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主要做法

胡柳娟 张 军

［内容提要］古巴共产党执政以来，与宗教界的关系经历了紧张、磨合、和谐共处等阶段。在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时，古共采取的基本做法是: 吸纳宗教人士为古巴革命运动发挥作用; 寻求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因素; 强化对宗教事务的引导和管理; 以宗教促外交，拓宽国际生存空间。古共处理宗教问题的做法和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宗教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古巴共产党 宗教政策 依法治教 宗教外交

古巴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信教国民占人口比例很大。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宗教在古巴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巴共产党( 以下简称“古共”) 取得政权后，不断调整宗教政策，特别是1991 年古共四大修改党章，“首次允许教徒加入共产党”，开启了古共吸纳宗教党员的新篇章，也创造了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古巴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一、古巴宗教问题的历史考察

从历史上看，古巴是世界上宗教构成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古巴民族主要有西班牙人及后裔、非洲人及后裔、西班牙人和黑人混血形成的黑白混血种人以及少部分华裔等。复杂的人口来源决定了信仰的多样化。因此，古巴自建国以来就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古巴宗教的基本状况如下: (1) 天主教。15 世纪末，天主教随西班牙殖民者传入古巴，是最早进入古巴社会的宗教。一直以来，天主教掌控着社会上层，对古巴社会影响最大。1954 年，根据古巴大学天主教协会的调查，72．5% 的人声称信奉天主教; 1957 年，根据在古巴农村的一项调查，52% 的人声称信奉天主教。目前，古巴约有 450 万人接受过天主教洗礼，天主教信奉者约占国民的 40% 。( ) 基督教。1898年，基督教随着美国殖民者进入古巴。当时，受到天主教的压制，未能进入古巴上流社会，但是其济世救人之举赢得了良好的口碑。(3) 犹太教、唯灵教。19 世纪下半叶，由欧洲和美国传入古巴，主要分布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关塔那摩等地。这些宗教吸收了天主教的许多特点，教徒囊括了不同肤色的人群，并融合了古巴本土文化。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基于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古共采取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各派宗教均持友好态度。由于这一开明的政策立场，绝大多数教派与古共政府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天主教与古共政府一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所以，一般说来，古共处理国内宗教问题，主要是处理与天主教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天主教与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实施政教合一的统治，大力压迫和剥削古巴人民。1959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7·26 运动”推翻了独裁政权，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实施政教分离，反对宗教干预政权。这样就使天主教失去了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联系机制，再加上美国的怂恿，天主教与古共政权的矛盾被激化。一些天主教上层人士公开抨击新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1960 年底，天主教会以向其他教会散布密信的形式，谴责古共宣扬的“共产主义”。1961 年4 月 17 日，三名天主教神甫参加了美国雇佣军对古巴的武装侵袭。另外，教会还通过学校开展反革命活动。这表明，天主教会完全站在了古共政权的对立面。

20 世纪 60 年代末，受拉丁美洲天主教神学界人士发起的“解放神学”运动的影响，古巴天主教逐渐转变了对古共政府的态度，公开表示拥护古共政府。1969 年 4 月，天主教教团发表教会通报，第一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封锁。同时，教徒们也开始关注和帮助社会底层人民改善生活状况，并提倡社会公平正义等。对于天主教教会的变化，古共政府也作出积极回应，如放宽对某些宗教活动的限制、提供建筑材料和运输物资帮助修建教堂、在公开出版物上开辟版面刊登宗教礼拜日活动情况等。

经过长期的磨合，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古巴各宗教与古共政府保持了良好关系。1980 年，古巴大主教奥韦斯在演讲中赞扬古巴革命在教育和医疗上的贡献，并承诺愿意与古共一道建设古巴社会主义事业。1991 年，古共四大取消了党章中有宗教信仰者不能入党的规定，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宗教人士加入古共。这一举措把一大批优秀的信教人士吸引到党内来，不仅进一步修复了古共政权与宗教的关系，还扩大了古共的社会基础，更加巩固了古共的社会认同。

总体上说，古共政权与古巴天主教界经历了“紧张对立→磨合调整→和谐共处”的过程。这一变化历程说明，宗教与社会主义并不冲突。古共处理古巴宗教问题的成功做法，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新篇章。

二、古巴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做法

(一) 联合宗教力量，共同推动革命事业发展

在古巴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历程中，大批宗教信徒都曾投身其中，作出过卓越贡献。古共也采取联合宗教力量，共同推动古巴革命事业发展的方针。早在 19 世纪，天主教上层人士中就出现过不少先进人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费利克 斯·巴雷 拉神甫 ( Félix Varelay Morales，1788—1853) 。他是古巴著名的哲 学家和教育家，曾倡导教育革命，主张废除奴隶制，积极宣扬古巴独立。他的思想推动了古巴独立运动的胜利，被誉为“古巴杰出的思想家和智力巨人”。许多虔诚的宗教信徒反对世俗的社会等级结构，纷纷加入早期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 José JuliánMartí Pérez，1853—1895 ) 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为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而斗争。1952 年，巴蒂斯塔通过政变上台，并公开实施法西斯独裁统治，古巴人民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和不满。在古巴人民社会党( 古共的前身) 的支持和号召下，广大天主教徒不惧独裁政府的迫害，大胆追求自由与平等。政变发生后，天主教青年组织即发表声明，公开抨击巴蒂斯塔政权的倒行逆施行为。1955 年，工人天主教行动组织直接参加了反政府的罢工运动。1957 年，一些天主教修士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山林之鹰”游击队。到 1959 年革命胜利时，在革命军队伍中，共有“六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基督教牧师”。

种种事例表明，在特殊的革命时期，古共重视宗教信徒的作用，鼓励和吸引他们加入革命队伍，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创造了古巴新社会。许多宗教信徒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而影响革命信念，反而为古巴革命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古共认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包括有神论者在内的所有革命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 二) 积极寻求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因素

自古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政教关系从冲突与对抗到走向协调与合作，还要归因于古共充分挖掘了许多宗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追求、道德要求上的一致性因素。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价值追求的内在一致性。古共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出生于一个宗教家庭，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对宗教教义有深刻的了解。他认为，宗教的一些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二者都具有人文关怀，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奋斗，反对社会的不公平、反对人类承受的压迫; 对穷人和受欺辱者表示关心和友好; 倡导人类自由和解放。199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接受《永久》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到，“成为信教徒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观念不是互相排斥的”。他在分析古巴宗教历史时，批判宗教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压迫、控制人民的精神工具，但是，他认为宗教是可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而且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发展也将逐渐式微，因此，“没有必要对宗教组织发动一场反圣战”。

2. 道德要求的内在一致性。在思想方面，古巴宗教教会一直“力求宗教动机与传统生活、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价值”。教会所倡导的宽容、平等、博爱、团结、无私、奉献、谦虚、节制等精神，正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要具备的道德素质。对此，古共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总结说: “如同教会提倡牺牲精神、节俭精神，我们恰恰也同样提倡革命者的义务是准备牺牲、生活节俭和谦恭。”如今，在古巴的养老院和儿童收容所内，随处可以看到一些修女与共产党员并肩工作的情形。古共站在人性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把宗教强调人性、道德等方面的教义运用于构建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之中，为实现社会和谐奠定基本共识。

对古共来说，从价值追求和道德要求出发，寻求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相融之处和一致性因素，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而且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合作，可谓“一举双得”。

( 三) 强化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使之规范化、有序化

随着古共对待宗教态度的转变，古巴政府与宗教界的关系也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源于古巴国内浓厚的宗教氛围，另一方面归功于古共对宗教的合理引导与管理。

1. 用友好、理性、宽容的态度对待来自宗教界的声音。20 世纪 90 年代初，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和美国的经济封锁，古巴失去了经济外援，进入极其困难的时期。经济急速下滑，犯罪率与日俱增，古巴人民充满焦虑、失望和不满情绪。在此背景下，1993 年 9 月 14 日，古巴天主教会 11 名主教联名发表了一封长达 17 页的致古巴政府的公开信，提出了宗教界对国家形势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古巴政府同社会各阶层团结一致、开展合作，共同面对国家的困难。虽然这封信整体来说具有建设性意义，有助于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认识误区和消极言论。对此，古共不仅没有进行打击，反而在同年 10 月13 日，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以政府名义，亲自给主教们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充分肯定了教会对国家现状的关心，并针对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用平等、友好、热情的态度进行了解释。他在信的末尾表示，欢迎与教会人士“继续交换意见，寻找共同点，一起为民族的生存团结奋斗”。此信在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 Granma) 上公开刊登。古共对宗教人士友好、宽容的态度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也为后来宗教人士开启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之门奠定了基础。

2. 实施依法治教。20 世纪 70 年代，古巴政教关系进入缓和阶段。1976 年，古巴以全民投票方式通过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并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权信仰任何宗教……宗教团体的活动由法律规定”，任何以宗教活动的名义进行反革命运动的行为都属于非法行为，将受到惩罚和制裁。这就为宗教活动正常化提供了法律基础。1985 年，古共中央委员会成立宗教事务办公室，负责具体的宗教管理事务。1992 年 7 月，古巴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修改了 1976 年宪法。新宪法规定，“国家有承认、尊重和保障信仰和宗教的自由，同时也承认、尊重和保障每个公民有改变宗教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与 1976 年宪法相比，新宪法取消了对某些宗教活动的限制，全面放开了各项宗教活动，体现了对宗教自由的充分尊重。2005 年 9 月，古巴颁布了新的《宗教法》，对宗教管理的具体事务作了详细说明和规定。例如，对宗教教徒投入帮助穷人、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宗教法》都有规范性的指导与说明，有助于实现宗教活动的有序化、公开化。

( 四) 以宗教促进外交，拓宽国际生存空间

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共政权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裁、打压。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古巴政府积极开展宗教外交活动，通过宗教交流，改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拓宽国际生存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

1998 年 1 月，卡斯特罗成功邀请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Pope John Paul II，1920—2005) 对古巴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罗马教皇访古期间，在古巴四个不同的城市各举行了一次弥撒活动，接见了宗教界人士，拜谒了古巴先哲费利克斯·巴列拉神甫，并参观了哈瓦那大教堂。此举“大大改变了世界对古巴的看法”，成为古巴对外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此后，许多国家主动要求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 在教皇访问的当月月底，危地马拉宣布与古巴复交; 两个多月后，多米尼加也与古巴复交; 同年 4 月，加拿大总理访问古巴，成为 20 多年来第一位访古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首脑。对古巴来说，罗马教皇来访的最大收获莫过于与美国关系的重新修复。克林顿政府解除了对古巴的部分封锁，古美关系开始“破冰”。2011年，奥巴马政府允许美国国内宗教组织“到古巴开展宗教旅行”。2012 年，时隔 14 年后，罗马教皇本笃二世( Pope Benedict Ⅱ) 再次访问古巴。同年 7 月 13 日，美国通过海上货运向古巴输送援助物资，这标志着古美之间中断多年的海上货运得以恢复，也说明古美两国长期敌对的状态开始缓和。2015 年 7 月，古美两国恢复邦交关系。2015 年 9 月，罗马教皇方济各( Pope Francis) 对古巴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为开启古美关系的历史新篇章奠定了基础。2016 年 3 月，奥巴马访问古巴，成为 88 年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推动了古美关系“不可逆转”的发展。

此外，宗教还促进了古巴与俄罗斯的合作。众所周知，古巴与苏联曾经长期保持“特殊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在外交上，俄罗斯实施“一边倒”的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略，俄古关系完全破裂。由于积欠苏联巨额债务，加之军事装备上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的援助，古巴在对俄外交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在此情况下，古共的“宗教外交”政策再次发挥重要作用。2008 年 10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建成了一座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劳尔·卡斯特罗亲自出席教堂建成仪式。此举赢得了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国民的极大好感。当年 11 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包括古巴在内的拉美四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给古巴带来了急需的援助。2010 年 10 月，俄罗斯副总理谢钦访问哈瓦那，古俄双方讨论了在能源、农业、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前景，两国当年的经贸合作总额达到 2．26 亿美元。2014 年 7 月，俄罗斯宣布免除古巴 352 亿美元债务的 90% 。至此，古俄关系走向正常化。

三、古巴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启示

宗教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外交问题，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古共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成功案例，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古共处理宗教问题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宗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尤其是在人的精神状态最萎靡的时候，宗教信仰往往可以成为支撑一个人战胜艰难险阻的重要力量。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才能对宗教进行正确引导，并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从古共对待宗教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古共并没有简单地把宗教和“无神论”对立起来，而是把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巧妙地结合起来，加以合理引导和改造，并把宗教事务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共同运用于服务社会之中。这不仅改变了政教对立的状态，而且有助于社会的有序和良性运行。宗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它“不仅会长期存在，在一定时期还可能会有发展”，如何引导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宗教在维护世界和平事务中的新空间。对古共来说，处理好宗教问题不仅巩固了执政基础，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而且促进了古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与联系，特别是在修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宗教上的认同跨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宗教以其特有的视野和空间，在维护和修复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有感召力和时效性。因此，如何进一步延伸宗教的发展空间，发挥宗教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积极作用，拓展国家生存空间，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胡柳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6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