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波浪潮及话语演变：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史刍议

杨柠聪

【内容提要】二战后，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历经五波浪潮。前两波浪潮分别推动了反共产主义和为共产主义辩护的两大史学阵营的形成，传统史学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在第三波浪潮中，修正史学逆转传统史学占主导的话语格局，使“反共产主义在学术界走向崩溃”；不仅其观点进入历史教材，而且权威历史期刊发表的论文也以此为基调。在第四波浪潮中，传统史学试图借助新公开的苏联历史档案逆转话语格局，改写对麦卡锡主义的历史判决，但修正史学在辩论中赢得胜利，继续主导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观点。进入21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权威传统史学家的立场发生重要转变，开始赞同共产主义的历史价值；修正史学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史学，主导第五波研究浪潮，在“如何写出更好的共产主义历史”方面作出探索。研究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史对于辨清史学话语演变中的主流所在、理解资本主义矛盾对该领域研究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美国共产主义 麦卡锡主义 史学史 修正史学 传统史学

研究史学史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历史研究本身。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史以史学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发展历程、演变规律及未来方向，注重史学阵营的思想潮流、互争雄长和自身审思。苏东剧变后，部分学者对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研究兴趣下降。其理由在于：一是认为共产主义与美国的发展问题无关，共产主义是美国历史中的“异常现象”；二是强调历史将在资本主义终结，随着共产主义消亡，共产主义历史也将消亡；三是相信美国没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有关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停滞，而是在不断发展着。整体来看，二战后的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五波浪潮。

第一波浪潮：美国共产主义传统史学的形成

“共产主义不仅是在俄国发生的事情，也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部分是美国政府基于“红色恐慌”对共产主义展开的调查，部分是学者对早期美共党史的书写。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多数研究都缺乏系统的学术探讨，直到50年代后，才走向系统化，涌现出高质量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出现第一波浪潮。这波浪潮基于冷战话语体系，产出第一批“实质性”的学术成果，即受共和国基金会（Fund for the Republic）委托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共产主义》丛书。该系列丛书主要包括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美国共产主义根源》《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大卫·A.香农（David A.Shannon）的《美国共产主义的衰落》、弗兰克·S. 梅耶（Frank S.Meyer）的《共产主义者的塑造：共产主义干部的培养》。这三位学者曾是美共党员，具有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经历，对美国共运具有独到的见解。历史学家罗伯特·W.伊弗森（Robert W.Iversen）的《共产党人和学校》、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亚伦（Daniel Aaron）的《左派作家：美国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插曲》也研究了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前者由于缺乏档案资料，对特定事件及其争议的研究较为欠缺；而后者则是关于共产主义对美国文学影响的研究范本。虽然这些学者的研究内容不同，但他们都坚持德雷珀的观点，认为美国共产主义是反民主的政治颠覆运动，且美共是苏联共产主义的附属。这种观点割裂了美共人民阵线运动与美国进步运动之间的关系，将其从合法运动中剥离出去；将美共定义为国外敌对势力的代言人，增强了麦卡锡主义镇压的合理性。坚持这种观点或者对美国共产党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被称为“传统主义者”，他们在第一波浪潮中，形成以冷战学派为主的传统史学阵营，主导了当时的话语体系。他们开辟新的领域，但舍弃公正的研究立场，损害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德雷珀承认，其对美国共运史的判断，有可能部分是正确的，然而整体却是错误的。这种以偏概全的判断增加了人们理解共产主义价值的思想障碍。虽然任何时代史学家的学术观点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但当它难以令人信服时，对其批判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第二波浪潮：美国共产主义修正史学的奠基

史学本身是一段历史，它将不可避免地被不同时代的人所改写。在传统史学对共产主义进行消极刻画以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后期，新一代史学家尝试对其修正，因此被称为“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其特点在于：大部分是二战后出生的、在高校工作学习的师生，没有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经历，主要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文化动荡中获得启迪；部分拥有参与或领导新左派运动的重要经验，对左翼价值更加认同；在新左派运动失败之后，“退回书斋”，专注学术。这些特点使他们比同时代的人更加赞同马克思改善弱势群体经济状况的政治哲学，更有条件从学术的角度批判反共产主义，推动第二波浪潮前进。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波学者主要关注的不是美国的共产主义，而是美国的反共产主义。反共产主义给予第一波传统学者“崇高”待遇，但第二波学者并不认同传统史学书写的“主流”历史；他们尝试推翻传统史学对共产主义的评估，阻止反共“合法化”行为。首先，他们批判美共依附苏共的观点，认为美共不是苏共的工具；美国共运源于本土，而且参与了罗斯福新政，具有合法性和进步性。其次，强调麦卡锡主义对美国进步运动造成损害，不仅颠覆民主自由，而且毁掉无辜生命，传统史学的辩护不具积极意义。再者，认为麦卡锡主义是美国极端政治文化的表现，麦卡锡主义对美共的攻击没有合法性依据；而反共产主义是冷战背景下人为制造的紧张情绪，目的是为了打击内敌，并为对外战争寻找借口；反共产主义编织共产主义阴谋论愚弄公众，为准法西斯行为辩护，没有理性基础，应当被摒弃。

修正史学批判麦卡锡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缺乏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历，修正史学对美国共运史的研究稍有不足。首先，多数研究认为美共无足轻重，其活动微不足道，因而未就美共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作具体说明。其次，虽然对美国共产主义依附苏联共产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但认为它只是美国的国内运动，或者认为苏联对美共的影响只是表面上或者仪式上的，因而未就苏联对美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做过多讨论。任何时代的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修正史学家也不例外。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在反共史学见长的美国社会，修正史学掀起为共产主义辩护的研究浪潮，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当然，在史学辩论中，修正史学遭到了传统史学的抵制。两代史学家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其交锋在苏联历史档案公布以后更为激烈。

第三波浪潮：美共党史研究深化及史学话语格局的第一次转变

得益于史料的不断增加，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书写出现第三波浪潮。这波浪潮深化了美共党史研究，增进或改变了两大史学流派的部分观点，并推动史学话语格局发生了第一次转变。

（一）美共党史研究的深化

第一波著作大多叙述美共成立时期的历史或不同历史阶段的事件，而第三波著作试图增强历史叙事的整体性。哈维·克莱尔（Harvey Klehr）的《美国共产主义全盛时期：大萧条十年》、莫里斯·伊瑟曼（Maurice Isserman）的《你站在哪一边：二战期间的美国共产党》、约瑟夫·R.斯塔罗宾（Joseph R. Starobin）的《危机中的美国共产主义》，将美共从成立到苏共二十大前后各个阶段的发展史衔接在一起。克莱尔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疾风骤雨》则对美共党史进行全面调查，对美共从成立至1990年的历史进行详细介绍。克莱尔通过讨论美国共产主义与劳工运动、学生运动、黑人运动、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扩大了研究视域；伊瑟曼的研究聚焦二战到厄尔·罗素·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被解除职务这一时期的历史，使美共的兴衰史更具连续性；斯塔罗宾曾是美共的中层领导，离开该党之后，整理了许多稀有文献，将美共党史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第三波美共党史著作兼具传统主义和修正主义作品。部分坚持德雷珀的观点，强调每一时代的美国共运都是国外共产主义发展的结果；部分则淡化了传统史学对美共的责难，更加强调美国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

（二）重要观点的变化

客观历史不会改变，但史学家对它的认识却因时而变。在第三波浪潮中，传统史学和修正史学的某些论断不得不受已有思想的影响，但部分观点随着环境变化发生改变，这些改变为深化美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条件。

首先，第三波浪潮的传统史学虽然接受德雷珀的基本结论，但认为美共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要比第一波传统史学所认为的更大；不仅如此，他们还尝试消除第一波史学家关于共产主义阴谋论的描述。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波学者大多不是职业的史学家，往往把历史写作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在第三波来临之前，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已经减弱，坚持传统主义的史学家可以更加公正地评价历史，甚至反思反共产主义。史学家的立场会影响历史的诠释，而降低自身对史实的影响，对传统史学来说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第三波的修正史学家，相较第一波而言，不再将美共当做一个边缘的、虚无缥缈的组织，相反，他们将它描绘得更加真实。他们认为美国共产主义是进步运动的中坚力量。费雷泽·M.欧坦利（Fraser M.Ottanelli）的博士毕业论文《美国共产党的美国化：1930—1945》及其专著《美国共产党：从大萧条到二战》强调，美共推动了美国社会进步，正是这一原因使其不断壮大。他提供了理解这一时期美共兴盛壮大的钥匙，认为美共影响力提高、被广大工人阶级接受的原因在于，美共成功实现了共产主义美国化、本土化，其制定的政策和发起的运动能够适应美国政治社会环境。部分修正史学家也回应了传统史学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强调无论美共党员有什么缺点，他们都是反抗资本主义的战士，这些缺点与按照共产主义理想重建美国社会的长期斗争相比微不足道。遗憾的是，第三波修正史学和第二波一样，没有关切苏联对美国共运的影响。

（三）话语格局的转变

在第三波浪潮中，两大史学的观点发生重要变化，其话语格局也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

首先，修正史学家的数量相较传统史学大幅增长，甚至超过传统史学。原因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新旧史学家已经开始“换班”，60年代旧史学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发生巨大变化。这种情况在第三波浪潮中尤为明显，传统史学家约翰·厄尔·海因斯（John Earl Haynes）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末，很难再轻而易举地说出十几个传统主义学者的名字，相比之下，修正主义史学家无处不在。”而正是美国史学界的新陈代谢，推动了美国共运史学话语格局发生改变。

其次，修正史学的学术成果更加丰富，并占据绝对优势。在第三波浪潮中，传统史学著作只占少数，而修正史学轻而易举地赢得“竞赛”，并改变了传统史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虽然在美共党史研究方面，两者著作数量不相上下，但在美共的社会运动历史研究方面，比如劳工运动史、农民运动史、移民运动史、黑人运动史、妇女运动史等方面，修正史学却占绝对多数。另外，在共产主义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方面，修正史学也取得重要成绩。他们发表数百篇文章和几十本著作，讨论共产主义对美国民间音乐、戏剧、诗歌、文学、宗教、体育方面的影响，以说明共产主义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的美国官方历史中很少被承认。

最后，修正史学第一次取得历史叙事主导权，改变了传统史学占主导的话语格局。决定修正史学产生飞跃的是量变过程中的质的扩张。除了数量方面的突破，修正史学的研究质量也得到认可。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反共产主义的批判、对主流共运史的书写，被写进《美国历史国家标准》，作为小学历史教学指南；其学术成果也从激进杂志扩张到主流权威期刊，成为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 “他们的观点在历史教科书中盛行，并且为《美国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历史学家》等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定下基调。”而这也“使20世纪40年代以来，主导美国文化的反共产主义在学术界走向崩溃”，推动话语格局发生深刻转变。

第四波浪潮：苏联历史档案与史学话语格局逆转？

共产国际和美共历史档案披露以后，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掀起第四波浪潮。在这波浪潮中，相关史料“表明”苏联资助美共进行秘密活动和情报活动，因此传统史学试图借此改写对麦卡锡主义的历史判决，逆转修正史学占主导的话语格局。然而，历史研究须尊重史实，修正史学正是基于此批驳传统史学，最终得以巩固阵地。

（一）传统史学相关著作及其为反共产主义辩护的逻辑

1992年以前，苏联关于美国共运的历史档案，除了少数苏共研究人员可以获取外，外界很难了解。因此，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开放后，传统史学家克莱尔就立即前往并整理档案，成为美国第一个研究共产国际及美共数千页历史文件的学者。综合新的材料，他与海因斯先后出版三部著作，即《美国共产主义的秘密世界》《美国共产主义的苏联世界》《维诺那计划：苏联在美间谍活动解密》。著作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苏联资助美共进行的秘密活动和情报活动，试图从活动的非正当性，为反共镇压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其逻辑如下。

第一，以苏共对美共的经济补贴为依据，推测苏共支持美共开展颠覆性秘密活动，为政治镇压寻找合法性。前两部著作认为，苏联一直为美共提供经济补贴，而且部分补贴有美共高层亲笔签收的证据；为了说明苏共资助美共参与颠覆活动，传统史学家进行了过度解读。然而，从《美国共产主义的秘密世界》收集的文件来看，共产国际对补贴的用途作了明确规定，“2/3用于美共的法律工作”，其余部分“用于书籍印刷出版”，或者“马列主义教育及党的活动”，文件没有显示苏共要求美共参与非法活动，但克莱尔仍然将其解读为苏共资助美共从事地下颠覆活动。大部分传统史学家坚持克莱尔的观点，对文件内容捕风捉影。而《美国共产主义的苏联世界》收集的文件表明，在一定时期，美共寻求苏共资金支持，只是为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增强共产主义的影响力”，或者“提高共产党在选举活动中的竞争力”。虽然没有实质内容支撑传统史学的推测，但由于美共信仰阶级革命理论，因此，以克莱尔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家始终认为，美国共产主义是“敌对国家势力资助的阴谋”，“不论美共是否是苏联的代理人，人们都将厌恶共产主义”；而美共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更是证实了《史密斯法案》及麦卡锡主义镇压的合法性。

第二，以原子情报档案为依据，推测苏共利用美共党员获取原子武器信息，为反共提供合理性。在第一波到第三波的历史研究浪潮中，传统主义和修正主义史学没有过多关注原子间谍问题。克莱尔认为：“在实践中，很少有美国共产党人是间谍”，而且“间谍活动不是美共的常规活动……把它当做间谍活动的工具是错误的。”《美国共产主义的秘密世界》收纳的大部分文件提及的间谍活动也主要指向政府官员，而非美共党员。然而，苏联档案及1995年维诺那计划解密的文件公布以后，他们认为新的史料佐证了美共党员向苏联输送情报的观点。《维诺那计划：苏联在美间谍活动解密》综合苏联档案史料分析了几个案例，直接指向美国共产主义的是“罗森堡夫妇案”。但罗森堡夫妇拒绝认罪，他们被传统史学家称为“共产主义的真正信徒”“民主政体的非法参与者”。而正是这些分析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史学的政治立场，为麦卡锡主义镇压提供辩护依据。

（二）修正史学对秘密活动和情报活动的批判

修正史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占据上风，然而苏联历史档案公布以后，他们却处于守势。不过，修正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观点做出有力回应，最终在论战中取得胜利。

第一，反对传统史学借苏共资助美共的证据，对美共进行有罪推定。虽然解密档案及历史文件不能表明苏共要求美共利用资金颠覆美国政权，但美国右翼及传统史学家仍然可以依据1940年颁布的《史密斯法案》，对信仰阶级革命的美国共产主义人士提出指控，指控其“阴谋组织为共产党”，“在某个不详的时间以武力或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史密斯法案规定，有意图推翻或破坏美国政府，印刷、出版、编辑、发行、出售、分发或展示任何倡议，或以实际行动暴力推翻、摧毁美国政府正当性，或企图这样做的行为都将受到刑事处罚；而组织或试图帮助此类行为的个人、社会团体，或此类团体的成员、附属机构也将受到处罚。然而，修正史学家并不同意此类观点。首先，他们认为，美国共产党人只是信仰某些思想，没有实际的非法行为；美国政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利用《史密斯法案》对其作有罪推定，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其次，美共不是帮助苏联从事谍报活动的秘密战争机构，也不是要在战争时期颠覆美国而援助苏联的破坏力量，美共与维诺那计划解密的间谍活动没有关系，联邦调查局对美共的定性是“幻想”出来的产物，而美国政府对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的镇压行为是翻版的法西斯主义。再者，虽然美共与苏共有联系，但美国境内还有许多对外国政府或其他政治力量、宗教力量忠诚的组织，这些组织不应被剥夺信仰自由的权利，受外国资助的意见社团、附属机构应当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另外，很多对美国共产党人的审判都是基于道德标准，政府认为基于道德而被迫害的共产党人不会被人同情，但这样做同样是不道德的。因为《史密斯法案》起初是针对国内纳粹及法西斯主义者，而二战时期，美苏是同盟，且美国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主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最后，也是修正史学认为最重要的，即最高法院判定《史密斯法案》违宪。修正史学认为，共产党员的身份本身不是刑事处罚的依据；被告只能因为其行为被起诉，其信仰不是获罪的理由；革命宣传不能证明定罪合理，只有当这种言论引起危险时，才能被惩罚。2001年，《美国最高法院评论》也刊发文章反驳将共产主义妖魔化的行为，并对《史密斯法案》作出批判。这些内容成为修正史学驳斥传统史学的重要论点。修正史学认为右翼势力利用《史密斯法案》对美国共产党人的起诉主要出于反苏的政治考虑，他们无端镇压共产主义人士的行为是非法的。

第二，批驳传统史学借美共党员从事情报活动，进而证明麦卡锡主义镇压合理的观点。首先，修正史学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是不合理的，因为1947年克格勃在美国的情报网络就关闭了，而且美苏两国在二战期间是盟友，美国共产主义者是出于打赢共同敌人纳粹德国的需要才向苏联提供情报的。情报不涉及国家机密，动机是纯洁的。其次，研究发现苏联制造原子弹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对抗美国，而是出于对新型武器的恐惧。“世界被一种美国垄断的、新的、威力和破坏力空前的武器所困扰”，因为美国领导人表示，对日本进行轰炸以后，“他们将持续使用这种武器”；苏联收集原子情报属于自卫行为；而且“情报工作不能取代原子弹的理论、实验和设计工作”，情报在核弹制造过程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再者，从历史档案来看，苏联的情报来源主要是科学家，比如“剑桥五子”，而非美共党员；虽然罗森堡与苏联特工有过交流，但没有涉及关于核弹的有用信息。最重要的是“罗森堡夫妇案”出现反转，传统史学的推测失去意义。罗森堡夫妇被判有罪，主要是其弟的证词；然而2001年其弟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在“检察官的压力下作了伪证”。最后，传统史学家也承认，相关推断存在错误。克莱尔在《一个传统史学家的反思》中坦言，他们撰写的《美国共产主义的秘密世界》混淆了历史材料中的人名和人物代号，导致其错误地认为美共党员在二战中参与了原子间谍活动。他也承认，虽然支撑材料是缺乏的，但是对美共党员的审判符合麦卡锡等右翼势力的利益。当然，这也是《纽约时报》提醒美国学界警惕部分学者“携带新的档案信息，试图改写对麦卡锡参议员及麦卡锡主义历史判决”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第四波浪潮中的辩论不仅没有帮助传统史学逆转话语格局，反而巩固了修正史学学术阵营。即使有“苏联间谍的新档案证据，修正史学仍然主导学院和历史研究机构。历史专业主要期刊不刊登批评美国共产党的文章，也不对国内的反共产主义进行有利宣传”。

第五波浪潮：新史学及“怎样才能写出更好的共产主义历史”

《剑桥共产主义历史》指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讨论在传统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这种表述对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共产主义史学的认识基本正确，但在21世纪出现新特点的情况下，就不能再以“二元对立”的划分来说明新发展趋势。

（一）21世纪美国共产主义传统史学变迁及新史学的诞生

在美国共产主义历史辩论中，传统史学与修正史学大部分时期是对立的。但是在两次辩论失败以及21世纪新自由主义弊端暴露以后，权威传统史学家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顺利促成以修正史学为基础的新史学诞生，以新史学为主导的第五波研究浪潮发展。

第一，权威传统史学家弱化了反共产主义立场，为持续的反共产主义感到不安。美国的反共产主义具有连续性，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一战及之后的反激进运动。这种运动是政府官员、情报官僚、商业团体和职业反激进分子密切合作的结果，在美国是“常态化”的。然而，时代在变，史学家的立场也在变。在21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丛生的情况下，“负责任的”权威传统史学家开始主动与鲁莽的反共产主义阵营分开，因为他们认为右翼反共史学的信条不再站得住脚，而且共产主义具有历史价值。权威传统史学家海因斯和克莱尔等人转向修正史学立场，并担心传统史学异化的、政治化的学术文化扭曲美国的过去，使年轻人对左翼意识形态产生偏见。进入21世纪，他们更加赞同修正史学对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良性着色及其为新一代激进分子以社会正义为名义推翻资本主义所做的铺垫。而正是这样的转变，使以修正史学为基础的新史学顺利走向台前，在美国共运史学话语叙事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也正是这样的转变，使两大史学流派的不同点和相似点联系起来，展现了史学史的全貌。

第二，修正史学在与传统史学的辩论中不断提升，推动了更为科学的美国共产主义新史学诞生。首先，新史学是研究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及价值的学术共同体，它基于修正史学，但也吸纳传统史学的有益研究范式。比如，将美国共运视为国内激进因素与国外共运态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跨国史学研究范式。其次，继承修正史学衣钵，拥有更加庞大的研究队伍，多数是训练有素、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年轻史学家，他们自称为“新史学家”。最后，建立更加专业的研究平台，不仅聚合英、美、德、加四国的劳工史学家，创办专业学术期刊《美国共产主义历史》（American Communist History），系统批判反共产主义，而且在国际上传播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价值。

第三，新史学主导了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第五波浪潮，取得重要成果。首先，开始总结美国共产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涌现出美国共产主义史学相关著作。比如迈克尔·E.布朗（Michael E. Brown）的《美国共产主义史学》，荣获201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组的终身成就奖。该著作对美国共产主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调整，为学界认真对待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价值作出了贡献。其次，拓展历史研究途径，比如口述历史。代表性成果是2018年玛丽·里希特（Mary Licht）根据对41位美共领导人和活动家的采访编制而成的《美国共产党口述历史文集》，探讨了美共自成立以来在劳工运动、争取公民权利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再者，推动美共文献史学发展。例如，到2021年2月，美国新史学家联合美共，依靠纽约大学泰米蒙德（Tamiment）图书馆，收集了1892—2019年的美国共产主义文献，为撰写美共党史打下基础。

（二）新史学的重要课题：“怎样才能写出更好的共产主义历史”

为了取得进一步发展，新史学在吸取修正史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探索如何对过去作出科学性解释。2019年，新史学家提出新的史学课题——“怎样才能写出更好的共产主义历史”。他们认为，应当将智力投入与实际写作结合起来，并对部分有待探索的历史档案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在与传统史学产生分歧时，应当公正地研究历史，并拒绝对历史进行个性化歪曲；在共识难以达成的情况下，批判性地评价传统史学著作，或者建立新的历史解释范式，展示新的实证研究或推理分析；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迎合一时的政治偏好，而是要想着垂诸久远。为了弥补修正史学的不足，新史学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正确书写共产国际与美共之间的历史。一直以来，共产国际与美共的关系被传统史学定义为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而修正主义对这种关系的探讨，要么是选择性地忽视，要么是不加以重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史学家尝试超越狭隘的历史叙事，批判性地将有益的观点结合起来。既承认莫斯科及共产国际对美共的影响，也关注美共在社会运动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既承认苏联共产主义等国外因素的影响，也坚信美国每一时代激进运动首先来源于美国本土，从而更好地阐释美国共产主义历史。

第二，客观评价美共党史，并肯定其历史贡献。传统史学常以客观评价的幌子对美共进行说教，而新史学尝试做出改变，并肯定其历史价值。劳工史学家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指出，美国共产主义史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重新评价美共，并肯定其历史贡献。“对美国共产党史的研究编纂表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已经改变。美国共产党虽然不完美，但它积极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而杜绝历史虚无主义，将美共历史贡献融入美国共产主义发展史，成为新史学驳斥反共产主义，书写美国主流历史的重要课题。

最后，新史学还将探讨斯大林主义与美国共产主义的关系写入新的议题，将英、德、加等国的共运史学发展纳入视野范围。在推动跨国史学研究的同时，对国际共运史学的错误观点提出批判。而这些都对书写更好的共运历史，构建有影响力的共运史学话语产生了积极效应。

总之，美国共产主义史学的发展是历史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其进程虽会被偶然性事件打断，但总体方向不会改变。从历史上看，传统史学的观点曾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合理性”随着历史进步不断消失殆尽。如果传统史学抱守残缺，不顺应时势，难免会陷入困境，被新史学取代。当然，新史学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它要取得更多进步，必须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做更多衡量，重视美国共运的经验总结。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史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变化对美国史学研究的影响。研究这一历史，对于辨伪存真、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杨柠聪，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