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与1935 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

张万杰

［内容提要］ 1934 年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拐点，季米特洛夫在获释后飞抵莫斯科。在斯大林及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下，季米特洛夫从筹备运作共产国际七大的诸项事宜开始，逐渐担负起共产国际正需要的“管家人”的重任。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过程中，为推动贯彻共产主义运动新政治路线，季米特洛夫积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对推动共产国际政策和组织运作等方面的革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及重要发言，详尽而深入地阐释和论述了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也展现出他作为新领导人的工作基调和领导方式，这都有力地推动了共产国际 1935 年政策转变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 季米特洛夫 共产国际 斯大林 政策转变

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政策调整等问题上学界已有一定研究，但长期以来多是从共产国际策略转变与苏联外交政策变化的宏观角度进行探讨。1935 年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政策调整与当时即将担任执委会总书记的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密切相关。目前从微观角度研究他与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还较少，更多的是在关于共产国际策略转变、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季米特洛夫与反法西斯斗争的阐述中涉及。有著作在个别章节中考察了季米特洛夫作为上层领导对共产国际策略转变所起的作用，基本同意苏联学者 Б． М． 莱布索恩和 К． К． 希里尼亚对共产国际策略转变原因的看法，即是由上下层两股力量推动实现的; 特别重要的是季米特洛夫的主张与苏联政策吻合，得到了联共( 布) 和斯大林的支持。有学者认为，到 1934 年上半年共产国际领导层出现过两种意向，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策略第三次转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形成了领导层中一股要求改变战略策略的潮流，到 1935 年夏上下两股潮流汇合，通过共产国际七大完成了历史性转折。有文章针对西方学界“工具说”观点，分析指出了季米特洛夫对共产国际政策转变作出的四方面贡献，认为正是由于他艰苦卓越的工作才使政策转变得以迅速实现，使新政策得以迅速执行。有文章考察了他在政策转变中做的三方面工作，认为苏联对外政策转变作为前提条件和起到决定作用固然至关重要，但也不能抹煞季米特洛夫个人作用。有文章考察他 1933—1935 年的活动，认为他“在转变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上起了重要作用”。有文章简要叙述了他在准备共产国际七大报告期间对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说服工作，分析了他的七大报告和闭幕发言的理论意义，认为他为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策略的转折作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随着大量新文献资料的披露，从微观视角进行探究显得十分必要。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持“工具说”将导致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难以得出客观而公允的论断。黑格尔曾说: “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 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在这一意义上，季米特洛夫的领导活动及协调作用对共产国际后期的整体运作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可以说，共产国际这一重要的国际组织也因为有他这样出色的活动家和领导者而更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

一、1934 年: 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在欧洲历史进入 1934 年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增强。各国民众面临更为严峻的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化的急迫形势。在德国，1 月 30 日，担任总理一周年的希特勒以《国家重建法》解散所有邦议会，取消了联邦制。8 月 9 日，通过纳粹严密控制的总统选举，希特勒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开始实行普遍的恐怖统治和秘密警察监视，加紧在军事上武装全国，世界法西斯势力中心基本形成。在法国，经“二月事件”的洗礼，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共同努力下，7 月 27 日，两党正式签署反法西斯统一行动条约，反法西斯工人统一战线在法国率先形成。在奥地利，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奥地利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社会民主党也被取缔; 5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宪法，法西斯势力取得统治地位。在西班牙，法西斯骨干分子加入政府，并加紧活动; 共产党领导层拒绝与社会党及无政府主义者采取统一行动，致使工人内部分裂深化，劳动人民起义遭到失败。在意大利，处于法西斯独裁统治中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共同斗争中联系更密切，在 8 月达成了实行统一行动的协议，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迈出十分重要的一步。

随着各国反法西斯攻势行动的普遍展开，工人和其他阶层实行联合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英国、芬兰、瑞典、希腊等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积累了反法西斯的经验和教训。法国的成功经验和奥地利的惨痛教训给了工人政党及其他反法西斯党派极为深刻的教益。

在局势剧烈动荡的情况下，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策略转变方面都迈出了重要步伐，来自共产国际内部下层倡导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反法西斯的要求开始深刻影响共产国际上层的决策。但仍然仅仅停留在策略层面，各国共产党取得的经验都未能超出策略的范围，许多实质性问题还在探索之中。日益严峻的形势要求、各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都使共产国际越来越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政策拐点上。

同时，随着希特勒政权的巩固及扩张计划的拟定，苏联与德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渐趋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在国际上处于相同的孤立地位及有着相似的国家利益诉求，两国通过贸易协定发展合作关系。1925—1933 年，德国一直是苏联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贸易额约占苏联对外贸易的 50% 。德国退出“国联”准备扩张时，苏联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尚缺乏足够认识，1933 年 12月，莫洛托夫还宣称“苏联政府没有理由更改对德国的政策”。但当希特勒为谋取新国际生存空间策划反苏时，斯大林改变了对苏德关系的看法。1934 年 1 月 26 日，斯大林向联共( 布) 十七大作报告，一开始就指出新的战争逼近了。同一天，德国与波兰签订了互助条约，苏联认为该条约是“希特勒对苏联的一个明显的侵略步骤”。苏联由此放弃了改善苏德关系，转而要求加入“国联”，改善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间的关系，构建欧洲集体安全。这一对外政策的变动很快就决定性地影响到了共产国际的策略。

当此重要历史拐点之时，因“国会纵火案”被纳粹监禁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于 1934 年 2 月飞抵莫斯科，走上了共产国际活动的舞台。

二、在历史拐点成为共产国际需要的“管家人”

列宁去世后，由于联共( 布) 党内斗争加剧，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也不断变动。1926 年 11月，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后，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取消主席制，成立政治书记处，由布哈林担任政治书记处书记，成为共产国际首脑人物。1929 年 4 月，因被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首领，布哈林被撤销书记处书记职务。此后，威廉·福斯特( William Foster) 认为，莫洛托夫“在形式上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但在1929 年到 1935 年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由三人组成的书记处——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领导的”。而根据季米特洛夫 1934年 4 月 7 日与斯大林的谈话，认为共产国际当时的“领导核心”是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和克诺林四人。可以断定，作为联共( 布) 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领导层中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他常就重要事务直接与斯大林接触。

受联共( 布) 党内政治形势影响，共产国际内部也开展了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及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此种政治氛围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层因循守旧，重要领导人大都循规蹈矩、明哲保身，害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无人敢带头推动政策上的突破。共产国际内部上层的思想倾向与中下层对策略变动的要求严重脱节。同时，这种状况也使共产国际与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与斯大林的关系大为疏远，1934 年 4 月24 日，曼努伊尔斯基在与季米特洛夫交谈时就透露出了这种尴尬的局面。他说，共产国际“与斯大林隔离开了。第十三次全会之前才站起来。自己管自己。我要求过政治局委员来看我们。没有成功”。

共产国际领导层的这种状况也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因为该组织内部的涣散和混乱势必会影响到苏联正在筹划推动的对外政策转变。1934年 4 月 7 日，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等联共( 布) 主要领导人交谈，斯大林在谈话中对共产国际的工作及其主要领导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表现出了不满态度。他谈话中的看法有两点:首先，认为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严重。批评共产国际领导人“不注意细节”，而“往往是细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批评某些领导人害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认为“这些人不爱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说些大话和一般论断”。 其次，他对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都不甚满意。他评论道: “库西宁挺好，但是个学院派的人; 曼努伊尔斯基是鼓动家; 克诺林是宣传家”，认为几个人的优点十分明显，但相对于共产国际实际工作需要都是不够全面、不够合适的。可见，他认为真正适合共产国际首脑职务的人，要在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同时，也应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高超的宣传演说水平。他中意的领导人应是一个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革命活动家。

季米特洛夫是多年从事共产国际实际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革命活动家，在“莱比锡审判”中表现出色，享有国际威望。他获释并到达莫斯科后，因在纳粹狱中饱受摧残，健康状况很差，所以先被安排到莫斯科附近的疗养院疗养。养病期间，他发表了大量谈话，主要是揭露法西斯主义实质，指出国际无产阶级联合反对法西斯的重要意义，说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获胜的最可靠手段。他开始着手撰写一部综合介绍“莱比锡审判”的著作，还出版了《拯救恩斯特·台尔曼》的小册子，该书很快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他还与斯大林及联共( 布) 政治局其他实权人物广泛接触，并写信给斯大林谈论有关自己要从事的工作等问题。从到达莫斯科一个多月后他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有继续从事共产国际相关工作的意愿，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在“莱比锡审判”中的政治资本; 但同时他又有顾虑，因为当时他的法定身份是苏联公民，担心以该身份从事共产国际领导工作会有诸多不便。

斯大林收到信并经综合考虑后，很快作出了推荐并支持季米特洛夫领导共产国际的决定。写信后的第四天，季米特洛夫到克里姆林宫与联共( 布) 主要领导会谈。在谈话中，斯大林指出共产国际工作上的弊端后问他: “现在谁在那里( 指共产国际) 带头呢? 谁应该带头呢?”他回答: “我现在很难弄清楚。”斯大林随即开玩笑似地说: “您别耍滑头啦! ”季米特洛夫稍推让了一下: “我在狱中常常想，共产国际终于在您的领导下历史地凝聚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克诺林) 。”这可能非常出乎斯大林预料，他的语气马上较为强硬: “谁说这‘四个人’应该这样呆下去。您说的是历史，而历史有时也需要矫正。”他明确表态可以撤换目前共产国际领导人，也从谈话中感到了季米特洛夫行事的稳妥谨慎，便直截了当地说: “您跟几个同志先干起来吧。”莫洛托夫也在一旁附和道: “您曾面对敌人。现在出狱了，就把工作抓起来吧。”季米特洛夫仍有疑虑地问斯大林: “我的苏联国籍会怎么样? 它对我发表意见会有什么障碍吗?”斯大林为打消其顾虑，答复说: “必要时您可以放心地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并不对每个苏联公民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次谈话，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主要实权人物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米高扬等人也在座，加之斯大林的明确表态，使季米特洛夫执掌共产国际的“合法性”更为稳固。这样，季米特洛夫很快便顺利地走上共产国际重要领导岗位。4 月 23 日，斯大林推荐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欧书记处的领导，原来的领导克诺林被另行安排。29 日，他又当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 月 23 日，他被吸收为执委会主席团成员。

季米特洛夫很快得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要领导的拥护，尤其是得到曼努伊尔斯基的支持和鼓励。4 月 23 日，执委会开会讨论有关共产国际七大事宜时，曼努伊尔斯基在会上“建议季米特洛夫为主要报告人”; 次日交谈时，又勉励季米特洛夫说: “我对共产国际的这种状况十分着急。你要承担起主要报告。这个报告应该把你在社会舆论中享有的地位和在共产国际中起的作用协调起来! ”25 日，两人再次谈话，从谈话中可看出，他深刻领会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对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表态全力支持其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他说: “共产国际需要一个‘管家人’。莱比锡案件历史地把你推到前面。你在群众中有巨大影响。你的声音有极大号召力。你应该担负起这个领导工作。真的，在各方面我会 120% 帮助你的。”他还提了一些建议，认为应“选定一些人，把他们团结起来”，虽

“不会一帆风顺”; 共产国际内有“可怕的因循守旧习气和官僚主义”，尽管他“早就试图去改变”，但是“缺少必要的权威”。他同时根据以往经验认为，在共产国际主要领导机构工作“必须同斯大林接触”，而以季米特洛夫的资历和威望，这“更容易些”; 还勉励他“快快养好病，把工作认真抓起来”。

三、转变的方向: 季米特洛夫与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工作

共产国际七大筹备事宜中最重要的是大会议题和主要报告。1934 年 4 月 23 日，曼努伊尔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到季米特洛夫处讨论七大有关事项，初步确定了大会主要议题为“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革命团结”，并商定由曼努伊尔斯基就该议题作主要报告，由皮亚特尼茨基作《群众工作、反战斗争》的报告。但曼努伊尔斯基当即建议由季米特洛夫担任主要报告人，称应由季米特洛夫就大会的主要议题作报告。次日，他再次告知并鼓励季米特洛夫“要承担起主要报告”。5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七大召开及日程等问题，受苏联经验及联共( 布) 影响，会上大多数人主张委托曼努伊尔斯基作主要报告; 但他当即提议主报告内容应专门阐述反法西斯斗争，因而应由季米特洛夫来作，他本人同意作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曼努伊尔斯基的提议，决定由季米特洛夫作大会主报告。

5 月 14 日，季米特洛夫向执委会提出了会议日程草案。5 月 28 日，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了以此为基础的共产国际七大议事日程，根据议事日程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并委托季米特洛夫就大会第二项议程——“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斗争的任务”作主报告。会后，季米特洛夫开始带病领导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各项工作，起草委员会主要成员还有皮亚特尼茨基、科斯塔尼扬、什麦拉尔、赫克尔特。

季米特洛夫进入执委会书记处后，由于他的资历和声望以及联共( 布) 中央的支持，实际上已经开始领导共产国际的日常工作。接受委托在七大上作主报告的任务后，季米特洛夫为推动并促使他倡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新政治路线方针得以讨论和确定，开展了多方面工作，在身体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付出了艰辛努力，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为此所做的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

( 一) 给斯大林写信作政策上的沟通

1934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季米特洛夫在报告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讨论会前，将主报告提纲草案交给斯大林审阅，并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认为在进行实质性工作前共产国际需纠正认识偏差和错误方针，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他的亲笔信论据充分，说服力很强。信中指出，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和为工人阶级团结而斗争的问题应成为大会报告及大会工作的中心课题; 但是，为正确解决该问题，就需改变一系列已经过时的和易导致失利的观点。例如，当时不正确地把社会民主党一律视为社会法西斯党，对社会民主党所有领导人持否定态度和把他们看作甘心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还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主要危险。信中还强调，须纠正那种认为统一战线策略仅仅是一种旨在揭露社会民主党首领的手法的观点; 并认为统一战线的建立不只是下面的事; 他还建议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权，提出应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斯大林当时一直专注于“左”倾化的“一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方针，仍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同社会民主党领导协商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并倾向于赞同过去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但他不久转变了看法，开始承认反法西斯斗争的人民民主性质，支持季米特洛夫关于推动建立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观点。10 月 25 日，斯大林致信季米特洛夫，表示同意关于改变共产国际机关的工作方法、逐步改组共产国际等建议，他还在信中说: “我肯定，联共( 布)党中央政治局是支持你的”。

斯大林之所以很快转变了看法，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信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重要因素是斯大林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准备调整对外政策。面对德国的侵略威胁，为了苏联国家安全，他有构建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这就需要同主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修补和发展关系。为消除发展关系的重要障碍，积极改善共产党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是其中重要一环，而季米特洛夫的观点和建议正好能推动实现这一步骤。可以说，斯大林的转变受到了季米特洛夫意见的启发和影响，也是他推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需要。而在内政上，斯大林依旧坚持“左”的方针，很快推动开展了大清洗运动。

( 二) 对共产国际内部人员进行说服教育

准备七大报告期间，起草委员会及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仍有不少人思想僵化保守，坚持教条主义。一些依然持极左观点的人认为，革命危机会马上到来或已经开始，因此号召深入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成立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独立工会，推动共产国际政策进一步激进化。还有一些成员，如贝拉·库恩、洛佐夫斯基等人，起初还坚持原来的指导方针，仅同意策略上作小修改;他们对革命高潮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仍应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支柱，右倾仍然是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大多数国家共产党革命工会应保持独立，等等。季米特洛夫对此早有觉察和考量，1934 年 5 月 1 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参加例行阅兵，见到了斯大林，提出要约时间“再谈谈共产国际的工作”问题，因为他“觉得共产国际的人有点‘思想混乱’”; 斯大林当时答复说“这不要紧，一切都会弄好的”。

在报告起草过程中，还有些人仅赞同共产国际策略上作部分改变，而在推动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最重要问题上不敢迈出实质性步伐。鉴于此，季米特洛夫 7 月 1 日在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写给委员会的信中，一开始即连续提出了四个“是否正确”的问题，都是关于对待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和政策的问题: “笼统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否正确”;“认为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否正确”;“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左翼集团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危险，是否正确”; “笼统地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全体领导干部都说成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叛徒，是否正确”。这些关键问题切中要害，引起起草委员会成员的极大关注，他们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为推动实现工会联合，他又提出了一个当时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敏感的问题:关于“把革命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联合起来，而不把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先决条件的问题”。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争取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人的问题。他说，“要知道，可以预料到，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目前有不少负责人也会在斗争过程中同社会民主党工人一起转而走上革命道路。想方设法使他们易于实现这一转变，从而也就使社会民主党工人更快地转到我们这边来，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不向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明确提出把这些工会改变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任务，而总是议论是否可能争取改良主义工会的问题”，是“无益的空论”。关于工人统一战线问题，信中讲明，“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我们不应当把统一战线的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而不认真地设法在斗争中建立真正统一的工人队伍; 我们应当把这一策略变成开展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为了使委员会成员明确努力方向，他在信中语气较为强硬地阐明了观点: “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 “必须发挥群众的战斗主动性，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凡事包办的态度: 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在整个群众工作中，以及在宣传鼓动中，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态度”。

季米特洛夫还在执委会和报告起草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及各种社会活动中，通过充分的论据和富有创见的观点，逐步影响并说服了共产国际内仍持有“左”倾观点的成员。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各国日益增强的动向及其普遍威胁，也促使众多保守者逐步放弃了旧观点，转而拥护季米特洛夫等倡导的新方针。

( 三) 反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著作，根据形势变化和实践经验提出指导意见

在带病领导和参与报告准备工作的同时，季米特洛夫还反复学习马列主义有关论著，尤其是学习和研究列宁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战略和策略的著述，深入领会经典作家有关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思想，以先进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他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以及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许多观点大都受到列宁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他在世界新形势下发展了列宁的战略策略思想，丰富了列宁主义理论。

他平时还密切关注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英国、保加利亚、奥地利、匈牙利等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阅读和摘录有关各国党的报道资料，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决策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在对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他根据自己对形势的认识以及各国党情况的跟踪研究指出，“必须果断和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工作方法”，“不要顾虑束缚我们手脚的那些现存的策略计划。需要改变的就必须改变。需要弄得更准确的就必须马上弄得更准确”。在新形势下，他首先考虑到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及其他非共产主义工人组织的关系问题，考虑在各国采用统一战线的策略。

( 四) 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直接指导和帮助

1934 年 4 月，法国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共产国际极大关注，季米特洛夫对法共在国内剧烈变动情形下的政策调整进行了直接指导和帮助。他倡导法国工人采取共同行动，建立工人统一战线，指导法共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范围。5 月 11 日，他在与法共领导人多列士谈话时指出，应打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间的隔阂，“凡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任何方法都是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须摆脱季诺维也夫时期的陈旧的教条主义公式”，须证明“共产党真正地并在实际上愿意而且能够共同战斗”是“多么成功的经验”; 他认为，组织统一行动的任务是主要的，反对把所有还没有摆脱改良主义影响的人都咒骂为工人阶级的敌人的企图; 应对改良主义领袖进行有理有据的具体批评，而不是谩骂。他还在谈话中提到在工人统一行动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他指出，“应该明白，工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反对资产阶级的人们的任何联合行动，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即使在开始时不是所有的人都准确地按照我们的口号进行活动。”6 月法共在同法国社会党谈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法共中央发去一封指示信，提出了新的政治原则，指导法共扩大统一战线范围。信中指出，法共须“提出在法国建立一个比任何工人阶级政党或组织都要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人“行动的一切力量都必须集中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上”，为

建立反法西斯阵线，须“制订出一个将受最广大群众拥护的包括各种要求的纲领”，须“停止在党的报刊或党的演说家的讲话中经常出现的那种党正在为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而战斗的说法”。该信还强调指出法共面临的任务: 不仅要全力以赴地为反对法西斯和一般资产阶级消灭或限制民主自由的企图而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力求扩大民主自由。这些指示精神直接帮助法共在 6 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果断决定，制定出符合法国实情的切实可行的新方针。政策的转变使法共摆脱了“二月事件”后面临的被动局面。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推动了法共与社会党签订共同行动协议，进一步启发了多列士在 10 月提出“广泛的人民阵线”思想。法国经验也成为季米特洛夫指导欧洲其他共产党转变政策、实行工人统一战线的重要范例。

在德国，希特勒上台执政一年半后，德共内部的宗派主义倾向仍很严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触、和解的政策受到德共党内“左”倾分子的阻挠和反对。

季米特洛夫为此开展了大量指导工作，并不断告诫德共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织之间需要团结”。他的指导发挥了作用，7 月底，德共党内要求与社会民主党统一行动的呼声占据了优势; 8 月 1 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改变了政策，开始推动建立反对纳粹当局的工人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密切关注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保加利亚、奥地利等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活动，经常与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各国党主要领导人会晤，提出指导性意见，以帮助他们顺利制定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

四、转变的实现: 季米特洛夫七大主报告及发言与共产国际新政策的确定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1 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于 8 月 2 日向大会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著名报告。大会对该报告讨论八天后，季米特洛夫又于 10 日作了《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的对大会讨论的答复性发言。21 日，大会闭幕时他又致闭幕辞，题目是“代表大会的收获”。共产国际在七大上确立的新政策主要包括反法西斯、反战、争取民主、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包括工人统一战线、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反帝阵线) 等。季米特洛夫的长篇报告是主报告，是大会的中心议题，对该报告讨论的时间也最长。主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季米特洛夫个人创造性努力的结果。

季米特洛夫阐发的主要政策性意见主要体现在主报告及对大会讨论的答复发言中。主报告内容主要是对法西斯的认识和分析、反法西斯斗争的具体策略、关于巩固共产党及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统一等问题。在大会讨论后的答复发言中，他阐述的主要内容有对反法西斯问题的进一步补充、争取民主问题、推行新路线的组织保证( 干部问题) 等; 在报告和发言中，他还批驳了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概括说来，他在报告和发言中所阐明的政策性观点主要有五大方面:

( 一) 关于对法西斯基本性质的认定

季米特洛夫主报告对法西斯的基本性质作出了科学论断。他在“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一节中明确指出，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法西斯就是“金融资本本身的政权”，是

“对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革命阶层的恐怖报复的组织”，就对外政策来说，法西斯是“煽动对其他民族加以毫无人性的仇视，在方式上极端残暴的侵略主义”; 希特勒的法西斯“不仅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且是兽性的沙文主义”，“是一种政治匪帮的政体，是一种对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的革命成分实行挑衅和迫害的制度”，是“中世纪的野蛮行为和兽性行为”，它

是“对于其他民族的肆无忌惮的侵略”; 法西斯取得政权上台执政“并不是寻常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继承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公开的恐怖独裁——代替另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如果忽视这一区别，就会“使革命无产阶级不能动员城乡劳动人民的最广泛阶层为反对法西斯夺取政权的威胁而斗争，也会使革命无产阶级不能利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所存在的矛盾”。

( 二) 关于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策略——实行统一战线

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季米特洛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是阐明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报告认为，无产阶级的“行动统一”在“打退法西斯的进攻”方面的重要性是个浅显的常识，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两个反法西斯国际所属各政党统一行动的效力，不限于影响现在依附它们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还会使天主教的、无政府主义的和未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甚至其中曾经一时为法西斯的煽动所欺骗的人们，也都感受强有力的影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对于劳动人民的其他一切阶层，对于农民，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会激起动摇的群众对工人阶级力量的信赖”; 总的看，国内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统一是“有力的武器，足以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法西斯、对阶级的敌人，不仅能够胜利地防御，而且能够胜利地反击”; 鉴于此，须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把各工厂的、各县区的、各省区的、各国的、全世界的工人都组织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建立行动统一”。在大会闭幕辞中，他再次总结和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争取建立统一战线才能很好地替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统一战线是“推翻法西斯和资本主义制度、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可靠的道路”。

二是阐述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和具体形式。关于在当时历史阶段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他认为，“保卫工人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当前利益，保卫工人阶级反抗法西斯，应该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内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强调斗争的口号和形式是“从群众的迫切需要和他们在发展的现阶段的斗争能力水平而产生出来的”，在时局发生变化时，要“迅速地改变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他还具体深入分析了个别国家( 美、英、法) 国内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 要求特别重视在法西斯组织中开展群众工作，认为这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任务”，“必须学习、精通和应用合乎这些国家具体情况的特殊对待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空喊‘打倒希特勒! ’和‘打倒墨索里尼! ’”; 还要加强青年、妇女工作及反法西斯的思想斗争工作等。他还提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时，首先必须“认识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进行中的各种不同的条件、民族解放运动不同的成熟程度、无产阶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对群众所发生的影响”。关于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具体实行时要采取不同形式”，这要看“工人团体的情况和性质以及它们的政治水平如何，要看个别国家的形势如何，要看国际劳工运动在进展中的变化如何”等;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要“动员劳动人民群众”积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国际上还要建立反对战争的反战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报告结束语还特别提醒:“一切呆板的公式都是我们的死敌”，要“随时随地顾到具体情况，而不要在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都按照一种固定的刻板的形式来活动，不要忘记在千变万化的环境里共产党的地位是不会一样的”。

三是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地位及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问题。主报告的第三部分“巩固共产党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一而斗争”指出，“在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大大地增加了”，只有共产党“才确实是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发动者、组织者和动力”，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只能是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为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须“尽力加强各国的共产党并增加它们的党员”，还要与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渗入“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警惕右倾机会主义，并要反对阻碍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报告还要求共产党员不能脱离群众，要“设法与极广泛的群众打成一片”，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反对教条主义。在对报告讨论的答复发言中，他指出，无产阶级是“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主导力量”，没有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也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变成反法西斯人民战线”。

( 三) 关于反对战争问题

季米特洛夫在主报告中指出，由于“极深刻的经济危机的发展”，统治的资产阶级日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目的在于“采取非常的掠夺手段来对付劳动人民、准备一次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 “各帝国主义集团正企图把危机的全部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正“企图奴役弱小民族，加强殖民地的压迫，并用战争方法重新分割世界，来解决市场问题”。他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就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当前必须反对战争，须“预防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要使法西斯更难准备这种战争”。 在大会闭幕辞中，他又指出，这次大会是“为维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而斗争的大会”，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消灭一切战争”，但“劳动人民大众能以战斗的行动阻止帝国主义战争”。

( 四) 关于争取民主权利以及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

季米特洛夫在答复发言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首先须具体分析“资产阶级统治在各国所表现的种种形式”，在本国“存在着哪种政治制度”，这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大大削减了各种民主权利的资产阶级专政”、“公开法西斯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三种形式，而分清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形式“绝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 共产国际应“保卫工人阶级经过多年的顽强奋斗而夺得的每一分民主成果，要为扩大这些成果而坚决斗争”; 同时还要认识到“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不是在一切情况下一模一样的”。他提出，在当前的危急形势下，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须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作一个明确的选择”; 在有关共产国际策略的重大问题上，要充分掌握并运用马列主义方法，不要“惧怕发布明确的民主口号”。他还引用列宁的观点进一步提醒道，“在历史上，伟大的革命是由保卫工人阶级的基本权利的小规模运动中发展出来的”，要能“把争取民主权利与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首先就必须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这一问题上，抛弃任何呆板的看法”。

( 五) 关于新政策施行的组织保证及对错误思想倾向的抵制

为保证大会决议顺利执行，他在对大会讨论的答复中特别阐述了“当前最重 要的问题之一”——干部问题。要求各国党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认识到“人材、干部决定一切”; 并提出了六点干部政策: 系统地考查认识干部、适当地提拔干部、善于把人材用在最有利的地方、适当地分配干部、经常地帮助干部、适当地注意保全干部。他还提出了正确选择干部的四项主要标准: “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 “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 “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 “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为加强党的领导力及战斗力，季米特洛夫在闭幕辞中号召要坚决维护党的统一，抵制错误思想倾向。他指出，“党是高于一切的! 像保卫我们的眼珠那样来保卫党的布尔什维克统一，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首要的和最高的纪律”，这次大会是“开展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和加强共产国际及其支部领导权的大会”，要抵制“自满的关门主义、现成的公式和刻板的策略、思想的懒惰、用领导党的方法代替领导群众的方法等”。

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新任领导人，顺应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演变，通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并逐步贯彻他所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路线方针，对共产国际七大实现政策转变和组织运作等方面的革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主报告和发言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对新政策确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具体内容与形式、推动施行的组织保证及对错误思想的抵制等方面都作了详尽、深入的阐释和论述。可以说，季米特洛夫的主报告和发言是共产国际新政策的灵魂，也展现了他作为共产国际新任领导人的工作基调和领导方式，这都有力地推动了共产国际 1935 年新政策转变的顺利实现。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6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