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

王凤才

【摘 要】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条阐释路径：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五条路径都以马克思思想为理论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都具有批判精神，都拥有乌托邦理想。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各国学者立足于MEGA2，从文献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等视角，重新诠释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并结合当代社会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将是对最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深度思考，通过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的回顾、反思、展望，使得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

自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进一步边缘化，在原苏东国家失去了意识形态与学术领域原有的主导地位。然而，经过短暂沉寂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复兴；21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甚至还出现了“马克思热”。“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至今还不到20年历史，但却纷繁复杂、精彩纷呈；它与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

从地域分布看，“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主要分为四大区域：(1)21世纪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2)21世纪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3)21世纪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原苏联、中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4)21世纪亚非拉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中国、日本、越南、老挝、朝鲜、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尤其是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谓热火朝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组织机构、学术杂志、学术论坛、学术网站多达数百家。譬如：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柏林MEGA编辑出版资助协会、(德国)马克思协会、(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与研究中心、(乌帕塔尔)恩格斯故居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心、卢森堡基金会、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国马克思—黑格尔研究协会、经济理论学会(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日本)、(日本)马克思研究会等；MEGA2、《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德国)；《马克主义创新杂志》(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德国)、《阶级斗争问题：批判的社会科学杂志》(德国)、《批判理论杂志》(德国)、《WestEnd：社会研究新杂志》(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法国)、《今日马克思》(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意大利)、《批判的社会学》(意大利)、《新左派评论》(英国)、《激进哲学》(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英国)、《历史唯物主义》(英国)、《每月评论》(美国)、《重思马克思主义》(美国)、《十一条论纲》(澳大利亚)、《辩证》(墨西哥)、《阿根廷的当代马克思》(阿根廷)、《前卫》(日本)、《经济》(日本)等；马克思主义论坛(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论坛(德国)、马克思—秋季学校(德国)、国际马克思大会(巴黎)、《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伦敦)、《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美国)、全球左翼论坛(纽约)等。

第二，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蔚为壮观，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激进左翼思潮研究有关的著述更是不胜枚举。

1.欧陆国家(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马克思主义思维创新的13个尝试》(W.F.豪克，2001)；《共产主义：赞同还是反对》(施泰格瓦尔德，2002)；《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与创新》(德佩，2007)；《走向马克思的途中》(霍尔茨，2008)；《马克思的〈大纲〉》(马斯托，2008)；《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贝洛菲尔、芬奇，2009)；《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克勒纳，2009)；《帝国主义与现代性》(迈彻尔，2009)；《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时代诊断》(胡弗施密特，2010)；《被否定的阶级：今日工人阶级》(泽普曼，2011)；《重新发现马克思》(阿尔特法特，2012)；《马克思的哲学》(巴里巴尔，2013)；《金融推动的资本主义》(比朔夫，2014)；《社会主义观念：一个现实化的尝试》(霍耐特，2015)；《21世纪社会主义趋势》(M.波卡罗，2015)；《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诞生、死亡并重生》(D.洛苏尔多，2017)；《另类的现代性：葛兰西的20世纪》(G.瓦卡，2017)等。

2.英语国家(英文)：《希望的空间》(哈维，2000)；《马克思的生态学》(J.B.福斯特，2000)；《今天为什么还要研究马克思？》(R.D.沃尔夫，2002)；《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洛克莫尔，2002)；《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阿瑟，2002)；《马克思的复仇》(德赛，2002)；《资本的起源》(E.M.伍德，2002)；《资本的帝国》(E.M.伍德，2003)；《辩证法的舞蹈》(奥尔曼，2003)；《〈资本论〉的阐释与重构》(J.比岱，2004)；《政治理论中的人》(T.卡弗，2004)；《阶级分析方法》(E.O.赖特，2005)；《另一种马克思主义》(J.比岱、杜梅尼尔，2006)、《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N.莱文，2006)；《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柏克特，2006)；《拯救正义与平等》(G.A.科恩，2008)；《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瑟伯恩，2008)；《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2009)；《辩证法的价值》(詹姆逊，2010)、《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伊格尔顿，2011)；《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拉克劳，2012)；《马克思主义、宗教和意识形态》(塞耶斯，2015)；《马克思的货币理论》(C.拉帕维萨斯，2016)；《马克思的地狱：〈资本论〉的政治理论》(W.C.罗伯茨，2016)等。

3.原苏东国家(俄文、英文)：《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奥伊泽尔曼，2003)；《为修正主义辩护》(奥伊泽尔曼，2005)；《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梅茹耶夫，2008)；《俄国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布兹加林，2013)；《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苏别夫，2013)；《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俄罗斯：21世纪的视角》(泽罗夫，2015)；《马克思和21世纪〈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错了吗？》(巴兰金，2016)；《21世纪社会主义的正义》(瓦季莫夫，2016)等。

4.亚非拉国家(日文、西班牙文)：《21世纪社会主义》(H.迪特里希，2006)；《21世纪与马克思》(大谷祯之介，2007)；《〈资本论〉与我》(宇野弘藏，2008)；《资本与剩余价值理论》(森田成也，2008)；《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岛诚一，2008)；《世界金融资本主义》(铃木芳徳，2008)；《再见！贪婪的资本主义》(神谷秀树，2008)；《迈向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涩谷要，2008)；《哲学的起源》(柄谷行人，2012)；《帝国的构造》(柄谷行人，2014)；《马克思和生态学》(岩佐茂，2016)；《“承认”的哲学——被他者承认是怎么一回事》(藤野宽，2016)；《马克思与拉美马克思主义》(R.H.罗梅洛，2016)；《今日拉美马克思主义》(A.博隆，2016)等。

第三，关于19—20世纪马克思主义，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法国拉比卡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德国W.F.豪克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法国J.比岱等主编)等；然而，关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系统性、宏观性研究并未出现。当然，在那些以国别、流派、人物、问题、思想观点为线索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1.在《马克思主义思维创新的13个尝试》(德文，2001)中，德国马克思学家W.F.豪克(Wolfgang Fritz Haug)试图通过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遗产，实现“马克思主义复兴”愿望；讨论在“复数的马克思主义”中哪些应该摒弃哪些应该继承？其全方位透视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试图在“哲学走向终结”之后，使“马克思主义重回哲学”。

2.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英文，2006)中，美国马克思学家N.莱文(Norman Levine)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关系的考察，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揭示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根源。

3.在《何谓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法文，2007)中，法国哲学家J.比岱(Jacques Bidet)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对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并将当代社会视为阶级结构(包括现代国家)、世界体系、世界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标志着现代社会科学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凭借它对自由、平等、理性的主张严肃地对待现代社会。* 相关的具体论述详见J.比岱：《何谓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赵协真译、莫伟民校，载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56-266页。

4.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英文，2008)中，英国马克思学家T.卡弗(Terrell Carver)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尤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不仅指明了60年代英语马克思主义发展得益于政治的、学术的原因，回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与美国的不同境遇；而且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差异，以及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与英美分析的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同；并揭示了英语世界从分析的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学研究转变：“新辩证法学派”(塞耶斯、阿瑟、奇蒂)代表着英语世界马克思学研究新走向。*详见T.卡弗《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姜海波译，载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94-197页；并参见鲁克俭《马克思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近年来英语世界马克思研究的新动向》，载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90-305页。

5.在《1968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结与多元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法文，“21世纪中的马克思主义研讨班”演讲稿)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T.托塞(André Tosel)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当代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尤其是1968年至今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将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终结与共产国际分裂后的重构，阿尔都塞学派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1968—1975)、后阿尔都塞时代，出现各种重构马克思主义方案(1975—1989)、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时代(1989—)，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详见A.托塞《1968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结与多元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夏莹编译，载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349-368页。

第四，关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1.立足于MEGA2的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例如：《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2005)、《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鲁克俭，2006)、《探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魏小萍，2010)、《〈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韩：郑文吉著，张一兵审订，2010)、《〈巴黎手稿〉研究》(韩立新，2014)、《重新发现马克思》(王凤才，2015)等著作；以及《〈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韩立新，2007)、《“马克思学”一词源流的新发现》(王东、赵玉兰，2007)、《国外四位“马克思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聂锦芳，2008)、《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鲁克俭，2014)、《从MEGA1 到MEGA2：历史与逻辑》(王凤才，2015)、《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王凤才、袁芃，2016)等论文；此外，还有一些介绍MEGA2编辑出版状况的文章，例如：《MEGA1及MEGA2的编辑出版状况》(鲁路，2007)；《日本现阶段新MEGA版的编辑和研究》(日：平子友长著，赵蓬蓬译，2007)；《近40年来国际马克思学界关于〈巴黎书稿〉的文献学讨论》(鲁克俭，2008)；《欧美MEGA2新进展》(魏小萍，2009)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黎手稿〉研究》(韩立新)、《重新发现马克思》(王凤才)、《〈资本论〉的哲学》(仰海峰)分别入选2013、2014、2016《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立足于最新外文资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包括欧陆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英美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学术队伍最庞大、学术成果最丰富、学术观点最前沿的研究。例如：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俞吾金主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陈学明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张一兵主编)、“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陆象淦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郑一明/杨金海主编)、“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乔瑞金主编)、“宗教、哲学与科学书系”(傅永军总主编)、“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周穗明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王雨辰主编)、“批判理论研究丛书”(王凤才主编)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年度系列，复旦大学组编)中，涉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状况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国内学者众多、研究成果丰富且质量很高。在此，不一一列举。其中，有些著作填补了国内(甚至国际)学术空白。例如：《蔑视与反抗》(王凤才，2008)、《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王凤才，2011)、《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陈学明主编，2013)、《“一元三维”正义论》(贺羡，2015)等。

3.关于原苏东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衣俊卿主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衣俊卿主编)，涉及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人本主义学派。另外，在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中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安启念、俞良早、李尚德、郑忆石、傅其林、赵司空、林艳梅、户晓坤、孙建茵、王新颖、轩传树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4.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看，大致可分为两类：(1)综合性研究，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例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顾钰民，4卷，2007—201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梅荣政，2010)；《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包心鉴，2011)；《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方松华，2011)；《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陶德麟，20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30年》(王伟光，20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郭建宁，20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顾海良，4卷本， 2015)等。(2)专题性研究，即依靠相关学科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专题性研究，包括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生态文明研究、意识形态研究、党建研究、宗教观研究、人权理论研究等。例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孙正聿，2010)；《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孙麾、汪信砚，201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刘吉发，201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刘强，201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郝立新，2012)等。

二、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条阐释路径，即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第一，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马克思学家”概念最早是由梁赞诺夫提出的。1928年，在《马克思主义史概论》“序言”中，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1870—1938)最早提出“各种马克思学家们”。*杜章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M.吕贝尔》，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5辑，1982年版，232页。不过，“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概念最早来自M.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1959)。他说，马克思的大量思想遗产、社会活动、众多门徒、著作发表史，迄今尚无可靠的著作全集，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得马克思学研究成为必要。*参见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5-6页。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学”并不是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其共同性仅仅在于研究对象；而研究对象范围极其广泛：从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到对某一部或全部著作的版本考证、文献注释；从研究马克思思想到研究恩格斯思想，以及分析两者的差异；并考察马克思所有后继者的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等等。总之，“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的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发展、理论观点、学术关系，以及马克思所有后继者的思想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进行跨学科、超意识形态、纯学术的研究。*详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文献学考证。例如：《资本论》之马克思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稿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的写作时间问题等。(2)文本学解读。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的文本学研究等。(3)理论问题研究。例如：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马克思思想来源问题、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问题、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与伦理学问题；剩余价值分配理论问题等。

第二，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马克思主义者”概念，最早应该出现于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中。她说，那些鼓吹“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的人，自称是“你的学生和马克思主义者”[1]757。马克思在回信之第二草稿(共五点)第二点说：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1]471。那么，作为名词的 “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否可以说最早出现于1882年？在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有这样的说法：“您屡次硬说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依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恩格斯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原苏东国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尽管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都以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基础，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到斯大林被固定化为传统教科书体系。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中，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基础上形成的；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这条阐释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未从“权威结论”中摆脱出来。*参见俞吾金、王凤才《关于诠释学视阈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对话》，载《晋阳学刊》2009年第5期；并参见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阐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目前，这条阐释路径在欧陆国家、英语国家、原苏东国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柯尔施，1930)一文中：“现在，一场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总体状况的根本争论已经开始，(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内部之争已经成为次要的甚至已经消逝，在所有重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老正统派和俄国的或‘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以今日工人运动理论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趋向为另一方。”*Karl Korsch,Gesamtausgabe Krise des Marxismus,Band 3,S.373.因此，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比较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因此，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它似乎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发展和继续”，而是“败坏和歪曲”。*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72-73页，译文有改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经过梅洛-庞蒂、P.安德森、B.阿格尔的改造，出现了四种不同用法。*参见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纯粹地域性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例如：1983年，南斯拉夫学者A.格尔科奇科夫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类：(1)东方马克思主义(苏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2)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3)西方马克思主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独立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共产党的理论)。

2.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即意识形态性)：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列宁主义对立的特征。例如：柯尔施、梅洛-庞蒂就是从思想路线角度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如，雅各比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撰写词条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体系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

3.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世代更替与主题转换。例如：P.安德森将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分为三个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分为几代的更替与主题的转换，“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重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而“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参见P.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00页。

4.非地域性的纯粹意识形态概念：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例如：B.阿格尔认为，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不论它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应有以下规定性：(1)既有地域性限制，又有特定思想内涵：产生于西方并发展于西方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包括西方共产党理论。(2)既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又用不同西方思潮重释、补充、修正、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马克思学。(3)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工业文明，又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就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而言，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就批判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它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相似；就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本身而言，这是它自己的特色。(4)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体系庞杂、观点各异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合的社会思潮。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就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自2004年以来，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领域，王凤才提出了几个原创性观点。例如，“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他认为，在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F.V.弗里德堡、A.施密特等人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实现了“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的过渡。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已经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参见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并参见王凤才《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批判理论语境中的维尔默政治伦理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等。这样，我们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但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系，请参见王凤才《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阐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6)，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新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903年梅林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一文。从广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又叫作“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倾向于狭义理解的新马克思主义，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人本主义学派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1)从理论框架看，是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本主义与实践本体论；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现实社会主义批判；以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方案。(2)从理论本质看，是二战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但它并非统一的政治派别或学术群体，共同点仅仅在于研究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尽管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因此，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3)从学术贡献看，对马克思思想有独特的、深刻的阐述，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命运的反思；以及现代性独特的理论反思。(4)从历史演变和学术影响看，“马克思主义复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70年代中期)；左翼激进主义(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后现代理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诚然，作为一种独立思潮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参见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5页。

第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说法，最早出自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第七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参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在这个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内涵：(1)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2)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3)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参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3-5页。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五条阐释路径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也有着共同点：都以马克思思想为理论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都具有批判精神；都拥有乌托邦理想。下面以第三条阐释路径为参照点，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异。

第三条阐释路径，即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之中最具学术原创性、思想深刻性、现实前瞻性的阐释路径。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统一？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

1.第一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之差异。如果说，第三条阐释路径偏重于理论阐发与现实关注，那么，第一条阐释路径则立足于MEGA2进行文献学考证与文本学解读。*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封底。简言之，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偏重于学术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偏重于思想性；而如何实现学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

2.第二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之差异。(1)后者试图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前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2)后者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前者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工业文明。(3)后者的乌托邦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成分，譬如：非压抑性文明、交往共同体、法权共同体等；前者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譬如：自由人联合体等。简言之，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偏重于意识形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则偏重于学术研究；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性统一起来？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3.第四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之差异。如前所说，第三条阐释路径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这两种倾向既存在于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又存在于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但这两种倾向有时又交织在一起，难于截然区分开来。第四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同中有异：(1)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主要批判现实社会主义；(3)乌托邦理想是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简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偏重于学术性、思想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是最关注实践性的阐释路径，偏重于现实性；而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问题。

4.第五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之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致力于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之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最有活力、最具现实性的阐释路径。如何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如何阐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标之一。

三、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与热点问题

第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不同的阐释路径，研究对象有不同侧重，但从总体上看，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MEGA2的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例如：MEGA2编辑出版研究；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重新解读；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价值研究等。

2.“复数的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例如：欧陆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英语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原苏东国家新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亚非拉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等。

3.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例如：自由主义史重新诠释；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批判；金融资本主义与替代性选择；激进左翼思潮与新社会运动等。

4.新社会主义与新共产主义研究。例如：社会主义观念重新理解；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批判性反思；从“新社会主义”构想到“21世纪社会主义”探索；从“告别社会主义先生”到“回到共产主义”等。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的内容，笔者采用了课题组成员张娜的概括，特此致谢！例如：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及共产党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前景研究等。

第二，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热点问题。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纷繁复杂、精彩纷呈，但热点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MEGA2编辑出版研究。(1)MEGA2编辑出版。自1990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接手MEGA2以来，其即通过国际合作方式积极推进这项工作。预计到2017年底，MEGA2将编辑出版65卷，尚有25卷在编，24卷待编。(据悉，到2017年底，第一部分将编辑出版1卷，第四部分将编辑出版1卷。然后，第三部分剩余的21卷、第四部分剩余的18卷，将不再出版纸质版，而只出版电子版。)(2)MEGA2研究。IMES出版了MEGA2研究系列、《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等；自2002年起设立“D.梁赞诺夫奖”，奖励在MEGA2编辑出版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学者。(参见文后附表)

2.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对立论”“一致论”“差异论”“多变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除学术界公认的三种观点外，笔者又概括了第四种观点，即多变论，持此观点的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教授T.卡弗(Terrell Carver，1946—)，主要著作：《马克思：文本与方法》(1975)、《马克思的社会理论》(1982)、《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1983)、《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1995)、《后现代马克思》(1998)、《政治理论中的人》(2004)等。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没有摆脱这几种模式：或者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或者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或者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点不同，但要真正创立“恩格斯主义”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立足于MEGA2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尤其是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上。

3.《资本论》：从重新阅读到重新诠释。(1)作为“阅读《资本论》活动”的延伸，德国“马克思—秋季学校”自2008年至今已经持续了八年，分别讨论了《资本论》第1卷第6章手稿，即“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资本论》第2卷，“资本的循环过程”、《资本论》第3卷及其现实性、《资本论》第1—3卷中的“拜物教”(Fetischismus)问题、《资本论》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章、《资本论》第1—3卷关于货币的论述、《资本论》中“阶级”问题、马克思的革命概念。这不仅扩大了《资本论》在青年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中的影响，而且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解。(2)在重新诠释《资本论》的过程中，各国学者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例如：根据恩格斯编辑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关系，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异；论证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阐发《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资本的限度与《资本论》的重新诠释等，这就引导着人们重新塑造马克思形象。

4.马克思形象重新塑造。(1)MEGA2中的马克思。例如：德国马克思学家认为，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只是“部分的马克思”，即被片面理解的甚至歪曲理解的“马克思”，只有立足于MEGA2的马克思才是“完整的马克思”，即真正的马克思。(2)公共讨论中的马克思。“马克思”不仅回到了学者的视域，而且来到了大众的视域；不仅回到了学术讨论会，而且来到了大学校园。在广阔的视域中，“马克思”被加以重新理解。(3)围绕着“意识形态还是科学”这个核心问题，各国学者从马克思思想的实质、特征、未来命运等方面，重新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在这里，涉及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兴，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价值等。

5.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例如：(1)卢森堡与马克思关系问题，分析了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异同，以及资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意义。(2)凯恩斯与马克思关系问题，分析了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相互补充的必要性，以及凯恩斯主义在当今欧洲的适应性问题。(3)宗教、道德、伦理学、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考察了宗教与道德、宗教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以及伦理学、宗教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4)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吸收了课题组成员吴猛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例如：法国学者K.热内尔(Katia Genel)沿用了阿多尔诺的说法，将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克思思想与心理分析的结合方式区分为“弗洛姆式”(弗洛姆、哈贝马斯、霍耐特)和“赖希式”(赖希、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并认为梳理法兰克福学派与心理分析关系史的意义，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接受“文化病理学”视角，同时又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解放之维”。

6.阶级理论与阶级问题研究。(1)关于阶级结构变化与阶级概念的适应性问题。各国学者大都承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但在阶级概念适应性方面有不同看法，主要表现在：“告别”还是“重新接受”阶级概念。(2)关于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问题。尽管各国学者还在讨论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相比，阶级感受已经处于支配地位。(3)关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现实性问题。各国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基本观点是：最近二十年，西方世界出现了阶级分析与阶级理论的复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不过，必须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以及女性问题等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力。

7.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批判。(1)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与命运问题。各国学者断言，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且是一种政治立场。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命运有不同的看法。(2)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与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的性质问题。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性质发生了变化，只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资本支配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至于这场经济危机的性质，各国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位：全方位的系统危机；严重的过度生产危机；信贷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市场危机。(3)是否能够、如何走出金融危机的问题。在这里，他们考察了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社会政治影响，以及替代性选择问题，尤其是分析了“与凯恩斯一起走出危机的可能性”。这里涉及国家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等。

8.新帝国主义与国际新秩序分析。(1)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问题。例如：帝国主义概念、理论及其现实性，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纲领的现实意义；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历史特征，新老帝国主义的结构形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问题。(2)世界体系变化与国际新秩序问题。例如：世界不均衡与南北关系；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北美、西欧、日本“三角关系”终结，“新兴国家”崛起；中、美、俄关系对国际新秩序的决定作用。

9.现实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批判性反思。(1)社会主义观念重新理解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批判性反思。(2)考察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关系、现实社会主义终结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终结的关系，以及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与“历史的终结”的关系。有人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失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生存危机；有人认为，尽管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之间既有很大距离又有内在关联，但现实社会主义终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终结；当然，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也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10.从“新社会主义”到“新共产主义”。(1)通往新社会主义之路。各国学者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计算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以及21世纪社会主义等各种不同方案；但概括起来，“社会主义”应该有三个关键词，即：“市场”“民主”“生态”作定语。(2)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位。例如，“效仿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政治实用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成功的、但非社会主义道路”；“超常规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3)从“告别社会主义先生！”到“回到共产主义”。各国学者不仅讨论了“共产主义假说”(巴迪欧，2008)、“共产主义观念”(C.杜齐纳斯、齐泽克，2010)，而且试图重新“诠释共产主义”(G.瓦蒂莫，2011)、畅想“共产主义的现实性”(B.波斯蒂尔)、展望“共产主义地平线”(J.狄恩，2012)。

四、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关键问题与发展前景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各国学者立足于MEGA2，从文献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等视角，重新诠释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并结合当代社会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

第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向

1.“寂寞的”马克思学家。例如：W.F.豪克、诺伊豪斯、胡贝曼、福尔格拉夫、黑克尔、巴加图利亚、平子有长等人，主要从事四项工作：(1)MEGA2编辑出版研究；(2)编辑出版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再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新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通讯》等；(3)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等；(4)创办“马克思—秋季学校”、设立“梁赞诺夫奖”。在这条以文献学为主的研究路向中，学术为主，兼顾思想，不问现实，最重要的是学术。

2.“孤独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例如：施泰格瓦尔德、霍尔茨(1927—2011)、哈恩、迈彻尔、比朔夫、W.泽普曼、巴里巴尔、塞夫、科索拉波夫等人，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解释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条以意识形态为主的研究路向中，是否学术无所谓，有无思想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信仰。

3.“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派。例如：胡弗施密特(1940—2009)、莱比格尔、利贝拉姆、杜梅尼尔、梅茹耶夫、舍普琴科等人，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并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创新。在这条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研究路向中，学术是基础，思想是灵魂，最重要的是现实。

4.“潇洒的”马克思主义重建派。例如：霍耐特、维尔默、奥菲、R.弗斯特等人，尽管也试图借助于马克思思想资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悖谬，但侧重点是进一步推进和最终完成后期哈贝马斯开启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在这条以政治伦理学为主的研究路向中，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统一，最重要的是思想。此外，法国的J.比岱、E.雷诺，以及俄罗斯的奥伊泽尔曼、布兹加林等人，也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重建派。

第二，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关键问题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及其当代价值？如何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如何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以下重点难点问题。

1.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阐释路径、思想倾向、理论观点各不相同，缺乏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因此，这就增加了把握、理解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研究主题、基本特点、发展前景的难度。

2.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内容非常丰富、问题十分复杂：既有理论问题，又有现实问题。在理论问题中，既有基础理论问题，又有理论前沿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又有当代西方理论问题。在现实问题中，既有本国的现实问题，又有世界范围内的现实问题。因此，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域界划、研究框架确立，也是一个重点、难点问题。

3.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整体性、全方位、多维度，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研究结论的变化性、不成熟性；以及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拓性和前沿性，需要阅读大量外文资料(而且涉及多种语言)，这就决定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困难性。

4.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未完成性，以及世界各国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与现实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启示难以准确地估计。

第三，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意义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将是对最近20年来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深度思考，通过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的回顾、反思、展望，使得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确立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框架——从“单数的、非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到“复数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推进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2.实现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以及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统一，不仅可以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3.不仅能够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以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三次拓展和深化。①第一次拓展：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拓展到西方马克思主义(1980年前后)；第二次拓展：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2005年前后)；第三次拓展：从国外马克思主义拓展到世界马克思主义(2015年前后)。

4.不仅有助于在国际视野中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人际关系道德重建、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模式，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5.

[作者简介]：王凤才(1963—)，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