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阿根廷〕塞尔希奥·奥蒂斯著 楼宇 张贝贝译

【摘要】阿根廷解放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取得的成就，以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出的贡献，成为包括阿根廷解放党在内的拉美共产党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坚决摒弃教条主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带领人民群众突破了一个个难关，实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阿根廷解放党也将不断汲取中国的成功经验，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阿根廷解放党；社会主义；中国革命

一、1968年：阿根廷解放党和中国共产党友谊的起点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革命及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著作是在1968年。那时我刚刚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BA）法学院不久，一位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党（Vanguardia Comunista）党员送给我一本书，里面收录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从哲学上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内容简明易懂。后来我又阅读了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内容深刻，但作者考虑到那个年代中国普通读者的文化水平，特意对文字进行了精心处理，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像我这样身处遥远的阿根廷、认知水平有限的法学系新生也能读懂毛泽东的文章，这既归功于作者清晰的逻辑，还得益于他在撰写时会为读者和人民群众着想，内容深入浅出，不像某些学者的行文那般晦涩难懂。

阿根廷共产主义先锋党成立于1965年，后于1982年更名为阿根廷解放党（Partido de la Liberación）。对于这个政治组织而言，1968年是至为关键的一年，因为时任总书记的埃利亚斯·塞曼（Elías Semán）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受邀访问中国。这是阿根廷解放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友谊的正式开端。

从那时起，我们党内每个人都阅读了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书籍，如《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还有周恩来等其他中国革命家的著作，以及宣纸印制的《北京周报》杂志等。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收听短波广播的夜晚，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说道：“同志们，朋友们，这里是北京广播电台。”

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纪念日。作为阿根廷解放党成员，我们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和同志，也是中国革命的捍卫者。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再次得到了证明。

我们支持中国，这一立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基于具体的证据，即中国取得的成就和一些实在的功绩。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并不了解，尚无应对之道，而中国共产党独自抗击新冠病毒，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坚守在抗疫第一线。中国政府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明确的指示，人民有组织地、英勇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武汉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动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实验室、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投入抗疫工作中，并提供了必需的物资。

中国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与疫情作斗争，而且还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向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其他国家派遣了医生和医疗队。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新冠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这与其他大国对待疫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国家靠着售卖和垄断疫苗，赚取巨额利润，对贫穷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我们支持中国，这一态度并非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敬佩之情的惯性延续，而是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新成就的赞美，对其沿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的钦佩。

二、中国共产党：一支中国的先锋队

1968年，在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党员的我，得知了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是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成立的，与会的十几名成员代表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出席会议。设想一下，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只有区区50多粒火种！那时的中国有4亿多人口，一小群共产党员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他们坚信，在向社会主义不断过渡的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将会让位于一个民主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

在阿根廷，我们是一些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先锋党党员。中国是我们的榜样，激励着我们为国家民主革命而奋斗，列宁和毛泽东先后为民主革命清晰地规划了各个阶段，革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与那些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就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普遍情况而言，群众斗争往往会形成广泛运动，且通常是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当时的阿根廷，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是由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提出的庇隆主义。然而，这一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运动并没有为民族和社会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贡献，更不用说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因此，我们坚持贯彻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其中之一是统一战线，它为革命斗争的进步提供了必要的、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孤立帝国主义这一主要敌人，打击帝国主义，直到战胜它。那个时候，我们就已认识到在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团结的宝贵价值。同时，这种广泛的团结也需要一支共产党队伍的领导，以便在革命进程中解决革命斗争自身的困难，决不把领导权交到资产阶级手中。1966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1968年，庇隆主义党的成员一改之前的消极被动以及“和事佬”的角色，转而煽动民众进行反抗，以便可以再次上台执政。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最初的50多名成员扩大成了一支由9500多万名党员组成的队伍。涓涓细流，终于汇成江海。如果一个小规模政党制定了良好的政治路线，并不断纠正错误，就会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迅速成长。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进行过多次批评和自我批评，变得更加斗志昂扬，也做好了更充分的阶级斗争准备。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1927年蒋介石对中共进行了残酷镇压；193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地低估了国民党的“围剿”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屡失利，中央红军开启长征，最后在陕北立足。在这两次历史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中国人民而言，他们依靠的中国共产党这支先锋队有着钢铁般的核心，无论帝国主义及其同盟是通过武力，还是利用改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清算主义进行诱惑（正如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苏共经历的那样），都没能攻破这一核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之前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此后，中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和技术领域都取得了进步，国内生产总值名列世界前茅。这充分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拨乱反正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也是理论实践的转折点。这不由让人想起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今的中国，已经让7亿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制造出全球首条高温超导高速磁悬浮列车。尽管美帝国主义对华为进行各种形式的制裁和污蔑，但无法阻挡中国在5G技术领域不断取得进步。阿根廷拉努斯国立大学（UNLA）当代中国研究专业研究生系主任古斯塔沃·吉拉多（Gustavo Girado）在其著作《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Cómo lo hicieron los chinos?）一书中写道：“自2011年以来，中国申请了比世界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多的国家专利。在电信设备和光伏面板等领域，中国已成为公认的技术领头人。”

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之路：摒弃教条主义

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的同志般的友谊，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革命成果展开的反思，帮助阿根廷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避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不仅在历史上对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而且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仍余孽未除。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虽然这句话的普及者是列宁，但我们从毛泽东身上才深刻体会到它的含义。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在相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找到了中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没有机械地重复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提出的口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此文并非作者偶然撰之，而是对农民阶级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发掘和赞扬，肯定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要依靠持久的群众斗争战略，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动战略。毛泽东在其诸多著作中都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其中包括孙子的思想和名言，这些中华文化的瑰宝丰富了他的作品，启迪了他的行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主席，而如今，习近平主席将这一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这点同样启发了拉美的共产党。我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里亚诺·莫雷诺（Mariano Moreno）、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Manuel Belgrano）、圣马丁（San Martín）等人，以及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JoséGervasio Artigas）、何塞·马蒂（JoséMartí）等拉美独立战争时期的先驱人物的思想相融合。除此之外，还有拉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印第安人先驱，如图帕克·阿马鲁二世（Tupac Amaru II）、秘鲁印第安人起义军女英雄米卡埃拉·巴斯蒂达斯·普尤卡瓦（MicaelaBastidas Puyucahua）、艾马拉人起义领袖图帕克·卡塔里（Tupac Katari）、马普切人英雄劳塔罗（Lautaro）等。

在这场漫长的革命战斗中，共产党人难免会经历失败。例如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大屠杀。在阿根廷，我们同样也经历了血淋淋的惨败，如1976年至1983年的军政府独裁时期，3万多名阿根廷人被阿根廷军政府秘密拘留、折磨和杀害，这些人永远地消失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我们党的成员，包括一些应邀访问过中国的领导人，如埃利亚斯·塞曼、罗伯托·克里斯蒂纳（RobertoCristina）、鲁本·克里斯特考斯基（RubénKristkausky）、豪尔赫·蒙特罗（JorgeMontero）等同志。

为了治愈这些沉痛的创伤并继续投入战斗中，我们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了力量。第一，“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第二，“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提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了避免教条主义，我们应该把“泰山”换作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山”（Aconcagua）。

四、共产党：坚持独立思考，而非盲目地附和

将我们阿根廷解放党与中国共产党凝聚在一起的是意义非凡的事物，它们既不会被时间所侵蚀，也能克服地理上的遥远距离。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0年。我现在仍希望能够重返那片亲切的土地，与中国的新老同志们交流切磋，和他们一起辩论和思考。

1990年，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建筑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表现之一。那次中国之行，我们与中方进行了多次交流。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对中国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我们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正确及必要的。但这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应当多多关注党内外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倾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来自跨国公司和中国私营企业的投资增多，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具体表现为行贿、腐败、私有经济增多、公有财产受损或减少、工人利益受损等。在这种情况下，要辩证地遵循毛泽东的思想，并给予资本家的私人投资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同时加强政治斗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领导。

就其结果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遵循这种做法，在拥有强大队伍的同时，保持警惕性，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

最后，我想进行一下总结。我们党的创始人教育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要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在成为国际主义者的同时，也应当是爱国主义者。换句话说，不要成为别国的附庸。

我们身上这种爱国主义情感的增强，部分地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同志的“感染”，以及向他们学习。我记得在某次中国之行中，中国方面一位领导告诉我一件“往事”：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准备对蒋介石发起最后的进攻，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布）建议他再次斟酌这一决定，不妨与国民党以某种形式共存，把中国南部的一部分让给国民党。这样，中国北部仍是共产党的地盘。毛泽东并不赞同苏联的这一建议，而是一路向南继续追击国民党，最后大获全胜。蒋介石后来逃往台湾。自那时起，只有一个中国。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共产党就是如此，一直坚持独立思考，而非盲目地附合。这一点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总而言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的名字都会一直响彻在我们心中。

[作者简介]：塞尔希奥·奥蒂斯（Sergio Ortiz）系阿根廷解放党前党主席；楼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贝贝系自由译者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