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政党政治新变化及其对南非共产党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社会在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即是以非国大为首的执政联盟，无论在治国理政抑或是政治选举中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南非政党政治生态出现了由“黑白党争”向“左右党争”演进的趋向。南非共产党作为执政联盟的重要成员，同非国大实行特殊的党内合作方式，以非国大的名义参加政治选举，因而也是实际上联合执政的执政党之一。南非政党政治生态发展的新趋向以及由此导致的执政联盟内部的矛盾和竞争，成为当前南非共产党在推进和深化第二阶段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必须应对的紧迫的现实问题。这对于加强和巩固南非共产党在执政联盟中的地位及其在南非政党政治中的定位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执政联盟；南非共产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工会大会

一、近年来南非政党政治发展的新变化

1994年南非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结束了白人种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了“民主突破”。 1994年4月新南非成立，为了化解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持政治稳定，根据国民党和非国大在制宪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临时宪法规定的政党制度的指导原则不是“赢者通吃”的“多数统治”，而是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权力分享的多党联合执政”。1994年大选后建立了由非国大、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等联合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即以一党（非国大）为主导的多党联合执政。1999年6月，南非第二次大选以及随后建立的新政府标志着为期五年的“权力分享”时期结束以及“多数统治”的开始，由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政党组阁执政。非国大领导的由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组成的执政联盟登上政治舞台，开启了长达20 多年的执政历程。

（一）以非国大为首的执政联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政治选举压力

1994年民主化以来的五次大选结果显示，执政联盟的得票率和在国民议会中席位的升降与同时期南非经济发展的状况呈正相关。2004年大选恰逢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执政联盟在大选中的得票率为历年最高。此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南非经济发展持续走低，高失业率、高贫困率和高犯罪率以及接连不断的矿工罢工事件一直困扰着执政联盟，其得票率在2009年后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向。2014年大选中，非国大获得的1100万张选票中只有36%是来自大都市区的，而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选票高达64%。对于非国大来说，选票来源的地区性和结构性差异说明它正在失去大都市区选民尤其是青年和工会的支持。这对于非国大的未来选情将构成严峻挑战。

2016年8月南非举行了1994年民主化以来第五次地方选举（municipal    election）。据最后统计，非国大全国得票率为53.9%，比2011年地方选举（61.9%）下降了8个百分点，比2014年全国大选下降了8.25个百分点。而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联盟得票率为26.9%，比2011年地方选举（23.9%）上升了3个百分点，比2014年全国大选上升了4.67个百分点。第二大反对党经济自由战士党得票率为8.19%，比2014年全国大选上升了1.84个百分点。从选举数据上看，朝野进退的幅度都在10个百分点之内，这是选举政治中的正常现象。但这次地方选举还是在南非社会舆论和朝野双方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强烈反应。一些非国大人士对选举结果感到震惊，没有估计到非国大遭遇如此惨败，失去了豪登省三大都市区约翰内斯堡、茨瓦尼和大曼德拉湾市的执政权；此外，非国大被迫采取联合执政的方式才保住了勒腾斯堡和艾库鲁勒尼市的执政权。南非选举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政治版图的变化，非国大首次遭遇“滑铁卢”。也可以说是近年来南非政治格局“量变”中的“突变”，对朝野双方都有着特殊意义。

（二）反对党派积极调整政治斗争的策略和方针，通过渐进的去种族化变革，力量稳步提升，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对非国大“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渐成威胁

南非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一个服务于白人精英利益的白人政党。但近年来，民主联盟不断改变以白人选民为主的政治斗争策略，广泛吸收黑人精英，这让一些不满现状者对白人执政重新燃起希望。在2014年大选中，民主联盟新增加的110万张选票中，有70万张选票来自黑人选民。2015 年5月民主联盟的前议会党团领袖、34岁的政坛新星慕斯·迈马内（Mmusi Maimane）在90%的党员支持下当选为首任黑人党魁，受过良好教育和有着丰富的较为干净的政治履历的迈马内发誓要把南非建设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彩虹国家”。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豪登省三大都市区的黑人比例已经达到75-80%左右，白人比例只占16%，但是非国大的得票率反而跌到45%左右，而民主联盟加上其“不结盟的合作者”——经济自由战士党的得票却已过半，民主联盟的得票率达到40%左右。尤其是在大曼德拉湾市，有色人加上白人只占人口的 38%，黑人占60%以上，民主联盟却得到了仅次于开普敦的高票，即使不靠“不结盟的合作者”，在当地议会中也已经取得了对非国大57:50的优势。在选举宣传的策略上，较之于非国大的抽象、泛化，大都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我们承诺要做什么”……，充满价值判断，民主联盟在豪登省的竞选中详细列出了非国大与民主联盟在各自执政都市区的政绩对比数据，让人一目了然。

南非第二大反对党经济自由战士党是 2013年7月由原非国大青年联盟主 席尤里乌斯·马勒马（Julius Malema）领导组建的一个新兴的“极左”政党。经济自由战士党自称是一个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法 侬主义政党，即黑人 至 上的泛非社会主义政党，在底层黑人失业青年中具 有强大的号召力。它对非国大政府的治理乃至于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持激烈批评的态度，认为南非民主化20多年来非国大政府并未能实现真正的经济解放，绝大多数黑人仍然生活在普遍贫困中，南非变成了一个“盗贼国家”（kleptocracy）。经济自由战士党成立的第二年即参加全国大选，一举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又颇有斩获，非国大失去的选民除了一小部分投奔民主联盟，大部分投奔了经济自由战士党，凭借8.19% 的得票率成为选后各政党合纵连横中的关键少数，与民主联盟采取合作而不结盟的方针联手对付非国大。马勒马针对非国大的合作意向，提出了极为苛刻因而也是非国大不能答应的条件：祖马立即辞职，在议会里重启弹劾祖马的程序；无偿收回白人土地；追究2012年“马里卡纳惨案”中政府动用警察射杀34名矿工的责任…

（三）南非的选举政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选举竞争愈益激烈，“黑白党争”逐渐向“左右党争”的方向发展

1994年南非民主化以来的20多年，南非的政党政治在宪政民主架构下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竞争性的政治格局。虽然非国大一直保持着“一党独大”的地位，2009年以来无论是在全国大选还是地方选举中，非国大的得票率逐渐呈现下降趋势。2009年大选中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联盟不但成功削弱了非国大原来的压倒性优势，而且在南非重要的西开普省胜选执政，开创了1994年后白人政党成功转型为跨种族反对党并掌握省级政权的先例。1994年大选中最大的反对党——祖鲁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与非国大势同水火，而且具有浓厚的暴力色彩，但是随着民主之风吹进夸祖鲁，布特莱齐的“酋长作风”在党内引起以加文·伍兹为首的革新派不满并最终分裂。与此同时非国大推出祖鲁人祖马出任新领袖并于2009年当选南非总统，非国大在祖鲁人中的影响力大增，因卡塔自由党逐渐衰落，即使在祖鲁人中也失去了大部分影响力。      

在非国大内部，2004年后随着原来以族群为基础的两大反对党——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和祖鲁人的因卡塔自由党的衰落，非国大实力进一步增强，但是其内部出现了以姆贝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以祖马为代表的“黑人民粹主义”之间的持续斗争。在2007年的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祖马依靠左翼支持，一举击败姆贝基，当选非国大主席，并在次年以“召回”总统的方式迫使姆贝基辞职，从而引发了1994年以来非国大最严重的分裂。姆贝基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包括副总统、前国防部长、前豪登省省长等退出非国大，2008年成立人民大会党。此后非国大内部的斗争持续发酵。先是南非共产党指责祖马政府的副总统莫特兰蒂太“右”，是 “老姆贝基一类的人”，而把他排挤出非国大执委会；接着便是原先祖马的铁杆支持者非国大青年联盟主席马勒马被开除出党。                    

在非国大划清了与姆贝基的“新自由主义”和马勒马的“暴力革命”界限的同时，种族、部族的界限愈益模糊。大批祖鲁人离开因卡塔自由党而追随非国大，人民大会党与民主联盟相互接近，以穷白人为基础的新国民党又与非国大靠近。南非政党政治从1994年民主化开启之时的非国大与国民党的黑白对立，经过长时期各政党的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国大与自由主义的民主联盟的左右分野。但从总体上看，南非政党的种族色彩并未完全消退，“左”、“右”的区别却越来越明显。至于说下一次南非全国大选中反对党派能够一鼓作气，击败非国大，实现1994年民主化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还为时尚早。在当前南非政党格局中，非国大仍然具有最为强大的团结和动员社会的能力，但是面临着“组织更新”的迫切任务，即如何应对和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新家族制”（neo-patrimonialism）、官僚化、腐败以及进步价值观和组织文化被侵蚀的问题。南非政党政治发展的前景不仅受制于黑人与白人比例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取决于以非国大为首的执政联盟治国理政方针及其内部关系的调整。

二、非国大主导的由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内部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新态势

（一）非国大主导的“三方联盟”（Tripartite Alliance）内部基于共同斗争历史和现实情势所形成的特殊关系

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在长期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有着密切合作和共同斗争的光荣历史。南非共产党曾向非国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干部和经费的支持，协助非国大确立流亡国外的斗争方针，建立健全国外领导机构和国内地下组织。在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共同建立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 中，南非共产党两任总书记斯洛沃和哈尼先后担任“民族之矛”的参谋长。南非工会大会也是在南非共产党的积极影响下，克服了工会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倾向，积极投身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斗争。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都接受和认同1956年的《自由宪章》（Freedom  Cha r ter）确立的一系列原则，认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是 执 政联 盟 成 员的“最低纲领”（minimum   programme）和共识。在民族民主革命旗帜下继续推进南非社会民主化变革是三方合作的政治基础。

南非执政联盟从性质来看，它是一个阶级联盟：一方面它是一个跨阶级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则包括了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这两个工人阶级政治组织。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这三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没有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组织，它们仍然保持着各自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其中每一个联盟伙伴都拥有自己的章程、成员和纲领。南非执政联盟与西方传统的议会制下由于一党在选举后优势不足、只能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的情况完全不同，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党内合作的方式：三方成员相互交叉，群众基础各有侧重，虽然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是南非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它们并不单独参选，而是以一党（非国大）的形式参加选举政治的博弈，在非国大旗帜下参选，在大选中为非国大造势。这是执政联盟能够连续赢得大选的重要社会政治基础。南非共产党并不回避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在推动变革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参加政府的潜在风险，认为与非国大的关系中也有“阶级斗争”的一面。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基于劳工运动的共同理念而结成了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同时对非国大内部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进行不留情面的公开而坦诚的斗争。

南非共产党在2016年地方选举后，针对非国大内部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从一个有原则的左派立场，提出了“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轴心”（SACP/Cosatu axis）的概念。正如恩齐曼迪所说：“在南非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南非共产党与南非工会大会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轴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个组织是完全一样的。两个组织各有自己的无法被对方替代的独特角色，二者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这个合作关系对于南非通往社会主义的斗争来说，是非常关键的”。2016年地方选举凸显了非国大支持率“令人担忧的下降轨迹”；虽然非国大仍然保持了过半的支持率，但近年来选举中一路走低的得票率以及2016年地方选举中非国大在大多数省和农村、城市的严峻选情则是一个不容乐观的现象。如果对此视而不见，这股“下降势头”将会加速。      

南非共产党之所以对此次选举结果格外重视，是因为它是以非国大为首的执政联盟面临的更广泛挑战的征兆。这与其说是反对党派的进展所致，不如说是由非国大自身的严重问题造成的。2017年3月12日非国大公布的政策讨论文件承认，如果非国大不能赢得足够的选举支持，在城市的支持率继续下跌，投票率继续下降，甚至只下降几个百分点都可能导致非国大在2019年选举中面临严峻挑战。文件建议将创造一种“专业的、全天候的政治和技术能力来进行大众媒体动员、定期投票和现代多党选举”。该文件在战略和战术的部分概述了导致非国大支持率下跌的原因，即非国大面临着财富减少，党内争端纷杂，金钱腐败，政治腐败和政府治理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大大削弱了政党合法性。三方联盟各方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由此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

（二）祖马改组内阁事件在执政联盟内部引发的激烈斗争

2017年3月31日凌晨祖马总统宣布了大规模的内阁改组计划，任命了10位新部长、10位新副部长，占政府 35名部长和36名副部长的近三分之一。祖马认为，内阁重组将为国家领导层带来更年轻的力量，新任内阁成员的精力、经验和专业知识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其目的在于推动南非社会经济转型，为贫苦大众和工人阶级打造更好的生活。祖马对内阁的“大换血”尤其是对财政部长戈尔丹和副部长乔纳斯的撤换，在非国大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弹。总书记曼塔谢（南非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明确表示对祖马的不信任，认为祖马在内阁改组决议下达之前并没有同党内的最高领导层进行充分协商。副总统拉马福萨和总司库姆基泽也不同意撤换财政部长。拉马福萨表示自己完全无法接受祖马撤换戈尔丹和乔纳斯的决定，认为祖马是“出于一己私利”，为了自己的目的才决定撤换表现优异的财政部长的，是祖马“个人作出的决定”。    

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对祖马的不满情绪进一步上升。南非工会大会对祖马的领导能力产生严重怀疑，甚至要重新调整与非国大的关系，认为祖马下台的时刻已经到来，应该让一个新的政府团队领导南非前进，这是最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选择。祖马不再是一个能够团结和带领非国大、执政联盟和南非人民的合适人选。南非共产党对祖马由先前的私下抱怨转向公开呼吁“祖马必须立即下台”，认为这是一个鲁莽的行为，祖马再一次使非国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南非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以及整个南非社会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祖马作为总统，有宪法赋予的改组内阁的权力，但他必须执行非国大的政策，不能无视联盟伙伴的意见而一意孤行。非国大应当行使执政党的权力，罢免祖马。南非共产党指出，祖马先是将正在海外为了南非的利益而展开宣传的戈尔丹和乔纳斯两位同志召回，而后予以开除的做法是相当令人遗憾和无法容忍的，尤其是那些表现差劲的内阁成员继续享有总统的庇护，甚至一些人还得到了提升。在对祖马改组内阁表达不满的同时，南非共产党还提到了祖马与古普塔家族（Guptas）的关系，认为此次内阁改组的时机与古普塔家族面临的日益深刻的银行业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南非社会的治理与其说是来自联邦议会大厦（Union Buildings），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古普塔家族。而且非国大的一系列决定并不是由卢图利大厦（Luthuli  House）中的选举产生的领导层集体做出的，而是在萨克森沃德（Saxonwold）做出的。南非共产党此前试图说服祖马割断与古普塔家族的关系，但没有成功。南非共产党认为，这不是一场反对某个人的斗争，也不是一场派系斗争，而是一场反对寄生性和权钱交易网络、捍卫南非来之不易的民主和主权的斗争。南非共产党公开呼吁要终止公司对国家的掌控，立即取消古普塔家族的南非护照和居留权……。

南非共产党对祖马内阁改组事件之所以表现出比以往更加激烈的批评，一方面是由执政联盟内部基于政治利益（内阁席位）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1994 年民主化以来南非政治发展的特质所致。正如福山指出的：“独立后的非洲没有在幕后操纵的根深蒂固的精英。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为新精英的出现创造了机会……把国家当作改善经济的主要渠道。低能力的国家塞满了庇护式员工，……政治变成攫取国家及其资源的新家族制的竞赛，不同群体排队等待‘轮到我们吃了’ 的时机。在这些条件下，就无法形成持久的官僚体系，既能代表广泛公共利益，又能迫使精英遵守经济上的合理的规则”。在新家族制中，政府的官员是执政者的亲友，政府的运行是为自己的利益。政府有现代国家的外在形式，如宪法、总统、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的伪装，实质上的具体运作仍是与亲友分享国家资源。政府大规模挪用国家资源来换取自己的政治支持——总统以特别明显的方式向支持者分派公职和好处，导致普遍的依附主义。即便如此，南非共产党要求仍然在阁的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岗位”。南非共产党第二副总书记马派拉认为，祖马在任的日子已屈子可数。尽管在阁的共产党员表示想要辞职，但党作出了“战略决议”，让共产党员留在政府，作为一个“不属于祖马的政府”。这不是任何个人的授权；而是由于来自非国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支持，共产党员的斗争资质及其在政府中的表现。

三、南非共产党推进和深化第二阶段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面临的新挑战

1994年新南非诞生后，南非共产党一方面要确保国家发展不偏离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并将民族民主革命作为南非通往社会主义最直接的道路，另一方面则要探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注入社会主义因素的方式方法。南非共产党一贯坚持“未来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自今日始！”以及“在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将社会主义看作是“遥远的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未来”的观念，认为这必将导致南非共产党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因而南非共产党坚决反对两阶段革命论，认为民族民主革命不是“迂回”，而是“战略”，社会主义是“目标”，二者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南非共产党看来，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这场革命既是民族民主斗争，又是社会主义斗争，党要团结工会和其他左翼力量向执政党和政府施压，确保国家发展不偏离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方向，同时在巩固和深化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不断注入社会主义因素”。近年来，由于南非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党政治格局“突变”，南非共产党在推进和深化第二阶段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南非共产党如何协调和处理同非国大的关系问题

1999年大选后非国大主导的三方联盟全面执政，这标志着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实现了从流亡国外的民族解放运动向合法的政治组织的过渡，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争取政权的政治组织向执政党过渡的两大转变。也就是说双方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非国大从一个“民族解放运动”（NLM）发展为一个选举民主中的政党，抛弃了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部分特征而具备了太多的现代政党特征，逐步摆脱了变革意识形态的束缚，向外部力量开放，丧失了其原有的普遍的阶级性。从姆贝基到祖马，非国大变成了一个政党机器。非国大更愿意南非共产党成为联盟中的“思想领导者”，以便吸引一些有较强的思想倾向的活动家。

2007年非国大52大前后，在南非共产党员进入议会或参加政府的问题上，非国大拥有绝对的权力，即南非共产党只有提名共产党员的权利，而在具体派遣哪些党员到议会或政府的问题上，决定权在非国大。尤其是当时的姆贝基政府实行的“中右”路线及其对联盟伙伴的边缘化态度，引起了南非共产党的强烈不满。 2006年5月南非共产党发布《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的44页讨论文件，同时成立了以总书记恩齐曼迪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全面分析了南非共产党独立参选的可能性，并就南非共产党脱离联盟，独立参加竞选，或不脱离联盟，独立参加地方选举进行大讨论。同年10月南非共产党以谋求国家资助为由，在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登记为可参选政党。南非共产党此举引起了非国大的重视和南非工会大会的积极响应。2009年大选前，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对南非共产党干部参加政府的方式进行协商，情况已经改观。南非共产党认为，尽管不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

2016年地方选举后，南非共产党内部尤其是南非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一些省级委员会再次提出了南非共产党独立参选的问题。南非共产党公开宣称，非国大正在远离民族民主革命，认为南非共产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应该承担起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提出党必须明白：推进、捍卫和巩固民族民主革命需要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运动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非国大在历史上曾经是这一广泛运动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但民族民主革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非国大。南非共产党认为非国大没有上天赐予的永远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权利，并且提出“非国大还能够恢复元气吗？”“非国大还能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吗？”“我们是否需要帮助建立一个新的群众运动民族民主运动和人民联盟？”……这是南非共产党当前面对的既困难又痛苦的问题。

南非共产党认为，非国大内部的各个层面现在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系统性的消极因素，一些最鲁莽的和寄生性的力量已经侵蚀到了非国大的组织内部，非国大进行严肃的自我纠错的能力乃至于意愿至少从目前来看是不确定的。因而南非共产党提出在当前变动不居的形势下，不能将党的策略和中期战略规划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其中包括南非共产党未来参加选举的形式问题。虽然南非共产党认为在现阶段非国大严重衰落的表征之一是其没有能力对民族民主革命提出一个清晰的战略性的理解，更不用说第二阶段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了；但是南非共产党仍然希望尽最大可能寻求帮助非国大在一个有原则的和统一的纲领的基础上恢复元气。南非共产党将执政联盟看作是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并可以发挥核心作用的政治架构，它不仅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权宜之计”，而且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本身目标的必要条件。南非共产党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联盟伙伴各自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目标的具体差异，它们之间既是一种基于共同历史的“共生” （symbiotic）关系，又是一种辩证的、有时甚至是高度竞争的关系，特别是在联盟的阶级内容与方向上。南非共产党一直将参加执政联盟、与非国大和南非工会大会联合执政看作是维持和提升自身政治地位、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目标的重大战略选择。在不同时期，党内一些人基于现实政治斗争情势都会提到南非共产党脱离执政联盟单独参选的问题，并为此与党内高层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甚至被开除出党。他们认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南非共产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非国大“亲市场的政治”（pro-market politics）。尽管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坚持南非共产党独立参加选举竞争，但党内的主流观点则是“维持现状”（status quo）。恩齐曼迪更是将那些主张南非共产党独立参选的呼声视作“毒害联盟氛围”之举。维持执政联盟现状同时争取南非共产党员在政治选举中获得更多的配额是其务实之举。南非共产党领导层也认为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选举平台是一项具有极高的潜在风险的做法。2004年一项针对南非工会大会会员的调查显示，仅有4%的会员支持南非共产党独立参选，而66%的会员仍然支持非国大领导的联盟。党内的调查研究表明，一个独立的南非共产党能够获得的支持率是不可预测的：左翼政党在这件事上所获得的选区支持率在5%—18%之间。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党内精英让南非共产党从执政联盟中分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南非共产党领导人想避免在未来的候选人直接选举中跟执政党联盟竞争所要付出的一切成本代价，同时可以为联盟上层领导人选举提供有力支持，存在一种隐性又敏感的牵制关系保证南非共产党内的资深党员在执政联盟中发挥积极作用。2002年南非共产党在参与南非工会大会领导的反对非国大政府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的群众性罢工运动中强调指出，虽然大罢工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但政治局认为罢工并不是为了挑战或削弱非国大领导的政府的合法性。对于南非共产党来说，虽然它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的政党，具有在短时间内参加政治选举的能力，并且拥有一批与非国大不相上下的理论水平高、谙熟行政事务的党员，但是在当前南非政党格局中，无论是从社会动员能力还是党员数量来看，南非共产党单独参选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风险。       

（二）南非共产党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  

第一，南非共产党一直以来将维持与非国大领导的政治联盟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这必然意味着它在后种族隔离时期争取政治空间的努力被其对非国大坚定不移的承诺弱化。南非共产党的注意力不断地远离群众性动员而试图从内部去影响非国大，这恰恰是其面临的矛盾之处，即入阁参政的共产党员在非国大推行的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艾力克·欧文是《增长、就业和再分配计划》的设计者之一，杰夫·拉德贝负责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作。正如南非共产党第一副总书记杰里米·克罗宁所说，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除了选举期，作为一个联盟，由于技术官僚的幻想和国家中心主义的观念，党一直没能动员起自己的群众基础，这对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党的工作可能会构成一个根本性限制。动员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群众性抵抗运动已经成为南非社会运动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恩齐曼迪坦承：“这些社会运动正在我们自己忽视的地方兴起，当我说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也是在说我们忽视的问题”。

第二，南非共产党将自身定位为南非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认为这是立党之本和政治基础。但无论是工人阶级自身的状况还是南非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都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南非工人阶级内部已经发生了持续的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出现了“分层化”（stratification）趋势，同时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内部因贫富差距和利益诉求的不同而产生了不断分裂的现象。特别是2012年的“马里卡纳惨案”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利益（阶级利益）造成的政治分野，是现实的“阶级动力学” （class  dynamics）的产物。南非共产党认为一方面是由工人阶级内部大范围的分歧、裂碎的工会以及鲁莽的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造成的，另一方面必须揭开隐藏在马里卡纳惨案背后的资本因素，尤其要对采矿业中资本的核心地位及其运作方式进行剖析。2013年12月南非全国金属制造业工会（Numsa）宣布脱离南非工会大会和非国大，并提出组建工人政党的动议被南非共产党看作是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重大打击，认为这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把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

当前南非的工会组织已经分立为不同的山头，在工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由南非工会大会前总书记瓦维和南非全国金属制造业工会组建的南非工会联盟却非常令人失望地大搞分裂。南非全国矿工工会（NUM）会员数量已由2012年的310000人下降到2015年的230000人。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共产党提出要“特别注重联合工人阶级中的不同阶层”，达成南非工人阶级最大限度的团结和统一，以利于推进、深化和捍卫民族民主革命，进而为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奠定坚实基础。但是2016年4月南非商务航空公司员工因为薪资问题发动的罢工中，南非共产党全面支持，并呼吁党员一起来抵制该航空公司，不过具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南非共产党发布声明的几个小时后，员工就和资方签署协议终止了罢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非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模棱两可的关系，或许正如南非媒体所说，“离祖马太近，离工人太远”，以至于南非共产党根本不了解工人在想什么。                                                                            

作者简介：王建礼（1979—），男，河南武陟人，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