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考察与比较——基于政党主体

轩传树

【摘要】就人类现有的现代化经验而言，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概括出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从现代化主体力量尤其是政党推进现代化的分析视角与叙事逻辑出发，比较不同现代化模式中的典型国家在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现代化的做法与成效，进而总结经验教训，揭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各种现代化模式都是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具体特征又是相对的，存在交叉融合的可能，同一模式也会随着环境变化而有所调整甚至转向。事实证明，无论何种模式现代化，执政党能否在发展进程中正确处理秩序与活力、自主与开放、传统与现代、整体与部分、国家现代化与政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和检验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

【关键词】政党主体 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规律

一、引言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民族国家及其执政党的共同追求，但是各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尽相同，于是便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从人类现有的现代化经验来看，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概括出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按照地域特征（空间维度）划分，相对成功的现代化主要有西方模式与东亚模式，前者以欧美国家为代表，后者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按照现代化启动的原因以及先后顺序（时间维度）划分，具有地域特征的西方模式又可以被称为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其现代化不仅启动得早，而且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内部诸要素；包括东亚模式在内的其他现代化则可以被统括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或者赶超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仅在时间上晚于前者，而且动力也主要来自外部尤其是受到西方冲击之后的国家强力推动。

按照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划分，可以分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式现代化。按照主导性主体划分，大致可以将现代化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社会主导模式，即以英国、美国等为典型代表的由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化；二是国家主导模式，即以德国、日本等为典型代表的由国家（政府）主导的现代化；三是政党主导模式，即以苏联为代表的曾经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一党独大的后发国家的由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相应地，就形成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三种现代化理论范式。依据这种范式，政党似乎仅在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作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现代化是一个由政党、国家、人民（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过程，其中，政党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和成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只不过由于各国现代化的起点不同，政党这一主体在不同国家发挥的作用及其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而这种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历史进程和发展质量。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如果以政党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核心主体和叙事主语，从政党发挥国家治理功能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既有的几种现代化模式会呈现新的发展样态和叙事逻辑。以英国、美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导型现代化（也是先发内生型现代化），一般先有现代国家再有现代政党，政党在宪政体系内主要通过议会内阁制或总统制政府间接发挥国家治理作用；以德国、日本等为代表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政党尽管也是主要通过议会内阁制政府发挥国家治理作用，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要更为明显且直接，尤其在二战之后；以新加坡等为代表的政党主导型现代化（也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一般先有政党，后有现代国家，一党独大或长期执政，政党通过与政府高度一体化或与政权建立紧密的制度化联系主导现代化进程和制度变迁；以苏联等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属于政党主导型现代化（也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国家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也是先有党后有国，而且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然后政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国家、培育社会，政党在国家治理和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形成领导型政治体制，因此也可以将这种现代化称为政党领导型现代化。

现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对此，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明确提出，“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不仅“有责任作出回答”，而且“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本文拟按照政党推进现代化的分析视角与叙事逻辑，比较不同现代化模式中的典型国家及其主要政党在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现代化的做法与成效，进而总结经验教训，揭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启示与借鉴。

二、社会主导型现代化

社会主导型现代化实际上也是先发内生型现代化，主要集中在西方先发国家，尤以英国、美国为典型代表。在这些国家中，现代国家孕育了现代政党，政党又通过执政继续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尽管只是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掮客，或者作为沟通社会和影响国家政治的工具，但仍然可以在现代国家体系中通过政府间接发挥国家治理功能。

（一）英国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堪称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和社会主导型现代化的典型。在这种现代化模式中，执政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似乎一切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结果。实际上，政党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到第二波现代化出现、英国开始面临国际竞争压力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政党在推进国家科技进步进而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方面的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

英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在初步实现现代化之后，英国政府大有“功成身退”的迹象，当时英国国内的两大主要政党无论谁执政，都不再重视科技的重要作用。结果，到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丧失了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导致工业和经济实力衰退，现代化和国家的发展也相对落后于美国、德国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各政党开始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主动承担起推动科技与教育发展的责任。然而，在冷战的阴云下，迫于政治、军事上的短期需要，两大政党轮流组阁的政府推行以军事防务和国际斗争为核心的科技政策，以期维持威望。这使科技与生产相脱离，不仅没有使英国再次成为一个大国，反而阻碍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英国国内经济一度停滞不前。20世纪60—80年代，工党和保守党政府接续调整科技政策，逐步将科技政策的重点由“防务”和“威望”转向“民用”和“生产”，就促进科技与生产相结合进行了初步探索，尽管成果有限，但为90年代英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改变经济颓势和保持领先的国际地位，英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在科技政策上大展拳脚。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咨询体系和科技评估体系，提升科技战略策略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和调整政府科技管理机构、设立专项计划、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与生产相结合，实现科技产业化。大体而言，英国20世纪90年代在科技方面的调整是成功的，其科技重回世界第一梯队，继续保持了其发达国家的形象和地位。

英国从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到现代化进程相对落后，再到执政党主动反思、调整并利用科技提升综合国力，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先发国家执政党如何通过发展科技保持优势地位的主动作为及其成效。

（二）美国

作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是第二波现代化的成功典型。19世纪下半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以及世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美国开始追赶并逐渐超越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进一步巩固了作为世界现代化引领者的地位。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搭建完成。苏东剧变后，美国实力更是达到顶峰，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领先优势逐渐缩小，但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纵观美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致力于参加选举，并通过参加选举表达诉求、掌握国家权力；而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则通过政党这个中介选出政府首脑和议会议员，然后由二者共同决策，推动国家现代化。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与表达工具，美国的政党从兴起之初就处于“社会—国家”结构的次级序列中。在这种序列中，美国的政党类似政治掮客，尤其是长期轮流执政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尽管经常相互攻讦、牵制、打压对方，但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代表美国资产阶级利益，致力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其做法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衔接国际战略与国内发展。具有不同政党背景的美国政府和议会，在不同时期都致力于制定科学有效的国际战略，使其国际战略充分服务于国内发展，再通过国内发展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也逐渐暴露出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倾向。二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斗争日益激烈，尽管存在诸如政治共识弱化、民主政治“解固”的现象，甚至出现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半途而废、特朗普不承认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民众冲击国会山等闹剧，但上述现象其实是民主党、共和党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及实践中此消彼长的结果，而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满足民众基本需求上，两党始终保持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三是发挥“两只手”的作用。美国的政党十分重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来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美式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营造的“美国梦”，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尤其是科技移民。在这个过程中，“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都在特定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

总体而言，美国的政党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但是，其成功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两极分化等诸多社会问题，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始终无法解决其内在矛盾。

三、国家主导型现代化

如果说英国、美国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社会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特征，那么德国、日本的现代化则具有明显的国家官僚体系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特征。与前者相比，这些国家的政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更为明显与直接，于是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政党主导型的意味，但相比下文所述的新加坡和智利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作用，又弱化、隐性了许多。这种类型的现代化介于社会主导型与政党主导型之间，同时也介于先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之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其现代化进程处于第一波现代化与第三波现代化之间有关。

（一）德国

作为第二波现代化国家，德国既存在与第一波现代化“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的共振，又有其自身的独特韵律。德国的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建立起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在帝国基础上取得了现代化建设成果；二是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误入歧途；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一分为二，联邦德国回归西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虽置身于西方阵营、接受西方议会民主制安排，但拒绝照搬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是在吸取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和纳粹德国极权主义体制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新探索。

政治方面，联邦德国自康拉德·阿登纳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时期起，开始采用综合了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二者优点的混合代表制的多党制制度，并设定了至少获得5%得票率才能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从而规避了其他西方国家常用的多数代表制强调选举效率与政局稳定而忽视少数人意愿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照顾了小党却带来政局动荡等弊端。同时，又为自由民主设限，既突出“争论的民主”，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也强调“防卫性民主”，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经济社会方面，联邦德国采用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首先强调的是自由的市场竞争，重视通过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强调国家对市场的调节和制约，尤其是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等调节贫富不均，力图达到自由、公平、社会安全和全民幸福的基本目标。这种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发展模式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创，之后被右翼联盟党承继，逐渐塑造出与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并列的莱茵模式。

显然，这种模式是成功的，不仅使联邦德国在战后迅速重建，还实现了两德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更是稳居欧洲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在欧盟等地区性组织中拥有主导性话语权。

（二）日本

日本是第一个非基督教文化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因受到异质文明的强烈冲击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可以说，日本在基本政治制度和运行体制上实行西方模式，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民主化改革，正式进入现代政党政治时代，其标志是自由民主党开启的一党优位的“五五体制”。这种体制下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属于国家主导型现代化，但也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政党主导的意味。自由民主党自1955年起连续、单独执政近40年，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大展拳脚，全力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就了政局稳定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

政治方面，自由民主党通过自身的现代化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推动了日本的政治转型。为推动自身现代化，自由民主党先后建立了政治资金制度，修改了党魁公选规则，同时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扩大群众参政途径。为推动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自由民主党顺应民意和社会普遍诉求，主动求变。一方面，尝试进行以选区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众议院选举改革，但无疾而终；另一方面，推进行政机构改革，控制和压缩行政规模，改革行政审批事务，提高行政效率。经济方面，日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改革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自由民主党非常重视宏观调控和行政指导，前后编制并执行了13个经济计划，引导经济有序高效增长；同时，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贸易政策，实行灵活的财税政策，保护、扶植新兴产业，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社会方面，首先，自由民主党通过法律规制和政策引导，同时挖掘日本传统文化资源，塑造包括年功序列工资制和终身雇佣制在内的日本式劳资关系，大大缓和劳资矛盾，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其次，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保障作为自由民主党传统支持者的农民阶层及其城市移民的社会福利，巩固本党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达到整合社会的效果；最后，通过教育塑造民众的国家主义意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培养大批合格劳动者，走教育立国的现代化道路。

自由民主党一手铸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奇迹，但是在其连续执政的后期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如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的经济泡沫和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长期经济衰退，终身雇佣制受到严重冲击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派阀政治和金权政治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空洞化等。

四、政党主导型现代化

政党主导型现代化是后发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这些国家一般先建立政党，在政党领导下取得民族独立，政党领导本国人民建立政权并长期执政，政党通过与政府高度一体化或与政权建立紧密的制度化联系，主导现代化进程和制度变迁。

（一）新加坡

新加坡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该国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建国，进而开启并推动现代化。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带领新加坡人民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现代化建设、社会保障与福利建设等，一步步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发达国家。

政治方面，人民行动党奉行权威主义，推行渐进式民主。首先，人民行动党在取得执政权后建立了一种具有西方形式和东方价值的议会内阁制，这种体制突出了政府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其次，人民行动党一直奉行精英治国的理念，不仅把自身打造成精英型政党，而且主张由掌握新的管理知识的新一代领导人领导国家建设，实行精英治理下的有限民主。最后，人民行动党用“接近市场价格的办法”提高公务员待遇，实行高薪揽才、高薪养廉，同时制定法律，加强反贪污和监察能力，通过严刑峻法打造廉洁政府。透明国际的有关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清廉指数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五，是公认的腐败程度最小的国家。经济方面，人民行动党奉行经济优先主义，主张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持续增长。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人民行动党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推动转口贸易向劳动密集型外向工业转型；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鼓励技术升级，发展高精尖技术，扶持高附加值产业，推动本国实现劳动密集型外向工业向高科技工业品输出国的转变；80年代中期以后，建设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中心，推动实业外向型经济向以资本输出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转变。社会方面，人民行动党奉行国家合作主义，推动建立一套协调劳、资、政三者关系的制度化机制，促使整个社会成为国家目标的主动追随者。首先，制定并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住房矛盾，建设“花园城市”；其次，建立保健储蓄和公积金制度，与民众共建集约型福利体系；再次，鼓励民众利用政府提供的机会获取财富，在物质上建立与国家的紧密联系；最后，凝练并培育共同价值观，在精神上培育相互依赖、合作的民族共同体，促进社会整合。

总体上来看，人民行动党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和治理是相当成功的，它推动了新加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走向高度现代化。当然，21世纪以来，人民行动党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例如，政治上，国内外民主化浪潮冲击现有政治体制，其经济发展优先于民主自由等观点受到质疑；经济上，长期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新加坡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当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这样的经济结构更显脆弱。

（二）智利

2012年，智利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这标志着智利成为该地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智利与新加坡同属第三波现代化国家。1818年智利宣告独立，有了现代化的政治基础。但智利真正实现经济起飞并完成现代化转型，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89年，智利举行总统大选，主要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争取民主党和民主社会激进党组成的中左翼选举联盟“民主联盟”获胜，该联盟在之后20多年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智利走上了现代化快车道。

政治方面，“民主联盟”推进民主化进程，改善政府和国家形象。首先，针对长达17年的皮诺切特军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撕裂和严重对立，通过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安抚受害者亲属、废除军人的政治特权等措施，化解政治矛盾，改善军政关系；其次，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加强廉政建设，维护执政联盟的形象和威信；最后，实行自主多元务实外交，摆脱外部环境对其发展的桎梏。经济方面，坚持市场经济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结合，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智利在军政府时期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民主联盟”执政后，在继承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进行了必要调整：将私有化与监管相结合，将贸易开放同保持国家所有权相结合，将金融自由化与资本管制相结合，将鼓励私人企业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将增加社会支出与负责任的财政相结合，在坚持自由主义改革目标的同时，重新明确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社会民生方面，“民主联盟”非常重视推进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公平，不仅加大社会投入，为实施社会改革提供资金支持，还积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把减贫作为政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推行一系列计划。难能可贵的是，“民主联盟”还重视高科技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制定实施“国家创新计划”，建立区域性科技发展中心等，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同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

总体而言，“民主联盟”在推进政治民主、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等方面取得了骄人成就，基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尤其在一大批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背景下，“民主联盟”推进智利现代化的成效更加醒目。

五、政党领导型现代化

政党领导型现代化主要存在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从政党之于国家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来看，可以说，这种模式的现代化非常接近政党主导型现代化，但是相比之下，政党领导型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更高、政党主导的作用更强、政党辐射的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也更直接，政党作为一个核心主体，不仅直接设计、谋划、组织和推动现代化，而且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全面领导作用。

政党领导型现代化之所以主要发生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后发国家，其现代化往往起步于低组织化和低制度化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甚至是“弱国家—弱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现代化更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政党将国家和社会组织起来，政党主导乃至领导也就成为其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其次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之间长期延续着组织同构、制度互嵌、结构共生和功能互补的关系，从而使政党领导乃至全面领导有了现实基础。这类现代化的后续发展大致呈现两种基本走向：一是原苏东地区的现代化由于体制转轨，从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向资本主义现代化，政党领导走向国家主导，政党的控制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大大弱化，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其突出代表是转型后的俄罗斯；二是苏东剧变后仍然坚守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两种走向的历史进程及其各自的成败得失，非常值得进行深入比较与反思总结。

（一）苏联（俄罗斯）：从政党领导到国家主导

俄罗斯的现代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农奴制改革，但现代政党真正形成并切实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却始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算的话，该国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段：十月革命胜利至冷战爆发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阶段；冷战开始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模式的固化、泛化阶段；苏联解体后的“向西”转型阶段。这三个阶段都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在“向西”转型阶段，不仅没有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还使俄罗斯失去了原有的大国地位。近二三十年来，俄罗斯的主要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进行了各种尝试与调整，努力使俄罗斯重新走上现代化道路。

政治方面，主张实行“可控民主”，推动俄罗斯多党民主制呈现集权主义倾向。2000年普京上台后提出了强国富民的目标，一方面，努力把统一俄罗斯党打造成“政权党”，强化对国家的控制，反对外国的任何干涉，压缩反对党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调整政府机构，确定政府新职能，推动政府从有限政府到国家干预主义的转变。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推动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一是改变苏联解体后主要通过证券私有化、现金私有化等财产所有权转变来实现私有制的做法，代之以“有限私有化”的发展路径，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方面的职能；二是改革产业结构，推动俄罗斯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转型，重振制造业；三是改变对外贸易政策，推动从贸易自由化到贸易保护的战略转型，从主要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转向东西方兼顾，注重发展同中国以及独联体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文化方面，主张建设文化强国，改变一度迷信西方文化的思想状况。首先，通过制度和法规的建立，恢复东正教传统，力图使宗教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以此凝聚民心，巩固执政地位；其次，加大对文化领域的投入，尤其是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改造、修复、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最后，针对有些地方的离心倾向、民族主义思潮泛起、民族冲突频发等现象，主张淡化民族身份，强化公民意识。社会方面，主张实行“有效的社会保障”，推动俄罗斯从社会保障市场化到建设多层保障体系的转变。一方面，针对转型后的就业政策带来的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强调发挥政府干预作用；另一方面，针对转型后的医疗、养老、住房等从国家保障型到多途径多形态供给变化带来的贫富分化，强调健全以市场为基础的融资机制，注重通过完善多层次保障体系来解决民生托底问题。

总体来看，苏联、俄罗斯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左右摇摆。最近的20余年间，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尽管进行了各方面努力，甚至尝试部分重回传统体制，但是始终很难发挥苏联时期执政党整合、动员社会和引领国家现代化的作用，也未能收获德国、日本等国家主导型现代化的成效。

（二）越老古朝：从苏联模式到本国道路

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中国外，还有越南、老挝、古巴、朝鲜四个国家的执政党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目标，并进行了持续探索。苏东剧变后，越南、老挝、古巴、朝鲜四国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断探索和拓展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四国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具体举措及其成效等都有所不同，但在总体路径和趋势上却呈现出某种一致性。

在推进政治现代化方面，四国执政党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一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例如，越南共产党主张建设法权国家，开创了中央委员差额选举、质询制度、党代会文件草案全国公开讨论等党内民主形式，加强了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为革新事业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例如，老挝人民革命党提高了国会的地位，并根据多民族多宗教的基本国情，特别出台了国会代表中少数民族人数占比不低于50%的规定，以保证民主参与和社会公平，巩固人民民主制度。三是推进依法治国。例如，古巴共产党通过了新宪法、新选举法、全国人大和市人大的组织与运行法等法律，提高了地方政府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完善了人民政权体系。总的来看，四国都建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实现了国家长治久安。在推进经济现代化方面，四国执政党越来越认识到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走不通，于是，它们开始不同程度地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挥市场作用，融入经济全球化。相比较而言，越南在这方面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其经济发展态势也更好一些。在推进社会现代化方面，四国执政党均致力于保障民生，为实现人民福祉和共同富裕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推进现代教育体系建设。越南共产党重视国际教育合作和教育体制改革，老挝人民革命党目前侧重于提高教育的普及率和质量，古巴共产党侧重于发展科学技术，朝鲜劳动党则大力推进现代教育模式。二是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越南已建成相当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关国际组织称越南具有世界最佳医保政策；朝鲜和古巴实行国民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退休养老制度，以保障社会公平；古巴医疗保障体系更是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三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旨在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例如，越南发起了“全国携手共建新农村”运动，老挝开展了农村青年职业培训和扶贫减贫。为解决城市社区服务不足的问题，古巴共产党自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主张通过加强市政自治帮助弱势群体。这四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执政党在领导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注重现代化的整体性，除了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传统领域进行探索以外，还在文化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上作出了努力。例如，在文化方面，四国执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内统一思想认识、激发热情活力，对外提升国际话语权、塑造国际形象。

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已逾百年，其间既有20世纪上半叶的积极探索和高歌猛进，也有20世纪中后期的曲折发展甚至低潮转型，更有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以来的改革浪潮。这一改革，不仅成功阻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使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成功从苏联模式过渡到本国模式”，不断开拓了政党与现代化关系的新境界，创造出由政党发挥价值引领、提供政治保障与政策供给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六、现代化一般规律与原则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基于对上述几种现代化典型模式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总结出现代化进程应该遵循的一般规律与原则。

（一）多样性的现代化是历史必然

迄今，“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因为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从先发国家到后发国家，从社会主导型现代化到国家主导型现代化再到政党主导型乃至政党领导型现代化及其转型，从英国、美国到德国、日本再到东亚和拉美的其他国家，从苏联模式到改革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之所以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归根结底是由各自的国情及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决定的。

一般而言，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现代化的产物，是新政治秩序的体现者和完善者；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是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在先发国家，尤其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社会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先于政党而产生，政党作为一种建制性力量，以获得选票、赢得选举为主要目标，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政党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仅仅作为社会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发挥类似掮客的作用。在后发国家，政党先于现代国家制度而建立，是一种变革性力量，正是在这种变革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赢得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然后推行赶超型现代化。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远高于社会，而国家体制尚处于学习和调适中，领导建立民族国家的政党主导甚至引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必然性。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强化，就有了政党领导型现代化的探索。可见，不同模式的现代化是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产生的，也就是说，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在形成时序上有先后之分，而无绝对优劣之别。

（二）现代化模式的具体特征是相对的

随着现代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政党的国家治理功能不断彰显。即使在西方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政党的作用也有从幕后走上台前的迹象与趋势。例如，英国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国力的相对衰落，执政党开始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并主动承担起推动科技与教育发展的责任。而在后发国家，当国家制度建立起来、社会发育起来、现代化基本建成后，政党的作用也有从“强主导”转向“弱主导”的趋势，如智利与新加坡。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模式，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其现代化模式及其具体特征也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变化。总之，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是绝对的，而其具体特征则是相对的，后者会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调整。

（三）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几对关系

事实证明，无论何种现代化模式，在其演进、变化和调整过程中都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几对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得如何，成为政党推进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和检验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

1.秩序与活力的关系

现代化需要秩序，也需要活力。没有秩序，便没有发展的基本前提，就不能建设现代化；没有活力，便意味着停滞，同样无法建成现代化。“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所以，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几乎是所有国家及其执政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这个考验尤为严峻。

作为后发国家成功典型的新加坡，其执政党以西方议会民主制为参照进行基本的制度建构，结果却形成了一套威权主义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始终保持自己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打造“强政府”，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掌控和对市场的调控，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从实用主义出发，在威权主义体制中为市场和社会保留了较大发展空间，并渐进地发展政治民主，以激发整个社会干事热情和创新活力。

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如何处理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质上就是对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扬弃。苏联模式的优势在于把落后的国家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致命的问题是因个体权利的丧失而导致社会活力的窒息。改革就是为了释放活力，但苏联后期的改革放弃了党的领导，演变为“改制”，个体权利得到了释放，政治和社会却失去了稳定，国家不仅没有发展起来，还发生了政权垮台、国家分裂的悲剧，国家因此变得更加羸弱。苏东剧变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国家，坚持并完善党的领导，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与革新，不仅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为发展提供了保障，还为发展注入了动力。

即使对于先发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如何处理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苏联个体权利不彰而导致活力受到窒息相反，美国的问题则表现为个体权利极端化导致社会、政治的极化，结果是民众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两党制走向“否决型政体”，美国民主政治开始出现衰退、“解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力量相对衰落，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

2.自主与开放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不管什么模式的现代化都必须承认自身与其他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因为从时序上来看，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发生在前，其现代化成果可以成为后发国家的奋斗目标，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也可以为后发国家提供镜鉴。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标准等，既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在总体上有一致之处，又由于时代变迁、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重要差别。所以，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只有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发展经济，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同时立足于自身实际，才能发展好自己，逐渐走向现代化。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没有照搬西方议会民主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没有一味迎合西方政治潮流，而是根据本国发展阶段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形式、把握民主化进程。而苏联和俄罗斯则是这方面的反面教材。苏联在冷战时期大搞社会主义阵营和“两个平行市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割裂、对抗，加上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两制竞争中败下阵来。苏联解体后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经过了先西化再重新转向的艰难选择，现在普京政府仍在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相比之下，德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快速崛起、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纳粹德国的灭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深刻反思，不仅吸收了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中的合理因素，而且回归德国历史传统，最终成就了当今德国的辉煌。

无论新加坡等现代化的后起之秀，还是苏联、俄罗斯现代化的艰难曲折，抑或德国现代化的跌宕起伏，历史一再表明，一个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与交流互鉴。一方面，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世界的发展而孤立存在，必须融入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中，积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照搬他国模式，必须立足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3.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就其基本内涵而言，现代化就是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过程，必然涉及从旧到新的转变，必然包括否定也包括建构。否定旧的、传统的，是为了建构新的、现代的。传统成为否定的对象，也必然是建构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想实现持续的现代化，都需要往现代化中注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生长出稳固的民族根基。当然，延续历史文化传统并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只有在对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以日本、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功经验就是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其进行改造和创新，从中汲取精神价值，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日本自由民主党执政时期营造的企业文化和组织管理方式是其对东方文化精神继承的体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亚洲价值观”，目的是利用传统价值观抑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西方现代价值观的过快过泛扩展，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注重国家整体利益和家庭伦理的价值观平衡当时快速扩张的个人主义，同时也强调发展与现代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尊重个人和社会团体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权利，加强执政权威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或曰政党领导型现代化模式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是，这个新世界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政治生态和文明形态。这个政治生态和文明形态需要大环境的滋养，不能独立存在，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改革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探索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实质就是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结合好，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好，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不断践行的“两个结合”。

事实上，先发国家同样面临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近代西方现代化起源于文艺复兴，当时的人们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汲取智慧，就连美国独立后的政治现代化也离不开其欧洲先人的思想。

4.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这就需要执政党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既要在现实层面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还要在战略上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赶超目标。

首先，发展经济尤其是实现聚焦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促进就业、扩大再生产、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以，无论是国家主导型现代化的日本，还是政党主导型现代化的新加坡、智利，乃至实行改革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根据技术进步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变化而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从而走上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其次，社会公平是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影响社会稳定的决定性要素。市场是当今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为了提高效率而不同程度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环境下，伴随经济增长的必然是贫富分化，如果不对其予以干预，必将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如果社会动荡、混乱，那么效率和发展自然无从谈起。所以，几乎所有成功推进现代化的执政党都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并重，都在经济上升期着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希望实现效率与公平双赢。

最后，注重科教、培养人才是推进现代化的战略先导。对先发国家来说，这是继续推进现代化、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对后发国家来说，这是其能否实现赶超的决定性因素。日本自由民主党政府实行教育兴国、科技立国战略，通过高质量教育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发展和储备；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企业竞争力增长和经济持续发展。智利长期执政的“民主联盟”没有满足于依靠自身拥有的丰富资源走原材料出口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理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统筹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实际上原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育、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产业结构上重军用、轻民用，在国家治理中重政府、轻社会，忽视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最终造成发展失衡、国家解体、政权变色、现代化进程中断。苏东剧变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正在努力探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5.国家现代化与政党现代化的关系

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既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政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政党长期执政有助于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保持政策连续与稳定，从而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进程。要实现长期执政，政党必须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同时推进自身建设，“把自身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执政体系、执政能力的现代化。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政党不是国家现代化的产物，而是国家现代化的推动者、领导者甚至组织者。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后发国家现代化需要强大政党的引领。所以这些国家大多走上了政党主导型甚至政党领导型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实质是通过政党组织国家、社会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当现代化建设达到一定阶段，需要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能力时，就需要通过改革重新确立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建设。但不同国家的改革却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结果。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威权主义体制内推动民主化，不仅逐步发展起了多党竞争性选举，扩大了政治参与，还实现了政治权力传承的制度化；推动法治化，建立了权威高效的反腐败机制和法律规范，以严格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制约权力运行，保证权力得到有效控制和监督。这么做的结果是在避免发生政治转型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而同样作为后发国家和政党领导型现代化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下，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试图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创造一种竞争性体制。结果，倡导“改革”的苏联共产党被改革中产生的“民主反对派”取代，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相反，苏东剧变后，几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作为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在领导、推动本国现代化进程中努力实现自身现代化，通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内部监督、反腐败斗争等措施，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化、法治化，实现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以党的自身建设为党领导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政治保障，使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充满不确定性时代的确定性力量，政党领导成为风险社会、百年变局中优化国家治理的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

实际上，先发国家也面临政党和政党制度再现代化的问题。已经运转了200余年的美国政党制度近年来出现了两党恶斗、政党极化等问题，致使美国社会撕裂，种族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政治运转不畅，政府效率低下。曾经是政治发展道路的先行者和引领者的美国，现在由于政党极化而丧失了政治领导力，导致美国出现政治衰败、国力与国际地位相对衰落的现象。其政党和政党制度要么改革、再现代化，要么继续衰败直至破产。

从国际经验和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历程及其利弊得失，可以更为深刻地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意义。之所以“关键在党”，不仅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决定的，还是由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决定的，即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低起点和赶超型必然要求执政党承担起现代化战略制定者、领导者、推动者的职责与使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建基其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既包括了现代先进文明的成就，又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承认并主张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世人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深化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

[作者简介]：轩传树，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