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分裂了德国统治阶级以及左派

【编者按】2022年7月13日，美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世界》刊发维克多·格罗斯曼的文章。文章指出，由于对乌克兰战争的不同立场，德国的两大政党以及左翼政党内部都产生了重大分歧。而由于左翼政党内部的分歧使其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它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也决定了它能否重新在劳动人民中站稳脚跟。（原文链接：https://peoplesworld.org/article/ukraine-war-divides-german-ruling-class-and-the-left/）

多年来，德国虽然是官方统一的，但实际上一直在两股力量之间挣扎。一些经济集团，如天然气进口商以及制成品和农产品出口商，都希望与俄罗斯（甚至更希望与中国）和睦共处，这一策略主要以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波罗的海的输油管道为象征。

这遭到了华盛顿波托马克河沿岸、查尔斯·科赫的威奇托总部以及类似地方的人们的愤怒抗议，他们既想出口水力压裂天然气，又想阻止德俄之间的和解。作为他们实现世界霸权计划的主要障碍，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击败俄罗斯，然后是中国，并谨慎的贴上“秩序规则”、民主、自由（和自由市场！）和反对“威权主义”的标签。

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企业和金融利益，或者甚至可能是个人的职业希望，他们都受到德国大西洋主义者——那些希望德国更紧密地融入美英领导的跨大西洋联盟的人的密切关注。

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大西洋主义者在执政联盟内外赢得了全面胜利，在媒体上愤怒的谴责俄罗斯的一切，并从波罗的海的石油管道开始，试图永久切断与莫斯科的所有商业联系。尽管这可能导致工业停产，甚至可能导致德国国内遭遇经济危机。

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以及最重要的绿党都加入了攻击。年轻的绿党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Minister Annalena Baerbock）要求向基辅运送尽可能多的重型武器，她最重要的目标是“摧毁俄罗斯”。

社会民主党则不那么明确，朔尔茨总理在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以及深入参与可能发生的北约对俄罗斯的战争方面犹豫不决。但在媒体越来越猛烈的攻势下，朔尔茨屈服了，选择站在了北约和华盛顿一边，在立宛陶部署更多的德国军队，并前所未有的要求用1000亿欧元（1000亿美元）来购买更多的军备，以“保护德国的安全”。

谴责俄罗斯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至于重新唤起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已经被遗忘了大半的音调，比如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领袖拉尔斯·克林贝尔（Lars Klingbeil）声称，“德国的盟友有很大的期望，德国必须实现这些期望……经过近80年的停滞，是时候走出历史终结模式，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力量了。”

可怕的话语！更令人恐惧的是高级空军将领英戈·格哈茨（Ingo Gerhartz）的言论：“为了实现可靠的威慑，我们既需要手段，也需要政治意愿，如果有必要的话实施核威慑。”老牌政党中的“保守派”开始重拾昔日的辉煌。

极右翼的德国新选择党（AfD）全力争取过去的辉煌，但像欧洲其他一些极右翼分子一样，他们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口头攻击，甚至反对为乌克兰提供军备。他们在几乎所有事务上的主要任务都是反对——尤其是反对欧盟。但作为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也支持德国大规模的军事集结，重新起草草案，以及为年轻人提供强制性的公务员制度（这也是施泰因迈尔总统的建议）。

左翼政党（Die Linke）一直是和平的一方，反对在塞尔维亚、阿富汗、马里或德国边境以外的任何地方部署军队。现在它已经分裂了，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乌克兰战争。实际上，在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很少出现像在6月下旬的党代会上那样情绪激动的情况。

对于左翼来说，这是灾难性的一年，在今年9月份的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仅为4.9%，低于四年前的6.9%。德国联邦议院的党团会议刚刚被一项特殊规定拯救；如果三名或三名以上的代表在他们的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即使没有达到规定的5%的总票数门槛，党团会议也能保住。正好三个人勉强通过，但比例代表制现在给了它39个代表，而不是之前的69个。它不再是最强大的反对党，而是最弱的。

这场灾难迫切需要政党进行重新评估和改革，但这些都没有实现，该党在三个州的选举中惨败：萨尔州从12.8%降到2.6%；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从3.8到1.7%；而在工业重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则从从4.9跌至2.7%。

几乎没有工人投票给左派，一些重要成员退出了。《明镜周刊》（Der Spiegel）将一起与性有关的事件（一些不知名的成员被指控性侵）伪造成一场恶意的“Me Too”攻击，攻击的对象是更为激进的共同主席珍妮·威斯勒（Janine Wissler），因为她涉嫌掩盖此事。她的“改革派”共同主席苏珊娜·亨尼格-韦索（Susanne Hennig-Wellsow）愤然辞去了领导职务。随着新的领导层选举迫在眉睫，该党面临着彻底的失败，也许是分裂，甚至是灭亡。

在主要的争论中，所谓的改革派削弱了该党对北约的基本反对立场，希望与亲北约的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政府联盟。左翼党糟糕的选举结果使这种可疑的希望变得完全不可能。但改革派仍倾向于淡化或赦免北约目前的角色，将乌克兰悲剧的全部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和普京。党内的激进分子将北约，尤其是美国，视为挑衅者，其沿俄罗斯边境部署武器和军事演习的扩张政策，显然是在找麻烦——不幸的是，他们得逞了。

这场争吵反映出更深的裂痕。一边是那些呼吁改善儿童保育、养老金和最低工资标准的人，但他们将社会主义仅仅视为一个模糊的陈词滥调的未来目标，同时基本上接受一个系统性的现状，尽管亿万富翁的威胁日益增长，他们仍然努力争取被接受。另一边是“激进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某些极左分子那样呼吁明天就进行革命，但他们仍然认为，拒绝资本主义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基本的反对是必要的。

一个组织接受了北约，另一个组织反对。他们的分歧在国会辩论中经常是激烈而短暂的，改革派在辩论中占主导地位，他们最终以大约60比30的比例获胜，并设法让一些非常热心的亲北约倡导者进入领导位置。珍妮·威斯勒再次当选为共同主席(因此驳斥了媒体的恶意诽谤)。

作为共同主席，通常的男女、东西、左翼改革派的平衡模式得以维持。来自莱比锡的激进而又受欢迎的索伦·佩尔曼（Sören Pellmann），通过在他的选区赢得一个席位来拯救左翼党团的三名代表之一，输给了相当温和的马丁·席尔德万（Martin Schirdewan），他当时是欧洲议会的代表之一，他承诺在反对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和组织和平的同时，要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施加更多的压力。他似乎在寻求左派的和解——并最终采取行动。

一些左翼人士对大会的结果表示遗憾；另一些人则对大会没有出现分裂而感到高兴。一些政治立场得到了拯救，即使在语法和标点符号方面也避免了对“性别问题”的威胁性强调，达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妥协。

左翼党能否及时在劳动人民中重新站稳脚跟，以挑战现在迫在眉睫的诸多艰难困苦和巨大威胁，仍有待观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胡慧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