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革命:阿尔及利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慈志刚

【内容提要】：农业革命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在农村和农业领域进行的一次重要改革。这场改革的发生是为了进一步消除殖民主义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实现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农业革命自1971年开始至1982年，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土地所有权、发展农业合作社和建立社会主义村庄成为推进农业革命进程的主要机制。农业革命是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初期创立自管制度之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次探索。它在经济上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社会文化上推动了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在政治上完成了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员、提高了政权的合法性，对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阿尔及利亚 农业革命 社会主义 布迈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亚非拉被殖民地区迎来了民族解放的高潮，赢得独立的国家进入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阶段。阿尔及利亚工人在国家独立之初，自发接管被殖民者遗弃的农场和工厂，为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恢复作出了贡献，自管社会主义也成为阿尔及利亚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自管部门的主要使命是对前殖民者遗弃的产业进行接管，它虽然为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但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产业的国家，阿尔及利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必然要涉及对农村和农业的深层次改革。1971年，布迈丁政府发动了阿尔及利亚的农业革命，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生产组织形式和居住条件进行系统化改革，以加速农业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农业革命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是国家试图重建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关系，进而全面推动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是消除殖民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为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的探索性实践。

一、阿尔及利亚农业革命的动因

与独立初期农场工人创造性开创的自管制度不同，阿尔及利亚的农业革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改革。西方学者对这场改革动因的分析往往停留在农业经济层面，忽视了农业革命发生的历史根源与政治和社会涵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阿尔及利亚的农业革命是其民族解放斗争在独立后的延续，其目的是既要改变后殖民时代农业经济的畸形状况，还要清除农村和农业中的前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度，更为深刻的内容则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一)进一步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

1830年，法国发动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在此后的132年里，殖民主义的影响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方式一直渗透到阿尔及利亚最遥远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殖民统治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领土吞并，还有经济上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附关系。阿尔及利亚的传统农业经济受殖民主义的冲击尤为严重。

第一，对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历史上的阿尔及利亚曾以发达的农业生产闻名地中海世界，西方古典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曾将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地区描述为富饶的谷仓，直至19世纪初，阿尔及利亚的谷物仍然供应着欧洲市场。自被殖民以来，阿尔及利亚的生产生活因战争而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自1841年法国的征服战略从有限占领转向全面征服以后，阿尔及利亚的村落、农作物、牲畜和森林植被等遭到了系统性破坏。恩格斯对野蛮的征服者进行了批判，认为“从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到现在，这片不幸的国土一直是不断的流血、掠夺和强暴横行的场所”。根据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杜格尔(JamesMcDougall)对1830—1870年的数据统计来看，除了大量土地落入殖民者之手，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因直接战斗伤亡的就达到65万—82.5万人。

第二，破坏了阿尔及利亚传统的土地占有关系。殖民入侵前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所有制呈现多样化特征，包括受罗马帝国影响形成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受阿拉伯人扩张影响形成的部落集体土地所有制，还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建立的国有土地所有制。这些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殖民统治时期基本都遭到瓦解。一方面，殖民者通过没收的方式占有了前摄政国的所有国有土地，并宣称对所有未开垦的土地也拥有所有权;另一方面，通过立法与暴力相结合的方式，剥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部落和私人土地。这导致大量良田落入殖民者手中，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占有的土地则进一步碎片化和被边缘化。以土壤肥沃的米提贾谷地为例，在总计超过16.8万公顷的耕地中，约13.2万公顷被殖民者征收。殖民政府将这些土地免费分配给欧洲移民，以此来鼓励更多欧洲人到阿尔及利亚定居和进行农业耕作。欧洲移民的数量从1871年的11.9万增长到1900年的20万左右。在此期间，法国土地投机商亦看到殖民地发财致富的良机，这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土地私有的产权关系在阿尔及利亚的建立。例如，1873年的土地法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只有一个，即确立土著居民可以出让地产的原则，以加速欧洲殖民者剥夺阿拉伯人土地的过程。

第三，改变了阿尔及利亚的农作物种植结构。直到1880年前后，谷物种植还是欧洲农业移民和土著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但是随着19世纪末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殖民地的经济被宗主国强行整合进世界市场，因此，阿尔及利亚的谷物种植受到欧洲谷物价格下跌的影响，一些欧洲投机者趁机将在法国饱受根瘤菌病困扰的葡萄种植业向阿尔及利亚转移，特别是泰勒阿特拉斯山脉北部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园。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市场的需求再一次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一些市场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的产量出现了高速增长。传统谷物种植的衰落，以服务于宗主国和世界市场需求的新作物的广泛种植，使阿尔及利亚的农业经济具有了更强的外向型特征，这对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使阿尔及利亚农业发展停滞不前。近代以来，阿尔及利亚的降水量并不稳定，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波动状态。法国虽然将阿尔及利亚纳入其领土范围，但对阿尔及利亚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有限。一方面，法国将农业耕种范围扩大到牧区，阿尔及利亚脆弱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问题加剧，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土著居民的传统农业对立的现代农业部门，欧洲投机商通过各种方式占有土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资本主义农场。这些农场采用现代技术和设备，对阿尔及利亚农业的基本问题即缺粮和不发达的改变是有限的。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除了蔬菜和水果生产，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发展几乎停滞不前，1955年的粮食产量仅达到1938年的水平。

第五，重塑了阿尔及利亚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土著居民的土地被大量剥夺，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到殖民者的农场中通过劳动谋生，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关系。还有一些农民到宗主国的工厂中谋求生计，所获得的工资成为其维持全家生活的重要手段。游牧民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阿特拉斯山以南到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脆弱的环境使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因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动员虽然是由梅萨利.哈吉(MessaliHadj)和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Abbas)等世俗精英或宗教人士完成的，但民族解放斗争在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1956年的苏马姆会议提出了土地改革的主张，认为“以爱国的方式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是与彻底打碎殖民制度分不开的”。1962年的《的黎波里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的具体内涵。籍此，农业革命成为民族主义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影响的必经路径。

(二)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实际上，在殖民统治末期，法国殖民当局已经意识到需要在农业领域进行改革，以此来确保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主导地位，并于1959—1960年制定了《君士坦丁计划》，通过加强投资和改善基础设施等方式推动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部门的现代化转型。然而，这一服务于殖民者利益的改革计划未能变成现实。就这样，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结构成为殖民统治留给阿尔及利亚农业的历史遗产。在勒内·杜蒙(ReneDumont)看来，阿尔及利亚的现代农业技术仅限于欧洲人经营的农业部门，这就意味着阿尔及利亚农业的整体现代化水平非常低，因此，解决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所有权模式和作物种植结构不平衡问题至关重要。法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热拉尔.D.博尼斯(GérardDestannedeBernis)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在1962年独立时，阿尔及利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各地区联系不强，各产业部门主要依赖外部进口或出口。如前文所述，农业经济对宗主国与国际市场的依附性和国内农业生产的碎片化成为困扰阿尔及利亚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农业工人自发在殖民者遗弃的土地上建立技术先进的大型农场，并成立了自管委员会进行生产和经营，而传统农村则依然维持原始的耕作方式。按照阿尔及利亚首任总统本·贝拉(BenBella)的说法，实行自管制度的最初目标只是土地改革，也就是土地革命，这是阿尔及利亚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伟大创举。但是此后的几年，全国范围内的土地革命并未发生。到1968年，小农占阿尔及利亚农民的72%，但只拥有22.6%的土地;25%多一点的中等农民(即拥有10—50公顷土地的农牧民)，拥有50%多的土地;农村资产阶级(拥有50公顷以上土地的个人)占土地所有者的2.9%，却拥有26.6%的土地。因此，到布迈丁时期，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平衡农作物种植结构，促进农业协调发展，遏制农村购买力下降和农民经济状况恶化的趋势，防止农村人口外流，减缓城市边缘区域的人口压力等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布迈丁执政初期，随着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国家将发展的重点转向工业领域，因此，农业处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边缘，在第一个三年计划(1967—1969年)的投资中，农业拨款仅占总投资的17．6%。这一工业发展优先的现代化战略受到了博尼斯的“产业化工业”(industrializingindustry)理论的启发。所谓产业化工业理论受到了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产业革命和社会分工的理论，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工业的带动作用，引发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结构性变革。就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而言，工业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业为工业提供生产原料和消费市场，通过工业和农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整体变迁。布迈丁政府在总结第一个三年计划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解决农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并提出了以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内容的新的改革方案。因此，农业革命成为国家总体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一环。

（三)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1962年独立前夕，阿尔及利亚召开了全国革命委员会会议，为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确定发展道路和行动纲领。会议通过的《的黎波里纲领》明确了在民族独立斗争之后将进行人民民主革命。所谓人民民主革命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进行自觉的国家建设。这是阿尔及利亚官方通过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确定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性原则。在经济层面，社会主义原则将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反对外国统治和经济自由主义;二是争取在劳动者民主参加经济管理的情况下实行计划政策。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客观形势也推动了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63年，阿尔及利亚农业和土地改革部时任部长阿马尔·乌泽加内(AmarOuzegane)在接受佩鲁的采访时表示，战争给农村人口带来的主要遗产是流离失所，700多万人口中大约有250万人以某种方式被迫放弃家园，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只有一个选择———直接进入“集体农场”阶段。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古巴在独立伊始就建立了集体农业制度。阿尔及利亚农业工人的创造性实践，使自管农场既为恢复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阿尔及利亚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自管制度的建立使阿尔及利亚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对当地农业发展的影响，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新起点。

除了自管制度以外，阿尔及利亚政府发现，合作社制度是农村地区超越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提高生产力的最好方法，特别是多个世纪以来的集体主义传统有利于合作社制度的发展。由于自管制度是一种比合作社制度更为优越的生产组织形式，因此政府的预期目标是要逐渐把这些合作社变成自管组织。当自管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试图将其在农村推广和实践时发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很低，无法对之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动员。民族解放战争主要教会了他们民族主义和独立，民族解放阵线战时的口号“耕者有其田”被宽泛地理解为将法国人的土地分配给个人，而非组织集体农场。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先锋党(SocialistVanguardParty)领导人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克里姆(AhmedBenabdelkrim)也认为，当时的变化并没有延伸到由半封建关系主导的广大传统部门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部门，因此，土地改革是深化改革的第一步。殖民统治造成的普遍贫困与独立后的人口急剧增长加重了农村生活的压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农村拥有大量土地却生活在城市中的在外地主，雇佣佃农为其耕作，这种现象与革命时期的“耕者有其田”口号以及独立后的社会主义原则相背离。因此，通过农业革命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业生产关系改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日益迫切的问题。

此外，阿尔及利亚的领导者还希望通过农业革命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1973年，布迈丁总统就在市镇人民议会开幕式上公开表达了这一看法:“这项战斗任务并不仅仅限于把几公顷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或者在这里那里建立起哪怕是数以千计甚至更多的农村，也不限于对农民仅仅发放一点补助金，而是一项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任务，它已超越了物质的方面，它最终是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同社会主义农业部门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吸引非剥削的小土地私有者加入社会主义管理，使小农转变为集体主义框架下的新型农民。同时，通过农业革命完成对农村的社会动员，进而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从这个角度看，阿尔及利亚的农业革命也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实践。“从政治上讲，其目标是通过将该党(即民族解放阵线———引者注)延伸到农村，并通过全国农民联盟自下而上的组织，使广大阿尔及利亚人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二、阿尔及利亚农业革命的进程

1971年，布迈丁颁布了《农业革命宪章》(TheCharteroftheAgrarianＲevolution)，这一官方文件对土地革命的根本任务的描述是，彻底改变由于不公正和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而长期陷入瘫痪的农村社会。具体来看，就是达到以下目标:第一，通过建立新的管理方式和建设社会主义村庄来改变社会关系;第二，建立同生产相联系的一系列服务性部门，执行一种保证给劳动成果以适当报酬的商业政策和价格政策;第三，通过改进新的管理方式来使生产方法和技术现代化。总体来看，阿尔及利亚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采取的主要机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改革土地所有权变革土地所有权是农业革命的第一步。这一阶段包括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对全国范围内的私人生产者所拥有的土地数量进行普查;二是重新分配所有国有和公共土地。消灭大地主阶级，保障中小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取消在外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改革的主要目标，而土地国有化则是改革的核心内容。为此，阿尔及利亚成立了专门负责土地改革问题的中央机构———国家土地革命基金会，来推动土地改革工作的运行。按照《农业革命宪章》的规定，土地所有权改革分为三个阶段来完成。

第一阶段是从1972年6月17日到1973年6月17日，共重新分配73.1万公顷国有土地，其中58.2万公顷土地用于农业。政府共收到20余万份土地申请，最终5万余名通过申请，其中包括397名妇女。对于土地申请资格，一般遵循这样的优先分配顺序:首先是已经在公有土地上工作的农民;其次是参加过民族独立战争的老战士和烈士子女;再次是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最后是搬运工、码头工人和失业者在内的“其他人”。

第二阶段是从1973年3月到1975年7月，这一阶段土地分配的重点是私有土地，既包括对在外地主土地的国有化，以及超出私人土地持有量以外的土地的国有化，同时也包括对部落集体土地和教会土地在内的公共土地的国有化。在这一阶段，大约70万—80万公顷土地被征收，这些土地被分配给6万—7万农民。

第三阶段是从1975年7月开始。这一阶段土地分配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的草原地带，分配的重点是传统公共牧场和大牧场主的“过量”牲畜。1975年，政府颁布《畜牧法》，将所有草场收归国有，并规定单位草场面积的最大羊群数量，以有效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牧民，则由政府购买牲畜进行分配。

(二)发展农业合作社

农业革命的目标不仅是试图将更多的土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它试图向农业领域引进新的组织管理形式，土地申请人获得土地的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1972年颁布的合作社章程，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阿尔及利亚推动小农户向集体农业转变的重要方式。在基层的具体工作中，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一种推进农业革命的重要机制，还承担着进行农村动员，推广技术创新和示范的功能。此前建立的一些小型自管农场也可以被纳入农业合作社体系。阿尔及利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属于全体社员大会，超过十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通过全体社员大会选出的管理理事会负责运营，管理理事会成员任期三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同时选举产生一名经理依照管理理事会决议负责管理合作社的日常事务。此外，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会选举产生一名审计员，代表国家监督合作社的财务执行情况。

通过土地革命的前两个阶段，国家保证分配到土地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每年的纯收入不少于3750第纳尔，这些接受土地的受益者必须以10—25人为单位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不适宜成立合作社的地区除外)。那些并不是农业改革范畴以内的小土地所有者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国家保证合作社成员每年纯收入达到3000第纳尔，若此外还有盈余，则在成员当中进行分配。如果合作社栽种新的农作物无法立即有产出，国家会按照每天15.15第纳尔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薪酬，直到新的作物能够产出农产品。同一市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成立商业和服务合作社，负责合作社农产品的收购和出售，为合作社提供非营利性服务。在省和国家层面，也有类似的商业合作社，负责剩余农产品的采购和销售。在实施农业革命第三个阶段的南方牧区，宪章规定，每户饲养的牲畜不能超过220头，超过部分必须在两年内处理掉。对于没有财产的牧民，政府将分给其100头羊，这同样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这些牧民必须参加与前两个阶段相类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76年底，已分给无地、少地农民94.76万公顷土地，组成了467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截至1980年，农业革命推行的改革措施共建立了596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77个农业服务合作社。农业合作社被认为是一种与自管制度并行的模式，阿尔及利亚信息文化部也称，与自管制度一样，农业合作社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种民主合作和进步形式。

(三)建设“社会主义村庄”

除了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农业革命还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要建成1000座“社会主义村庄”，其主要目的是重建阿尔及利亚农村经济，为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使社会主义村庄成为农村社会活动的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村庄一方面可以缓解住房压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平衡沿海与内陆的人口数量。阿尔及利亚政府希望将社会主义村庄建设成为农村现代化的标杆，村庄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包括自来水、电、学校、清真寺和诊所等;通过改善农村住房和社会经济条件，使农民更积极地投入与生产相关的集体活动。

建设社会主义村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落实该计划的最初阶段，阿尔及利亚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村庄建设是政府主导的项目，中央的计划到地方层面往往都是例行公事地执行，导致出现村庄选址与农田相距甚远等情况，给农民生活带来不便。此外，每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不同，对房屋的要求也不一样，这种统一模式的房屋并不能满足所有村庄居民的需求。第二，社会主义村庄建设进展缓慢，建设速度远远滞后于政府规划的目标。阿尔及利亚的第一座社会主义村庄于1972年4月破土动工，到1977年底建成了68个，到1981年底总共建成171个，另有202个正在建设之中，还有57个已经注册，但没有开始动工。因此，与最初的1000座社会主义村庄的建设目标相比，实际建设的村庄总数才达到430座，远远低于预期。

但是，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主义村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通过村庄建设和住房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居民的住房条件。同时，新建成的村庄对非农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社会生活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村庄建设的首要目标即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已经得到实现。

三、阿尔及利亚农业革命产生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农业革命是阿尔及利亚政府在独立十年后发动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改革运动。一方面，它是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并影响到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反应，是政府主导的一场激进的农业改革;另一方面，它通过革命性变革对农业生产关系进行重塑，是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农村所发生的最为深刻的革命。这场农业革命的影响也最终超出了农业和农村，塑造了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文化。

第一，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土地国有化和重新分配耕地，让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来源，新的产权体系的引入也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同时，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一种新的农村民主管理模式，能够让农民直接参与集体事务的管理，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农村失业问题，但却有利于将农业过剩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去。有数据统计，1975—1980年，农业革命分配的土地面积从102.6万公顷增长到168.4万公顷，牧场面积更是增长了五倍，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拥有的牲畜数量也大幅增加。除了耕地和牲畜数量增加以外，合作社的机械化程度也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收割机等农用机械设备在农业革命部门的大规模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阿尔及利亚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第二，在社会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村庄建设是国家的样板工程，切实提高了乡村农民的生活质量。社会主义村庄对农民生活的改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集中提供更优质的社会服务。政府在一些社会主义村庄开办学校，使周边小村庄和自管农场的孩子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村庄建立的医疗保健中心也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有利于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另外，城市风格的现代服务的引入也刺激农民产生了新的生活需求，使社会主义村庄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二是社会主义村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价值观念。阿尔及利亚农村的传统社会价值观是以个体生产经营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历史上虽然也存在以部落效忠为特点的集体主义观念，但这在殖民统治时期遭到了极大破坏。社会主义村庄通过提供一种新的集体主义生活和生产方式，推动农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向集体主义转变。

第三，在政治动员方面，农业革命使阿尔及利亚政府得到了农民、学生和左翼团体的支持，为政权稳定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65年6月19日，布迈丁发动政变，推翻了本·贝拉政权后，国家进入政治调整期，民众有效参与政治活动的路径暂时被封闭。20世纪70年代以后，布迈丁政府试图通过农业革命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削弱资产阶级对农村的影响，以恢复正常政治秩序，进而重建政权合法性。布迈丁政府派遣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基层从事一些重要的实际工作，还鼓励城市中的官员、雇员、劳动者和学生参与农业革命中的一些志愿项目，其中，青年学生是志愿者中最为积极和重要的群体。如1976年，3.5万名阿尔及利亚大学生中有一万人参加了在当年暑期举行的志愿活动。这些学生志愿者担任非官方的检查员，可以直接向省长或农业部报告其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受到政治动员的影响，一些群众性团体和组织开始大量出现，其中，阿尔及利亚全国农民联盟(NationalUnionofAlgerianPeasants)(以下简称“联盟”)的成立是从农业革命中受益的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具体体现。1976年通过的《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对联盟的功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联盟除了承担推进土地革命所必需的思想政治和技术培训以外，还开展各类宣传活动，以提高农民政治觉悟。

（二)消极影响

农业革命并没有给阿尔及利亚带来彻底的变革，农业发展依然低迷，粮食进口的比例也没有降低。20世纪80年代原油市场价格下降，石油收入不能给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时候，农业发展滞后的深远影响才最终显现出来。

总体来看，农业革命饱受质疑之处在于:第一，农业革命并不完全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运动。按照布迈丁的说法，土地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结束剥削，换言之，土地革命的使命就是在国家实现政治独立后，继续推动农业领域的非殖民化。第二，农业革命进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农业革命并不像自管运动是草根阶层发起的群众性运动，而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是主要管理方式，这导致农业改革的一些措施与农村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第三，农业改革措施推进缓慢，尤其体现在土地的重新分配上。农业革命全面启动三年以后，可征收的土地据估计仅有90万公顷，而这90万公顷土地实际上也只有50万公顷被国有化并重新分配，得到土地的受益者最多不超过8.6万人，其中5000多人是新成立的生产合作社的社员。第四，1973年以后国际原油价格高涨，阿尔及利亚政府通过油气资源获得巨额收入，因此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工业化和进口粮食，农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再次降低。

布迈丁时期开始的农业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以农业现代化为指向的经济改革，它还是一场涉及政治和社会等多层面的深刻变革，是阿尔及利亚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实践。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沙德利政府推行新的改革，农业革命的主要措施，包括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村庄的发展都陷入停滞，这也标志着农业革命的彻底结束。但是，农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改革措施的终止而消失，特别是以合作社为特征的农业发展模式，近年来在阿尔及利亚得到重新恢复。2018年以来，阿尔及利亚全国农民联盟呼吁恢复合作社制度，同时，阿尔及利亚农业部也进行了专门的调研。2020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发表新的行政令，在农业部设立国家认证委员会，并在各省设立审批委员会，负责审批恢复农业合作社的申请。这表明，农业革命开启的合作社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解决阿尔及利亚农业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案。

[作者简介]：慈志刚，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