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共二十六大看其内外政策

王建礼

摘要: 2014 年 1 月 15—18 日，日本共产党( JCP，以下简称“日共”) 在静冈县热海市的党研修所召开第 26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日共的政治行动路线，即以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提高消费税，实行零核电，与自民党政府实行全面对决作为党的工作方针，努力扩大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这集中体现了日共的战略和策略变化。

关键词: 日本共产党; 自共对决; 自民党政治; 日本和平宪法

一、全面的“自共对决”以及日共的政治立场

在 2012 年 12 月日本第 46 届众议院选举中，日共获得 369 万张选票( 6．13% ) 、8 个众议院席位。在 2013 年 7 月日本第 23 届参议院选举中，日共获得 515 万张选票( 9．7% ) 、8 个参议院席位，加上非改选议席，共计 11 席。日共是参议院选举中唯一议席数增加的反对党，这是 1960—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以来，日共在参议院选举中的第三次“跃进”。在 2014 年 12 月众议院选举中，日共获得 606 万张选票( 11． 37% ) 、21 个众议院席位。这是 2000 年以来日共首次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两位数议席。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提出，要从正面与暴走的安倍政权交锋，联合其它党派纠正安倍政权的错误。此次众议院选举，“真正的大赢家其实是奉行和平主义的日本公明党( Komeito，自民党在执政联盟内的伙伴) 以及席位数增加了一倍多的日本共产党( Communist) 。后者目前拥有 21 席，这将使它可在日本国会提出法案……。就安倍最为重视的安保政策而言，公明党( 该党拥有强大的佛教徒支持基础) 赢得的席位同样令他感到担忧。‘佛陀’并未公开表示支持修订日本和平宪法”。^［1］日共逆势崛起，右翼和极右势力遭到惨败。当前的政党结构是日本政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日共发展历史上的前两次跃进时期，“自共对决”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近期的选举急剧地弱化了原有政党之间的联合态势，“自共对决”变成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显著的现象。

1．“自共对决”的基本特征

日共指出，“自共对决”是战后日本政治发展中反复呈现出来的一个不言自明的现象。但是在众参两院选举后，“自共对决”具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显著特征: 一是介于自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作为“第三极势力”的反对政党，由于其构建“两党体制”努力的失败而失去了斗争的动力。日共成为了唯一值得信赖的能够与自民党进行对决的政党。志位和夫指出，“国民对自民党可能擅自行事怀有危机感，这是转守为攻的重要一步”。这表明日共希望和日本民众及其它在野党以阻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提高消费税以及实行零核电等为中心携手共同抗争。^［2］二是日本的扭曲政治正面临着崩溃的危机，其中包括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和过度依赖关系，以及极端的大企业中心主义。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导致了美军基地的持续存在与日本国民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接受的临界点，它彻底破坏了包括“粮食主权”在内的日本经济主权，特别是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谈判。以财界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导致了劳动者收入的降低以及国家经济的缓慢发展以至于停滞。日本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债务占 GDP 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一个明显选择就是彻底变革政治进程，对长达 60年的过时的“自民党型政治”进行“总决算”。

2．“自共对决”的社会政治基础

日共认为，全面的“自共对决”不仅具备社会基础，也是由日共自身的不屈服不气馁的持久斗争所决定的。在社会基础上，随着日本的扭曲政治与国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的深化，基于特定问题和诉求的联合斗争和社会运动正在以空前广泛的规模不断地发展壮大。日共通过对这些运动的参与和支持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场同扭曲的自民党型的基本政治结构决裂的真正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在自民党及其朋党主导的政治进程之外，大多数国民与日共之间的合作正在底层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日共自身不屈不挠的持久斗争使其对“自共对决”充满信心:

一是，2004 年日共 23 大通过的党纲所确立的政治指针，其中包括实行不依赖消费税的替代性经济政策，重建金融体系; 提高劳动者工资和为其提供更加稳定的工作，实现经济复兴; 立即放弃核电，转向可再生能源; 在外交政策上，在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建立一个和平的日本。

二是，日共的顽强斗争体现了其“减轻国民苦难”的立党精神。建立“两党体制”的运动不仅是要把日共置于政治体制之外，而且全面地破坏了国民生活质量以及和平与民主。先前在自民党和日本民主党的竞争中所进行的“结构改革”是以牺牲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的，国民的生活条件不断地恶化，富人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贫穷和财富鸿沟越来越大。日共与其基层党员尽其所能地帮助国民渡过难关，实现他们的诉求。

三是，日共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维持了党的组织和财政运转。日共作为一个有原则的、值得信任的和可以依赖的政党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正是由于日共建立起了与底层人群的关系，它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财政权的独立政党，并制定了一个有远见的党纲。这是日共与其它政党的显著不同之处——它们没有像日共这样的国民根基而且其财政大多数要依赖于政府补贴，不断地重复着建立、分裂和消亡的过程。

3． 日共的政治立场

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日共为推动其斗争，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政治立场:

一是“对决”。日共提出将与自民党安倍政权危险的暴走行动进行“正面对决”以捍卫国民的利益。在当前政党格局中，日共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政党。国民期待日共实现新的跃进，以阻止自民党政权危险的暴走行动。

二是“建设性提案”。作为一个对日本未来充满信心的变革中的政党，日共将会在经济、能源和外交等领域为国民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提案，以结束倒退的自民党政治。与此同时，日共也要让国民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个根本性的改革，矫正已经扭曲了的过时的体制，日本才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光明的未来。日共还要灵活地运用在参议院的提案权。

三是“合作”。安倍政权反人民的暴走行动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其与国民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引发人民的斗争。日共将尽心竭力地通过围绕国民迫切要求的“基于特定问题的联合斗争”这种形式并最终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从根本上变革日本的政治格局。日共认为，不论是进行对决，还是提出替代性的建议，党只有通过与大多数国民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在变革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

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与日共的对策建议

1． 当前世界形势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当前世界正在打破几个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大国政治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世界政治事务。日共对美国近年来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剖析。日共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军事霸权主义，二是强化通过外交手段处理和解决国际问题。虽然美国的全球影响在不断地下降，但是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一方面延续了历届美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军事霸权主义这一基本的战略方针( 例如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等国家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双边和多边问题( 例如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及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 。与此同时，日共指出，美国全球战略的双重特征也体现在其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国一方面大力强化其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这一战略是基于一个长期以来的假设，即保持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对于维持和提升其在该地区影响力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扩大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接触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是像针对前苏联的所谓遏制政策，而是基于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全球经济秩序上，始于 1975 年的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峰会架构越来越无法解决全球问题，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推动八国集团( G8) 让位于包括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 G20) 。而且二十国集团也被认为是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以至于一个由 192 个联合国成员国参与的G192 集团被看作是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架构。由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 GDP 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地提高，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布的《2010 年全球发展展望——财富的转移》报告中，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 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中，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少数几个大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国际和平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基于《联合国宪章》的促进国际和平的运动。2013 年，美国主导的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企图遭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反对而受挫。联合国安理会最终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以便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扫清道路。虽然叙利亚形势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但是安理会的这一决议却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议。这体现了当前国际政治结构的现实，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而肆意地诉诸武力。日共特别强调了地区性的国家共同体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例如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经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和平架构。2010年，33 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首脑宣布建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CELAC) ，并于 2013 年 1 月举行了第一次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脑峰会。这一共同体是建立在尊重国际法、主权平等、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通过对话促进和平与地区安全，以及团结、社会包容、取长补短和自愿参与等原则基础上的。而且第一次首脑峰会强调了要开辟一条基于多元主义和相互尊重主权的渐进式的地区一体化道路。这一振奋人心的发展趋势证明了基于和平的地区性国家共同体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并且正在世界各地出现。为推动实现和平，日共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观点，例如，“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在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行为进行反省的前提下实现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尊重各国的经济主权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际秩序”，以及“实现不同文明和价值观之间的对话和共存”，等等。

2． 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日共提出，要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启动销毁核武器的国际谈判，同时摒弃核威慑理论。当前国际争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要签署一项禁止核武器公约，以便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为签署这一公约而进行的国际谈判已经被看作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强调，所有国家都应努力确立一个必要的架构，以便建设一个无核世界。2013 年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立即启动一项关于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全面公约进行谈判。

建设一个无核世界的进程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一是 2013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声明是由 125 个成员国基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签署的。声明指出，核武器由于其“破坏性能力和无差别性质”而产生了“不可接受的人道主义后果”，强调“正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利益，在任何情况下，核武器都没有被再次使用”，“确保核武器永远不被再次使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销毁”。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对核武器的非人道的和残虐的性质给予重新关注，这对于建设一个无核世界是一个积极的行动。

二是最近在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的行动对于推动核武器的非法化以及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公约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自 1997 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以来，已有包括叙利亚在内的 190 个国家加入其中。最近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的行动强化了我们正在竭力地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承诺，为什么就不能销毁核武器这一所有武器中最具杀伤力和非人道的武器呢? 这一逻辑是不容辩驳的。2015 年在广岛和长崎遭受核轰炸 70 年之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上，日共将会进行决定性的努力，提出一项旨在开启签署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的协定。

3． 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际经济秩序

日共认为，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国际经济已经不可能仅仅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控制了。一个新的民主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世界人民的迫切要求，以便与急剧变革中的世界形势相适应。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基于对等、平等和互惠的国际经济秩序，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差异、经济主权和经济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尊重彼此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不是从外部施加一个特定的经济模式，例如所谓的“美国模式”。经济发展和繁荣应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也应该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定。

日共提出，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民主化的规则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同时需要对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民主化的规制。其中包括，一是阻止投机资本的“横暴”行为。由投机资本操控的资本游戏已经对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推高了原油和粮食的价格，对人民生活造成了沉重的压力。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欧盟 11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征收金融交易税。二是打击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二十国集团已经将其作为一个高度优先考虑的问题，并要求成员国确保不论是在国际税则还是国内税则中，不允许或鼓励跨国公司通过人为地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而降低总税收。三是阻止降低公司税的国际竞争。一些国家为吸引外资而降低公司税，以至于导致了政府财源的枯竭和主权债务的膨胀。这一状况可以描述为“要么是大企业兴隆，要么是国家毁灭”。它证明了这样一个“神话”( myth) ，即企业由于公司税的降低而获得的利润越多，国家将会因税收的增加而变得更加繁荣。这正是经合组织( OECD) 反复警告的国家间“有害的税率竞争”。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阻止这一国家间降低公司税的竞争，提高当前过度宽松的公司税。四是阻止全球性的削减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全球化经济中异常激烈的竞争环境刺激国际竞争转向了削减劳动力成本这一“底线竞争”( race to the bottom) ，从而破坏了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实现成长的实际源泉和基石。2013 年 9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强调要“通过高质量的工作实现经济成长”，并且指出，“提供更具创造性的和更高质量的工作是各国政策的核心，以便实现强劲的、可持续的和平衡的经济成长，削减贫困，提升社会凝聚力”。宣言同时要求各国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非正规就业的持续减少。

三、同自民党政权的反动的暴走行动进行对决，建设一个新日本

1． 安倍自民党政权危险的暴走行动及其内在的脆弱性和矛盾

日共认为，自民党和公明党的联合政权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相对较高，但是其政治基础并不稳固，而是相当脆弱且充满深刻矛盾。

安倍政权的暴走行动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地提高消费税，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推动核电，力图使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合法化，以及强行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等。这些具体的暴走行动是同广大国民的意愿相违背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安倍内阁不能对此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甚至于从执政集团自身的观点来看，也是与其先前的辩解相左的，因而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之中。在大幅度地提高消费税的同时，又大方地给予大企业福利，已经动摇了其原来的许诺，即提高消费税是为了满足社会保障和重建财政的需要。安倍政府一方面承认需要提高工资，一方面又在实际上进一步解除对劳动法的严格管制从而导致了工资下降。安倍政府力图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完全违背了其保护重要的农产品( 大米、小麦、白糖、猪牛肉和乳制品) 免遭贸易自由化之害的承诺。自民党政府竭力推动的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行动彻底背弃了其在半个世纪前一贯持有的宪法解释立场。

安倍自民党政权的暴走行动导致其组织的“大后退”和“空洞化”。安倍内阁的脆弱性表现之一就是自民党迅速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广泛社会基础，其党员数量从 1991 年的 547 万人急剧下降到 2012年的 79 万人。它所竭力推行的一系列暴走行动最终导致其失去了产业界和其它的专业化组织的支持，以及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离党出走，从而严重侵蚀了党的组织基础。一些离党出走的原自民党党员已经开始与日共基于各种特定问题进行合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日共指出，虽然安倍内阁的暴走行动是危险的，但没有必要感到恐惧，因为这种局面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这一暴走行动即使不会导致危机，也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

自民党政权过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导致了其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之间深刻的外交裂痕。而且即使是自民党政客主要靠山的美国也指责其行为是与美国的亚洲战略不相一致的。安倍内阁肯定和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并且像二战前一样否定基本人权，像 19 世纪一样否定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障理念而强调“自己责任”和“家族责任”。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以及肯定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观是国际社会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对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架构的挑战。

2． 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四个支柱

日共指出，要解决当前日本的经济危机，必须进行根本的政策变革，从救援大企业转向民生。安倍政权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它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失败的“垂滴理论”( trickle－ down theory) ，这一理论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如果大企业能够通过政府优待而获得高额利润，那么其一部分利润迟早会通过就业、工资和家庭收入的增加这一涓滴效应而扩散到整个国民身上。然而在现实的日本经济中，这一政策导致的是“恶循环”而不是“好循环”。日共认为，应该通过直接增加家庭收入从而创造一个健全的经济成长周期来应对和解决经济危机。

一是通过经济改革、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家庭收入以及创造安定的就业来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解决当前日本经济不景气和长期衰退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工资和增加国民的收入。日共要求大企业将其超额的“内部留存收益”中的一部分返还给劳动者、中小企业和社会。安倍政府一方面承认有必要提高工资，一方面却接连出台“降低工资”的政策，例如无限制扩大派遣劳动、解雇自由化、超时工作无报酬合法化、延迟劳动时间以及“不安定雇用”等，使大企业能够获得短期利润。政府政策已经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的僵局之中。日共要求政府敦促企业界用其内部留存收益来提高劳动者工资。与此同时要加强劳动立法，为临时工提供永久职位，确保全体劳动者有一个体面的工作; 敦促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公契约法”或“条例”。

二是反对提高消费税，通过民主的税收、财政和经济体制改革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克服财政危机。日共认为，政府一旦实行提高消费税、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以及降低退休金的政策，将势必空前增加国民的负担，同时又会破坏经济和政府财政。因而也无法实现政府的“经济再生”和“财政再建”目标。因此，日共将与国民基于共同的目标一起阻止政府提高消费税。与此同时提出了一个不依赖于消费税的替代性经济政策，即通过减少浪费和基于“支付能力”原则的税制改革来确保政府财源; 通过经济改革和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将日本经济带入一个健全的成长轨道来增加税收。这是应对和解决当前经济、财政和社会保障危机的唯一途径。

三是反对安倍政权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攻击，推动和扩大“社会保障再生”。安倍政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将政府作用仅限于“为国民的自助和自立提供支持”。这从根本上破坏了宪法第 25 条的社会保障制度条款。政府的“恶政”导致了当前人民生活的普遍贫困和艰难，然而政府却将问题归结于国民的“自己责任”和“家族成员间的互助”，放弃了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其中包括了为医疗、“介护”、年金、子育、“障害者”等提供社会保障。自民党和公明党的联合政权为推动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一个无道德原则的战略，以便在国民之间制造分裂和对立，其典型例子就是发动了一场“抨击民生保障”的运动，激起社会对那些社会保障领受人的攻击。日共号召国民加强团结，挫败安倍政权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攻击，实现作为基本人权的社会保障。日共建议进行一项激进的但却是现实的“社会保障再生计划”，将日本的社会保障提升到发达国家中比较高的水平。这不仅是应对当前社会保障危机的一个办法，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即建立一个国民能够享有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

四是改变当前的产业政策，实现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健全的经济成长。在“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口号下，大企业通过削减“人工费”来降低成本，扩大出口，依靠海外需求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牺牲了国内需求。这是造成当前日本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式衰退的“恶循环”的主要原因。日共认为，要进行根本性的政策变革，使当前的产业政策转到依靠国内需求的健全的经济成长。这一政策变革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劳动者和中小企业免遭大企业的“横暴”行为，而且可以通过把大企业的一部分内部留存收益回流给劳动者、中小企业以及地方经济，为实现健全的稳定的经济成长开辟道路。日共提出，首先要通过合理地利用劳动者技能来提升日本制造业技术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强劳动立法以建立一个劳动者受尊敬的社会，这将会巩固产业发展的源泉，推动个人消费和需求，为日本经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放弃把广大的中小企业排除在外的“选择与集中”政策，实行替代性的把中小企业包括在内的“振兴—支援”政策。其中包括对中小企业的产品开发、销售、技术和员工培训进行帮助; 对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的“横暴”行为进行“规制”。再次，要从依靠核能的产业政策转向广泛地利用自然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这将会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包括制造业) 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极大地提高日本的能源自给率。最后，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强化科学—技术—学术研究的基础，要增加国家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预算投入，为研究者提供安定的工作，避免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与此同时，日共提出要把推动农业、林业和渔业这些日本经济的“基干产业”的发展作为振兴地方农村经济的支柱。

3． 建设一个独立的和平的日本以及推动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合作的基本原则

日共认为，要建设一个独立的和平的日本，就必须结束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和从属关系。这一畸形的政治状况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并与日本国民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首先要解决美国在冲绳及日本其它地方的军事基地问题。

其次，要立即终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日共认为这一协定旨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强化“美式自由主义”，这将会对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以及国民生活带来巨大危害，其中包括农业、粮食安全、医疗等方面，从而破坏日本的经济主权。日共将会为建立一个基于相互尊重( 粮食和经济) 主权的平等和互惠的国际经济关系而斗争。

再次，为废除《日美安保条约》而争取日本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合作。日共认为，废除这一条约将会带来积极变化。一是日本人民将会摆脱美国军事的压迫地位。一个没有美军基地的日本将不再是美国战争的“根据地”，日本将会把目前用于美国军事力量的“血税”和“土地”，用于改善国民的福利。二是日本将会从美国战争的“根据地”变为基于宪法第 9 条的“和平的根据地”。惟其如此，日本才能变为东亚地区从加强军备到裁军的积极支持者，才能对建立“一个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和平秩序”，实现无核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并通过独立的和平的外交政策，推动全球和平。三是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后，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基于平等原则的日美友好条约。日共建议，日本应加入不结盟运动——它已发展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主要潮流，其目标是摒弃军事联盟，同时又保持中立，建立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和平的国际关系，销毁核武器，推动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平等和民主。

最后，反对安倍及其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反对肯定和美化日本过去侵略战争的反动逆流，反对歪曲和否定“村山谈话”。日共对安倍提出的“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普遍价值的外交”，即“价值观外交”进行了批判。日共认为，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社会制度和基于不同价值观的文明共存和相互尊重的时代，强调特定的价值观而排除其它不同的价值观是极其有害的。在国际政治中，那种认为只有一种人类普遍遵循的价值观的看法无视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是一种与历史逆行的立场。

与此同时，日共提出了实现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基本原则。日共认为，东北亚国家应该摒弃基于军事手段和威慑的安全观，而寻求一个基于对话、信任与和平解决纷争的新安全观，建立东北亚地区和平共同体。一是缔结《东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此作为成员国遵循的和平规制。其中包括放弃行使武力、和平解决纷争、不干涉内政以及推动有效的对话与合作建立信任。二是重启始于 2005 年的“六方会谈”，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推动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三是基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和冷静的外交谈判，解决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四是日本政府要对过去的侵略战争( 包括慰安妇问题) 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这是实现东北亚友好与合作的重要基础。

4． 捍卫日本和平宪法

日共针对当前安倍政权企图修改《日本国宪法》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并剖析了其实质及其可能会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日共认为，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新的“国防军”，这

不仅仅是给“自卫队”变更一个新的名称。其实质是通过修改和废除宪法第 9 条第 2 款，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海外战争的国家。安倍政权正在企图改变一直以来历届日本政府对于和平宪法的立场，并且在“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旗帜下明目张胆地对宪法进行修改和重新解释，以便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与此同时，安倍政权竭力推动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则是一个最为可鄙的法案，它对国民的知情权、言论和表达自由构成了威胁，从根本上破坏了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恶法”旨在对国民的知情权施加严格的政府管制以及对言论和表达自由进行严厉限制。这一反民主的法案意味着日本再次成为了一个“暗黑社会”。

日共指出，当前重要的是从日本政治现实来认识集体自卫权的问题: 一是集体自卫权与捍卫日本毫不相干，反而变成了大国进行非法的侵略战争和军事干涉的借口。二是在日本政治中，集体自卫权只有在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以支持美军战斗的情况下才会引起争论。三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真正目的是废除对日本自卫队的任何法律限制，使其能够在广阔的战区配合美军行动。在这种情势下，安倍政权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的行动遭遇了困境: 一是修宪派在不能公开修改宪法第 9 条的情况下转而提出对宪法第 96 条进行修改，以此作为修宪的“突破口”。 二是修宪派企图建立国防军并否定人类普遍的基本人权这一“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与和平宪法的民主原则，以及将“公益和公共秩序”置于人权之上，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三是修宪派极端好战的“暴走”，不仅引起了中国和韩国的警惕，而且引起了美国的关切。其“外交不在、军事一边倒”的姿态已经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了矛盾。

日共不仅对修宪派的企图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提出要改变当前的自民党政治，真正实现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即教育、性别平等、学术自由和政治改革等，以彰显宪法的进步性质。日共认为，当前日本教育体制的扭曲状况是世界其它国家中少有的，例如学生之间极端的竞争压力、高昂的学费以及政治和行政当局对教育自由的干涉( 其中包括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来肯定和美化侵略战争以及在大学进行的反民主改革) 等。所有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使国民顺从国家政策以便建立一个战争国家和一个“弱肉强食的经济社会”。日共提出要努力改变这种扭曲的教育体制，使之符合日本和平宪法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同时要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支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在“性别差距指数”上，2013 年日本在全球 136 个国家中位列第 105 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的国家，女性就业率只有 63% ，比男性低 22 个百分点。基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日共提出要消除男女在法定结婚年龄上的不平等、对再婚妇女的法律限制以及对已婚夫妇姓氏的限制和对非婚生儿童的歧视。与此同时，要缩小男女工资差异并提高女性管理者比重，实现女性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平等权利。在学术自由上，日共提出要实现大学自治，增加经费投入，实现文化活动自由。在政治改革上，日共提出要取消众议院选举中的“小选举区制”，取而代之的是正确反映民意的“比例代表制”，反对与民意逆行的削减众议院“比例代表定数”的政治议程。同时撤销违反宪法的“政党助成金制度”，彻底禁止在本质上是政治收买的“企业—团体献金”行为。这一政治改革是基于宪法中的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以及议会制民主主义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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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 红，吕耀东．日本政坛“一党独大”及政治右倾化——第 23 届参议院选举后的日本政局走向［J］．当代世界，2013，( 8) ．

作者简介: 王建礼( 1979 － ) ，男，河南武陟人，法学博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