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民粹主义：一种国家发展模式

林红

【摘要】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政治已为世人熟知，但是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模式的民粹主义却常常被忽略。20世纪以来，拉美民粹主义完成了数次代际更迭，表现出惊人的历史韧性，并始终与拉美的现代化发展紧密相联，反映了拉美国家在寻求自主性发展方面的长期努力。一百多年间，拉美盛行的不是一种简单的“街头的民粹主义”，而是一种普遍的“执政的民粹主义”，它既是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以魅力领袖、宪政公投和多阶级联盟为特征的威权主义政治，其历史必然性由等级秩序观的文化传承和国家主义的制度惯性所形塑。为了摆脱依附性地位、争取国家的自主发展，拉美左翼政府试图对西方发展模式进行重大修正，影响最为深远者当属20世纪经典民粹主义对现代化理论及其出口导向政策的批判，以及21世纪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的反抗。拉美民粹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它提供的发展模式能否真正摆脱西方发展主义的束缚，能否平衡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的关系，否则，拉美左翼政府将难以找到具有替代性和自主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拉美民粹主义 宏观经济 威权政治 法团主义 自主性发展

一、引言

19世纪中叶以来，民粹主义的反抗性政治跨越了制度与文化的差异，从俄国、美国到拉美，再到东亚与东欧中亚，广泛出现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然而，民粹主义在实践层面的丰富多样性并没有为确定它的统一定义提供便利，民粹主义要么被解释为唯一一种诉诸人民群众的运动与学说，要么被看作一种建立在纯洁大众对抗腐败精英基础上的“薄意识形态”，要么被描述为一种标榜人民至上并挑战既有秩序的政治现象。大部分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展现了民粹主义这种直接诉诸人民的反建制政治的基本面向，学界的理论分析也主要是从社会维度切入，关注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讨论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社会运动、政治逻辑或政治策略等方面的表现。然而，国家维度之下的民粹主义却与众不同，它与国家的发展选择和制度安排直接关联。拉丁美洲提供了观察民粹主义如何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最佳视野。

民粹主义之于拉丁美洲，是一种充满着历史韧性的独特体验，一种形塑独特政治景观的发展选择。它自20世纪初登上拉美政治舞台之后就不曾离开，其间掀起了多次高潮，成为民粹主义的世界性实践中最具区域性和连贯性特征的范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大大小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差异性、多样性显而易见，但是在后殖民时代，能够超越差异将各国集结到一种地区性共同体验之中的，恐怕非民粹主义莫属了。因为“民粹主义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拉美政治中最具渗透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有过程度不同、形态各异的民粹主义实践，它们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或多或少吸收过民粹主义的成分，而拥有世界性或地区性政治声誉的拉美民粹主义领导人更是数不胜数。在一百多年周而复始的体验中，民粹主义与其说是拉美现代化过程中的常客，不如说是其底色；与其说它是拉美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不如说是其基本构成。

在拉美，民粹主义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选择，而是几乎整个地区的选择，这背后必有值得探究之处。而讨论民粹主义对于拉美的意义，无法绕开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拉美的发展受到殖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的形塑和20世纪中心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宰制，但又不完全是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断去殖民化、去西方化、去边缘化的过程。在拉美独特的、不断变迁的政治和文化景观中，民粹主义是最具自主性色彩的部分，它的经久不息反映了拉美国家在不同时期寻求替代性发展的努力；它备受诟病并且常常失败，却没有退出拉美政治舞台的任何迹象。理解拉美民粹主义的历史韧性及其独特样貌，是拨开拉美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迷雾、解读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二、兴衰之间：拉美民粹主义的代际更迭

民粹主义在拉美的出现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虽然在时间上要比俄国和美国晚一个时代，但是拉美民粹主义的持久性、连贯性与规模性是俄、美不能相比的，它代表着落后的边缘地带在现代化冲击下新生的一种政治形态。自20世纪初登上政治舞台后，拉美民粹主义历经数次高潮，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大潮中发展出经典民粹主义；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衰微、新自由主义强势植入的转型期衍生出一种新民粹主义；其后又因反抗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催生出一种被称为“粉色浪潮”的激进左翼民粹主义。一百年间，拉美民粹主义完成了数次代际更迭，表现出令人目瞪口呆的历史韧性，“民粹主义一直没有消失，目前仍是拉美政治中周而复始的现象”。几度兴衰之间，拉美民粹主义始终与拉美的发展选择紧密相联，它的经久不息蕴藏着一种探寻替代性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

(一)早期民粹主义阶段

从20世纪初到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是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虽然一些学者并不把它称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但是民粹主义的出现已是势不可当。拉美现代化转型的启动非常早，自19世纪初获得独立后即开始了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的现代化进程，近一百年的转型发展孕育了以城市工人、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为主体的新兴社会力量，传统阶级如农民和印第安土著也被现代化唤醒，形成了阶级或族群意识，这些处于考迪罗寡头政治之下的被统治阶级对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秘鲁政治家阿亚·德拉托雷被称为“拉美民粹主义之父”，他于1924年率先创立“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即阿普拉党），提出阿普拉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阿普拉主义越过秘鲁国界，传播到其他拉美国家，奠定了拉美民粹主义运动的左翼基础。与此同时，中下层大众的社会改革呼声在一些南锥体国家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回应，具有早期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府纷纷出现，如智利的亚历山德里政府（1920—1925）、阿根廷的伊里戈延政府（1916—1922）、乌拉圭的巴特列政府（1903—1907、1911—1915）和秘鲁的比林赫斯特政府（1912—1914）等在各自国家开启了民粹主义的最早实践。这些民粹主义的早期实践推动拉美从寡头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不可逆的历史行程。

（二）经典民粹主义时期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进入真正的高潮阶段。之所以称其为经典，是因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此后拉美国家的民粹主义发展模式。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进行的政策变革成为拉美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些堪称经典的民粹主义政策侧重于社会经济方面，包括政府干预、福利国家、进口替代、多阶级联盟、收入再分配等，它们既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更展现了民族主义的立场。1929—1933年严重的经济危机极大地挫伤了欧美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的拉美各国同样备受打击，拉美长期实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政策因欧美经济的崩溃而难以为继，出口导向的寡头制政权“面临着增长、分配、参与和合法性的四重危机”。“这场危机促使拉美国家政府开始干预经济，从而涌现了新生的工业部门”，尤其是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各国的广泛推行，催生了一个软弱但野心勃勃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也带来了一个政治上日益活跃的、强有力的劳工阶级。在魅力型政治强人的推动下，两个新兴阶级之间建立了跨阶级联盟，“这一联盟整合了企业主和劳工的利益，并向农业和土地寡头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拉美经典民粹主义时期的领导人有三个重要代表，即墨西哥的卡德纳斯（1934—1940年执政）、阿根廷两度执政的庇隆（1946—1955、1973—1974年）和巴西两度执政的瓦加斯（1930—1945、1951—1954年）。20世纪60年代后，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困境，军人政府纷纷上台，大举镇压民粹主义运动，拉美的经典民粹主义开始衰微。

(三)新民粹主义时期

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新民粹主义是经典民粹主义的一种变异。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军人独裁统治之后，拉美在80年代走上了政治民主化之路，但是在经济上却不得不面对民粹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1982年，墨西哥成为第一个宣布无力偿还贷款的国家，随即债务危机蔓延至整个拉美。为挽救拉美经济，西方国家联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推出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拉美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最早的试验田。然而，市场化、自由化政策在限制国家干预的同时，也减少了公共福利，造成了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强烈不满。为了突破市场化改革的阻力，一些拉美国家的领导人采取政经分离的策略，经济上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政治上重新回到民粹主义。出于强化个人权力和争取政治便利的需要，这些市场化改革的领导人没有完全忠实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通常是在选举前夕推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以此来维护民众的支持。但是，他们搞的政治民粹主义也背离了经典民粹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主张，具体表现为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放弃经典民粹主义的多阶级联盟，放弃劳工阶级而以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和城市贫民为动员对象，民粹主义成为一种争取民众支持的政治策略。实际上，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策略性合作，是一种“变种的”或“新自由主义化”的民粹主义，其策略是“利用民粹主义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反过来又利用经济自由主义来加强其民粹主义领导权”，与左翼的经典民粹主义相比，新民粹主义带有明显的右翼色彩。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拉美新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典型代表包括阿根廷的梅内姆、巴西的科洛尔、秘鲁的藤森和厄瓜多尔的布卡拉姆，80年代秘鲁的加西亚和巴西的布里佐拉也可归入这一阵营。

（四）激进左翼民粹主义时期

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曾许诺的繁荣前景的幻灭，要比欧美早得多。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改革没有使拉美走出经济衰退，在经济持续不景气、贫困与不平等日益严重、社会问题频发的现实面前，民众对市场化政策非常悲观失望，他们期望一场可以带来公平正义的变革。在此背景下，激进左翼的“粉色浪潮”顺势而生，推动拉美政治整体左转。彼得·史密斯认为，“粉色浪潮”不是一项有组织的或教条式的运动，它始于1998年查韦斯赢得委内瑞拉总统大选之际，随着卢拉在巴西、基什内尔在阿根廷分别赢得总统大选而迅速发展。除了这三个国家，“粉色浪潮”在21世纪的头十年内还席卷了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乌拉圭、萨尔瓦多、巴拉圭和秘鲁等诸多国家，激进左翼民粹主义成为一种群体性崛起的政治现象。这一轮民粹主义浪潮继承了其经典时期的左翼基因，如反美反霸权主义、主张经济去市场化和社会超福利化等，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主张在许多国家得到认可并付诸实践。但是，它与经典民粹主义也有着重大不同，如不强调彻底的扩张主义财政与货币政策，“不是用过分依赖财政赤字去重新分配收入，而是强调政府的干预、控制、限制是引导收入流向特定群体的一种方式”；再比如，经典民粹主义领导人大多通过非民主方式获取政权或继续执政，但21世纪的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执政；此外，政治上主张泛拉美主义和地区主义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色。

拉美民粹主义在一百年间经历了四次浪潮，并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来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关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反全球化右翼浪潮冲击下，“粉色浪潮”渐趋消退、“左退右进”声浪渐起。2018年，走右翼民粹主义路线并有“巴西的特朗普”之称的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右翼阵营看起来有走强之势，但拉美左翼的基础极其深厚，左翼民粹主义总体上仍保持优势地位。巴西前总统、劳工党领袖卢拉因执政成就和个人魅力仍保持很高人气，2020年7月，巴西《圣保罗州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0%的民众表示，如果卢拉2022年再次竞选，就会投票给他；愿意选择博索纳罗的民众比例仅为38%。2019年10月，智利发生反新自由主义的“三十比索运动”，一年后的修宪公投以78.27%的多数票赞成修改军政府时期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宪法；2018年7月，墨西哥左翼联盟“我们共同创造历史”在大选中获胜，站在左翼立场的奥夫拉多尔当选总统。如此种种，令人对拉美民粹主义将继续走左翼路线还是会出现左右分途深感迷惑，但可以肯定的是，拉美的政治生态将更加多元，而民粹主义不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

三、宏观经济、威权政治与拉美民粹主义的双重面向

长期以来，民粹主义的特立独行与逆世而立激起了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宏观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领域的相关理论产出极其丰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拉美民粹主义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抗争性的街头政治、草根政治，它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与国家、民族、领袖等威权化符号紧密相联。在现有研究中，关于拉美民粹主义的较为普遍的共识是，它“不仅始终被国家当权者所运用、操纵，而且一直就是拉美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转变的驱动力量”。民粹主义已成为拉美政治经济的常态现象，这是理解拉美民粹主义的关键，基于经济和政治两个面向的解读或可还原一个独具特色的拉美民粹主义。

在经济面向上，拉美民粹主义是一种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拉美民粹主义的研究起自20世纪60年代，这项最早以巴西的瓦加斯政府、阿根廷的庇隆政府和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府为经验材料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将民粹主义与经济政策联系起来。不同阵营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拉美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剖析，将拉美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激进模式。在这个研究方向上，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解读。

第一种解释着重批判民粹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和鲁迪·多恩布斯以拉美为案例，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系列主张实行巨额财政赤字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通过增加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来重新分配收入的经济政策。他们将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不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由于政府过度强调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不重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外部限制的风险，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和政府下台。保罗·德雷克也作出了相似的判断，认为民粹主义政策是通过“扩张政府激进主义、在一个不断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吸收工人、改良再分配措施”来应对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缓解多数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不满情绪。第二种解释同时关注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及其政治动机。罗伯特·考夫曼和芭芭拉·斯托林斯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概括了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即通过预算赤字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名义工资增长和物价控制来影响收入再分配；通过控制汇率来降低通货膨胀和提高非出口部门的工资和利润。同时，他们十分重视并揭示了这些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动机，即争取劳工组织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争取非出口部门的配合，在政治上将农业寡头、外国企业和国内工业巨头孤立起来。这种理解遵循了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试图挖掘拉美民粹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意义。第三种解释则强调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影响，充分肯定了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再分配主张，认为民粹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拉美努力摆脱中心国家盘剥、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尝试，在政策上主张从依附性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向自主性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转变。吉列尔莫·奥唐奈、詹姆斯·马洛伊等左翼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项致力于经济增长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为民粹主义的振兴提供了基础，因为进口替代带来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助于民粹主义领导人实现面向大众的、适度的再分配政策，有助于取代那种只惠及外国资本、垄断经济资源和压制民众呼声的排斥性经济政策。总的来说，将民粹主义视为同时强调增长和再分配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基于拉美民粹主义历史经验的共识。尽管阵营不同、褒贬各异，但是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认为拉美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限制外国资本和出口部门、有效增加公共支出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标志性内容。

在政治面向上，拉美民粹主义是一种以魅力型领袖、宪政公投和多阶级联盟为特征的威权主义政治。民粹主义追求大众民主、推崇民族主义和强调国家意志，在政治实践中依赖领袖和精英的操作与领导，因而与威权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拉美民粹主义的威权性尤其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拉美民粹主义强调处于权力中心的个人化领导。在民粹主义同样活跃的欧洲，尽管民粹主义领导人也备受关注，但是欧洲的政治制度整体上是以组织良好的政党为中心，更受关注的是政党与政党政治，但是，“在拉美，政治制度主要是以总统为中心，以强有力的、个人化的领导为中心”。拉美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远不及欧洲，20世纪以来在政党体系之外涌现了难以计数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领袖，拉美民粹主义因而呈现出非常鲜明的魅力型政治权威的色彩。这些个性化的魅力领袖常常越过政党的组织化程序直接向人民喊话，在民众动员和凝聚共识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阿根廷社会学家吉诺·赫尔马尼认为，民粹主义是在魅力型领导人的主导下混入了威权主义。而在奥唐奈看来，拉美民粹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委任式民主，总统被视为国家的化身和国家利益的监管人，由于这位家长式的人物不得不照顾全国，所以他的支持不可能来自一个政党，其政治基础只能是一场运动。

其二，拉美民粹主义充分利用了执政条件下的宪政工具。拉美民粹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街头的民粹主义”，更是一种普遍的“执政的民粹主义”。拉美国家的宪法在文本中都普遍包括对三权分立作出规定的内容，但是实践中三权之间纵然分立却并不平衡。霍华德·威亚尔达认为，当民主来到拉美时，“屡屡呈现出一种更加中央集权化、以行政为中心的民主形式”，“行政被宪法授予绕过立法机关的广泛权力”。这种行政权优先的取向与拉美盛行的新立宪主义有关，即相信国家宪法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公文，应快速灵活地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新立宪主义同意并广泛依靠公民投票和表决来推进政治和社会议程。爱德华兹认为，这种宪政实践将强人领袖通过直接与民众对话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民粹主义特征上升到了宪法高度。在新立宪主义的支持下，行政权常常能轻易地凌驾于立法权与司法权之上，行政机关或总统习惯性地绕过立法和司法部门，要求进行全民公投。秘鲁的藤森在1992年的“自我政变”，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通过宪法大会“重建”民主制，还有其他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宪政改革，都充分利用了全民公投的宪政工具，以达到总统及行政机关的政治威权最大化的目标，拉美民粹主义也因此在宪政意义上成为一种公民投票式政治。

其三，拉美民粹主义表现为一种依赖威权领袖的多阶级联盟。相比于19世纪后半叶的俄美民粹主义，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拉美民粹主义有着更鲜明的城市性，这与拉美自19世纪初实现独立以来即开始现代化转型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如果没有19世纪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就不会出现20世纪的民粹主义”。如前文所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劳工阶级和城市贫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纷纷提出保障政治经济权利、消灭贫困与不平等、提高生活水平等政治诉求，与此同时，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弱小，无法单独挑战传统寡头集团和精英政治，不得不与工人结成联盟，从而形成了工业资本家和劳工阶层策略性合作的民粹主义联盟。然而，这种跨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松散的，它代表的是多阶级利益，由于各阶级之间势必会发生利益冲突，它的维系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以跨阶级民粹主义联盟为基础的政权不得不依赖于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和个人魅力”，这正是拉美各国纷纷涌现威权领袖的重要原因之一。

拉美民粹主义到底是一种宏观经济政策，还是一种威权主义政治，取决于我们的观察维度。前者聚焦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再分配问题，认为民粹主义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相关联，体现了一种追求分配正义的激进左翼意识形态；后者侧重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个人化的领导人争取和行使政府权力的政治策略”，认为民粹主义坚持多变的意识形态，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相联系。这两种解读的逻辑脉络并不相同，解释力也各有局限，前者忽略政治因素，从而可能低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后者过于强调民粹主义的工具性，则可能使民粹主义沦为操弄民意的精英主义。就拉美而言，单独讨论经济或政治层面的民粹主义并无意义，因为民粹主义在拉美已经演进成为一种政体类型，它有着特定的治理逻辑和施政理念，不仅依赖于与其他地区类似的大众政治，更积累了其他地区罕有的发展经验。

四、历史传承、制度惯性与拉美民粹主义的替代性发展

拉美民粹主义的历史韧性为其带来了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影响，其长达百年的兴衰史既是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之旅，也是一次次靠近、远离、再靠近、再远离西方发展模式的过程。“我们是现代欧洲的第一个边缘，我们从现代化构成进程最初的那一刻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承受了这种被边缘化的痛苦。”显然，拉美人对被西方世界冷落、剥夺和边缘化有着深刻的自我感知。民粹主义在拉美的长期存在固然是拉美国家经济结构失衡、政治体制不完善、社会不平等严重和威权化传统深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拉美国家为了摆脱依附性发展、寻找替代性道路而进行的主动尝试。在文化意义上，民粹主义是一种重新发现拉丁美洲在现代性的全球历程中所居位置的努力，而从制度意义上看，它是一种解除边缘性和依附性痛苦、找到国家自主性发展之道的政治解药。

诚然，每一种民粹主义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如魅力领袖的涌现或者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对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系统来说，民粹主义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威亚尔达认为，长期以来，拉丁美洲一直被不是植根于现代性而是植根于中世纪精神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所主宰。拉美之所以成为民粹主义的沃土，除了政治困境和经济危机的持续刺激，柔性文化与刚性制度的双重影响更为持久和深刻。

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来看，拉美民粹主义固有的威权性、国家性、多阶级联盟等特性不仅折射出既定的社会政治现实，更深源于独特的历史体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体现了美国、欧洲和历史上拉美行事方式的一种迷人的交融。”“历史上的拉美行事方式”正是1492年以来葡萄牙、西班牙殖民统治给拉美大陆留下的伊比利亚思想传统所塑造的，它的核心是一种包含了威权主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法团主义的等级制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孕育了19世纪拉美独立后的精英主义和考迪罗主义，更使威权政治传统延续至20世纪的民粹主义，实现了从单纯的军事强人向政治强人的过渡。巴西社会活动家罗伯特·德索萨发现，1993年决定巴西国家政体的全民公投之所以最终保留了总统制，是因为巴西有着“救世主义”的文化传统，民众乐于将权力授予“救世主”，而总统就是“上帝的替身”。此外，拉美深厚的法团主义传统与民粹主义也有着思想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尤其可以解释经典民粹主义的多阶级联盟。法团主义是一种具有精英性、家族性和庇护性的非正式政治模式，普遍存在于拉美各国，它在巴西被称为帕尼林哈体系（panelinha system），在墨西哥被称为幕僚体系（camarilla system）。19世纪，只有教会、军队和寡头统治集团三个主要法团参与拉美的政治过程，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新的法团如劳工组织、中产阶级和原住居民组织等开始要求成为政治体系的参与者。法团主义的建构基础是政治恩庇、相互义务和恩惠传统，它承诺要建立一个阶级和谐而非阶级冲突的体系。这种文化传统有助于形成经典民粹主义的跨阶级联盟，有助于魅力领袖在众多法团的分化、冲突中应运而生，进而形成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庇护和依附关系。

从经济和社会的制度惯性来看，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是最具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也是拉美各国偏好国家干预、福利主义的制度惯性的结果。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是拉美现代化的动力，为了改变欠发达面貌和摆脱依附性地位，拉美各国表现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高度依赖。威亚尔达认为，为了吸收和有效笼络更多的团体进入体系，使它们满足于政治恩庇、政府计划和特殊关照，各国需要一个持续做大的经济蛋糕，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蒂娜·罗森伯格将完全拉美化了的自由主义称为“魔幻自由主义”，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法国思想家卢梭对拉美自由主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拉美政治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继承了强大的国家主义趋向”。即使许多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政府在经济和社会计划方面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威亚尔达认为这更接近欧洲的传统，而不是美国的自由放任的模式。在民粹主义领导人看来，国家干预有利于促使私人企业为集体谋福利和对发展成果进行公平分配，而国家干预所需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扩大需求、鼓励产出，他们相信财政赤字与再分配政策结合在一起，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失衡和高度的通胀。众所周知，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通过国家干预将不同资源要素连接起来进而实现平等正义，是历代民粹主义领导人一致坚持的政策主张。

在历史传承和制度惯性的作用下，民粹主义成为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以来大部分时间里的发展选择。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从西方的中心国家向非西方的边缘地带不断扩散和发展，这种线性发展观要求后发国家向先发国家学习并走上相同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在每一个工业化的场合，对于先进国家发展过程的模仿看起来都要伴之以不同的、本土性的决定要素”，不管西方如何定义拉美民粹主义的成败，20世纪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两次高潮都是在拉美模仿西方的过程中本土性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

其一，经典民粹主义对现代化理论及其出口导向战略的反抗。西方学者从西方自身的发模式出发，提出了一套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方面的进步取决于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相应的价值观念变迁。在西方看来，非西方国家面临社会经济低度发展、发展不足甚至毫无发展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国家的内部障碍，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果已成功检验了现代化的价值，后发国家应该全面追随西方现代化的道路。20世纪初，拉美国家普遍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由于本国工业化不足以及外部市场与商业资本的推动，它们基本上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20世纪30年代，受经济大萧条环境的影响，拉美的出口市场大为缩小，出口增长导向和自由放任的西方模式受到拉美本土学者的质疑，认为这种依附性的工业化道路只能带来约翰·泰勒所说的“受限制和不平衡的发展”，会使得拉美的扩大再生产受限制，无法形成针对国内市场需求的生产体系。

在此背景下，强调国家干预的经典民粹主义开始兴起。20世纪50年代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从结构主义范式出发，提出了一套否定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边缘”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用初级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体现了一种国际生产分工的结构性差异，不仅造成了边缘国家的国内失衡和经济落后，更造成了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这套理论又被称为依附论，在深陷出口导向战略困境的拉美各国广受欢迎。依附论主张改变初级产品出口战略，代之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终结拉美对西方的依附。大萧条后兴起的拉美民粹主义反对寡头制的出口导向体制，发动了反对西方模式的第一次攻势，墨西哥的卡德纳斯、阿根廷的庇隆、巴西的瓦加斯、厄瓜多尔的伊瓦拉、秘鲁的德拉托雷和玻利维亚的埃斯登索等民粹主义领袖在经济政策上都一致倡导进口替代工业化，主张限制外国资本和出口部门，提高非出口部门的工资，推行内向型发展战略。这是拉丁美洲偏离西方发展模式的第一次主动尝试。

其二，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的反抗。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长期的赤字财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一连串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拉美经济陷入低迷，人均收入负增长持续了十年之久，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为走出困境，拉美向西方求助，并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第一块试验地。“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要求拉美国家消除财政赤字、降低通胀、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推行公共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等。在西方施压下，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各国开始了程度不同的私有化改造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改革初期确实出现了一些改观，如通胀率显著下降、经济增长加速等，但是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进步，自由市场机制并没有降低贫困率和缩小收入差距，拉美仍然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渐露败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严重的经济衰退再次袭来。

对新自由主义的信仰在拉美摇摇欲坠之际，拉美左翼开始强势回归，试图寻求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阿根廷、秘鲁、巴西的温和左翼政府走的是一条“新民粹主义”路线，它们接受自由市场原则，没有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但主张规避市场化的缺陷，认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希望找到一条“介于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和以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激进左翼政府则希望找到一条更彻底的、适合拉美本土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查韦斯等人倡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之路。查韦斯声称要发动“玻利瓦尔革命”，提出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全球化和代议制民主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参与式民主，“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则主张一种类似的“社群社会主义”，依托“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对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经济模式持否定立场。2007年1月，科雷亚就任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将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以终结“漫长的、悲惨的新自由主义之夜”。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拉美左翼民粹主义基本否定了“市场是通往共同繁荣的最可靠道路”这一新自由主义信仰，主张将国家有效分配资源置于市场竞争之上。

历史地看，拉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三大主题，即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的自主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美国对拉美的强大影响力。其中，争取自主性是核心目标，拉美国家自19世纪相继获得独立以来，实现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性发展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国家目标；后两项，即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美国的影响决定了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独立后的拉美各国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和国家独立，但是经济上仍然属于殖民地性质的依附性形态，西方理论家和政客许诺的富足之国并未出现，相反，“发展的话语和战略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欠发达和贫穷，是难以言说的剥削和压迫”。美国学者肖夏娜·坦塞发现：“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越来越警觉。”拉美民粹主义的长盛不衰反映了拉美人的这种警觉，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玻利瓦尔革命奠定的独立、自主基因。拉美民粹主义有着强烈的寻找本土模式的意图，它在国家与市场的对立中坚定地站到了国家的一面，它主张的“收入再分配、国家管控和社会公平政策具有超越新自由主义正统性政治的鲜明特征”。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现代化理论也好，新自由主义也罢，这些西方理论与发展模式是垄断性和霸权主义的，服务于资本和市场的需要，无视国家的伦理职责和政治功能，因此，不仅无法帮助拉美摆脱依附性经济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而且还剥夺了拉美的自主发展空间。经典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和激进左翼民粹主义的实践，不管好景有多长，代价有多大，事实上都是对所谓西方正统模式的批判与偏离，是拉美在争取自主性发展方面作出的本土努力。

五、结语

民粹主义具有天然的反抗性，在拉美，这种反抗指向中心国家及其发展模式，表现为对国家自主性的维护，尤其表现为对替代性发展模式的探索。从国家的意义上看，自主性意味着按照特定的国家逻辑独立行事的自由和能力，它与生存和经济福利一同构成了国家的三大利益。拉美国家处于边缘、外围、依附地位的形象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先后作用的结果，对于经历过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拉美各国来说，争取自主性和争取独立是同一种国家目标，出自同一种与生俱来的国家本能。概括起来，拉美的现代历程就是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一次次反抗，无论是20世纪的经典民粹主义，还是21世纪的激进左翼民粹主义，都试图走一条可以摆脱依附地位的自主发展道路，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民粹主义，也试图在新自由主义与传统民粹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新路。

然而，20世纪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一次次尝试都是在对西方的发展主义理念进行修补和改造。拉美民粹主义者对于发展的理解，仍然以投资、出口和增长等经济目标为优先，拉美左翼政府所进行的现代化发展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缘政治的后果”。21世纪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1世纪社会主义”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根本性改造仍然前景未明，原因或许在于其并未找到真正替代西方发展主义的道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忽略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发展和进步，“没有把发展看作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整体辩证互动的结果”，使得拉美无法摆脱用自然资源出口换取暂时性经济增长或社会福利的老路，更无法帮助拉美超越以无限增长或侵占自然资源为内容的霸权式发展模式。拉美民粹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它提供的发展模式能否摆脱西方发展理念的束缚，能否平衡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的关系、协调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否则拉美左翼政府难以走上一条真正具有替代性和自主性意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