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内在批判

蒋红群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蕴含了关于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丰富思想。资本主义的灾难化向度，意指资本主义所制造的一切灾难性后果。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相比于传统型灾难发生了某种异质性变形，其内容由经济灾难、阶级灾难、技术灾难、生态灾难、战争灾难等叠加性样态构成，其后果已酿成世界性灾祸，而隐匿其后的根源则是资本逻辑。马克思恩格斯体察到，资产阶级有应对社会灾难的主观意愿，却无法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私有制下消解其自身的和全球性的灾难问题，唯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根本超越。中国道路作为“去资本主义灾难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通道，给人类带来了超越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中国力量和现实曙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共产主义；中国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就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但鲜有学者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蕴含了关于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丰富思想。本文试图通过深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内里透视和批判力度，以期从灾难化维度彰显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为中国道路在何种意义上超越资本主义提供新的理解视域和切入点。

一、灾难化：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视角

大致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透视和批判是沿着两个视角展开的。其一是文明化视角，即诉诸唯物史观，客观考察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划时代变革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吝惜对资本主义文明化向度的肯定和赞扬，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赞叹资产阶级的炽热活力开启了现代性之门和全球化之路。其二是灾难化视角，即立足政治经济学，揭穿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背后的危机、野蛮、残暴与恐怖，洞察资本主义灾难化趋势的时代走向及内在本质。这一点可从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的重要著作中探明出来。

1844年2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关注到无产阶级的苦难境遇，且首次阐明了“遭受普遍苦难”“普遍的不公正”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思辨地论述了异化劳动的表征和根源，指出工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成了“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异己力量。与马克思早期倾向于从哲学人类学透视资本主义灾难化不同，恩格斯早期更多基于政治经济学和实证社会学方法来切中资本主义灾难化的社会事实。1844年2月，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造成工人灾难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根源，即比“一切战争和垄断制度所造成的灾难”危害更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展开了尖锐批判。1845年5月，恩格斯出版了堪称《资本论》前传的扛鼎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著作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痛苦不堪的灾难状况所作的详尽描述，令人震惊难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主要构序线索是在资本主义给工人制造种种灾难困苦的历史实存中考证性展开的。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工人阶级的苦难有更深刻的分析，他们毫不隐瞒共产党人要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以达致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意图。

随着理论的成熟发展和研究议题的持续拓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灾难化的科学认知和历史穿透力不断被推至新的高度。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殖民主义问题予以极大关注，他们关于西方殖民者给世界各地带来深重灾难的大量著述和评论，被证明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理论价值。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比以往更为深刻地窥视到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始终潜藏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中。马克思在研究俄国问题和东方社会时，曾得出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即俄国一旦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必然遭遇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灾难化后果。其后，马克思提出了“卡夫丁峡谷”猜想，即“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这一思想新变无疑构成晚年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灾难化趋势的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

总之，灾难化向度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关键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向前推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洞见了资本主义危险之维的关键之处。现在不妨指出，所谓资本主义的灾难化向度，从总体上看是指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制度阴暗面和破坏性力量所制造的一切灾难性后果。申言之，几乎资本主义所有的弊害、罪行和现代性创伤，都可归入资本主义的灾难化向度之中。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实际阐述材料，他们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特征事实、自我应对困境及批判性超越展开了极富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科学讨论。

二、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特征事实

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必然通过一定的实体性内容和直观形式呈露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思想高度，完整勾勒了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表现形态和特征事实。

（一）异质性变形：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历史生成

灾难，广义上可理解为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和痛苦。揩诸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灾难总是相伴相随。以瘟疫这类自然物态的可怕灾难为例，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兴衰继替是和鼠疫、天花、黑死病、霍乱等瘟疫的侵袭密不可分的，熟谙西方古代瘟疫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认同瘟疫以极为深刻的方式塑造了人类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用“社会瘟疫”“生产过剩的瘟疫”等能勾起西方人对于瘟疫的创伤性记忆的概念来描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灾难图景，是意味深长的。

从长期视角看，社会灾难虽早已有之，但其物质形态和历史性质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却发生了某种异质性变形。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写道：“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马克思出色地论证指出，印度斯坦过去接连不断的内战、外侮、饥荒等社会灾难无论多么猛烈，都只触及到传统社会结构的表面，而英国殖民者带来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科学技术和自由贸易，则从根部摧毁了印度农业、纺织业发展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印度特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亦提出著名论断：“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由此，社会灾难可本质性地区隔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灾难和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灾难。如果说传统灾难根本上是由古老不发达的生产方式造成的，那么孕生出某些新型灾难的现代灾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和复制的结果。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之所以“本质上属于另一种”，是因为当中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介入和破坏性作用。自从资产阶级将整个世界纳入资本型生产方式，人类面临的问题和灾难就和资本主义的负向维度难分难解了。即资本主义改塑了人类灾难的具象存在和内在机理，构成了人类灾难的历史临界点和分水岭，其引致的灾难事件和人间苦难被深刻嵌上了异于前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烙印。

（二）叠加性样态：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内容构成

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资本主义的灾难化向度并非是一副面孔或一种样态，而是由相互交织和叠加的多种灾难形式构成。其叠加性样态至少涵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主义经济灾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常以灾难的眼光洞悉作为“经济灾难”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于1853年发表的一篇论欧洲政治经济局势的文章，特别叙及“只有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学者不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危机和灾难，“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不顾灾难的有规律的周期性”，是悖离辩证法和科学的。（2）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灾难。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对“可怕的奴隶劳动”“各种疾病的发展”“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等落在“工人头上的灾难”进行了令人愤慨的记实性描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明工人阶级的贫困、过度劳动、受压迫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紧密关联。（3）资本主义技术灾难。资本主义技术灾难在19世纪主要以机器灾难表现出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证了资本主义机器体系下工人的异化劳动，《资本论》则进一步将资本主义采用新机器的阶级影响置于经济学批判视野中加以观照。以织布工人的灾难史为例，在英国棉纺织机的资本主义应用过程中，许多工人遭到前所未有的社会驱逐。“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4）资本主义生态灾难。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使用“生态灾难”概念，但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农业“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作了精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如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态灾难的思想论述和哲学方法论准则，深刻启迪了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5）资本主义战争灾难。阶级社会的历史贯穿了战争、侵略、杀戮、灭族等致命灾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深切关注近代欧洲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是在新旧交织的叠加性样态中深层推进的。

（三）世界性灾祸：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后果延展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开阔的世界历史观和普遍交往视野，考量了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世界性特征。正如他们借助大量实证材料所鞭挞的那样，资产阶级在生产要素全球化、世界贸易扩大的经济内驱力和用武力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行径中，几乎把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抛向了彼此冲突的世界性危机和深重灾难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列强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战争灾难有过明确的谴责和评论。恩格斯曾预言德国的崛起和称霸野心可能会导致“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马克思也指出，哪怕是德国内部的纷争，也“有可能酿成德国的、甚至是欧洲的灾难”。马克思在《资本论》和一系列政论文章中，揭示出西方列强到处殖民扩张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必然后果，是资本主义体系下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一场经济危机、金融恐慌或其他灾难都可能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区。至于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一场瘟疫，亦很可能由于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和日益频繁的国际性交往而演变成肆虐全球的致命灾祸。马克思在探讨印度问题时曾尖锐地指出，不列颠的殖民制度和印度气候结合在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麻烦更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清楚感受到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灾祸向度，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被压制，而是在持续延展中给世界和平发展构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威胁。

（四）资本性溯因：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深层根源

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社会灾难贯穿于人类诞生以来的整个历史，但近代以后加进了一个使社会灾难资本主义化的关键性因素，即资本逻辑。资本主义之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肇始于资本在这一社会形态的生产体系、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中占据了绝对统摄和支配地位。资本不可遏制地谋取剩余价值、财富积累和冲破一切樊篱的本能欲望，是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从历史生成、形态演变到全球蔓延的深层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证明了资本长达数世纪的原始积累“前史”，就是一部用血和火的文字写成的灾难历史。资本逻辑主宰世界秩序后，其对于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影响更为显见。即资本永不停歇的增殖冲动及扩大再生产趋势，导致了全球性和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灾难。资本无限度地吮吸工人劳动鲜血，迫使无数工人的生命吞没在剥削、贫困、饥饿、过度劳动乃至过早死亡的阶级灾难之中。资本强力渗入科学技术领域，使“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最终让人类不得不直面核能开发、基因编辑、生物克隆等高科技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资本对于自然界毫不客气的剥夺性榨取和毫不节制的反生态行为，使人类深陷于气候加速变暖、全球生态灾难的担忧和恐惧之中。资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国际竞争所挑起的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时至今日仍在某些地区频繁制造着地缘冲突和战争灾难。资本主宰下的资产阶级政府优先为资本服务而非优先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以及将关乎人命的医疗卫生服务推向私有化、市场化、昂贵化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让资本主义世界在新冠疫情面前付出了全面失控和极大消耗国力的惨痛代价。更为骇人的是，资本还颇擅长将人民的灾难、社会的恐慌和混乱转化为一门有利可图的营利事业。娜奥米·克莱恩在《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用大量案例披露了美国政商财团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利器，利用战争、政变、饥馑、恐怖袭击乃至自然灾害造成的“休克”时刻为自身牟取暴利的惊人事实。克莱恩将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贴切地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痛斥的那样，资本并不在意人类的前途，“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即恰恰是贪婪无度而又面目虚伪的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自然普遍的基础。

三、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透视资本主义国家纷繁复杂的灾难化特征基础之上，体察了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应对又无力应对其自毁性灾难的内在悖论，逻辑地展现了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根本超越，且为中国道路之于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现实超越提供了思想参照和理论支撑。

（一）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自我应对逻辑及困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并非全无应对社会灾难的主观意愿。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工人阶级对于资本霸权日复一日的不屈反抗和斗争，使得资本在“作恶”时会碰到一定的“道德界限”“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其二，社会灾难的日益加剧反过来威胁到资产阶级自身安全，资产阶级不得不对灾难及其危险处境进行清理和规避。恩格斯不无辛辣地指出：“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申言之，由于资本主义时代拔高了灾难发生的恐怖系数与转嫁效应，哪怕是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也嘲弄性地处在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所说的风险“受波及者”的窘境之中。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则竭力论证生态灾难或核泄漏等大灾难具有“就算是豪门富户，也难逃风险的侵害”的“回旋镖效应”。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既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又是一个“灾难社会”。

资产阶级为了不被现代灾难所反噬和碎裂，接连使用了立法、福利主义和国家联合等应对方式。首先是立法。马克思指出，工人越是懂得作为一个阶级去争得权益，就有利于避免自身和后代的阶级灾难。其次是福利主义。这一点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跳出市场解决灾难问题的福利经济学，出现了以削减国民收入不均等、扩大国民基本福利为目标的北欧高福利型国家。最后是国家联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灾变性后果一次更甚一次地降临人间，资产阶级愈加认识到非得采取国家联合的方式来克制全球灾难不可，由此便产生了在防止世界大战、督促国际生态合作等方面发挥一定正向作用的联合国组织。

然而深入考察后发现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灾难的几种应对方式均陷入困局之中。立法的应对方式往往滞留于表面和原则的层面。且不说19世纪的资本主义立法抑制不了资本的膨胀利欲，以至“以前那种残酷的不法行为很快地又在许多工厂中不受惩罚地盛行起来”。即便在21世纪，资本主义“法的精神”在资本掌控一切的现实面前亦未能真正构筑起抵御灾难的法权制度和安全屏障。福利主义应对方式致使西方国家普遍背负沉重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债务，及至20世纪70年代，福利兜底制度在社会高成本中由盛转衰，紧接着便是福利主义跌落神坛和新自由主义的日渐高涨。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性实施，正如前文所述，非但没有带来世界和平与繁荣，反而加剧了全球的灾难和混乱。国家联合的应对方式，常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干涉而效果不彰。一个典型例证是，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在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的248次武装冲突当中，美国发起的有201场，约占81%。这些战争导致了惊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自身也成为发动对外战争的牺牲品。

（二）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根本超越

透过灾难化视角，我们更能理解何以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强烈地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又何以在青年时代就毅然转向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共产主义。历史地看，正因为资本主义的毁灭之力造成了社会环境和观念的革命化，才戏剧性地孕育出了欲将资本主义置于死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是，共产主义是唯一能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并迎来人类自由王国新飞跃的解放性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何以超越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学理性体察，经历了从道德性评判到科学性判定的认识论转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写道，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此时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人性维度指出，资本主义“恶”在引致异化劳动和整个人类社会非本真的、灾难性的存在，而共产主义“善”通过否定和扬弃私有财产，给人类创造了一种能推使异化劳动向人的类本质复归、消解异化世界和人间苦难的全新社会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初步阐明了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以及共产主义的扼要概念，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消灭现存状况”精辟地表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运动观的革命意涵。他们认为“消灭现存状况”主要包括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现存的落后生产力状况。共产主义通过消灭现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根本超越。《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消灭资本主义灾难化状况的共产主义革命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是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共产主义也通过消灭现存的落后生产力，实现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根本超越。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共产主义剥除社会灾难，须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物质前提。基于唯物史观，这个将人类带入最高文明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是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虚假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无灾难性冲突的、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

（三）中国道路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现实超越

共产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超越是一种将来性的“未然”，中国道路之于资本主义灾难化的超越则是一种正在历史性展开的“实然”。中国道路，是百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成功开创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里的“人类问题”，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全球后果延伸。就此而言，中国道路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是资本主义制造的全球风险问题，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是超越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文明型方案。这些方案中最能凸显“去资本主义灾难化”效用的，是基本经济制度、驾驭资本逻辑的政党力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道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现实超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全新经济制度，内含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解放的价值意蕴。它既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为超越资本主义灾难化提供了绝对必要的生产关系保障，又通过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和跨越式发展，为中国道路避免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灾难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市场作用、政府作用各展其长又相互促进的复合型优势，其优势发挥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走共同富裕道路等制度优越性纵横相连，使得中国道路之于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现实超越呈现出稳妥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中国道路以有效驾驭资本逻辑的强大政党力量，实现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现实超越。资本对财富的热望不断驱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显然是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允许资本“复生”并在一定限度内自由追求财富的根本原因。如许多论者早已阐明的，中国目前不够发达的生产力状况，内在决定了利用资本是中国较长时间内无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鼓励资本积极作为，另一方面又极为灵活有力地驾驭资本，后者是中国道路得以化解国内风险和灾难的关键所在。举例来说，近些年国内平台经济领域出现了某些大型企业凭借算法、数据、流量等优势来进行“大数据杀熟”、不平等竞争等涉嫌垄断的行为，且平台资本的虚拟化金融化倾向无形中加剧了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风险。鉴于此，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月2月，国家又出台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诚然，西方政党也以反垄断立法约束平台巨头，但其震慑效果远不如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社会感召力作出的权威指示和立法规制。其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主宰是资本尤其是大型国际垄断资本，资本往往凌驾于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制度之上；社会主义中国的真正主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资本受控于政党而非政党受控于资本。资产阶级政党无法驾驭资本逻辑，注定资本主义社会摆脱不了资本恣意专断的灾难性恶果。相反，中国共产党有着不被资本控扼的内在基因，且驾驭资本逻辑的本领与能力与日俱增，越来越能通过强大的政党和制度威力，克制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来难以驯服的资本“利维坦”，而使中国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之“恶”及其社会危害。

中国道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和实践，实现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现实超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变局，“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国的解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西方以“虚假的共同体”方式应对全球灾难的政治实践濒临破产，以“真正的共同体”为哲学立场和价值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抵御人类共同威胁和挑战奠定了新的国际交往范式与安全基石。基于此，中国又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铺陈出开放包容、惠及他国的“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揩诸现实，中国携手亚欧非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战略性成果，为搭建国际经贸投资新平台、开创各国合作共赢新模式、谱写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形成全球治理体系新格局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得到普遍认同和高质量践行，“一带一路”建设越赢得各国支持并成为一项全球性事业，人类社会就越能祛除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化“魔咒”，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发展的新世界。

四、结语

综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透视资本主义发展是在文明化和灾难化两个向度中矛盾性展开的，其灾难化向度始终伴随，以致灾难成了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常态。资本主义的灾难化向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力量到处征服和啃噬一切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端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使然。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加重到令人惊奇恐惧的地步，就连资产阶级统治者也对其可怕后果产生安全焦虑，但历史和现实表明，他们根本无法压制自己制造的、愈演愈烈的祸及己身的环境污染、臭氧耗竭、气候变暖、技术异化等灾难。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私有制度下消解它自身的和全球性的灾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唯有彻底实现解放和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铁囚”中拯救出来，为人类打造无社会灾难的、和谐美好的全新生活样态。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成功闯出的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现实通道，它以公有制的先天制度优势、驾驭资本的强大政党力量和致力于全球团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给人类带来了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中国力量和现实曙光。一旦我们从“去资本主义灾难化”的眼光看待问题，就更理解共产主义的德性正义及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同寻常的转折意义和类型学价值。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作者简介]：蒋红群（1987—），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