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轨迹与当前使命

段治文 ：石 然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即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首先产生；列宁完成了转换，使得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产生，为此，他力图弥补这两大基础；此后的斯大林、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了偏离，也就是偏离了这两个基础；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认识基础上回归到马、恩，也回归到列宁，也就是要重新弥补这两个基础。 今天生产力基础弥补得比较好，民主发展还需进一步推进。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构想、转换、偏离与回归的历史轨迹，清楚地预示了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当前使命。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 历史轨迹 当前使命

科学社会主义将近 170 年历史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阶段、列宁实现社会主义的转换阶段、斯大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发生偏离阶段、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重新认识中实现回归阶段。 科学社会主义演变的“构想、转换、偏离与回归”的历程，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产生的两大基础即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展开的。 因此，追踪科学社会主义“构想、转换、偏离、回归”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厘清：社会主义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后来又是怎么发生转换的？转换后为什么会走弯路？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做？今后将要怎么做？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首先产生。 这一构想有科学的依据，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即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只有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极其丰富，才能够实现按需分配，而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分配的公正，进一步实现社会和谐。 而资本主义发展正是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这两大基础。 这一科学构想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科学认识基础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规律，

科学地揭示了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内在逻辑。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在提出生产方式矛盾规律的同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 认为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随着 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与此同时，他们揭示了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 强调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节。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 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 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 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 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经济和政治作为带动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

马克思、 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人类社会逻辑演进的总趋势， 也是以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历史命运。 马、恩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产生呢？ 事实上， 马恩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 同时又充分估计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基本条件。 如果说经济和政治是带动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 那么社会主义产生的必备前提和基础有二：一是生产力基础，二是民主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做自然历史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只有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财富极其丰富，才能实现按需分配；而当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后，大家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

民主保证公正又是必备的，否则，有的人要什么有什么，有的人要什么要不到什么。 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明确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新 的社会要“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全体社会成员参加下来经营”^[7]，也就是 说彻底地真正地实现人类民主。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发展民主，也正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过程，也是为自身掘坟墓的过程。 资本主义以其商品经济的方式极大地发展了以现代工业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 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产生的生产力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同时强调 ，“在大工业中 ，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 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因此， 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9]资本主义以实现政治解放的形式创建了现代性民主政体， 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产生的民主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是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10]，“任何政治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11]；同时指出 ，政治解放为社会解放创造了前提，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治的最后形式，“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 ”^[12]事实上，“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简介地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13]， 至于直接还是间接 ， 也就是说新型民主的发展程度， 要视其本来的民主程度而定。

在这个意义之上， 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正是具备了社会主义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 正是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越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产生越早。

二、列宁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转换

在列宁的领导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 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历史转换。 经过这一转换，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两大基础——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不复存在了， 这是转换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所必须面对的。那么，首先，列宁为什么能够提前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这一转换？ 事实上，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并非凭空产生， 它既是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 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灵活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14]列宁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与马、恩时期不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 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阶。 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因此，“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5]特别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矛盾的集中爆发点， 又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而且能够在落后国家中取得胜利。 当时的俄国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列宁抓住了机遇，把俄国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因而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在落后国家成为现实。

其次，列宁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换后，究竟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以及列宁实现转换后的实际，很清楚，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是可以跨越的 ，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基础是不能跨越的。 列宁及其领导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必须重新弥补生产力和民主这两个基础。

应该说，列宁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认识到了俄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基础的不足， 他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 ”^[16]“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再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 ”^[17]他准确地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脱胎于东方封建宗法的小农社会。 列宁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还没有烧好。”^[18]俄国“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 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我们不知道， 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19]正是因此，列宁很清楚地认识到，转换实现后，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很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必须要吸收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成果， 弥补好生产力和民主着两个基础。

纵观列宁晚年的实践，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晚年努力在做两件事：一是新经济政策，二是新政治政策。 而这两大政策正是在力图弥补社会主义应有的两大基础。

1921 年开始 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要求实行商品交换，恢复商品流通，改造国有企业，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力图通过商品（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建立“电气化”生产力基础。 依据当时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背景， 列宁认为电气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 他因此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20]的著名论断。而实现电气化，就要利用商品经济解放生产力。 列宁指出，“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 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21]“共产主 义与商业 ？！ 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关、相去甚远的东西。 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 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 宗法式的农业的差距更远。”^[22]正是因此，列宁把商品交换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从而把市场机制在俄国固定下来。

除了通过新经济政策力图弥补生产力基础外，列宁晚年几乎全部精力都在思考政治民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治政策。 他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3]他在晚年特别是病重期间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大量思考，集中体现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可少些， 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等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他把民主化作为政治制度改革的主旨， 把官僚主义作为主要敌人， 要求民主化改革要从执政党自身做起，要强化人民监督权，改造国家机构，设立工农群众制约监督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工农检查委员会，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给以立法职能，与苏维埃决策机关相制衡等等。 这一切表明列宁晚年力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基础。

可惜的是，列宁很快就去世了。 列宁未能完成转换之后对社会主义两大基础的弥补工作， 需要之后的继任者继续完成。

三、斯大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了偏离

列宁去世后，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但在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出现了偏离。 而这一偏离，说到底就是偏离了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

斯大林把列宁“一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也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 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 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24]应该指出，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有其合理性，增强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就是超越了列宁正确分析过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 也就是超越了弥补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的阶段。 斯大林偏离了这一方向，过早的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了苏联模式的理论前提。 以此为指导，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运行模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 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但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同样出现了失误。 毛泽东没有很好地纠正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并一次又一次地缩短了赶超时间。 随后又提出了 “向共产主义过渡”。 1958 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在个别行业、个别省份可以尝试着首先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 100 年，可以 50 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取得一些办法和经验。 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25]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人民公社” 等实践严重超越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 正如邓小平总结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 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 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26]最后，穷就是光荣，社会主义就是贫穷的结局。 邓小平还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27]

与此同时，斯大林、毛泽东都忽略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民主政治建设。 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高度民主， 没有考虑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加上历史、国情和个人因素，两位领导人在党内生活中片面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片面强调“专政”，忽视“民主”，这就容易使得民主建设不健全、 不完善。 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 很容易造成领导人意志强加于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以政治挂帅大搞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可以说，斯大林、毛泽东都忽视了列宁已经完成了历史转换这一特殊背景， 不知道在列宁转换后需要弥补社会主义的两个基础， 而是直接把马克思恩格斯未来高级的社会主义理论照搬到落后的实际当中来建设， 这就跨越了阶段， 脱离了实际，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四、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本质重新认识中实现回归

20 世纪 70 年代末 ， 邓小平高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及其本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此，社会主义开始了回归之路。

回归到哪里？ 就是回归到马、恩，也回归到列宁， 就是回归到弥补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的方向上来。 邓小平清晰地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 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28]因此可以得出，邓小平的回归就是回归到马恩，回归到列宁，即回归到马恩对社会主义基础的要求， 回归到列宁对于落后国家弥补社会主义基础的思路。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制定计划。”^[29]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也就是弥补社会主义两大基础的过程。 事实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阐述的实质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民主保证公正的实现。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30]他充分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发展生产力更是一切工作的重心。 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31]“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得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32]等等。当然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就是解放生产力， 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方式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地说，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办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33]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科学地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思路。

邓小平对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4]这一重要论断，特别强调“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恢复了正常的民主秩序。 特别是，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 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思路。 十三大报告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治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36]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 邓小平时期最大的成就是弥补了生产力这个基础。 我们完全可以说，通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基础弥补得比较好了， 生产力发展问题上也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但是，由于时间的局限性，民主建设虽已做了很多探索但还没有充分的展开。

五、当前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使命

既然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强大的生产力来保证社会主义实现的物质基础， 又要有民主来保证社会分配的公正与社会和谐； 既然社会主义发展的轨迹清楚地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回到生产力发展和民主建设这两大基础上来什么时候就成功，那么， 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使命就已经很清楚，就是要在继续弥补好生产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 通过民主建设， 包括依法治国，来保证社会公正与和谐。 当然，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绝不能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 而必须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指导下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认清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推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同时， 极大地着眼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比如：“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 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 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 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 有效的， 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37]这一系列论断，集中体现在习近平的《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其中涵盖了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原则、 民主制度的形成规律和民主制度的评价标准， 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最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笃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同时指出，“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38]，从而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 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得以充分展开。

纵观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实践，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已成为当前努力的重点。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当前使命的伟大实践， 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必将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伟大贡献。

总之， 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轨迹以及充分建立社会主义两大基础的要求看，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显然正承担起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使命，将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轨道推向前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天实现发展与转型中，将继续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将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两大基础将越来越扎实和稳固，社会主义必将有美好明天。

 

注释：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3、3 页。

[2][3][4][6][7][8][9][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0、222、610、422、302、405、160、37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2 版，第 41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2 版，第 189 页。

[12][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66、685 页。

[15]《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54页。

[16][17][21][22]《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45、497、501、614 页。[18][19]《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8、68 页。

[20]《列宁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6页。

[23]《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8页。

[24]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论述》，载于 《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 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87 页。

[25]罗平汉：《“大跃进” 的发动》，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0 页。

[26][27][29][30][3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16、116、252、116、176 页。

[28][31][32][33][3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22、231、314、236、168 页。

[37]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4 年 9 月 6 日第 2 版。

[3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3 -11/16/content_1325398.htm

 

作者段治文，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然，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6 年 2 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