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结盟视域下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转型探析

——以尼联共 ( 毛) 为例

祁 霄

摘要: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在扩大社会基础的问题上遭遇了困境。其中，尼联共(毛)的探索最具典型意义。基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政党结盟理论更能准确地对这种探索进行剖析。尼联共(毛)经历了传统结盟阶段和结盟策略的转型尝试。尼联共(毛)的探索有如下启示:下层民众始终是共产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而前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应该更多地发挥”建设者”的作用，同时要妥善处理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除外)的共产党在扩大社会基础的问题上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各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其中，以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泽东主义)昵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其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尼共(团结中心)，1996年改名为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2009年又改名为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采用尼联共(毛)的称谓最具代表性。由于传统阶级分析法无法更好地解释新时期这种转型，因此，笔者尝试引入了政党结盟理论，以此分析尼联共(毛)的发展历程，并从中得出几点启示。   

一、“政党结盟”理论的分析框架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西方政党政治研究中一个重要话题。政党将民众的意志整合之后输入国家政治体系，之后通过执政或作为反对党，输出政治决策或影响政治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与社会形成了深刻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对政党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同时，这种关系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政党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转型。   

对此，美国学者西蒙·李普塞特(SeymourLipset)与斯坦·罗坎(Stein Rokkan)提出的“政党结盟”(party alignment)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并在后继学者的努力下不断丰富。政党结盟理论认为，现代政党和政党体制实际上是工业化初期社会分野和社会冲突的产物。按照他们的区分，社会分野主要包括“中心—边缘，、“国家—教会”、“土地—工亚”、“业主—工人”。其中，每组分野至少产生两个对立政党，一个政党至少代表一组分野“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或群体往往会对某一特定政党采取亲近或接近的态度，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赞同这一政党的主张，在选举等政治活动中支持这一政党。”^[1]由此，政党与社会群体形成了紧密的结盟关系。   

然而，这种政党与社会的结盟在20世纪中期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一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初期以来的社会分野趋于弥合，中间阶层逐渐壮大，以往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的认同趋于弱化。二是经济持续增长、福利国家日益增多，服务于全体选民服务的政治纲领受到更多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开始了特定的转型。它们不惜放弃以往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吸引更多的社会群体，并主动或被动地减少对特定群体的倚重。同时，选民也不再根据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投票给固定的政党，而是观察政党的政策纲领后做出选择。在观察了当今时代政党与社会群体的互动情况之后，国内学者对政党结盟理论做出了一个新的表述一一“复合结盟”，以此来概括当前政党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2]这种表述认为，首先，政党虽然仍努力维持与传统社会基础的结盟，但这种结盟关系日益表现出非正式化和非制度化的趋势，政党不再诉诸组织动员和意识形态动员，而更多地采取政策倾斜的方式。其次，在争取中间选民的策略中，政党开始以具体议题为中心与他们合作，而政党的立场往往也趋向于相对平衡的中立立场。再次，在某些重要的政策和议题的影响下，政党甚至有可能与传统的对立群体进行即时性合作。简而言之，与传统的结盟策略相比，复合结盟是一种开放性、弱关系、即时性、互动性的结盟状态，是对传统政党结盟理论的新发展。   

“政党结盟”理论源于西方学者对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的跟踪研究，某种程度上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但这并不影响这一理论框架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随着各发展中国家陆续卷入现代化进程，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迁。尽管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也普遍遵循工业化启动—社会分野—分野弥合这样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与社会群体展开了深层次的互动。尤其是各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在战后一段时期内与底层民众保持了紧密的同盟关系，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党而临着社会基础无法扩大甚至不断萎缩的严峻挑战。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党固守传统的社会基础，依然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判断形势和决定政策，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而临这种困境，一些共产党开始尝试转型，采取各种措施维持和扩大本党的社会基础。而“政党结盟”理论特别是“复合结盟”理论反映了新形势下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它能够更清晰地概括和研判共产党与社会群体的关系走向以及党的转型，并能够提供可行的策略选择。   

二、尼联共(毛)政党结盟的探索   

尼泊尔自20世纪中叶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多样化的社会矛盾逐渐汇集，主要表现在:(1)尼泊尔政府中央集权的政策与少数族群寻求自治之间的冲突；(2)印度教高种姓与低种姓、异教徒、世俗化群体的矛盾；(3)土地集中化造成的贫农与地主的冲突；(4)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的中心城市的阶级对立。这些社会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点。在各方政治势力的压力下和民众要求民主的强烈呼声而前，1991年尼泊尔第一次举行大选，大会党作为资产阶级、印度教贵族、大地主的代表，尼共(联合马列)作为城市中间阶层和无产阶级的代表，成为两个主要政党。而此时的尼联共(毛)还只是一个小党。但是在以后的1996-2006年的十年间，尼联共(毛)通过暴力革命从根本上摧毁了君主制，建立了联邦民主共和国。尼联共(毛)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角色逐渐成长为第一大党和执政党。然而，2008年共和国成立以后，该党实力迅速下滑，执政乏力、制宪进程迟滞不前。在2013年11月第二届制宪会议选举中，该党选票较上届选举大幅减少，因为败选而丧失执政地位沦为第三大党。尼联共(毛)执政与败选的经验与教训，展现了共产党与社会结盟的经验与教训，探索这一过程具有典型意义。   

(一)尼联共(毛)从孤立走向结盟(1996 -2008)   

尼联共(毛)虽然在成立伊始就确立了“走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并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这一战略长期只停留在口号上。^[3]1991年，尼联共(毛)参加了恢复民主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仅获得4.4%的选票。该党仅有的几名议员在议会中也饱受排挤，其政策建议得不到重视和采纳。早期的尼联共(毛)属于典型的精英政党(eliteparty)，几乎未与社会群体进行实质性互动。   

1.尼联共(毛)与底层民众的结盟   

1991年大选的两个主要政党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印度教贵族、大地主的利益和城市中间阶层的利益，而大选迎来的民主未能将宗教底层、少数族群、无地少地农民等边缘群体纳入在内。   

大选之后，各主要政党争斗不断，陷入长时间的议会乱局，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尼联共(毛)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带来的机遇，在1996年果断退出了主流政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开始了暴力革命。长达10年的内战给尼联共(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地区的80%渐次落入该党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尼联共(毛)通过成立“人民政府”和实行土地革命等措施，与底层民众结成了稳固的同盟。2006年尼联共(毛)势力强大，并与当局达成妥协，就建立共和制取得共识。2008年，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迎来了首届制宪会议选举。尼联共(毛)的得票率猛增到了38. 2%，成为第一大党，党主席普拉昌达当选为首任总理。   

2.这一时期尼联共(毛)政党结盟策略的主要特点   

第一，政党主导性在结盟过程中发挥了决定作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党普遍被认为是社会分野的产物。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是由工人运动催生出的。但在发展中国家政党与社会群体的结盟中，政党主导性发挥了决定作用，即政党主动在社会分野中进行选择以掌握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基础。尼联共(毛)充分利用社会分野所造成的历史机遇，动员贫农、少数族群和宗教底层对抗政府。客观地讲，尼联共(毛)的传统结盟更多地是源于该党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完全被动地取决于社会冲突。   

第二，结盟范围和目标的多样性。西方左翼政党往往以工人阶级为本党的阶级基础，其政治目标也是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尼联共(毛)的结盟集中了最大化的社会分野。在该党的主动选择下，游离于议会之外的边缘群体，包括贫农、少数族群、宗教底层几乎都加入了与尼联共(毛)的结盟。除了反抗政府的短期目标一致以外，各群体的终极追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实行土地革命、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贫农的目标，少数族群则寻求民族自治，宗教底层期待废除印度教的国教地位和种姓制度。看似统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掩盖着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第三，结盟内部运作机制的统一性。(1)西方左翼政党与工人阶级的社会组织—工会是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左翼政党政策方针的制定。而尼联共(毛)与其外围组织(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是彻底的隶属关系，社会组织不再是联系政党和个体的媒介，而成为党指导下直接提供基础建设服务的社会团体。(2)西方左翼政党的结盟中，工人阶级与政党的结盟是互动性的，不受强力制约。尼联共(毛)的结盟带有垄断性的特点，其它政党没有机会渗透，结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暴力工具的维护。   

(二)尼联共(毛)新结盟策略的尝试(2008一2013)   

1.尼联共(毛)结盟策略的改变和转型尝试   

尼联共(毛)走向议会以后，党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历史任务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代议民主的环境下，作为执政党，与社会整体的互动成为客观要求。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造国家政权、使国家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也提上日程。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争取更多支持都是必须的。在尼联共(毛)看来，在新形势下，传统的仅靠底层社会的结盟显然不再适合形势的发展。   

鉴于中间阶层在国家政治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尼联共(毛)将这一群体作为结盟的主要对象。该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推动新的结盟:第一，开始注重从知识分子、个体经营者等中间阶层中吸收成员；第二，开始主张公私合营的混合经济，加大了引进外资的力度；第三，开始接受企业经营者的赞助，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与此同时，出于主动或被动的考虑，该党采取了若干措施弱化与底层民众的结盟关系:与各政党签署协议，归还战争时期没收的土地等财产；解散该党下属的共青团等外围组织，这些外围组织过去承担了农村地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尼联共(毛)服务民众的重要媒介；将旅游业作为重点扶植产业，政府投资不再往农村地区倾斜，而更多地投入城市设施建设。   

对政策方针进行调整的同时，尼联共(毛)自身也进行了大幅度转变。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淡化激进的色彩:宣布放弃“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主张“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其次是将党纲中的“毛泽东主义”替换为“毛泽东思想”，不再作为最高指导思想。^[4]在权力结构上，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持续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和普通党员的作用不断下降。   

2008 - 2013年，尼联共(毛)执政累计时间2年零4个月。在政党结盟转型的探索中，尼联共(毛)丢失了底层民众的信任，新的结盟策略并不成功，执政表现乏善可陈，民众对其日渐失望。在2013年11月举行的第二届制宪会议选举中，尼联共(毛)的得票率陡降至13.9% 。  

2.尼联共(毛)结盟策略调整的问题   

总体来讲，与西方左翼政党的发展轨迹一样，尼联共(毛)的转型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从群众型政党(mass party)到全方位政党(catch一all party)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从内而外遭遇挫折。   

第一，尼联共(毛)的转变伴随着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与其它左翼政党不同，共产党的转型往往阻力重重。尼联共(毛)成为议会政党以后，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以副主席基兰为首的“革命派”对党“放弃”阶级立场和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日益不满，对议会斗争的前景日益悲观，将争取其它社会群体的支持视作对革命的背叛，主张重新开展体制外斗争。2012年6月，“革命派”正式从党内分裂出去，这对尼联共(毛)造成了沉重打击。   

第二，尼联共(毛)的转变受深受国外因素的影响。西方政党的转型主要受本国社会结构变迁和政党制度的影响，而很少有外部势力的介入。而共产党的崛起总是更容易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尼联共(毛)实力不断壮大，引起了美国、印度的高度警惕，美国更是以反恐为由，将尼联共(毛)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并为国王政府提供资金支持，镇压该党的武装斗争。2008年该党执政以后，美印大为恐慌，他们利用尼联共(毛)急于摘掉“恐怖主义组织”帽子的迫切心理，扶植党内的亲印亲美分子，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推动尼联共(毛)进行方向性的急速转变。   

三、尼联共(毛)的探索对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启示   

(一)共产党赖以生存的主要社会基础只能是下层民众   

西方左翼政党在20世纪中期以后陆续开始了党的转型和结盟策略的改变。但即便在当今时代，左翼政党最基本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工人阶级。迫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左翼政党虽然在努力争取更多群体的支持，但仍试图维持与传统工人阶级的结盟关系。左翼政党所采取的的复合结盟策略，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重要性递减的层级关系，即政党与传统盟友、中间群体、对立群体的关系是层层递减的。作为政治立场更为坚定的共产党，更应该将下层民众作为自己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共产党绝不能牺牲下层民众的利益来接纳其它社会群体。在这一点上，尼联共(毛)的惨痛教训尤其值得重视。数万名“解放军”士兵被强行解散，得不到妥善安置；农民己经分得的土地等财产又被强行收回并“归还”给地主等等。类似举动的负而影响是双重的。不仅传统盟友产生了被抛弃和背叛的心理，具有独立思维的中间阶层也不会买账。他们认为尼联共(毛)仅仅把民众当做暂时的工具来利用，既然传统盟友被其抛弃，将来其它群体势必也会受到同等待遇。尼联共(毛)高估了自身的影响力，忽视了选民的自主性，受到了民众的严厉惩罚。这充分表明，下层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二)共产党在复杂的内外形势而前应有足够的战略定力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己经度过了苏东剧变后最艰难的时期，逐渐走出了低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和其它左翼力量，普遍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等西方势力对共产党的活动更为警惕。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采取各种措施，防范、遏制共产党，推动党的蜕变。这是当前各国共产党共同而对的挑战。尼联共(毛)的策略失误，与美国、印度的强力干涉有着高度的因果关系。尤其是美国将其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以后，尼联共(毛)阵脚大乱。为摘掉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该党不惜采取一系列妥协的举措，争取美印的“谅解”。但是，当尼联共(毛)成功除去“恐怖主义组织”的称号之时，该党的社会基础也流失殆尽了。在深受印度扩张主义之苦的尼泊尔民众眼里，尼联共(毛)不再是他们的利益捍卫者，而成为美印势力的代理人。尼联共(毛)的惨痛教训说明，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而前，必须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5]调整和党的转型，必须以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为依据，以人民群众的诉求为基础，而绝不能被西方势力所左右。尤其是在事关党的立场、指导理论、道路选择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握原则，不能被西方势力的舆论战术所影响。对共产党来说，强大的战略定力也是维护党的整体性的必要因素。尤其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立场、路线、理论的稳定性能够有效避免和缩小党内分歧。   

(三)共产党应该更多地发挥“建设者”作用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产党总是充当体制反对者的角色。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民主化持续深入，国家政治体系的覆盖而越来越广，只靠反对和批判来赢得民众支持变得尤为艰难。如前文所述，结盟范围和目标的多样性是尼联共(毛)传统结盟的重要特点，这是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俄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区别。这种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结盟无法长久维持。从根本上说，传统结盟策略是与体制反对者的角色相互匹配的。共同的敌人而前，结盟内部或可维持统一性，但在推翻了体制或者足以改变体制的时候，结盟必将产生分化。当前，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不变的主题。共产党靠批判和反对来赢得支持，只会导致支持者越来越少，且越来越不稳定。因此，共产党应该积极转变自身定位，更多地扮演“建设者”的角色，应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积极有效的政策建议，通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吸引民众的支持。   

(四)共产党应妥善处理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受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持续影响，社会分野渐趋弥合，处于边缘地位、有激进倾向的民众数量持续减少。尽管尼联共(毛)的暴力革命凝聚了其国内最大化的社会群体，但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只占全国人口的35%。^[6]坚实的阶级基础是尼联共(毛)重要的成功经验。但事实上，共产党过去的某些做法不但难以长期实行，甚至还会阻碍党的策略的转变。对此，必须加以反思并实现超越。   

1.着力改变党主导的结盟方式   

传统结盟是以政党为主导的，在这种结盟中，民众更像是政党的附属物。民众的利益更多是靠共产党单方而的决策来实现，而不是源自他们自己的意愿，尽管最终结果可能殊途同归。而时代的发展趋势是，公民终将代替政党成为政治的主角。在竞争性选举中，选民对政党的支持不再是动员支持，而是选票支持。相对于其它参与方式而言，选民在投票时自主性更强。而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民众政治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这一趋势下，共产党必须放弃包办一切的传统做法，而应该加强与选民的互动，最终形成一种灵活的、合作性的结盟关系。   

2.用政策倾斜而不是组织动员方式服务民众   

在这一点上，西方左翼政党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左翼政党在努力维护与工人阶级的结盟关系时，越来越表现出非正式化和非制度化的倾向，即政党更偏重于用政策倾斜的方式巩固这种结盟。尼联共(毛)在过去靠本党在传统结盟中的垄断地位，利用数量庞大的外围组织直接为底层民众提供服务。这种大规模组织动员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等可支配性资源。然而这种方式在竞争性选举条件下是难以为继的，即便执政党也很难动用公共资源来为本党服务。政党一旦失去主导地位，结盟关系必将大幅松动。尼联共(毛)的败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无法长期支撑大规模的组织动员来服务民众。因此，共产党应该将重心转向制定有利于民众的方针政策上来，通过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完善使民众受益，同时应该减少意识形态动员、组织动员的传统方式。   

3.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理想与民众诉求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从政党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出发，共产主义的终极追求与社会群体诉求的多样化存在一定的落差。共产党之所以能与底层民众结成牢固的联盟，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政治动员的成本较低，因为底层民众本就一无所有，加入大规模动员无损于自身利益。这导致了一些共产党人的错误认识，即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人民群众一定会响应党的号召。由于中产阶层有一定的“资产”，政治自主性较强，对动辄大规模政治动员极为反感。牺牲他们的眼前利益来成就长远的革命理想，尤其令他们无法接受。尼联共(毛)屡屡诉诸大规模动员的方式严重干扰了社会正常运转，得不到中产阶层的支持。例如，2010年，下野的尼联共(毛)发起了反对政府的“关闭运动”，封锁城市交通要道、医院、市场。此举导致数十万城市中间阶层走上街头，抗议其挟持民众利益为其服务的做法“关闭行动”草草收场。该党的教训表明，共产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理想与民众诉求的区别，不能把本党的诉求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强加给民众，更不能把政治目标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

参考文献:

［1］景跃进，张小劲． 政治学原理第二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309)

［2］高奇琦． 西方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变迁—一一种复合结盟的分析框架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 5 期 ( 89)

［3］CPN ( United Center) ． Political Line of CPN ( U-nity Center) ［N］． The worker，993，( 1) ．

［4］王静． 尼联共 ( 毛) 的分裂、大选失利及未来政治走向 ［J］． 南亚研究季刊，2013 年第 4 期 ( 80) 、( 81)

［5］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9)

［6］ Kanak Mani Dixit and Shastri Ｒamachandaran．State of Nepal ［M］． Lalipur: Himal Books，002 ( 86)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文章来源：《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 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