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馨革命50周年：对葡萄牙共产党员的专访

【编者按】 2024年4月26日，美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世界》刊登了一篇《解放杂志》的编辑贾姆希德·艾哈迈迪对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74年4月25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阿尔巴诺·努内斯的专访，此次专访着重讨论了葡萄牙成功推翻法西斯主义以及康乃馨革命的持久影响和遗产。

葡萄牙的殖民帝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殖民帝国，与此同时，葡萄牙本身也受到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然而，50年前，一场给葡萄牙人民及葡萄牙殖民帝国带来巨大变化的革命开始了。

葡萄牙共产党 (PCP) 中央委员会成员、1974年4月25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阿尔巴诺·努内斯 (Albano Nunes)与《解放杂志》（本文最初发表于该杂志）的编辑贾姆希德·艾哈迈迪(Jamshid Ahmadi)进行了交谈，谈论了葡萄牙成功推翻法西斯主义以及康乃馨革命的持久影响及其遗产。

贾姆希德·艾哈迈迪：在康乃馨革命50周年之际，您对革命以来的历程有何评价？革命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吗？

阿尔巴诺·努内斯：葡萄牙共产党对自1974年4月25日以来50年的革命历程的评价当然是积极的。这场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无法用某个日期来评价的，它代表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过程，不能局限于短时间内。

葡萄牙革命的三个基本阶段：

1974年4月25日之前的准备阶段，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反抗和斗争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74-1976年的革命上升期，这一时期，强大的民众起义将军事起义转变为革命，取得了国有化、工人对运动的控制和土地改革等伟大胜利，使葡萄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反革命时期实行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苏政策，恢复了大型经济集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期。

我们认为，从争取基本自由和权利、结束殖民主义和殖民战争、消灭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共产党为民主和民族革命所勾画的主要目标已基本实现。革命的重大且主要的局限性在于，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与进步的军队结盟，有能力自下而上地取得巨大成就，但不足以建立相应的革命力量。这使得基于国家机器本身的进程得以发展，该进程已经摧毁或削弱了许多已取得的成果，从而使四月革命成为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葡萄牙革命和1961年至1974年发生在该国非洲殖民地（即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的解放战争之间有什么相互作用？葡萄牙独裁政权的被推翻和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非洲的反殖民力量？

葡萄牙革命与葡萄牙殖民地人民获得独立密切相关。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殖民帝国，同时也是被帝国主义殖民的国家（葡萄牙殖民剥削的最大受益者）。要实现自己的主权，就必须铲除殖民主义。

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葡萄牙人民和葡萄牙殖民地人民是盟友。这始终是共产党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成为独立国家领导人的非洲革命者与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葡萄牙的民主反对运动，葡萄牙共产党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之间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和团结，这些纽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葡萄牙共产党是唯一具有明确反殖民主义立场的政治力量。随着1961年安哥拉以及后来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武装解放斗争的发展，反对殖民战争的斗争成为一条大规模的斗争战线，这场斗争与同时期正在日益高涨的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的斗争一起，对孤立法西斯主义、武装部队运动（MFA）的形成以及4月25日的革命形势的形成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随后挫败了由斯皮诺拉元帅领导的对殖民问题强加新殖民主义“解决方案”的企图。

告诉我们您在康乃馨革命期间的参与和经历。您认为革命的哪些方面仍然影响着当今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

4月25日，我仍然在从事地下活动。1964年，我因参加学生领导的活动而被大学开除，面对共产主义学生的大规模逮捕浪潮，我于1965年转入地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干部，一直在内地作战。4月25日，我担任葡共里斯本地区组织委员会成员。

正如我所提到的，革命意味着社会和葡萄牙人生活条件的深刻变革。这是一场如此深刻的转变，以至于1976年之后制度化的反革命已经在社会党和公开的右翼政党的操纵下造成了几十年的右翼政治，一直无法（而且我们相信以后也无法）圆满完成其破坏性计划。

由于工人运动和民众斗争的力量，民主权利和社会进步——例如劳动法、国民医疗服务、公立学校等等，继续成为葡萄牙现实的标志——《宪法》继续成为反动势力及其图谋的屏障。

诚然，四月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然而，这并不能抹杀其带来的解放的历史价值，也不能抹杀其留下的成就、经验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这些成就、经验和价值观继续使葡萄牙社会与众不同。葡萄牙共产党将这些要素纳入其争取先进民主的斗争纲领中，即葡萄牙现阶段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纲领。

您能谈谈《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的持久影响吗？

1976年4月2日制宪会议通过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就像四月革命的一面镜子。1975年11月25日的反革命政变导致外交部解散，左翼军事力量（特别是瓦斯科-贡萨尔维斯）失败，并为反革命开辟了道路，尽管如此，《革命宪法》仍获得了几乎所有政党的批准，这鲜明地体现了人民运动的真正力量。

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表示，任何想了解葡萄牙革命是什么及其代表什么的人都应该阅读四月宪法。

《四月宪法》体现了二战后西欧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社会革命，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之一。

其原始版本于1982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为扭转反垄断和反大庄园社会经济转型让路。随后又进行了六次修改，即让葡萄牙接受欧洲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然后加入欧盟和欧元。

尽管葡萄牙宪法保留了许多其原有的特征，但其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之一，甚至在其序言中维持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虽然反动势力仍然认为这是他们彻底摧毁四月成就计划的障碍，但葡萄牙共产党则为实现《宪法》而奋斗，并认为《宪法》是在争取葡共向葡萄牙人民提出的爱国和左翼替代方案的斗争中达成一致和团结的根本基础。

谁是革命时期对反殖民斗争影响最大、参与程度最高的关键人物？

当然，有些人或多或少都做出了突出的个人贡献。但是，瓦解殖民帝国、结束殖民战争、承认殖民地人民独立的斗争是一个不平衡的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主角是斗争的人民和革命力量；葡萄牙的共产党、殖民地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

如果我必须指定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影响其他重要贡献（如总理瓦斯科·贡萨尔维斯或海军上将罗莎·库蒂尼奥对安哥拉的贡献）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突出强调原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的贡献，因为葡萄牙共产党明确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共产党人在结束战争和反对新殖民主义阴谋的大规模民众动员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以在临时政府中就非殖民化进程展开的激烈争斗而对临时政府本身产生的坚定个人干预以及他与葡萄牙殖民地解放运动领导人编织的密切的国际主义友谊关系。

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对革命及其对葡萄牙殖民地的影响有何反应？

葡萄牙法西斯政权是北约的创始国之一，其近半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和长达13年的殖民战争都得益于帝国主义对萨拉查和卡埃塔诺政府的支持。殖民主义是该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外国大资本公司从殖民剥削中获取了超额利润。

毫无疑问，四月革命本身就是对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肯定，但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美国、北约和欧洲资本主义大国的敌视。

美帝国主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大使的积极干预）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对革命的干涉和阴谋尤其严重，马里奥·苏亚雷斯和社会党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臭名昭著的。

（北约的）海军舰队停泊在里斯本附近。北约没有进行直接军事干预，是因为在国际层面上，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和声望与当时欧洲的缓和气氛一起形成了有利的力量对比，这一点在历史性的赫尔辛基会议上得到了体现。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和欧盟的公开目的是将葡萄牙捆绑在垄断的欧洲之中，而葡萄牙共产党一直在与这种局面作斗争，并将继续与之斗争，为另一个由主权国家和平等权利、和平、进步与合作组成的欧洲而奋斗。

您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对欧洲、非洲和整个全球南部解放斗争的持久意义和遗产？

四月革命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正如葡萄牙共产党一贯申明的那样，它证实了这一事件，强调革命不存在“模式”。真正的社会革命遵循一般规律，包括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但总是有原创性和不可预见的因素。作为全球工人和人民解放进程的一部分，葡萄牙革命在1970年代见证了伟大的革命变革，葡萄牙革命与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论调分道扬镳，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解放斗争，即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

为什么庆祝革命50周年对共产党来说如此重要？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关于记忆和历史真相的问题，一个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我们庆祝“4·25 ”事件50周年不是回顾过去，而是展望未来，与粉饰法西斯主义、抹杀工人和共产党人为推翻独裁政权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作用、否认革命本身的重要性和解放意义的历史修正主义作斗争。最重要的是，要满怀信心地在四月革命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忠实于其价值观，为建立一个摆脱资本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而奋斗。

您认为要完成康乃馨革命所开启的计划，是否有必要进行另一场革命？

葡萄牙共产党当前的纲领“先进的民主，葡萄牙未来的四月价值观”在四月革命的历史延续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与葡萄牙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斗争相吻合。

正如该纲领所述：“葡萄牙共产党向葡萄牙人民提出的先进民主旨在解决目前存在的许多最严重的问题。但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普遍有效地消除歧视、不平等、不公正和社会问题，是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阿尔巴诺·弗莱雷·努内斯1941 年出生于葡萄牙阿加尼尔附近的塞拉多阿苏尔 (Serra do Açor)，很早就随家人搬到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正是通过学生斗争，他开始逐渐走上政治道路，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1962年的学术危机是关键时刻。1962年至1963年间他担任高等技术学院学生会主席，并于1962年加入葡萄牙共产党。1963年至1964年间（先是临时性的，然后当选），他担任协会间会议（RIA）部长一职。由于参加学生运动，他被里斯本大学开除，随后定居波尔图。1965年，他成为了葡萄牙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他是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的创始执行委员。1973至1975年间，他还是里斯本地区组织（DOR）理事会成员。1974年至2016年，他是葡共中央委员会成员，1976年至2004年负责国际部工作。自1988年以来，他一直是葡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秘书处成员。他还是1932年创办的葡萄牙共产党理论刊物《战斗者》（O Militante）的负责人。自2016年以来，他一直是葡萄牙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侯娉婷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