一全党思想,减少改革阻力。大会决定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负责协调并监督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此外,为贯彻和落实 《纲要》规定的改革措施,大会还决定建议人代会修改宪法,以获得行政和法律上的支持。
其次,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确立了以劳尔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大会选举劳尔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退了下来,古巴从此进入了 “劳尔时代”。这样,自2006年 7月卡斯特罗因健康原因把最高权力暂时移交给劳尔,到2008年2月劳尔正式就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再到本次党代会劳尔当选为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最终完成了古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过渡。这一过程表明,卡斯特罗不仅认可了劳尔近五年来在整顿经济方面的探索,而且充分信任他的领导能力,肯定了古巴的经济改革方向。古巴最高权力的和平过渡,为古巴人民上下一心搞好经济改革提供了有力保证。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115名委员组成,增加了妇女和有色人种的比例,其中妇女委员48人,占总数的38.4% (上届仅占13.3%);黑人和混血种人36人,占31.3% (上届为21%)。中央委员会构成的这种变化,体现了古共关于种族平等和男女平等的政策要求,劳尔承认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好。
再次,大会确定了领导干部的任期制。自 1997年 “五大”至今,古共中央领导层的老龄化问题已很严重。劳尔在中心报告中提议,限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高级领导人的任期最多为两届,每届五年,包括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各部部长。劳尔的建议获得了代表们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罗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践行了任期制的人。大会还决定每年应至少召开两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从而使党内组织生活正常化 ,近期的中央全会将讨论更新经济模式问题和经济计划的实施情况。
最后,大会为完成党的主要任务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劳尔在中心报告中强调指出,“更新”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实现社会主义。他还指出,凭购货本供应日用必需品的制度是平均主义的表现,已经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与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相矛盾,必须取消;非公有部门的扩大是受法律保护的一种就业出路,应该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同时要求个体户遵守法律、履行纳税等义务;扩大非国有部门经济并不意味着私有化,古巴不会实施 “休克疗法”;精简国有部门冗员的工作将继续进行,但要循序渐进。关于党员干部的工作方式,劳尔要求党员干部要克服形式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以取得群众对党的信任;党和国家要逐步有序地实现权力下放,实行政企分开、党政职能分开;要改变思想,重视合同制的作用,抛弃教条和空洞的口号。劳尔最后强调,“更新”经济模式不能一蹴而就,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事,至少需要五年时间;《纲要》中有关 “更新”经济模式的方针和政策也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实践中,古巴将根据实际情况对 《纲要》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补充。
(三)对古共中央新领导班子组成的解读
古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由 “五大”时的150人减为115人,其中59名是新人,占一半以上,大多数是中青年,体现了中央委员会精简化和年轻化的精神。政治局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政治局成员由 “五大”时的 24人减少到 15人,但其中 12人是上届委员,新委员只有3人,平均年龄为67岁。新一届政治局中老人比重大的原因,主要是从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考虑,避免变革操之过急。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由7人组成,比2006年7月古共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时减少了5人,比六大召开前夕减少了3人。人数虽然减少了,但在年龄结构上仍然偏大,其原因与政治局的安排相同。当然,本届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名额的减少,也为将来年轻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留出了空间,在未来的党代表会议上,仍然可以补选新人。
新一届领导班子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的问题:第一,它是一个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了卡斯特罗的领导班子;第二,它担负着领导几十年来最繁重、最复杂的改革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社会震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上述人事安排还是比较稳妥、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较为年轻的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里诺·穆里略还兼任着新设的贯彻经济改革政策常务委员会主任,是古巴改革的重要负责人,这体现了古共对新人的信任和培养。由于经济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往往需要几代领导人的努力,所以随着改革的进展,古共中央会根据需要随时进行领导层的人事调整。
五、古巴经济改革的前景
古巴改革的大门重新开启了。这次改革既有强大的动力,也有不少阻力;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很多挑战。几乎任何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古巴改革的进程。
从国内方面来看,古巴在特殊时期中也进行过经济改革,例如卡斯特罗于1993年5月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准许个体户从事服务业的经营,使个体户在 1995年曾一度发展到21万人,古巴经济有所好转。但在美国加紧封锁的形势下,古巴政府重新加强了对个体户的控制,停止发放新的营业执照,不少店铺由于缺乏生产资料来源、承担不起高额的税负而终止营业。到2009年底,个体户减少到14.3万人 ,主要原因仍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人们特别是领导者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解放。近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飓风的打击,古巴经济困难加剧,以劳尔为首的古巴政府重新放宽了对个体户的政策,但如果今后经济情况好转,古巴在个体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是否会再次走“回头路”呢?这是人们所担心的问题。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更新经济模式,重点扶持和发展个体经济,如果见好又收,那就意味着半途而废。不过,如果国营部门裁员100万人的计划得以逐步实现的话,那么古巴的改革进程便难于逆转了。
在国际方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严重威胁着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并成为古巴经济改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阻力和障碍。当前,美国希望古巴的改革步入歧途,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出现混乱,以便乘机介入,推翻其社会主义政权,这也是古巴领导人为什么非常警惕、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的原因。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无改变的前景,古巴的改革将会在这种不利条件下进行。此外,古巴经济困难的缓解,还与拉美友好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的政局发展密切相关,这一不确定因素也将对古巴经济改革产生影响。
总之,“六大”是古共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是古巴革命历史上的里程碑和分水岭,标志着古巴党和人民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古巴化——— “古巴本土的可行的社会主义” ———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古巴国情更新发展模式。改革将在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推进,但摆在古巴领导人面前的困难和挑战确实不少。例如,怎样处理既要发展私营经济又不搞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对即将裁减下来的100万国营部门员工如何安排,如何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在经济大改之年还要调整领导班子,这两者如何协调进行?如此等等。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古巴改革进程中积极的方面。首先,这次改革与以往所有改革都大不相同,它抓住了一切问题的根本———更新发展模式,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其次,这次改革有充分的准备,经过了全民性的酝酿、讨论,取得了党内外大多数人的支持。第三,这次改革得到具有崇高威望的卡斯特罗的支持,这将在全国产生有利的影响。第四,最重要的是,这次改革有以务实、灵活著称的劳尔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既大刀阔斧,又循序渐进,决不搞西方国家某些人所妄想的所谓 “过渡”、“私有化”、“自由化”,而是牢牢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当然,古巴的改革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例如政府宣布的在2011年3月前裁员50万人的计划,就因多种原因而未能完成,只好推迟;一些因循守旧的干部、既得利益者和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群体或个人,都将成为改革进程中的消极因素,如何做好这些人的工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简介:毛相麟,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古巴研究中心顾问;杨建民,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政治室副主任,古巴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