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世界左翼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特邀专家林德山   ▲本刊记者王瑾

[编者按]自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处于低谷。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7年发端于美国并于2008年蔓延到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全球左翼的发展转型和力量整合带来了机遇，也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欧美罢工运动的此起彼伏、共产主义力量的重整旗鼓、社会主义国家地位的上升和全球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等诸多因素中可见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端倪。然而，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振仍面临诸多挑战。那么，这场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未来走势意味着什么?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传统左翼力量能否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力量?世界左翼及社会主义力量自身的构成特征、社会基础以及政治战略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限制了其发展空间?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请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秘书长林德山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左翼力量及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势  

▲学界一般是从两种意义上讨论世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和运动，以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在此，我们主要从前者意义上讨论在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不过，这一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内涵及对象并不确定。泛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应指所有承诺“社会主义”或者说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活动。可不同力量所承诺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它所针对的“资本主义”意义出入很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三类情况。首先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典型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从历史渊源和自我承诺来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二战后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承诺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己经将自己纳入到了既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框架之中，其“社会主义”突出一种伦理价值，社会民主党人寻求用它来改变资本主义，使其变得更为人道。其政治主张代表了一种当代人所指称的传统左翼政治模式，它主要基于国家的需求控制政策和社会团结政策。从政治主张和社会基础来看，这种意义的社会主义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与“左翼政治”重叠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新政后的民主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但其政治主张常常被保守主义者攻击为“社会主义”。同样，在目前的拉美，一些被归为温和左翼的力量，其情形也与此类似。其次是站在上述温和左翼以左的其他激进进步力量。我们可以统称其“激进左翼”。与上述温和左翼相比，它们对既有的资本主义持更为批判性的态度，承诺一种不同于既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除了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之外，泛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应该考虑到各种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抗议运动。它们往往是由众多的社会力量围绕着某一个具体问题而展开的，往往并没有系统的政治原则和目标，也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承诺，但从对既有资本主义秩序和原则提出挑战的意义上说，它们往往与一些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尤其是激进左翼的政治活动重叠，后者也往往是这种社会抗议运动的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而这种抗议活动往往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特殊作用。金融危机以来，这种社会抗议运动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上述三种力量现在的发展情况如何，影响其发展的原因又是怎样的?   

●进入21世纪后，上述三种力量的表现各不相同。在拉丁美洲，左翼力量迅速崛起并表现稳定。而在欧美，激进左翼表现活跃，社会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但作为传统左翼主体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却处境尴尬，其转型陷入迷茫状态。而决定这种表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地位变化以及不同力量对它的不同反应。   

进入21世纪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总体表现不佳，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其主要问题在于此前社会民主党既己开始的转型遇到了问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使欧洲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传统左翼政治模式受到挑战，而随着新右派的崛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逐渐主导了欧美政治议程。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原苏东地区现实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历史终结论”在欧美甚嚣尘上的压力，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笼罩着社会民主党，它不仅来自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低落，更来自一种信念危机，一种对全球化时代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意义的怀疑。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一种转型。其主要特征是:淡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试图对市场作出更灵活的反应，并改变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大政府形象；政治基础上则试图改变传统的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阶级联盟，寻求建立一种以社会中间阶级为核心的新的社会联盟。一些激进的改革者把这种改革趋向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并将以这种改革为取向的新政治议程称为“第三条道路”。其政治上的主要代表是20世纪90年代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新工党和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不过，尽管这种改革短期的政治收益明显—90年代中后期，欧洲社会民主党出现了一股政治复兴之势，一度出现社会民主党在欧盟15国中的13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可不同的社会民主党之间以及各党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对这种改革趋向始终存在分歧。一些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人表示“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英国人的用词，而在这种改革最典型的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一些传统力量认为改革对资本的妥协过大，而社会民主党之外的其他激进左翼则直言社会民主党己经新自由主义化了。伴随这种改革的是社会民主党传统支持结构的分化。由此不难理解，当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欧美、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认为左翼政治应该有更大的空间之时，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尤其是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受挫后，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在其国内选举中也遭受重挫。显然，虽然新自由主义方式倍受指责，但人们对右翼所渲染的大政府恶果同样心有余悸，而且人们也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泛滥同样归咎于社会民主党。2010年后，随着紧缩政策的转向，社会民主党陷入新的尴尬状态。少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一些非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则通过反紧缩口号赢得了政治回报，如2012年法国社会党在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但无论是否执政，在持续的经济低迷状态下，对于作为主流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来说，紧缩似乎是无奈的选择，其政治战略也不可能真正回到传统的道路上。这种尴尬使得从20世纪末开始的社会民主党的转型陷入迷茫。   

与欧洲社会民主党表现不佳形成对照的是拉美左翼的崛起和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其政策泛滥的恶果在90年代己经显现。在此背景下，拉美一些原较为激进的左翼政党改变策略，积极参与国内的选举政治，并取得突破。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是拉美左翼崛起的历史开端。此后，巴西、厄瓜多尔、乌拉圭、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尼加拉瓜等国的左翼政党纷纷执政。它们在各自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矫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金融危机以来，在十多个拉美国家执政的左翼政党大多数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与上述欧美左翼相比，拉美左翼政治境遇不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环境的不同。这主要与拉美左翼政治的两个重要特征性因素，即反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有关。在欧美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是在二战后社会发展模式遇到困境的前提下兴起的，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打上了传统左翼政治的烙印。因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问题的暴露并不简单意味着人们对左翼政治的接受。而拉美则不然。此前的拉美左翼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非常有限，而执政后的各国左翼推行的社会改革也得到了大众的拥护。拉美左翼的另一个明显政治特征是其民族主义，即主张摆脱美国的控制。这与美国对拉美地区的长期控制有关。一些激进左翼反美主张能够在社会中下层得到共鸣。不过，拉美左翼本身的构成并不单一，它们主要与三种历史潮流有关。一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左翼力量，它们更接近于欧美的激进左翼；二是与欧美社会民主主义接近的力量；三是根植于带有民粹主义因素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力量。这些不同渊源的左翼力量在政治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人们一般把它们分为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前者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占统治地位，而后者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占主导。两者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一致。温和左翼并不完全否认此前的发展模式，只是更为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并不把反美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取向，而激进左翼则主张替代性自由主义的改革，并体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的特征。两者的差异直接体现在了对拉美后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解上。   

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低落形成对照的还有欧美的激进左翼尤其是欧洲的激进左翼。欧洲激进左翼构成复杂，主要由三种力量构成。一是由共产党或由前共产党演变而来，它们大多有较长的历史，目前一些党依然保留了共产党称号，一些则改名或重组。二是由一些社会民主党左翼力量分化出来的组织，如法国左翼党和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第三类则是由一些传统左翼力量与随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新的激进团体联合而成，它们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立，如芬兰的左翼联盟、丹麦的红绿联盟、冰岛左翼绿色运动、英国的Respect党、葡萄牙左翼集团、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等。受原苏东地区现实社会主义体系崩溃的影响，一些前共产党组织陷入困境甚至面临生存危机。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一些力量尤其是一些保留共产党称号的组织继续下滑，但欧洲激进左翼总体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一些国家，其力量明显得到恢复。金融危机爆发后，激进左翼表现活跃，尤其是在反紧缩政策方面，相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尴尬，旗帜鲜明的激进左翼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明显提高，最突出的无疑是2012年希腊大选中的激进左翼联盟，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不过，激进左翼的表现并不稳定，存在很大的变数。   

金融危机以来，以反对现行政策体系为目的的社会抗议运动的风起云涌成为欧美激进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欧洲，希腊、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而美国民众抗议运动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吸引了美国民众乃至世界的关注。这些抗议运动由广泛的社会力量尤其是那些被现行政策所忽视的群体构成，工会及一些激进左翼组织是其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新的社会抗议运动中的两个倾向值得人们关注。一是它们往往直接诉诸于民众的直接行动，在参与对象及所诉诸的手段等方面带有不同程度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一倾向显示了大众对现行政策体系本身尤其是对作为该政策体系主导力量的主流政党的不满。它突出了目前欧美社会分化的特征。二是带有全球性，一些国家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引起全球关注，得到其他国家的声援。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北美以及欧洲、拉美、亚洲等地得到响应和声援。

影响左翼及社会主义运动未来的几个主要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和动荡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更大的空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社会主义大发展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动荡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  

●目前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来说，一系列由转型社会引发的问题冲击到了其社会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空间:一是左翼及社会主义力量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二是左翼政治议程的不确定性；三是如何重建社会团结。   

▲左翼及社会主义力量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应该是和社会转型问题分不开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比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的历史，人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不同时代的社会转型对不同政治力量的影响差异。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基础在于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发展，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大众政治的发展无疑是各种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重要社会政治基础。可在过去几十年，这一基础受到西方国家新的社会转型的强烈冲击。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是目前各种社会主义力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西方国家新的社会转型主要受到两大变化因素的影响，而它们都对左翼及社会主义力量的传统社会基础产生了更大的冲击。一是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它在社会结构方面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的萎缩和中间阶级的日趋庞大。这一转变对以传统产业工人为主要社会基础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冲击显然更大。二是全球化的新发展。其突出表现是资本流动的加速，它在加剧全球竞争的同时，也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对不同产业的劳动队伍的影响不同。一部分新技术领域的被雇佣者是这一进程的受益者，而另一部分传统产业队伍在该进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这种劳动队伍的分化显然不利于左翼及社会主义力量。20世纪80年代瑞典团结工资制度的破裂即起源于这种劳动队伍的分化，力量逐渐强大的白领工会不愿继续基于行业平均工资的政策谈判模式。目前，左翼及社会主义中的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之间政治上的分裂往往反映的是其不同力量基础之间对这种社会转型的态度差异。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权力的显著加强导致了劳动与资本间关系的新的失衡，并强烈冲击到了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体制，这两者都意味着对左翼力量的更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左翼力量如何调整自己的战略，它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左翼阵营中的各种力量在不同程度地调整自己的政治战略，包括自身的定位。其核心是如何适应变化的社会结构，扩大社会基础。总的趋向是社会民主党日益中间化，而其他激进左翼也在相应调整自己的政治定位。寻求中间化战略最典型的代表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改革，它们都寻求建立一个以社会中间阶级为核心的新的社会联盟，甚至为此而有意识地疏远了以工会为代表的传统的支持力量。其他社会民主党虽没有这么明显，但也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其政治定位。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调整导致了左翼政治光谱中的空间变化。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传统支持队伍在分化，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产业工人队伍。对于那些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激进左翼来说，这意味着新的空间。过去20年欧洲激进左翼的变化表明，许多政党变得更为温和，其政治主张实质上更贴近于曾经由二战后社会民主党所高举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左翼党是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的，在过去十年里，通过与西部地区一些从社会民主党支持阵营中分裂出来的传统左翼的联合，它成功地使自己由一个带有前东德痕迹的激进左翼变成了目前具有全国意义的左翼政党，并在2013年的大选中跃居第三。同时，激进左翼也寻求在新的中间阶级中发展自己的支持力量。为此它们在政治主张上强调红绿结合，即将传统左翼思想(社会主义)与新激进主义结合起来，其目的在于在保持传统产业队伍中的支持力量的同时，在中间队伍中发展左翼激进主义的支持力量。这种现象在北欧国家的激进左翼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芬兰左翼联盟、冰岛左翼绿色运动、丹麦红绿联盟。一些激进左翼甚至变成了以中间阶级为主的政党，如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SF)目前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城市和大的市镇中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中产阶级，而在挪威则出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左翼党(SV)主要支持者来自公共部门雇员而工党的选民队伍以蓝领工人为主的特殊现象。  

▲您对左翼力量的结构调整作何评价?   

●不同左翼力量的结构调整中成功与失败是并存的，都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虽然在一个时期里，建立以新中间阶级为主的阶级联盟的政治战略为其带来了政治回报，但它是不稳定的。相对于产业工人，新中间阶级远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其价值观中包含了更为多元的成分，更容易受一些非物质因素的影响，其政治认同感更为易变。因而，它难以成为社会民主党稳定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中间化战略是以疏远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为代价的。由于新的中间阶级在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以及政治认同等方面与传统产业工人的差异，尤其是他们对后者主要关注的传统政治事务—主要围绕物质生产领域的再分配—并不那么关切，所以在追求中间化战略的过程中，一些历史上曾经与工会关系十分密切的社会民主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都通过组织改革和政策议程的调整疏远了与工会的关系。这种调整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政治回报，但从长远来看，它有使社会民主党失去稳定基础的风险。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党的表现也突出反映了这一点。传统产业工人中一部分左翼支持力量由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不满而开始寻求新的政治依托，包括激进左翼甚至右翼民粹主义。正是鉴于这种现实，2010年后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领导层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向传统方向回调政策的趋向，如英国工党新领袖米利班德对“蓝工党”的关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就能回到传统的道路上，毕竟新的中间阶级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归属。所以，社会民主党内部实际上围绕着三种选择战略在争论，一是继续中间化战略，把中产阶级作为主要支持基础；二是退回到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工会道路上，为此它需要通过抵制市场对公共领域的渗透来重新赢得传统选民的支持；三是重建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联盟。对于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来说，第三种战略虽然是理想的战略，但存在着如何通过政策议程实现和保持的问题。这些不同力量间的竞争将是一个持续的因素。这正是令目前的社会民主党迷茫和尴尬之处。而且这种矛盾并不只是体现在社会民主党中间，也体现在一些寻求在新的中间阶级中发展力量的激进左翼中，它们同样面临着如何在政治上将传统支持力量与新支持力量融合的问题。   

▲您还谈到了左翼政治议程的不确定性，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缺少被社会大众认可的左翼政治议程是目前左翼及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危机与动荡直接引发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泛滥的谴责和对市场规制的强烈要求，但在欧美国家，左翼未能提供有信服力的替代议程，而目前各国(包括一部分左翼执政国家)应对危机的普遍政策也被认为是在强化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   

这首先涉及对左翼政治目标的理解。罗伯特.雷加拉多在《拉丁美洲:进步左翼政府急需战略规划》中提出了一个有关左翼政治目标的问题:它们是在朝向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努力，抑或只是在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成熟?前者需要一种新范式，目前可以看到这种新范式吗?这其实也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究竟是追求一种全新的制度抑或只是追求一种不同于某种既定资本主义模式的政策范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左翼力量的立场在变化。历史上的激进左翼大多坚持前者，而温和左翼(在欧洲主要是战后社会民主党)大多主张后者。福利国家制度构建曾是二战后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政策范式的典型表达。不过，苏东剧变后，前者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许多激进左翼的立场变得温和，由于社会民主党的中间化，一些曾经指责社会民主党利用福利国家腐蚀工人阶级的激进左翼政党转而成了传统福利国家的捍卫者。这样，目前欧美国家的大多数左翼的政治目标是一种政策范式而非制度范式，尽管内容不一，但都旨在用某种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念改造资本主义，主要针对目标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一些激进左翼虽然在辞令上是谴责“资本主义”，但其内容实质是在谴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即使是在拉美，虽然如查韦斯这样的激进左翼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概念，意在表达一种新范式，但在我看来，它也只是针对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一种激进范式。    由此意义理解，虽然新自由主义问题的暴露为左翼政治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拉美，人们也的确看到了这种形势—但在欧美国家，人们并没有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问题的暴露而简单转向认可左翼政治。传统左翼在人们心目中的阴影—这既包括了历史上激进左翼与现实社会主义间的关联而留下的阴影，也包括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传统左翼的大政府形象留下的阴影—显然并未消除。更重要的是，左翼未能提供被社会大众认可的、能够将左翼政治的特征与时代的变化结合起来的替代性议程。   

▲那么，在您看来，左翼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替代性议程呢? 

●这种替代性议程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保持左翼政治的特质。   

现实竞争的需要促使激进左翼和温和左翼调整了自己的政治战略。除了定位方面的上述调整外，在政策方面，欧洲社会民主党力图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寻求更为灵活的经济政策，同时在“积极的福利国家”概念下，寻求福利改革之路。而激进左翼中除了少数依然坚持对资本主义的不妥协立场的力量外，大部分力量政治立场变得更为温和，把主要的斗争目标对着新自由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保护工人利益、捍卫福利国家，这些成为其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它们代表了两种左翼议程，也体现了对待左翼政治传统和对待时代变化包括对待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的两种态度: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左翼政治，在吸纳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新的激进主义政治议程，而另一种则试图捍卫传统左翼政治的诉求，包括坚持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和捍卫福利国家，为此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持全面的抵制态度。   

两种战略选择体现了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定位上的差异，也都带有实用主义的因素，并有其合理的依据。但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持和体现左翼的政治特质。在现时代的背景下，左翼政治的特质应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在政策方面不同于右翼政策议程的特征。具体来说，强调市场之外的公共领域的作用，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的价值观及政策，这是不同左翼之间共同的立场，也是左翼政治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特征。二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结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曾经是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在政治意识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是驱动它们寻求不断的社会改革的动力。但从政策范式而非制度范式理解的左翼议程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未来，也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议程。批判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曾经是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可是在探寻“第三条道路”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显然对市场作了过多妥协，同时弱化了在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方面的政策，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屈从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而非超越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另一方面，在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并遵循实用主义路线的前提下，也越来越失去了其传统左翼的社会批判精神。因而在一些传统左翼看来，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失去了“左”的特征。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在反思问题之源时，认为“第三条道路”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方向和公共信任。一些研究者也指出，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既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形成一种新的范式，缺乏清晰的纲领性政策导向。与之相比，目前的激进左翼在保持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左翼议程。但问题是，这种传统左翼议程不足以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议程。此外，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是激进左翼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目前，社会民主党人也在反思这些问题，并试图基于对时代特征的分析重新确立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他们强调，社会民主党欲成为新的政治塑造力量，需要消除目前人们的三重不确定感，即社会不确定感(一部分公民担心自己会失去现在的社会地位)、文化不确定感(对犯罪问题和移民问题的担忧)及政治不确定感(对民主机制的信任感下降)。为此，社会民主主义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重建。它要考虑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关联的目标:团结与平等、生态发展、民主。目前，社会民主党缺少的是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令人信服的具体政策议程。社会民主党强调了一些政策，如教育和社会投资，但它们未能如传统左翼政治议程那样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和主线，而且社会民主党也明显缺乏重构社会团结的政策手段。而对于激进左翼来说，它们在试图保护传统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如何在保护社会弱势与重建社会团结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其次，如何重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与市场关系。   

传统左翼政治议程实际上是由温和左翼，在欧洲主要是由社会民主党人代表的。其核心在于国家的积极职能，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通过法律和其他政治手段对劳动市场的干预、通过福利国家等方式进行的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以及其他的支持社会团结的政策。这种方式是建立在国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有效控制能力以及二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基础上的。20世纪70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挑战。新右派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议程在全球化时代失去了意义，他们着重强调了两种逻辑。一是市场的逻辑，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规则极大地限制了民主选择的范围，迫使各民族国家实行资本利润最优化的政策。资本逃逸的威肋、使民族国家成为某种“虚构”，从而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政策手段失去了依据。二是社会的分化以及社会意识的变化使得社会民主党失去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击新右派时强调，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全球化中的市场逻辑，同时低估了社会民主党的反应能力。他们强调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看，社会民主主义都是有可能发展的。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的确也显示了社会民主党人重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意图。如吉登斯所言，它试图从两个方向来解决矛盾:一是权力的上移，即加强全球治理；二是权力的下放，即向地方和公民社会下放。但在目前的国家体系中，前者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而后者则未必能真正突出左翼政治或者如吉登斯所言的激进主义政治的特征。至少，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未能在市场规制方面作出有意义的建树，甚至被人们认为不是抑制而是助长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泛滥。   

国家问题无疑是左右翼政治分野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在此问题上人们往往会有一些简单化的理解，即以是否认可国家的作用来区别两者。因而，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社会要求加入金融监管和国际合作的呼声渐高之时，人们会当然地认为这是对左翼议程认可的表示，一些左翼议程的主政者也是这么论证的。的确，作为资本利益代表的新右派当初是以抵制“大政府”的形象出现的，‘使国家退回”是其标志性的口号。不过，实际上资产者并不反对国家。正如英格.索尔提所指出的，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家(政府)恰恰被目前的当权者用以保护大资本，并重塑新自由主义。杰瑞.哈里斯在讨论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左翼的新挑战时，也强调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国家结盟，以保护和扩张其利益的事实。其实，关于资产者与国家的相互利用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初。英国学者艾德里安.帕布斯特在讨论市场国家时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的过程实际就是市场与国家结合，从而形成“市场国家”的过程，至少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土地和金融利益的结合。该作者同时强调，不要将新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混为一谈。由撒切尔和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时代事实上并没有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分量。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一些现象使得人们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对新自由主义的指责早期更多集中在放松管制上，但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强化国家对金融的管制未必就是对新自由主义根基的摧毁。在此次危机中，实际上左翼既没有在观念上也没有在政策上主导政治进程。在危机的根源问题上，左派和右派各执一端。持内生论的左派强调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动力法则”造成的，而持外生论的右派则认为它是政府的不良政策所致。而从危机期间的各种抗议运动中可以看到，两种观念在社会的不同的阶层中都不乏响应者。而从应对危机的政策来看，深陷危机中的各国都加大了政策控制，国际社会也在共同应对危机的问题上频频作出表示，但无论是国家的救市政策还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重点都在于避免既有金融体系的崩溃。尤其是紧缩政策的转向突出了一种印象，即危机要由危机的受害者而非肇始者买单。在激进左翼看来，这些都是在强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其结果是，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危机并没有导致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左翼政策方式的复兴，所谓的全球治理也并不自然表现为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范式。   

在国家的问题上，左右翼分野并不简单在于是否需要国家(或政府)，而在于它们各自的着眼点不同。右翼强调的是保护竞争性，而左翼强调的是保护社会性。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并非无所作为，只是国家更多地强调了竞争性而弱化了其社会性。而对竞争性的强调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在各地畅行无阻的最大的依托。因此，左翼重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点即在于实现竞争性与社会性的平衡。为此，国家必须成为全球市场秩序的塑造者而非简单的适应者。   

第三，如何重建社会团结。   

强调社会团结是左翼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质。而在目前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的分化日趋明显。它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其客观的前提，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社会的失衡。矫正这种社会失衡、重建新的社会团结，这既是左翼议程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一个难点。难点之一在于政治战略上如何将不同的力量融合起来。这是目前激进左翼和温和左翼的转型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难点之二在于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既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基础，也缺少政策手段。在欧洲许多国家，传统的社会团结有赖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以及国家拥有的政策手段，包括平衡劳动与资本关系、通过福利等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等。如今，一些原有的社会基础被削弱了，国家的政策手段也越来越难以简单有效。例如，不同群体间围绕社会福利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分歧己经成为传统政策手段难以简单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难点之三在于，一些新的社会变化趋势侵蚀了一些传统的社会团结机制，重建社会团结需要有新的沟通和联系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集体信念己被侵蚀，而媒体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的媒体化也导致一些传统的协商对话机制被边缘化。尤其是后者，它导致大众更容易受狭隘的诉求驱使，而政治力量也往往为了狭隘的政治目的而迎合这类诉求。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发展突出表明了这一点。面对这些长期的变化趋势，为了推动新的社会共同体、促进社会的凝聚，激进力量必须发展新的沟通和联系方式。   

▲不同社会主义力量间的分化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也是直接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前景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您怎么看?

●在欧美国家，这种分化在多个层次上表现出来。首先是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与激进左翼间的分化。由于后者大多与共产党组织有渊源关系，这种分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两者间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外，目前在全球化和在欧盟问题上的立场对立较为明显。不过，在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和曾经的共产党几经转型，相互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一些过去的共产党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因而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与社会民主党有重叠之处。有些政党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相互之间的芥蒂较深，如葡萄牙共产党长期拒绝与社会党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左翼党的成见也较深。其次是不同激进左翼之间的分化。如上所述，目前的欧洲激进左翼主要由三种力量构成，这三种力量本身的差异就很大，尤其是在极端左翼与激进左翼之间。对于相互之间的关系，一些党抱着较为宽厚的态度，希望能够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加强相互间的联合，但一些极端左翼的立场较为强硬，难以与其他激进左翼联合。第三是非正式的社会运动与正式的政党组织间的分化。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抗议运动活跃。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抗议活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不同。例如在拉美，它促进了拉美政治的“左转”，一些激进左翼还成为国家的执政力量。但在欧美，虽然一些社会抗议活动促进了少数激进左翼的发展，但却并未导致一种整体的政治“左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恰恰是对主流政党(包括左翼)持怀疑态度的力量。因而，一些抗议活动事实上造成了左翼主流政党与社会大众之间新的隔阂。如何使这种激进的抗议活动能够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力量更有效地结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同社会主义运动力量间的分化导致左翼之间难以形成一种合力。   

▲您可否就左翼力量及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作一个总体的概括?  

●当然。进入21世纪以来，左翼力量及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明显特点就是不均衡，这不仅只是指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也是指左翼力量及社会主义运动在不同层次间的发展不均衡。在欧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前景取决于多重因素:从社会基础来看，它取决于中下层阶级间的联合；从政治结构来看，它取决于不同左翼及社会主义力量间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加强联合；更重要的是，左翼必须发展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并真正成为新自由主义替代议程的激进主义政治议程。   

注释:  

[1]如这种政治主张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名的《超越左与右》一书的副标题中所示，它实际上要用一种新的“激进政治”(radic；al politics)来取代带有阶级政治色彩的传统左翼政治。   

[2]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如德国的红绿联合政府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及维姆·科克领导荷兰工党时期)，市场化改革明显加快，而英国工党政府也在大多数领域继承了此前撒切尔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政策。   

[3]最初的形势也的确令人期待。在关国，奥巴马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关国2008年大选，在一些人看来，这是新政自由主义回归的表示。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跃跃欲试，在全球加强金融管制的呼声之下，一些执政社会民主党也试图以新凯思斯主义方式作为应对之策。   

[4][9][10][11][15]参见[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编《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248页，第107-108页，第33页，第39-40页，第101一102页。   

[5]该党成立于2004年，其名称是其基本信条的表示—Respect每个宇母分别代表尊重(Respect)、平等(Equality)、社会主义(Sooialiem)、和平(Peace)、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社区( Community)和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   

[6]如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等，而变化最大的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7]如德国左翼党(前民社党)、荷兰社会党(SP)、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等。   

[8]尽管长期以来对于工人阶级是否是一个同质化的阶级人们也存有疑义。   

[12]Geoffrey  Garrett}  Parti,sa}a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p. 4一6   

[13][英]艾德里安·帕布斯特《论市场国家与后民主》，参见[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14]这方面，拉关只是一个例外。拉关左翼的一些政策很大程度上带有欧洲传统左翼的特点，包括了国有化政策。不过，拉关左翼的相对成功有一定的特殊性。除了这些国家没有传统左翼政治主导的历史背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经济全球化有利于那些资源储备型国家。国家拥有一些特殊的资源来同时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需求。但从长远来看，它依然存在经济增长与国家竞争的压力。所以，拉关左翼学者提出要有“战略规划”。

 

[作者简]林德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秘书长；王瑾，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编审。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