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新一轮抗议罢工潮折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加剧

李凯旋

【摘要】2022年以来，能源与通胀危机引发的抗议和罢工潮席卷欧洲，规模和频率都令人瞩目。抗议与罢工者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加补贴等主要诉求源于中下层民众贫困化的加剧、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欧洲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背后有深刻且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垄断资本在财富分配中较为强势；西方民主赤字强化了社会不平等；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工人运动无力阻止“亲市场”政策的出台等。尽管共产党等传统左翼力量式微，但其仍积极联合其他左翼政党参与欧洲抗议与罢工活动以从根本上推动不平等状况的有效改善。欧洲出现的这一轮抗议罢工潮凸显了当前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蓬勃态势。

【关键词】欧洲社会运动 通胀危机 罢工潮 不平等

2022年以来，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的抗议和罢工活动此起彼伏。能源危机的恶化和通货膨胀的高企是此轮抗议罢工潮发生的导火索。抗议与罢工者的主要诉求——提高工资水平、增加补贴以应对通胀等，表明欧洲中下层民众当下面临严峻的生计危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恶化。此轮以经济主义诉求为目标的欧洲抗议罢工潮凸显了当前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同时折射出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困境。

一、欧洲能源与通胀危机引发了社会抗议浪潮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多国随同美国对俄罗斯发起制裁，其中包括限制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因此遭遇反噬，能源价格大幅上涨——2022年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增幅达40.8%，由此欧洲各国普遍陷入通胀。在此背景下，被急剧攀升的生活成本“压垮”的欧洲多国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生计环境恶化的不满。

（一）能源与通胀危机加剧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在《2022年世界能源展望》中称，尽管能源危机具有全球性特征，但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欧洲国家。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财富大规模从能源消费者那里向能源加工者转移。欧洲国家大多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据该组织统计，2019年底成员国家庭取暖和电力、汽车的汽油和柴油等能源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10%左右。到2021年，成员国的家用天然气支出增长了近3倍，石油和煤炭消费支出分别增长了62%和93%。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欧洲能源价格维持上扬态势。其中，英国2022年第三季度能源价格比2021年第四季度上涨52.9%，意大利涨幅达到44.1%，德国涨幅达39%，法国涨幅达23.4%。同时，从国家财政支出来看，欧洲国家2022年能源支出由2021年占GDP的10%增至18%。能源支出高出8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挤占了欧洲国家对中下层民众所依赖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等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投入。

能源危机是引发欧洲高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高通胀加重了中下层民众的生存负担。2022年12月，德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达到了8.12%，意大利和英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高达11.63%和9.2%。与民生最为紧密的食品价格上涨剧烈，其中德国增幅为最——达到了19.37%；其次为英国（16.90%），法国、意大利增幅分别为12.87%和13.15%。

（二）罢工与抗议浪潮迭起

在能源和通胀危机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扬的背景下，2022年欧洲民众抗议和罢工浪潮迭起，不仅频率高、反能源和通胀危机诉求明确，且部分大规模罢工持续时间较长。2023年以来法国接连爆发的百万人规模抗议，呈现出在欧洲其他国家进一步蔓延的态势。

2022年由民众自发组织的小规模抗议活动，几乎每周都会在欧洲各国的不同规模的城市出现。据BBC报道，仅2022年8月，意大利就爆发此类抗议200多次，而2021年同期只有两次。其中，独立的、拒绝建制化的基层工会联合会在2022年组织了十余次反对战争、抗议通货膨胀、要求提高薪资的行业罢工和两次全国总罢工。

本轮欧洲罢工和示威活动的经济诉求十分明确。在德国服务行业工会（verdi）的组织下，2022年6月和7月汉堡（Hamburg）、不来梅港（Bremen）和威廉港（Wilhelmshaven）等枢纽港码头工人为提高工人的时薪、提高通货膨胀补贴、缓解物价飙升带来的生活压力，多次进行罢工。其中，7月中旬的罢工长达48小时。这是40多年来德国码头工人历时最长的一次罢工。2022年9月17日，奥地利工会联合会组织3.2万名工人罢工，打出“要温饱、要取暖、要生存”“降低物价”等标语。9月29日，法国总工会组织全国大罢工，要求政府限制物价、企业提高员工薪资。英国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人全国联盟在12月中旬组织约4万人举行罢工，英国护理专业从业者工会——皇家护理学院成立105年以来首次组织罢工，分别于12月15日和20日发起两场护士大罢工，数万名护士离开岗位、走上街头，抗议不公的薪资待遇与恶劣的工作条件。

此外，此轮欧洲罢工和抗议活动还表现出规模大影响大的特点，部分罢工不仅参与者众，且波及的行业、地域范围也较广。2022年10月，法国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示威和罢工活动：10月16日的示威由“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等左翼政党组织，数十万人参加；在10月18日的全国总罢工中，聚集在巴黎的10.8万人与在里昂（Lyon）、马赛（Marseille）等城市的30余万人同时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抗通胀措施不力。12月13日至12月16日，意大利总工会和基层工会联合会联合组织全国总罢工，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Sicily），到亚平宁半岛（Apennine Peninsula）的普利亚大区（Puglia），一路向北途经罗马（Rome）、佛罗伦萨（Florence），最终抵达意北经济最发达的艾米莉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皮埃蒙特（Piemonte）、伦巴第（Lombardy）等大区。此次大罢工主要抗议意大利政府制定的2023年预算法案，并提出提高薪资、保障教育公平、废止苛刻的退休条件、提高对灵活就业者的保护水平等明确诉求。

从抗议者有关增加工资和发放补贴等具体诉求来看，此轮欧洲抗议、罢工潮具有鲜明的经济主义属性，主要目的并非对新自由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起政治批判，更未论及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这一现象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衰落、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运动脱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边缘化有关。

二、不断深化的欧洲社会不平等与贫困化现象

欧洲民众在本轮抗议罢工潮中表达的增加补贴对抗通胀、涨薪等具体明确的经济诉求，折射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中下层民众贫困化问题加重。

根据联合国给出的定义，不平等意味着人与人在地位、权利和机会方面处于不平等状态。传统意义上的不平等更多地指“经济不平等”，即狭义上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和广义上的“生活条件不平等”。不平等的现象在一般的学术讨论中被归为两类：一类是物质层面的富足程度存在差异导致结果不平等，如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健康和营养状况等不平等；另一类是潜在的选择机会的不平等，如就业或教育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当前在欧洲，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扩大，中下层贫困化，以及就业机会不平等和医疗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

（一）收入不平等扩大

根据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学者的研究，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前1%人群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从7%增至10%左右，德国从9%增至10.5%；北欧国家的增幅高于欧洲大陆国家平均水平，丹麦前1%人群的税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从接近7%增至2000年的11.8%，英国前1%人群的税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从略高于6%增至2000年的11.7%。如表1所示，2021年，欧洲主要国家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北欧国家特别是丹麦顶层1%人群税前收入占比提高到13.4%，中下层50%人群税前收入占比降至21.2%；德国和意大利顶层1%人群税前收入占比分别大幅提高至12.8%和12.2%，中下层50%人群分别降至19%和16.6%。尽管欧洲税收制度对收入不平等起到了不同程度的缓和作用，但顶层1%、上层10%，与中下层50%人群的收入差距，仍呈扩大态势。

（二）财富两极分化和中下层贫困化

除收入不平等外，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欧洲国家财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也比较显著。如表2所示，2021年，德国上层1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总财富的59.6%，其中顶层1%人群的财富占比是中下层50%人群的近9倍。从1980年到2021年，法国顶层1%人群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由17.3%增至26.8%，增幅达54.91%；中下层50%人群财富占比则由8%降至4.9%，降幅达38.75%。从1995年到2021年，英国和意大利上层10%人群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分别从52.5%和38%，增至57.1%和47%；同时，中下层50%群体财富的占比分别从6.3%、18%降至4.6%和10%。

随着财富进一步向上层10%和顶层1%群体集中，欧洲中下层民众的贫困化问题也愈发严峻。根据经合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意大利的贫困率从2004年的12.2%增至2020年的14.2%；法国的贫困率从2013年的7.9%增至2019年的8.4%；德国的贫困率从2012年的8.5%增至2019年的10.9%；英国的贫困率从2011年的10.4%增至2019年的11.2%。

经合组织的贫困差距（Poverty gap）比重，是对衡量贫困化的指标的细化，有助于对一个国家下层民众的贫困化情况进行更细致的衡量。经合组织将贫困线定义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2008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的贫困差距比重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扬，这意味着下层民众的贫困化问题在恶化。据经合组织2022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8年到2018年，意大利的贫困差距比重从33.2%增至39.6%，增幅为欧洲主要国家之最；从2008年到2020年，英国的贫困差距比重从32.4%增至36.3%；德国从2012年的21.8%增至2019年的25.3%；法国滑入贫困线以下的民众增幅较为“温和”，从2013年的24.4%增至2019年的26.1%。

在欧洲，来自中下层家庭的17岁以下青少年贫困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据经合组织统计，德国青少年贫困率由2012年的8.4%，增至2020年的10.9%；法国青少年贫困率由2013年的7.9%增至2019年的8.4%；意大利青少年贫困率从2009年的12%增至2018年的14.2%；英国青少年贫困率则从2011年的10.4%增至2018年的12.4%。

欧洲主要国家中下层老年贫困问题也相当突出。据经合组织2022年发布的数据，英国66岁以上老人贫困率近十年来在14%～15%之间浮动，意大利的老年贫困率自2012年的9.2%增至2018年的11.3%，德国则从2011年的9%增至2019年的11%。法国老年贫困问题不太突出，但也呈现加重趋势，老年贫困率从2012年的3.2%增至2019年的4.4%。

在欧洲，中下层移民群体的贫困问题更为显著。在英国，白人家庭和非洲裔黑人家庭的中位数财富净值相差9倍。据法国专注不平等问题研究近20年的“不平等瞭望所”（Observatoire des inégalités）的研究，移民的财富净值中位数比非移民低25%，他们的贫困率接近31%，而出生在法国的人这一比重只有13%。位于意大利米兰的多民族性倡议与研究基金会（Fondazione Ismu）在2022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2020年意大利29.3%的移民个体和26.7%的纯移民家庭陷入贫困。2020年，非欧盟工人的平均年工资为12902欧元，比意大利全国工人的平均年工资低38%。

（三）教育、就业与医疗不平等凸显

就业机会、教育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是当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内容。这些不平等，既是欧洲国家经济不平等扩大和中下层民众经济贫困化的结果，也是整体不平等加重的重要因素。换言之，财富分化与机会不平等之间，还存在相互强化的辩证关系。

教育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被视为公民实现其社会、经济和公民权利的基本工具。但在经济上处于中下层的群体，往往在（包括但不限于）教育经费、师资、书籍和教学技术等教育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英国，只有6%的年轻人接受私立教育，但他们占罗素大学集团学生的55%。研究发现，罗素大学集团的学生，毕业后五年的收入比其他大学的学生多40%。因此，来自社会中下层不太可能进入罗素大学集团的学生，摆脱贫困的机会较少。在法国，通过选拔考试入学且排名前10%的高校中，家庭社会背景优越的学生比例达到了80%。

新冠疫情中的数字化教学，进一步暴露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教育不平等。在英国，据来自贫困学校的15%的教师报告，新冠疫情期间，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无法通过电子方式获取学校作业，而在资金更充裕的学校中这一比例仅为2%。在意大利为应对新冠疫情而实施封控措施期间，8%的儿童和青少年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远程学习之外，这一比例在残疾学生中上升到23%。

据法国“不平等瞭望所”研究，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在法国人和非洲裔移民之间显著存在。2021～2022年度，仅18%的北非裔申请者获得了公共部门行政职位的面试机会，在履历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若拥有法语姓名，可使该比例提高到25%；但若是申请护理助理职位，相关比例分别为37%和45%，移民更容易“落入”非正规就业部门。调查还表明，毕业后的五年，移民青年的失业率是本土青年的近三倍，其中非洲裔青年的失业率尤其高，是本土青年的四倍。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欧洲医疗保障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在英国，尽管较贫困地区的疾病流行率较高，但人均全科医生数量往往较少，人们入院接受选择性治疗的比例更低。因此，新冠疫情对不同的群体产生了不同影响，并加重了英国本就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现象。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率在较贫困地区一直高于较富裕地区。截至2022年3月，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率在英格兰最贫困地区比最富裕地区高2.6倍。这导致最富裕地区和最贫困地区之间预期寿命差距进一步扩大：2021年，最贫困与最富裕地区女性预期寿命差距为8.6岁，男性为10.4岁。

三、欧洲社会不平等扩大的深层原因分析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不平等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从根本上而言，是私有制下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私有制和垄断资本所“塑造”的市场力量、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民主赤字、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力量的衰落都是不平等扩大的深层原因。

（一）私有制与垄断资本对市场的“塑造”

在欧洲，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塑造”出的竞争性劳动市场，通过供求定律，决定每个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一旦成为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购买的对象，就转化为商品了。“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同时，劳动力普遍地成为商品，劳动市场形成。作为劳动力构成要素的智力，不等于自然因素的脑力，它是以脑力为基础并有教育和经验加于其上的能力。因此，劳动者掌握的技术及高技能劳动者的“稀缺性”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一定意义上是中下层民众的工作贫困问题趋于严重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的数据，2018年，欧盟有超过2000万名工人生活在有贫困风险的家庭中，工作贫困率从2006年的8%增加到10%。该基金会在2019年针对工作贫困的研究称，低技能的全职长期雇员、非典型就业工人、自营职业者和临时工或“零时工”，是四类最易陷入工作贫困的群体。显然，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本身，也深刻揭示了绝大多数中下层劳动者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和社会阶层限制所遭遇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但是，欧洲发达国家顶层的1%与中下层50%人群之间的不平等，更多地是由垄断资本利用自身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造成的。意大利学者安东内利等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变革与不平等关系的实证研究，对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做出验证：技术变革的速度及方向，对收入不平等程度影响很大。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节省固定资本的新技术，有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支付给资本的租金，减少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但资本集约型技术限制，或技术变革的减缓会巩固市场进入壁垒，使得资产所有者可以从高水平的永久垄断租金中获得收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洲大陆国家逐渐接受英美资本主义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摒弃二战后“黄金时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社会政策共识。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将市场原教旨主义逻辑融入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亲市场”（pro-market）政策。基于此，欧洲国家“过于强大”的工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劳动者的保护如最低工资、无限期用工制度等，都是对市场不友好的表现。在“亲市场”原则的作用下，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导致了“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现象，二战后建设福利国家过程中所惯常运用的再分配政策被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资格收紧和保护水平降低，成为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主要特征。这些改革的目的，旨在推动劳动者“融入”劳动市场，减少对福利的依赖。但欧洲大量存在的非正规就业、工作贫困，恰恰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福利改革的失败。

在垄断资本权力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公共政策普遍向资本倾斜。从公平和效率角度，合理的税制安排对财富分配的调节，要胜于发行公共债务和财政紧缩等经济调控手段。然而在资本全球流动加速的背景下，世界多国加入了税收的“逐底竞争”。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顶层收入者而言，其所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而言是小于中下层民众的。在法国“不平等瞭望所”2021年11月出版的《减少不平等是可能的！30名专家的解决策略》中，经济学者吉洛特（Malka Guillot）指出，法国著名的“避税窟”（niche fiscale）政策给公共财政带来了很大压力。仅2019年，法国家庭税收优待政策导致国家财政少收入352亿欧元，当年其国库所得税收入仅为704亿欧元；但更为重要的是，“避税窟”政策主要让最富有的家庭受益，这加剧了阶层不平等。

据统计，德国每年有高达2000亿～4000亿欧元的财产通过遗产或赠与形式进行转移，但是其只缴纳了最高不超过70亿欧元的遗产税。遗产继承的税率要比劳动所得税低得多，而且大额继承的避税手段更多，小额继承的实际税率要高于大额继承。2021年，德国财产税为GDP的1.24%，企业利润税占比2.35%；个人所得税和个人缴纳社保税合计占GDP的18.7%，两者合计占年度总税收的47.3%。

自20世纪80年代起，意大利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开始恶化。但该国上层并没有通过多缴税来平衡政府预算，而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公共资产借钱给政府。

（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民主赤字

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并非仅仅源于抽象的市场力量，还被政治竞技场中的博弈所塑造，尤其被欧美畸形且存在巨大赤字的代议制民主进一步强化。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的最后，期望西方民主制度“有可能对如今全球承袭的资本主义进行公正而有效的调节”。对此，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驳——“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民主缺失问题，就是由这些政治制度与承袭资本主义的‘民主’利益协助和教唆的”。

对于西方民主体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指出，在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时，“人们对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制能发挥作用……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清我们的政治体制失败了。因为它……没能控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没能保护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为”。西方代议制民主距离其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价值理想越来越遥远。

鉴于欧洲政治经济的高度一体化，超国家层面的政治也是欧洲上层切分经济蛋糕的角力场。尤其是欧洲多国在1991年通过签署《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构建经济货币联盟、实行共同的外交与防务政策、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后，各国国内经济社会政策的主导权大部分已让渡给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了。在欧盟，“名义上的民主结构，如直接选举和议会，已经正式到位。然而，观察家们一致认为，欧盟仍然存在巨大的‘民主赤字’。欧盟层面的关键决策，主要是通过政治和官僚精英之间的协议作出的。决策所受到的限制并非来自民主进程，而基本上是由各方之间的博弈带来的，同时决策还取决于其对国内和国际市场可能产生的后果。决策取决于交易、等级结构和市场。如果排除需要批准的程序，那么民主进程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欧盟推动的一系列“亲市场”立法，如共同市场的法律规制、《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下的政策协调，往往都是这么产生的，中下层民众难以通过代议制民主对欧盟技术官僚的决策进行有效监督。

欧洲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赤字的另外一大表现，是上层精英对“政治冷漠”的“赞扬”和“过度民主”的“谴责”。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 （J.A.Schumpeter）认为，“民主方法是达成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在其中，个别公民通过民众选票的竞争而获得决定权”。据此，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即欧美主流社会对国家民主状况的判断，应将最大限度地参与选举视为重要标准之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北美、西欧和亚太等三个地区部分国家非官方人士组成的著名政策协调机构三边委员会，曾如此赞扬“政治冷漠”：“一个民主制度的有效管理，一般需要一些个体和团体一定程度的冷漠和不参与。”这才是欧美上层对代议制民主的真实态度。

美国著名投行摩根大通对欧洲主权债务的研究报告，反映了资本及社会顶层对“过度民主”（Overdemocracy）的谴责态度。报告认为：随着危机的演变，人们逐渐意识到，外围地区（“欧猪国家”，PIGS）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且具有“根本政治问题”。这些国家的“宪法显示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影响，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左翼政党获得的政治力量。外围国家的政治制度普遍表现出以下特点：行政能力弱；中央政府相对弱于大区政府；劳动力权利有宪法保护……有抗议政治局势不受欢迎的变化的权利。这些政治遗产的缺陷在此次危机中暴露无遗”。可见，在全球性的金融垄断资本力量看来，南欧国家一度存在的强大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遗产”。

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上层讴歌“政治冷漠”、谴责“过度民主”及民众不信任政治的合力作用下，欧洲国家的议会选举投票率逐年走低。据法国内政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的投票率为47.51%，低于2017年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的投票率48.5%；第二轮投票率更是降至18.99%。意大利2022年9月议会选举投票率从2018年的72.9%降至63.8%。

欧洲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赤字，还表现在对不同政见者的限制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主要国家便开始通过设置障碍或从技术上“纠正”比例制来限制普选权。1953年，德国将进入议会门槛提高至 5%，以阻止共产党留在议会中。1956年，由于“肆意歪曲宪法条款的内涵”，丧失议会代表权的德国共产党差点被取缔。1958年，为了边缘化影响力较大的法国共产党，法国开始实施单人选区两轮多数制。2008年后，意大利的共产党、左翼党等就因进入议会门槛的抬高，而被排除在议会之外。

（三）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力量的衰落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边缘化和社会民主党的中间化，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及工会力量的衰退，也是欧洲社会不平等扩大的重要政治因素。尽管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期产生了分裂，但在二战后，欧洲共产党和社民党所进行的政治动员及其所形成的压力，无疑促进了欧洲福利国家的建设。正如欧洲著名左翼史学家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所言，“无论西欧采取何种政策以给穷人包括弱势群体带来更多公正、安全、教育机会、福利和社会责任，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者的天真和幻想，没有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所产生的压力，这些政策都不可能实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在西方“和平演变”和改革困境中解体，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在此背景下，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意共和法共，很快陷入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意味着其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力的下降，即其组织力量和选举支持率萎缩，以及与此相伴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在欧洲传统左翼中以及共产党内主导地位被弱化。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中主导地位的强化，社会民主党以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自由主义化的方式来寻找出路”。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意识形态的“去社会主义化”，不仅弱化了其传统的阶级属性，更是加速了传统左翼的整体性衰落。

与传统左翼的整体性衰落相伴的，还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研究方法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习惯于切割马克思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某个具体方面。这导致他们研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另一种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单一的理论语料库”，在科学上毫无价值，且脱离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工人运动的政治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成为欧美经济政治中占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欧美政府“亲市场”、弱化社会保护水平的政策，侵蚀了二战后欧洲大陆国家合作主义传统下相对有利于劳工保护的制度。20世纪末以来，欧洲多国工会密度下降，集体谈判机制受到压制。其中，德国工会密度降幅为最——从2000年的24.6%下降至2020年的16.3%，意大利从34.8%降至32.5%，英国降幅也较大——从29.8%降至23.5%。北欧国家总体工会密度较高，但也表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丹麦从2000年的74.5%降至2019年的67%。不可否认的是，工会密度下降还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空心化”、传统工人阶级力量萎缩有关。但无论如何，工会的组织程度对工人阶级参与工资分配和再分配有重要影响。二战后，意大利的三大工会分别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传送带，推动完善和保护工人权益的《劳动者章程》等里程碑式法案出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意大利工会力量弱化，其难以阻止决策者推行的劳动市场灵活化改革。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国家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从集体谈判的覆盖率来看，德国从2000年的67.8%骤降至2018年的54%；英国从2000年的36.4%降至2019年的26.9%。可见，工会薪酬议价能力遭到显著削弱。欧洲经济社会生活的去工会化，尤其工会对企业决策如薪酬结构等方面话语权的丧失，在相当大程度上助推了顶层1%收入的爆炸式增长及财富的显著两极分化。

在左翼政党边缘化或去社会主义化以及工会密度和集体谈判制度弱化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劳动保护水平降至30年来最低。就正规就业保护的严格程度（以数值计）而言，意大利从1990年的3.06降至2019年的2.56，葡萄牙从4.83降至3.04；就临时就业保护的严格程度来看，德国从1990年的3.25降至2019年的1.38，尤其在著名的2002年“哈兹改革”后，一度降至1；意大利从1990年的4.88降至2018年的1.63。可以说，欧洲多国为迎合资本利益进行的劳动市场灵活化改革，导致劳动者就业保护的严格程度出现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撕裂”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互助机制，弱化了中下层劳动者在分配体系中的议价能力。

四、结语

2022年以来欧洲频发的抗议、罢工活动，折射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恶化。不平等的扩大，是经济与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私有制和垄断资本对市场的“塑造”，代议民主制度的严重赤字，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集体组织的衰落，都是欧洲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和中下层贫困化加剧，教育、就业和医疗等资源分配失衡的深层原因。在罢工与抗议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欧洲多国政府实施了发放能源补贴、增加家庭津贴和救助性津贴等措施，抗议者的经济主义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应。

欧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竞争加剧，如美国推出《通胀削减法案》、美联储“暴力”加息拉大欧洲投资收益差距，将导致欧洲“亲市场”政策极端化。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必将扩大技能溢价的影响以及垄断资本的收益，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能源短缺问题悬而未决对欧洲经济滞胀的负面影响，也将加剧欧洲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生存艰难。可以想见，未来欧洲民众将或自发、或在工会组织下、或在左翼政党的领导下发起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边缘化，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院派化、碎片化和教条主义，尤其与政治实践的长期脱节，欧洲民众的抗议活动长期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而更多囿于短期经济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运动的演化历程也表明，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活动，更多地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及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其他激进左翼力量逐渐吸收并转化为具有民粹主义特色的反建制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在积极加强团结、克服政治力量碎片化，以在未来高潮迭起的欧洲抗议和罢工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推动其发展成以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建立新社会为根本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以从根本上推动欧洲资本主义不平等状况有效改善。

[作者简介]：李凯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资本主义。本文审读专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轩传树研究员。

[文章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2-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95-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