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代际差异与左翼政党的变化

        ——基于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的分析

韦冲霄

【内容提要】代际研究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在政治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根据代际理论，每一特定代际成员的思维方式受到青年时期社会体验的影响。自1991年成立开始，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经历了三代领导人的变迁，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青年时期的社会经历完全不同。因此，这些领导人在政党的管理理念和发展方向上存在明显分歧，导致民主左翼联盟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是中东欧左翼党的一个缩影。东欧剧变至今已有30余年，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大多完成了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与从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从政的第一代领导人相比，新一代领导人受传统左翼思想的影响较小，敢于改革，给左翼政党带来了全新的变化。观察领导人的代际更替是研究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关键词】代际理论 民主左翼联盟党 左翼政党 中东欧

左翼政党是中东欧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研究成为国内学界的热门议题。学者们对中东欧左翼政党的选举表现、价值观变迁以及当下所面临的困境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政党领导人的代际差异及其给政党带来的变化。东欧剧变至今，中东欧左翼政党大多完成了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不同年代出生的领导人在政党的意识形态、管理理念、发展方向等问题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深刻地影响着左翼政党的发展。本文以代际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研究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领导人的代际差异及其带来的政党变化，试图为国内的中东欧左翼政党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一、代际理论及其政治学应用

代际研究起始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1923年发表的论文《代际问题》。在文中，曼海姆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启发，把代际看成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出发点，认为代际位置的基础是人类存在的生物节奏，属于同一代际的个体处于历史维度中的同一位置。他们拥有同样的社会体验，更容易形成相同的思维模式，而不同代际之间的思维模式各有差异。代际更替有五种基本现象：第一，新代际的逐渐产生；第二，旧代际的逐渐消失；第三，任何一个特定代际成员的思维方式只由特定代际独特的社会体验决定；第四，因为前一点，代际之间的文化遗产转移成为可能；第五，代际转移是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其中，现象三是曼海姆代际理论的核心观点。他还提出，共同的社会体验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影响不同，因此宽泛地定义有“共同的社会体验”的一代人没有价值，只有当社会体验成为首要的社会体验时才有意义。首要的社会体验即率先形成的社会体验，它容易先入为主地塑造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它通常形成于一个人成年之初，也就是说，一个代际的思维范式往往取决于他们在20—30岁的社会体验。

存在代际现象并不必然形成代际，代际的产生不仅需要共同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还要求属于此代际中的个体切实地参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共同命运”，以获得共同的首要的社会体验。曼海姆以19世纪初德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觉醒为例，指出它只出现在经历过反拿破仑战争和宗教复兴主义运动的德国知识分子中，而不可能出现在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德国农民中。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和德国农民不是此代际的成员。与此同时，这一批德国知识分子分化为浪漫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两个政治流派，二者是对同一种历史刺激作出两种极端反应。对此，曼海姆进一步提出了“代际单元”的概念，认为同属于一个代际的人群可以分化为不同的“代际单元”，每一个“代际单元”的成员具有更高度的相似性。“代际单元”不仅要求其成员有共同的社会体验，还要求他们共同接受某一种理念，比如支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思潮的德国知识分子就是通过“自由”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的。

20世纪70年代，代际理论曾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流行一时，以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Roskin）的《从珍珠港到越南：代际范式的转变和外交政策》一文为代表，学者们试图用代际转移理论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找到固定的周期率。近年来，国内外运用代际理论分析某一特定代际人群的思想观念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部分学者把二战后的美国青年人分为“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1946—1964年出生）、“X世代”（X Generations，1965—1980年出生）、“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81—1996年出生）。不同代际的社会性格不同，“X世代”在青年时期愤世嫉俗，不愿延续他们父辈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千禧一代”自我意识更强，注重个人享受。

相较于美国，中东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历了更剧烈的社会制度变动，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环境天差地别。因此，成长于1989年前后的青年人的社会认知存在很大区别，代际理论的解释力在中东欧国家更加显著。本文聚焦于领导人代际差异对中东欧左翼政党的影响，在对某一个群体进行代际分析时，其成员是否属于同一“代际单元”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因素，每个政党都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政党内同一代际的成员均属于同一“代际单元”。以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为例，其党员在政治光谱上偏向左翼，因此无论在具体的政策上有多少分歧，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一致，这就避免了属于同一“代际”却属于不同 “代际单元”的成员因政治立场不同而给研究带来干扰。

二、波兰左翼联盟党领导人的代际分析

（一）机会主义色彩浓厚的第一代领导人

199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解散，部分前统一工人党成员组建了后继政党——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1991年，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联合其他中左翼政党参加议会选举，组成了名为民主左翼联盟的选举联盟。1999年，波兰民主左翼联盟主席莱谢克·米莱尔（Leszek Miller）将政党联盟正式改组为统一政党。

民主左翼联盟在1991年成立时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层党员，主要包括1990—1991年担任左翼联盟议会党团主席的沃齐米日·齐莫谢维奇（Włodzimierz Cimoszewicz）、1995—1996年任政府总理的约泽夫·奥莱克西（Józef Oleksy）和1997—2004年任民主左翼联盟（党）主席的莱谢克·米莱尔。其中，齐莫谢维奇出生于1950年，奥莱克西出生于1946年，米莱尔出生于1946年，他们的青年时期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此时正值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领导的改革时期。盖莱克上台时，发生于1968年的“三月事件”和1970年的“十二月危机”使波兰统一工人党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民众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宣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盖莱克的首要任务便是重塑民众的信任，主要做法包括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注重提供切实的社会福利等。正如盖莱克所言：“社会不再喜欢那么多的口号，那么多崇高的纲领，人们的想法极其平常，愿意生活得更好些。”逐渐去意识形态化、讲究政治实用主义的做法对当时的波兰青年造成了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青年人更加关注个人利益，对经济领域尤其是关系切身利益的政策感兴趣，对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缺乏关注和信心；二是青年人缺乏入党的意识形态动机，纯粹发展个人政治事业的愿望代替了意识形态的激励，政治机会主义成了一种社会标准。

波兰左翼联盟的第一代领导人属于上述时期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年轻人。齐莫谢维奇于1971年入党，1972—1985年任华沙大学党委会秘书；奥莱克西于1969年入党，1977年加入党劳动部思想教育委员会；米莱尔于1969年入党，1973—1974年担任华沙党委会秘书，此后在中央委员会、青少年、体育文化和旅游等部门任职。这一时期的机会主义社会环境对三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学者克日什托夫·雅谢维奇（Krzysztof Jasiewicz）认为：“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映社会普遍心态的政治机会主义，它既是波兰后共产主义政党的福佑，又是对它的诅咒。一方面，它使得这些政党领导人能够挺过艰难时期并在适宜的环境下重新活跃起来；但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形成了个人利益高于党派（甚至国家）利益的氛围，最终导致了后共产主义左翼政党的一次重大危机。”

（二）思想激进的第二代领导人

波兰左翼联盟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以2005—2007年任党主席的沃伊切赫·奥莱依尼查克（Wojciech Olejniczak）和2007—2011年任党主席的格热戈日·纳皮耶拉尔斯基（Grzegorz Napieralski）为代表。两人均出生于1974年，青年时期大概为1995—2005年。波兰剧变时，二人均未成年，没有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历。他们青年时期正值波兰剧变后的左右党争时期，社会分裂和左右翼严重对立是时代的主题，有波兰学者甚至称之为“历史分裂”阶段。这一时期，波兰的前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团结工会的保守派和左翼联盟的支持者相互攻讦，前者要求彻底“清算”社会主义时期为波兰政府工作过的人，后者则坚决反对。由于二者互不退让，整个20世纪90年代波兰左右翼的支持率都相当稳定，很少出现选民大规模转移的情况。1993—1997年，波兰议会选举中选民波动率指数仅为19.19%，为史上最低。

不过，稳定的左右翼对峙的局面在21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议会选举获胜之后，民主左翼联盟党因为丑闻和内部分裂而持续衰弱。2002年的“雷温门”和2004年的“欧伦门”对该党的政治声望造成了沉重打击。事件发生后，时任波兰总理和民主左翼联盟党主席的米莱尔被迫辞职，包括议会发言人马雷克·博罗夫斯基（Marek Borowski）在内的部分民主左翼联盟党员宣布退党。在2005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党只获得了11.31%的选票，沦为议会第四大党。

奥莱依尼查克和纳皮耶拉尔斯基的青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度过的。奥莱依尼查克于1999—2002年担任民主左翼联盟党下属的全国农村青年联合会理事会的主席，2001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2003年4月成为农业部副部长，7月担任农业部部长，成为波兰第三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纳皮耶拉尔斯基则在地方党组织工作，1995—1999年担任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什切青支部的秘书长，1999年担任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省议会主席与全国委员会秘书长，2004年3月当选为民主左翼联盟党副主席，2005年5月成为民主左翼联盟党常务秘书。两人青年时期首先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左右翼的“历史分裂”，随后见证了民主左翼联盟由盛转衰的历史。对这一代领导人来说，一方面，“历史分裂”时期的完整经历明确了他们的左翼身份；另一方面，2001年之后左翼民主党的迅速衰弱又使他们对前一代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思想充满怀疑。因此，相比米莱尔等人，奥莱依尼查克和纳皮耶拉尔斯基的性格更加激进，展示出更明显的政治倾向。

（三）左翼色彩较淡的第三代领导人

波兰左翼联盟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是2016年至今任党主席的沃奇米日·恰扎斯蒂（Włodzimierz Czarzasty），他出生于1960年。与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代领导人不同，恰扎斯蒂的青年时期是1980—1990年，这一时期恰逢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瓦解。自1980年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开始，波兰的反对派运动此起彼伏。为了压制反对派活动，波兰政府在1981—1983年一度实行军事管制，但还是无法扭转震荡的政治局势。波兰的政治局势越来越不受政府掌控。1989年，波兰政府和反对派举行了“圆桌会议”，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终结。

学术界关于出生于1960年前后的波兰一代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由于1980—1990年苏联和波兰的社会环境非常相似，俄国的“X世代”与他们的波兰同龄人具有诸多共性特征。俄国的“X世代”也称“苏联最后的孩子”，指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和苏联解体前成年的最后一批青年。20世纪80年代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项针对俄国的“X世代”的调查显示，3/4的受访青年认为共产党的统治是坏的，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是好的。当被问及社会主义在苏联是否有前途时，一半的受访年轻人认为没有，只有1/5的人认为还有前途，剩下的人表示无法确定。俄国的“X世代”的普遍特征在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学校和家长灌输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恰扎斯蒂就是成长于这一世代的波兰年轻人。恰扎斯蒂于1983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但并没有积极参加党的工作，而是热心于学生活动，担任过波兰学生联合会华沙大学理事会主席、波兰学生联合会华沙分会副主席和波兰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从华沙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直接从政，而是在出版业就职。因此，严格地说，恰扎斯蒂虽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但在青年时期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联系并不紧密。恰扎斯蒂和这一世代的许多波兰年轻人一样，并不信任共产主义世界观。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左翼成员，更倾向于“新左翼”，认为物质价值和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同样重要。恰扎斯蒂的政治倾向可以从他30岁之后的经历中得到证明。199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解散后，他并没有加入波兰社会民主党，而是加入了中间派政党公民运动民主行动（Ruch Obywatelski Akcja Demokratyczna, ROAD）。1997年，恰扎斯蒂代表民主左翼联盟参加议会选举，但是在选举失败之后选择离开政治，重新从事媒体工作。直到2010年，恰扎斯蒂才重新加入民主左翼联盟党。可见，与前两代领导人相比，恰扎斯蒂身上的左翼色彩最淡，这也使他在成为民主左翼联盟党领导人后，做出了许多在传统左翼政治家看来“离经叛道”的行为。

三、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领导人的代际变迁对政党的影响

（一）第一代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政党

米莱尔等人领导下的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在强调左翼身份的同时，在执政政策上表现出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

整个20世纪90年代，波兰民主左翼联盟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它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关系，支持市场化改革、支持回归欧洲，执政时则致力于保证政府政策的延续性、避免大幅度的政策调整。波兰剧变后上台的右翼政党由于推行激进的私有化改革措施，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民主左翼联盟于1993年议会选举之前提出了“实行混合所有制，反对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推迟私有化进展”的选举口号，呼吁在转型过程中减少失业、保护弱势群体。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笼罩所有中东欧国家的背景下，民主左翼联盟上台执政后并没有成为坚持原则的“左派”，而是延续了前政府激进的私有化改革措施，重建国家福利机构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进展非常缓慢。

2001年，在经历了右翼联盟政府四年失败的执政之后，民主左翼联盟党重新上台。人们期待民主左翼联盟党富有执政经验的领导人能够改变右翼政府低效而无能的状态。米莱尔采纳了英国工党领导人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的“第三条道路”，试图把经济自由主义和左翼取向的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但实际上，米莱尔政府放弃了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改革的尝试，转而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在波兰实施统一税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此外，米莱尔政府也没有完成卫生系统改革，无法降低失业率。因此，民主左翼联盟党政府的支持率节节下滑。

从两届民主左翼联盟政府的执政表现中可以看出，虽然其依然以左翼政党自居，但是在实际执政过程中的表现与中右翼的自由主义政党没有显著区别。在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民主左翼联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虽然在纲领上表现出了对左翼的坚守，实际政策上却谨慎地追随了新自由主义潮流。

（二）第二代领导人的典型左翼政党

以奥莱依尼查克和纳皮耶拉尔斯基为代表的民主左翼联盟党第二代领导人，在经历了“左右对抗”和因丑闻而由盛转衰的过程后，思想变得更加激进，注重重塑政党的清廉形象，提出典型的左翼纲领，以改变党内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风气。在奥莱依尼查克和纳皮耶拉尔斯基的领导下，民主左翼联盟党成为一个典型的左翼政党。

2005年5月，奥莱依尼查克成为民主左翼联盟党领导人后，在组织结构上对党作出了重大改造。奥雷尼扎克注重塑造政党的清廉形象，甚至不惜和前任领导人进行切割。2005年议会选举中，他把那些不受选民欢迎的党员排除出选举名单，其中包括许多老牌政治家，比如米莱尔。在议会选举中，奥莱依尼查克提出“通过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正在改变波兰”的选举口号，展现出彻底改革的决心。与此同时，奥莱依尼查克还淡化了左翼政党之间的界限，注重与其他左翼政党的联合。2005年10月，奥莱依尼查克主动开启与波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博罗夫斯基的和解会谈，最终促成了民主左翼联盟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民主党和劳工联盟四个左翼政党在2007年大选中结盟。正因上述举措，他多次和党内元老发生冲突。2007年3月，奥莱克西公开抨击奥莱依尼查克，称他为“自恋者”，宣布退出民主左翼联盟党。2007年议会选举前，米莱尔也宣布退党。

相比奥莱依尼查克，纳皮耶拉尔斯基更加强化党的“左翼”身份，在选举纲领上作出调整。受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领导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影响，纳皮耶拉尔斯基提出了一些第一代领导人小心回避的议题，公开主张增加针对最富有的人的税收、保护少数群体（包括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反对波兰天主教会的特权。因此，民主左翼联盟党的支持率有过短暂的回升。然而，该党在2011年的议会选举中却依然惨败。评论者认为，纳皮耶拉尔斯基的自负是民主左翼联盟党败选的重要原因，支持率的回升使他在挑选选举人名单时过分注重党内部署，没能选出那些能够获得公众支持的党员。2011年议会选举失败后，纳皮耶拉尔斯基引咎辞职，米莱尔回归担任民主左翼联盟党主席。民主左翼联盟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时代终结。

民主左翼联盟党第二代领导人想要改变第一代领导人时期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乱象，把联盟党重塑为一个典型的左翼政党。然而，两位年轻领导人的政治手段不够灵活，在推动政党的廉洁化和深化左翼纲领改革的过程中矫枉过正，导致党发生分裂，反而削弱了民主左翼联盟党的影响力。

（三）第三代领导人的“新左翼”政党

2016年，恰扎斯蒂当选民主左翼联盟党主席，领导联盟党再度转向。恰扎斯蒂成长于苏东剧变的年代，在意识形态上不再坚持传统左翼的价值观，转而接受若干“新左翼”的理论；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他开始和其他政党甚至是意识形态上有较大差异的政党联合。在2019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党和两个新兴左翼政党——春天党、左翼联合党结盟，提出了一套体现浓厚的“新左翼”思想的选举纲领，不仅包括了传统社会主义对失业、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的关注，还涵盖了环境、能源、气候、堕胎、同性恋权利、女性问题等其他议题。这表明，民主左翼联盟党减少了对传统左翼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关注，开始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观逐渐被民主左翼联盟党抛弃。在恰扎斯蒂看来，社会民主主义正是导致波兰左翼衰退的最重要原因。

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向外，民主左翼联盟党和其他政党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频繁。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民主左翼联盟党与公民纲领党、农民党、绿党、现代党等其他几个反对党组成了“欧洲联盟”参加选举，共同对抗法律与公正党。从波兰的政治传统来看，民主左翼联盟党的盟友是绿党等中左翼政党以及农民党，没有与公民纲领党合作的先例。可以说，与中右政党的联盟是民主左翼联盟党突破传统的一次尝试。不仅如此，2019年波兰议会选举结束后，恰扎斯蒂还提议把民主左翼联盟党与春天党合并，组成新左翼党。恰扎斯蒂的改革遭到了以米莱尔为代表的部分党员的激烈抗议。米莱尔在采访时公开表示：“恰扎斯蒂没有征求民主左翼联盟党员的意见，擅自使他们成为一个全新政党的成员，践踏了数千名民主左翼联盟党成员的成就，是民主左翼联盟党的耻辱”，而后他拒绝加入新左翼党。但恰扎斯蒂并没有采纳反对者的意见，新左翼党的组建于2021年10月9日完成，由恰扎斯蒂担任首任主席。2021年5月，恰扎斯蒂还作出了另一个引发巨大争议的行动。因联合波兰党拒绝支持欧盟的新冠肺炎病毒恢复基金计划，以法律与公正党为首的右翼执政联盟陷入分裂。然而，民主左翼联盟党此时却表态支持法律与公正党的政策，在反对党派中引发轩然大波。米莱尔再次指出：“对左翼和法律与公正党的联盟感到羞耻，左翼无论何时也不能和法律与公正党协商一致。” 公民纲领党也表示对恰扎斯蒂的做法深感失望。

在恰扎斯蒂的领导下，民主左翼联盟党作出了更加深远的改变。无论是意识形态上向“新左翼”思想靠拢，还是政治活动中与右翼政党的合作，都体现了民主左翼联盟党第三代领导人谋求改变的决心和态度。在恰扎斯蒂的领导下，民主左翼联盟党在2019年的波兰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2.56%的选票，这是它自2007年以来的最好成绩。但是，恰扎斯蒂的行为给民主左翼联盟党带来的潜在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并非所有党员都能接受政党纲领的转变，尤其是部分党内元老更是坚决反对。除此之外，恰扎斯蒂本人也并非毫无污点。早在2004年，波兰议会的调查报告就显示，恰扎斯蒂也与“雷温门”案件有关。近年来，恰扎斯蒂丑闻不断。2020年，他被指责歧视女性参政，严重损害了他自己塑造的支持妇女权利的形象。2021年，媒体又报道恰扎斯蒂在民主左翼联盟党内过于独断专权，不能容纳党内反对意见。因此，2019年议会选举的成功究竟是波兰左翼复兴的起点还是短暂的回光返照，犹未可知。

四、结语

在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当中，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的代际变化及其带来的政党变化并非特例。剧变以来，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大多完成了类似的领导人的代际更替。

一般来说，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社会主义时期各国共产党的中坚成员，除了波兰民主左翼联盟的米莱尔、奥莱克西和齐莫谢维奇，匈牙利社会党的居拉·霍恩（Gyula Horn，1990—1998年任匈牙利社会党主席）和拉斯洛·科瓦茨（László Kovács，1998—2004年任匈社会党主席）都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霍恩于1954年加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匈牙利财政部和外交部工作；科瓦茨于1963年加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匈牙利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外事部工作。匈牙利剧变前，两人都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让·维德诺夫（Zhan Videnov，1991—1996年任保社会党主席）、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Georgi Parvanov，1996—2001年任保社会党主席）、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扬·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1992年及1997—2000年任罗社会民主党主席）等人的经历基本类似。当然，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以米洛斯·泽曼（Miloš Zeman）为代表的捷克社会民主党第一代领导人虽然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但因青年时期支持“布拉格之春”而失去了党内的晋升空间，并不属于捷共的中坚力量。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的初代领导人则都是学者出身，他们和本国共产党的联系并不紧密。

在中东欧国家，有社会主义时期政治经历的左翼政党第一代领导人，其共同特点是政治经验丰富，党内根基深厚，拥有比较稳定的选民基础，尤其受到中老年选民的欢迎，因此担任领导人的时间比较长。他们领导下的左翼政党往往试图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划清界限，但是共产党“后继党”的身份又使它们成为被右翼政党攻讦的对象。因此，当左翼政党执政不利时，这些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共产党员为国家机关尤其是安全部门工作的经历就会成为反对派攻击他们的武器。

进入21世纪之后，或是由于年龄限制，或是因为选举失败，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逐渐退出政治舞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二代领导人上台。与第一代领导人相比，他们在青年时期或是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惨痛失败，或是缺乏社会主义时期丰富的政治体验，政治经验基本形成于东欧剧变之后。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的奥雷尼扎克、纳皮耶拉尔斯基和恰扎斯蒂、匈牙利社会党的伊斯特万·西莱尔（István Hiller，2004—2007年任匈社会党主席）、费伦茨·久尔恰尼（Ferenc Gyurcsány，2007—2009年任匈社会党主席）、阿提拉·梅斯特哈齐（Attila Mesterházy，2010—2014年任匈社会党主席）和伯塔兰·托斯（Bertalan Tóth，2018—2020年任匈社会党主席）、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谢尔盖·斯坦尼舍夫（Sergey Stanishev，2001—2014年任保社会党主席）以及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维克托·庞塔（Victor Ponta，2010—2015年任罗社会民主党主席）都是如此。这一批领导人的青年时期，基本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国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议会民主政治逐渐建立的时期重合，因而充分地接受了各种新式政治思潮的洗礼，行事风格更加大胆，更有可能突破传统，他们给左翼政党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深刻转变。

相比成立之初，如今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已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们的意识形态、管理理念、发展方向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党为例，从意识形态上看，第一代领导人所提倡的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条道路”逐渐被淡化，“新左翼”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选举纲领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从管理理念上看，传统左翼政党依靠群众基础和完善的党组织结构的组织模式正在逐渐弱化，领导人的地位和对政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从发展方向上看，民主左翼联盟党彻底告别了20世纪90年代时期与右翼对峙、毫不妥协的模式，在民粹主义政党的进攻下开始更多地寻求与右翼政党的合作。表面上看，领导人的更替是左翼政党变化的重要因素，但简单的人事更替并不一定带来意识形态和纲领的变化，比如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虽然经历了多次领导人变更，但发展方向却没有显著调整。因此，代际理论展现出了更好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新一代领导人在青年时期的全新经历塑造了他们的崭新价值观，才使得他们领导下的左翼政党走上了一条与过去有很大区别的道路。

[作者简介]：韦冲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