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分析

孟睿

[内容提要]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具有特定的历史方位、时代意蕴及话语环境。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价值观是文化自信的基因，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目标的理解是文化自信的基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及未来前景是文化自信的基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具有持续性、开放性、基础性和现实性特征。在表现形式上，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主要通过文化认同体现文化自信的知性内容，通过文化自觉体现文化自信的理性意向，通过社会生活体现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通过对外交流体现文化自信的世界关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文化认同

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文化自信是人们在对某一文化事项深刻体悟和高度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自豪感和自觉性。文化自信源于对传统文化的客观把握、对国内文化和国外文化的科学判断以及对文化主体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恰当定位，包含着对文化内容、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就其特殊意义而言，文化自信具有特定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理论深化，它将“四个自信”的内容连接成一个整体，不仅把文化看成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把文化看成社会发展的动因之一。

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源头   

文化自信源于对传统优秀价值观的深厚情感，源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就的信心，源于同对外广泛交流中的比较优势，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念。如果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人类贡献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素材，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为世界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思想。   

(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价值观是当下文化自信的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有充分的自信内容和依据:独特的文字、浩繁的典籍、多彩的艺术、绮丽的建筑、睿智的哲思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厚德载物的精神滋养、独立不倚的坚强人格、圆润通融的博纳胸怀等，都是树立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养料，都是值得推崇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天下观”是传统社会的治世自信。“天下观”所包含的秩序特征，在空间上表现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自信和责任，在文化上表现为对世界和谐的自信和责任，在国家之间的联系上表现为对中国当时所处地位的自信和责任。尽管这些思想中夹杂着一些不合理的成分，但其中反映的中国古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天下情怀是不容置疑的。“天下观”既与个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相联系，又与国家命运和治理走向相贯通: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是秩序自信和治理自信的表现；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四夷宾服”的盛世自信。这些文化所体现的自信使“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远播四裔，虽然从中心向边缘有文明的级差，但是在这个文明的磁场中，多多少少会沾上一些文明的余泽，所以直到八世纪，当时的人们还在自信满满地相信中国文明的优越性必然会无远弗届，而异族也一定会‘修职贡之礼，受藩落之寄’。尽管这些愿望并不完全切合实际，但对于孕育中华民族长期的精神自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修齐治平”是传统社会的价值自信。“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修己之道在于正心正行，成己之法在于勤勉自制，克己之路在于自觉守信，这些目标的实现不能缺少自信。修齐治平的行为方式与内圣外王的伦理规范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国家的政治价值相互关联，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也是为政目的和社会要求的结合方式。在行为规范上，儒家讲求通过“仁”与“礼”来节制个人行为，用信念的力量来维护现行的规则体系。所谓“行己有耻”、“克己复礼" ,“克明峻德”即是此意，其中不仅关注个人的发展，也注重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必然礼俗相沿、人重伦纪，这是数千年积淀的行为自信，对人的精神创造和社会创造都是一种现实鼓舞。   

第三“入世一经世”是传统社会的人生自信。一方面，古代知识分子“入世一经世”的政治追求表现出对统治阶级的价值依附；另一方面，知识追随政治意在“文以载道”，学术解释政治意在“代圣人立言’，“学而优则仕”成为处事准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济世情怀，有上下求索的经国情怀，有“穷且弥坚”的青云之志，有慷慨赴国之心……这些都来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前景和人生意义的自信，对当下的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封建统治时代的为政目的和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宗法专制不能脱离宗法伦理和传统价值，而且‘天道远，人道迩’，脱离具体文化环境的这种形态是难以有稳固的根基的”。这是值得深思的。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目标的自信是当下文化自信的基础  

近代以来，当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中国人民己有的文化自信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寻求新的文化自信的重要尝试，不仅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革命的自信精神，而且形成了早期的文化与实际相结合的自信内涵。陈独秀在论及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时指出，西洋文明输入引起了人们在器物认知层面的变化，产生了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人们对政治制度的新认知引发了戊戊变法和晚清新政。然而，这两个方面的新认知都不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则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种认识与确立新的文化自信有很大关系“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自觉?追溯当时的情况当为自强之梦。在那时的有识之士看来，西方文明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这种不良文化现象的消失需要国家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走向富强，从这个层面讲，新文化运动也是确立新的文化自信的运动。   

就文化意义而言，抗战时期的必胜信念也是一种明确的文化自信。针对当时国内一些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的观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阐释了抗日战争的力量消长状况，有力地在思想上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同时在策略上提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方法，在理论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的主导性和引领作用。在抗战文艺方面“由于抗战的驱策更改进了作家的团结，促进了全国的团结；由于抗战的驱策更改进了作家的生活方式而觉悟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弱国要战胜强国必须依赖全国人民的同仇敌汽，而文化正是激发敌汽之心的利器。一些文艺工作者也表达了这种自信和责任，认为“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一切为着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抗日战争……这既是现在中国基本的国是，也是现在中国文化基本的生路……文化界在现在就首先要用一切的力量为抗战而服务，一切文化界的工作就首先要集中于争取抗战的胜利。”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铁肩道义推动了抗日救亡活动的大众化。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抗日文艺”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自信方面的新的理解，由这种文化自信推动的抗日文化运协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的文化表达了贫苦阶级的文化自信，那么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则在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上表达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后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也从民族传统、科学发展以及广大民众中汲取了自信源泉。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及未来前景是当下文化自信的基调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的确信，文化自信既是一种文化传承创新的精神基石，也是一种文化从容应对不同文化间交流交融交锋的价值底气，是一种文化维护自身安全、张扬自身特性的第一道思想屏障。因此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的日趋增强，正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创造着不可或缺的心理准备和思想条件。”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自信源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自信心的积累结果和惯性趋势，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中传承久远的历史血脉和民族基因。“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件“义”为主要内容的人格精神长期灌注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体现着做人之道和致思方向，对于培养为公之心、忧患意识、自强精神都有积极作用。那些堪为典范的事物、追求高尚的事物、冰清玉质的事物、遵德守制的事物、提倡奉献的事物、启迪人生的事物，都是一种意境、一种标杆、一种表率，体现了社会主体的自觉意识，是需要传承和发扬的。认清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思想导向、精神气象、育人方向、审美意象，使优良基因在代际传承中扩大影响，是从传统文化中继承自信精神的重要方面。   

其二是对革命和建设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对错误的反思。有益的经验可以增长文化自信，而失误则可能挫伤人们的信心，但如果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就可能为以后的发展获得新的动力。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的尝试，才有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信心；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解放战争的磨炼，才有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信心；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初期的道路探索，才有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走向社会主义强国的信心。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客观判断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基础上摆脱不良思想束缚的文化自信，是追随发展潮流和与时俱进的文化自信，是不断创新和拓展思想的文化自信。   

其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种认识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来自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提出，社会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确定，不仅是对文化发展方略的解释和要求，更是把文化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来看待。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J思想为基线的，其中充满对中国未来前景的自信。“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个“长期坚持、永不动摇”决定了当下文化自信的基本特征。   

(一)连续性   

自从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不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还是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改革建设中，文化自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信念。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姿态、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经久流传的秩序，是寄寓深刻道德和伦理价值的秩序。这种持续的社会关怀即使在封建制度被彻底打碎后也还保留其中的精华，即使在确立新的指导思想时也不曾被完全忘怀，即使在发生思想转型时也没有被忽视。从中可以看出，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延续和更新中，尽管各个时期的文化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其中所体现的文化自信却是一贯的。   

但是，不同时期的文化自信在层次和内涵上也是不一样的，也体现了时代的变迁。通常情况下，如果时代发生变化，过去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规范会发生变化，曾经拥有历史文化优越感的人们常会产生一种文化危机感，进而对社会的安全感产生怀疑，相应的文化自信的形式和内涵也会发生变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原有文化自信的完全决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持续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这样几个阶段的总结和选择，才形成共识。其中每一个阶段的总结和选择，毫无疑问，都呈现着思想理论的先导和引领风景，跳荡着价值观的追逐和淘洗浪花，积累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成果。”用传统来启迪现实，以精神来养育文化，是寻求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状况，孔子用“礼失而求诸野”表达信念；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识之士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表达信念；面对“先生总是欺负学生”的事实，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以表达信念。这一系列话语是不同时期的责任担当，也是在不同时期寻求新的文化自信的表现。这种探索的连续性在于，当文化自信受到冲击时，过去的认同意识、身份意识和话语权力会发生变化，人们通常以己有的认知来寻找心灵或精神上的慰藉，对过去值得留恋或值得继承的内容加以审视，用理想性内容增强未来目标的吸引力，用现实内容来增强当下文化自信的可靠性，这其中的继承性就是一种连续。   

(二)现实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这一文化自信的现实性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决定的。宗教神学给人设置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文化自信，用美好的辞章将人们期待的东西表达出来，显示出“镜花水月式”的空幻魅力，当生活中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内容可以在宗教徒的思想和实践中体现出来时，虚幻的精神就有了现实的魅力。空想社会主义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缺少阶级基础和现实基础，但其思想中也有理论自信的成分，并对社会主义思想史产生了真实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受到这种自信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时，对其中的乌托邦成分作了现实的分析，在他们看来，当一种意识形态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时，就会成为现实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影响文化自信的性质和方向。列宁赋予意识形态以真实的内容，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实作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乌托邦分为抽象的乌托邦和具体的乌托邦，认为二者包含着各自的文化自信。但是，抽象的乌托邦由于内容脱离了实际最终归于虚无；具体的乌托邦不是指现存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在当前通过一定的努力能够达到的设想。相比之下，具体的乌托邦所包含的文化自信更容易在生活中找到依据，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是对清晰而富有吸引力的目标的确认。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表明当时的一些做法还处于探索层面，在一些方面还不是充分自信的。例如: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表明当时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不是充分自信的；关于社会思潮方面的认识困惑表明当下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仰不是充分自信的。在经历了90多年建党实践、近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及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在内涵、层次、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等的提出都与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密切关联。当代的文化自信是带有传统价值观底色的文化自信，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自信。   

(三)开放性   

文化自信具有开放的体系、胸怀和思路，在形式上体现为“走出去”的胆气和“引进来”的底气，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没有包容的文化自信会演变成文化狂妄，没有边界的文化自信会变得盲目自信。开放的文化自信对于优秀文化乐于接受而不担心被同化，对于不良文化能够客观判断并作出明确回应，而并非对外来文化都充满戒心。    

在文化发展史上，普遍主义者把自己的文化看成未来的终结形式，以“天下一家”的意识把自己的观念普及到全世界。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情感构成了中国古人一种矛盾心理。特殊主义者采取水火不侵的态度，拒绝顺应文化发展大势，尤其是在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时，依然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态度，拒绝接受新知识新理念。与这两个方面相对应的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实际上，近代社会的闭关锁国不仅是将自己置于主流文化之外，也是文化心虚的表现。当晚清统治者固守的“天下观”、 “中心观” 、“华夷观”、“中国观”受到冲击时，文化上的游移态度是明显存在的，从“众星拱月”到“星空迷乱”、从“天下”到“万国”，他们对社会的“变”与“不变”采取了怀疑态度，这体现出当时的统治者在思想上的守望意识，不愿正视世界变化的现实，是谈不上文化自信的。邓小平从中国近代由于闭关自守而造成的落后挨打的历史中，从当代世界关系中，得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的结论，其所包含的自信在于:它决心以自己的成就为世界作出贡献，它有信心在文化交流中增强自身魅力，并有能力拒绝不良文化的侵蚀。这种自信的开放性与它所表现的世界意义是密切联系的。   

(四)基础性   

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具有基础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互相促进，相得益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坚定文化自信。”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化。文化自信的基础性表现为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它来源于长期的心理准备和实践积淀，关涉主流价值观的定位。在迅速转型的社会中，难免有一些人存在文化失落，面对可能出现的文化忧虑，文化自信就是一剂强心针，使人们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理性及合法性的理解和领悟，借助思想的力量在实践中增强信心，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主导地位。   

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在于文化的精神优势和道德高地，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文化自信兼具理论和实践特征，它要求文化存在有一个明确的基础性结构和秩序。文化自信的方法论是基础性的，它需要充分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及当下国内外的现实状况，依据发展规律，构造适合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思路。同时，文化自信的基础性还在于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对历史文化资源和优秀价值观的坚守，体现出对历史和文化规律的尊重，可以引导人们守住根基、展望未来。文化自信有助于维护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凝聚全国人民的思想期待，借助党的意志和决心把思想要求转化为社会的基本动力，提升广大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坚持文化自信有助于明确思想和信仰的意义，保持思想世界与信仰世界的统一性，巩固长期形成的价值认同和伦理认同，是“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的思想理路，是通过文化意义表达国家意志的过程。因此，文化自信的基础性表现在个人行为上，有类于“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表现在国家运行上体现出确立国家整体信仰的意义，是在文化意义上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三、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表现形式   

“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文化自信需要基本的物质基础保障，有赖于主体的自觉精神，因此，需要培养文化自信的社会环境、提升文化自信的主体意识、积聚文化自信的经济政治基础，这是一个综合协调的总体性过程。   

(一)通过文化认同体现文化自信的知性内容   

文化认同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费孝通把它的发生看做“人我之别”的原因，梁启超把它解释为“自觉为我”的过程。很难想象，缺少认同的文化会有自信。文化认同影响文化变迁的历程，也影响文化自信的过程。一般而言，人们对文化的态度可以分为“认同”和“不认同”，前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文化的凝聚力，后者则会稀释或削弱文化的影响力，这两个方面从不同方向对文化自信发生作用。从理念上看，不同文化所蕴含的文化自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文化自信分为“强自信”和“弱自信”两类，思想游移是难有“强自信”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身份、文化个性、文化认同共同影响着文化自信的层次与含量，在多变的文化事实中难以找到固定不变的文化标准，但丢失自家文化也是很危险的。在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今天，首要的任务是确立具有感召力和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在主体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补互动中实现文化整体的创造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突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继承了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创造那种同族的、封闭的、排外的和同一的文化—每种文化都拥有它自己特定的民族特点和认同—那么，今天的挑战便在于创造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民族文化，这样的文化具有多样性的民族特点和认同。”文化认同强调反映文化内在规律或运动特质，强调遵循事物的内在规律，透过表面现象来把握事物本质，从联系的角度理解文化的互动规律，就是根据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规律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运行规低“在人类社会中，追求合法性的欲望是如此深植于人心之中，因此我们很难发现任何历史上的政府，未获得人民承认其合法性而能长治久安，或其不努力寻求人民承认其为合法。”培育文化自信，要使广大群众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是在比较选择中确立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思想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以其先进性的理论和行为，为广大群众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文化认同，以便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权和感染力。   

(二)通过文化自觉体现文化自信的理性意向   

文化自觉是不同民族在世界文化秩序中的空间定位和思想定位，是文化认同中的状态和水平。我们的文化自觉是通过主体的内在观念如知识水平、道德觉悟、价值取向等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生作用的，以文化自觉为前提，借助社会实践的主体系统、目标系统和规范系统解决现实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思路。中国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通通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能够通过自我约束、自我调整，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实际。 “奥吉布瓦人、夏威夷人、爱斯基摩人、亚马逊人、澳洲土著人、毛利人以及塞内加尔人:每一种人都在谈论他们的‘文化’或者与文化类似的地方性价值；而他们如此谈论是因为目前状况恰恰是，这些文化的生存正在受到国家或国际力量的威胁。”相比之下，处于弱小地位的文化是难以有强烈的文化自信的。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初兴，其文化心态与周相抗，自谓“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后来楚国为秦国所无“生户亡秦”的话语表达中再也难找到当初的自信。要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一方面要‘走近经典’，了解传统，把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丸‘既和且平，依我磐声’；另一方面，要把‘文化经典’转化为‘创意文化’，形成‘文化原创力’，焕发出超越前人、超越国外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文化价值、文化传播活力”。我们现在讲文化自信，其理性特征在于通过“文化内辑”而非“武功外悠”来提升文化软实力，在于通过文化魅力的表达来实现吸引力，在于通过精神动力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三)通过社会生活体现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   

文化自信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只以口舌言语谈论文化自信而不落到实处，最终是徒劳无益的。文化自信包括知与行两个方面，且二者是必须和谐统一的。从人类活动和人类文化的传承机制来看，实践是获得和体验文化自信的必要环节。“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己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具有文化性的主体在具有社会性的活动中不断追求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原则和提高生活价值的文化内涵，将文化的地域特色、感情特色和心理特色融汇于其中，因此，人类社会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关系整合，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文化样态的决定因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民族的存在形式有关，民族意识影响文化形式，文化力量凝聚民族结构，文化个性代表着民族灵魂，民族形式承托文化个性。就单个民族而言，民族的文化生态影响着文化自信，因为每一种文化都在特定的环境中迅速发展着。不同的文化方式造就不同的文化符号，并在文化信仰、社会生活、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从而为不同的文化自信提供素材。就文化质态来说，一些文化严格设定了区分神圣与邪恶的道德边界，在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规制也是按照这一思维来操作的。但随着现代性的增长，这一边界被慢慢侵蚀，原来的很多内容也被剥落了，因而不得不在世俗化的环境中调整文化心态。对于强势文化来说，其使命主要不在于维持边界而在于推延边界；对于守势文化来说，其愿望不在于扩大边界而在于捍卫边界；对于失势文化来说，更多是在痛苦中回味边界内移的苦涩，同时又怀着重新崛起的愿望；对于弱势文化来说，为了不至于湮灭或被边缘化，坚守个性成为文化策略关注的要点。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自信者与不自信者都会有所选择，使文化出现“推移，、“漂移”现象:“推移”是力量强大的表现，是强势的或霸权的文化表现；“漂移”是守势文化的流动性表现，是弱势文化的无奈反映。这些现象代表了对文化价值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是当下文化自信要关注的问题。   

(四)通过对外交流体现文化自信的世界关怀   

文化自信是中国气派与中国话语的外显，是中国精神与中国内涵的表达，也体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命运的联系。文化自信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展规律的深化，强调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突破了把文化作为社会表象的认识，解释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深层的有机联系。文化自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更宽的世界方位中，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决心和全球责任，显示出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经济模式、生活方式推向全球，如果从文化视角来看待的话，可以说反应了这些国家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最具全球意义的，并且不择手段地将自家的发展理念也绑定到文化之上，进而推向全世界。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在发展理念、主题定位等方面是谦恭而有力的，具有充分的世界关怀 “中国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我们将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公平正义，推进共同繁荣。”文化自信有助于“让每个(国家)变得正如它被创造的那样；如果可能，扩展它至充分成长；抵制所有阻碍，摆脱所有外来的特别是所有有害的盲目追随；充分展示自己可以具有的形象和面貌”。这就是文化自信的国际延伸和全球表达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