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格局演变、左翼阵营内耗与欧洲社会民主党选举困境

——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例

吴韵曦

【内容提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社情民意和政党政治发生深远变化。社会民主党作为欧洲主流政党和左翼政治力量，陷入了新一轮选举困境，其持续衰退改变了左翼阵营内部的实力对比，打破了左右两大阵营的传统平衡，加速了各国政党格局的分化重组。政党格局演变、左翼阵营内耗和选举制度的差异程度又影响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走向。与得益于选举制度的英国工党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选举困境十分严峻。以2021年德国大选为开端，欧洲主要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政党博弈。在竞争性和周期性选举的压力之下，社会民主党亟须找到政治空间的合适定位，有效实现政党变革、党内团结和党外联合，才能避免沦为边缘政党。

【关键词】社会民主党 欧洲左翼 欧洲政治 政党政治

社会民主党作为欧洲左翼阵营的主要代表，其政坛沉浮关系到各国政党格局和政策取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既要应对新选举议题和新政治力量的挑战，又要解决原有选民基础萎缩和分化的难题，其选举困境从少数国家向多数国家、从个别政党向传统大党蔓延。一部分拥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社会民主党遭遇严重分裂和选票骤降，大选连续失利，回升势头乏力。从政党竞争的视角来看，各国政党格局演变、左翼阵营内耗、选举制度的差异程度与社会民主党选举表现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比较分析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政党政治，有助于全面认识社会民主党此轮危机的影响因素、把握社会民主党政治走向的基本特征。

一、政党格局演变与主流政党地位变化

政党格局是政党体制的结构性特征，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党的政治立场差异和政治力量对比。二战结束后，以经济社会政策为区分标准，英国、德国和法国逐步形成了强调经济效率的中右翼政党和重视社会公正的中左翼政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格局。在欧洲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时期，两大阵营主流政党权力上相互制衡，政策上治理优势相互补充。

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极大改变了产业结构、工作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着政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文化变迁，后物质主义流行，新社会运动兴起，新政治力量崛起，政治参与的形式和途径日益多样，主流政党出现了党员人数和选票数下滑的趋势。例如，2002年法国社会党候选人30年来首次止步于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总得票率从1951年峰值的96.8%降至2005年的67.6%。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总得票率从1976年峰值的91.2%降到2005年的69.4%。不过，两大阵营分庭抗衡的相对稳定格局并未受到根本冲击。

2008年至今，受国际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风波等因素叠加影响，英、德、法三国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一方面，主流政党遭遇代表性危机。多重危机背景下欧洲社会矛盾发生变化，社会利益诉求重新分化，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在经济社会的传统维度之外，文化、生态和欧洲维度议题的显著性日益突出，选民的政治偏好更加复杂多变。基于阶级政治的传统左右翼分野无法涵盖日趋多样化的选民诉求和日益异质性的选民基础。主流政党长期以来适应选举政治而形成的政党定位全民化、政治路线中间化、政策主张趋同化和议会党团精英化，越来越不能有效回应选民的诉求和塑造选民的偏好。

另一方面，新兴政党迎来爆发式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欧洲国家内部资源分配的失衡。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均衡的趋势依旧延续，充分就业和福利制度却难以为继。一部分地区、行业和阶层的民众的工作生活状态受到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财政紧缩政策负面效应的冲击较大，他们的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上升。一批主打新选举议题、新政治面孔、新组织形态和新媒体技术的新兴政党顺应选民求新求变的心态，获得较大的政治空间，取得不俗的选举成绩。

在各种难题、危机和不确定性因素交织的背景下，欧洲国家选举的影响因素增多，政治力量重组加快，主流政党的主导局面受到动摇乃至发生重构，政党格局碎片化明显。2017年，时隔七年英国下议院选举再度发生第一大党议席不足半数的情况，二战后第三次出现“悬浮议会”。保守党意外失去多数党地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成联合政府。工党的得票率有所回升，但议席没有实现相同比例的增长。同年德国大选，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别获得33.0%和20.5%的选票，这是1949年以来各自最差的联邦议会选举结果。两党议席总和占比为56.2%，首次低于60%。德国选择党、自由民主党、左翼党和绿党的得票率合计41.4%，瓜分了议会709个席位中的310席，比2013年新增了183席。二战后德国首次有六个政党进入联邦议会，增加了组阁复杂性和政府不稳定性。最近四场大选后，有三次由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党组建大联合政府，折射出主流政党和新兴政党的此消彼长。在法国，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2017年首次出现左右翼主流政党的候选人均止步于总统选举第一轮。共和党和社会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之和创历史新低。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两党分别获得113席和29席，远低于绝对多数所需要的289席和新成立的共和国前进党所赢得的308席。国民阵线的选举表现比2012年继续提升，向主流政党转型迈出了重要步伐。以进步和保守、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失意者为新维度，新中间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和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迅速崛起，成为法国政坛的新两强。

2017年大选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社情民意持续变化，主流政党的政治优势继续消解，新兴政党的政治地位开始巩固，政党格局碎片化的态势延续。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英国保守党失去1330个议席，锐减超过1/4。自由民主党赢得1352席，新增705席。德国黑森州议会选举失利后，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宣布不再连任，她是二战后首位放弃连任的总理。社会民主党则丢失了1947年以来不来梅州第一大党的地位，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均为历史新低。选择党成功进入全部16个联邦州议会，成为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的第二大党，上升势头引人关注。绿党在州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同样稳步提高。

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人民党和社会党两大党团的席位首次合计低于半数。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相比，英国保守党的得票率从23.3%降至8.8%，德国联盟党从35.3%降到28.9%，法国共和党和中间派联盟仅有8.4%的得票率。欧洲社会民主党作为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党，也受到了较大冲击。英国工党的得票率从24.7%降到13.7%，德国社会民主党从27.3%降至15.8%，法国社会党的中左翼联盟跌至6.1%，是1979年欧洲议会成立以来的最差表现。2019年成立的英国脱欧党跃升为欧洲议会的英国第一大党。德国绿党以21席超越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二大党。法国共和国前进党领导的选举联盟和由国民阵线更名而来的国民联盟分别获得22.4%和23.3%的选票。

当前，欧洲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经济复苏势头再度中断。从中东、北非和西亚地区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有所减少，但是各国围绕难民接收、移民和难民管理体系改革等问题缺乏共识，大批难民的安置和融入将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只要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移民、难民问题的现实性挑战依然突出，气候变化的议题关注度仍然显著，冲击传统政党格局的因素就不会减弱，主流政党将继续面临政治空间被挤压和政治地位下降的挑战。

二、左翼阵营内耗与社会民主党选民流失

在英国、德国和法国政党格局的变动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相比右翼阵营主流政党的形势更加严峻。除了工人阶级减少、中间阶层分化等选民因素和意识形态模糊、身份定位摇摆等自身因素，左翼阵营政治力量内耗严重是社会民主党选举困境的重要原因。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全民党，无论在核心竞争力层面，还是在次级竞争力层面，都要与诸如左翼党和绿党之类的小党竞争。选民与社会民主党的疏远给这些“更小的”政党带来了好处。但是，基民盟在竞争中并没有遇到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起源于工人运动兴起时期不同政治力量的整合，在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吸纳新的政治力量。由于思想来源和组织构成多元，加上社会主义发展史重大争论和重大事件的影响，社会民主党内部往往派系林立、矛盾复杂、交锋激烈。党内左右翼长期共存、持续博弈和交替主导是英国工党发展史的重要特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早期历史伴随着革命和改良的道路争论。“法国社会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派系斗争的历史，党内的派系纷争甚至曾经直接导致了组织分裂。”

社会民主党擅长政治纲领和组织动员，而政治理念和身份定位的转变常常成为党内冲突加剧的导火索和催化剂。二战后，伴随着英国、德国和法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健全，社会民主党通过持续转型来适应政治生态、应对选举压力和争取执政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不仅偏离了历史传统，淡化了阶级属性，还激化了党内分歧，削弱了政党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向全方位方向发展，尤其是试图以去阶级政治的方式重新确立政治战略之时，社会民主党的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兼容矛盾日益凸显，并表现在对党的发展方向、政策主张以及治理组织的竞争中。一旦政见纷争夹杂权力博弈并且处理不当，思想分歧就容易触发组织分裂。例如，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时期英国工党的激进左转导致严重的内部冲突，退党议员另组社会民主党参加1983年大选，并于1988年和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

20世纪末，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新中间道路”是社会民主党政治理念进一步右转的标志。英国工党内部分化为拥护“新工党”的现代派和支持“老工党”的传统派。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担任领袖期间，现代派占据优势。2010年埃德·米利班德（Ed Milliband）获得工会支持当选领袖后，工党围绕坚守中间地带还是回归传统左翼摇摆不定，米利班德倡导的“全民国家”未能达成党内共识写进竞选纲领。2015年大选失利后，强硬左翼和后座议员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意外当选党魁。科尔宾引领工党延续并强化了左转态势，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新工党”和保守党的左翼民粹主义特点，遭到了党内右翼与温和左翼的持续反对，派别斗争逐步超出了党内制度的可控范围。除了原有的“左右”博弈，工党还形成了以草根群体为主的科尔宾支持者和以党内精英为主的科尔宾反对者之间的对立，普通党员和议会党团之间的“上下”矛盾进一步激化。2016年，工党议员发起了不信任动议并触发了领袖重选，影子内阁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欧文·史密斯（Owen Smith）挑战失败。2019年，工党发生了1981年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八名议员另组新党“改变英国”。同年工党大选惨败，被视为不同于科尔宾的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当选新任领袖。尽管斯塔默曾表示会延续科尔宾时期的基本立场，维护党内团结，但是参与竞选党魁的科尔宾主义者丽贝卡·朗·贝利（Rebecca Long-Bailey）很快就因反犹言论被开除出影子内阁，科尔宾也因为工党反犹问题的调查报告而被暂停职务，并被开除出党鞭名单。党内持续纷争给工党的公众形象带来了消极影响。63%的受访者认为工党处于分裂状态，仅有8%认同工党是团结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分裂的消极影响更加深远。2003年，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出台了“2010年议程”改革方案。削减福利的做法触及了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理念，引起了党内左翼和工会人士的强烈不满。一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成员另组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由曾任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奥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担任党魁。精英出走和党员退党不仅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实力，而且成为其直接竞争对手。扎根德国西部的劳动与社会公正党与起源于东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结成左翼联盟参加2005年大选，并于2007年合并为德国左翼党。该党树立起新自由主义批判者、社会公正捍卫者与和平主义支持者的形象，比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更加激进，占据了社会民主党右转之后的左侧政治空间，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中等规模政党。

组织分裂和精英出走导致法国社会党迅速衰退。2002年大选失利后，各种党团在社会党内部加速形成和分化重组。2005年，党内矛盾因欧洲宪法问题而公开。2009年，反对党内新自由主义者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带领部分左翼成员创立了更加激进的法国左翼党，并以左翼阵线候选人身份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胜选上台后，推行社会自由主义政策，启动劳动力和福利改革，不但没有扭转恶化的经济形势，反而遭到工会和党内左翼的强烈反对，进而触发了党内坚持左翼传统的激进派和倡导自由主义的改革派之间的决裂。奥朗德无力化解党内外矛盾，沦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和唯一放弃谋求连任的总统。曾任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内阁经济部长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创立了“前进运动”，梅朗雄则建立起“不屈的法兰西”，两人拒绝参与社会党组织的总统候选人初选。社会党左翼、前教育部长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意外当选总统候选人，却没能获得以瓦尔斯为代表的党内右翼的支持。结果，“党内初选不仅没有帮助社会党挽回在大选中遭遇惨败的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党组织的分崩离析，以至于社会党几乎陷入亡党的境地”。

左翼政党不断分化，左翼阵营陷入严重内耗。一方面，左翼政治话语乏善可陈。在欧洲多重危机叠加影响和新自由主义弊病凸显的背景下，左翼政治力量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效的政治引领。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左翼政党局限于争论税率、退休年龄、工资标准等具体问题，迟迟无法拿出替代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且体现左翼理念的有效方案，展现自身作为右翼政党替代选择的政治形象。

另一方面，左翼政治力量整合不足。由于历史恩怨、政见分歧、政治正确、政客利益等因素，左翼阵营政治力量之间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如果英国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开展合作，就要面临是否支持苏格兰再次举行独立公投的敏感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排斥和德国左翼党构建联邦层面的选举联盟，德国左翼党内部对于两党联盟也存在分歧。2016年法国社会党发起的“人民美好联盟”没能得到左翼的积极回应，不但没有起到联合大左翼的作用，反而把那些认同左翼价值观但不支持奥朗德政府的左翼同情者排除在外，加快了左翼阵营分化的步伐。

在欧洲政治总体上右强于左的形势下，左翼阵营内部话语权争夺和同质化竞争加剧了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困境。德国左翼党历次选举保持10%左右的选票和联邦议院议席占比，其得票率和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存在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2017年大选，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左翼党的得票率分别为20.5%、8.9%和9.2%，各有153席、67席和69席。2005年和2013年大选德国社会民主党仍有联合绿党、左翼党上台执政的理论可能性，2017年大选后，随着选择党的崛起和自由民主党的回升，左翼阵营失去了联合执政的足够席位。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首轮中，马克龙和梅朗雄分别获得24.0%和19.5%的选票，极大分流了社会党的支持者。社会党候选人阿蒙的首轮得票率仅有6.3%。

三、选举制度差异与社会民主党政治走向

选举制度是代议制民主的基本要素，直接影响政党的竞选方式和选民的投票行为。选举制度作为相对稳定的政治变量，对于政党格局、左翼阵营和社会民主党的动态演变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是研判各国社会民主党政治走向的深层因素。

受历史传统、社会环境、政治文化、政党实力、政治领袖等因素影响，英国、德国和法国的选举制度各有特色。英国下议院采用的单一选区制和简单多数制容易形成稳定的两党制，不利于中小政党的发展，政党格局碎片化程度较低。在传统政党方面，自由民主党作为全国性政党，议席数和得票率长期不成比例，难以威胁两大党的主导地位。

在新兴政党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的得票率由2015年的12.6%降至2019年的0.07%，影响力迅速式微。值得注意的是，苏格兰民族党作为地方性政党，致力于苏格兰独立，着眼于苏格兰民众，从而受益于分布集中的选民和选区，自2015年起稳定占领工党曾经的优势选区。尽管苏格兰民族党没有挑战工党全国地位的意愿和能力，但是工党在苏格兰的下议院议席从2010年的41个锐减至2019年的1个，影响力大幅下降。

英国的选举制度使工党左翼不可能像拉封丹和梅朗雄那样另组独立的左翼政党。工党十年内连输四场大选，议席数为1935年以来的最低值，其左翼阵营主流政党的地位仍然牢固。在现有人口分布和选举制度下，工党相继失去苏格兰、英格兰中北部等优势选区，其支持者过度集中在以大伦敦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下次大选新增60%以上的议席实现单独执政可谓空前艰难。因此，工党作为英国选举制度仅次于保守党的受益者，将进入较长时间的调整期，延续最大反对党的角色，处于难以上台又不会被边缘化的相对稳定状态。

与得益于选举制度的英国工党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选举困境更加严峻，两国政党格局碎片化明显，左翼阵营内耗严重。欧洲大陆国家大多实行比例多数制，容易形成多党格局，有利于中小政党的发展。德国联邦议院采用的“混合制”选举制度属于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和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两票制，议会门槛帮助大党根据第二票的得票比例获得超过实际得票率的议席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党、左翼党和选择党相继崛起、稳步发展并且进入议会，逐渐消解了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两大一小”的传统格局。2005年至今，社会民主党连续四次大选失利，得票率屡创新低，三次沦为默克尔政府的参与者，难以彰显政绩和特点，进一步丧失身份定位和政治特色，激化党员和支持者的不满情绪，进而在新的选举周期中继续遭到选民的抛弃。2021年6月民调显示，联盟党和绿党分别保持27%和21%的支持率，而社会民主党依旧颓势，支持率约15%。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围绕是否维持大联合政府发生持续纷争，外部面临绿党、左翼党和选择党的激烈竞争，有可能延续稳步衰退的状态。

作为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国家，法国选举环节比较复杂。其中，总统选举采取两轮多数制，第一轮未有候选人过半数则前两名进入第二轮投票，获得相对多数者当选。国民议会采用单一选区两轮多数制，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12.5%以上票数才能进入第二轮选举。因为第一轮投票侧重民意表达，选票往往比较分散，候选人胜选概率很低，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又存在时间间隔，所以政党合作、竞选策略和选票集中显得十分重要。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左翼联盟到90年代的多元左翼联盟，左翼联合是法国社会党赢得选举的重要因素。然而，经历了2017年大选惨败和新兴政党崛起，左翼阵营的分裂和内耗并未结束。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没能保住自己的议席之后另组新党，瓦尔斯也退出社会党。议会选票和议席锐减使社会党获得国家财政的资金支持大幅减少，加上大选耗费过多导致账户亏空，最终被迫出售总部大楼。自顾不暇的法国社会党缺乏整合左翼阵营的实力、领袖和机遇。马克龙和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民意支持率维持在25%左右，而被视为社会党2022年总统候选人有力竞争者的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只有6%。在新一轮选举周期中，法国社会党依靠地方政治的传统根基完成全国层面的复兴不容乐观。

四、结语

欧洲社会民主党作为左翼阵营主流政党，其政坛沉浮引发了各国政党格局和左翼政治力量的联动变化。政党格局演变和左翼阵营内耗既是社会民主党持续衰退的结果，也是社会民主党难以走出困境的原因。社会民主党能否摆脱选票骤减、地位骤降、内部纷争和精英出走的阶段性阵痛，既取决于政党自身的变革和抉择，也受制于党内政治生态和外部政治环境。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崛起表明左翼进步价值和社会中下层仍需政治代言人，但社会民主党不再是唯一选择。在德国和法国的选举制度和政治生态下，在时间有限的选举周期内，倘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不能及时找到政治空间的合适定位，有效实现政党变革、党内团结和党外联合，其选举困境将不断加剧，直到彻底失去左翼阵营主要代表的政治地位。

[作者简介]：吴韵曦：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