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左翼运动的新探索——略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墨西哥社会运动

田小红

［内容提要］ 现代墨西哥的社会运动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农民抗议运动、社区教会运动、工会自主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原住民运动等。作为国家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墨西哥社会运动推动了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体制的瓦解，使国家政权更具包容性，民主参与机制更为广泛。如今，左翼力量的壮大和新社会运动的崛起为墨西哥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选择，其中，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争取社会变革成为两股民主潮流。墨西哥社会运动对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抵抗以及对社会革新道路的探索，对拉美乃至世界的左翼运动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 社会运动 左翼运动 政治转型 原住民运动 墨西哥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墨西哥《农业法》的修改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一些农民武装团体开始挑战国家的职团主义和权威主义，农民抗议运动不断涌现。60 年代开始，社会运动的活动范围转移到社区、工厂乃至学校。以社区为基础、以反抗政府不当决策为目标的群众性运动逐渐席卷全国，成为一种无可抵挡的民主化力量。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和运作方式的分歧，墨西哥社会运动^[1]主要有三大共同诉求: 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 尝试脱离国家的影响力进而建立自主性; 试图建立一种新形式的民主参与。^[2]

一、墨西哥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

( 一) 天主教会与社会运动

对于拉丁美洲的许多威权体制国家而言，国家的力量无孔不入，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几乎不存在，但仍有部分社会组织能够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其中最重要的组织当属天主教会。和拉美其他国家一样，墨西哥的社会生活也和天主教会息息相关。20 世纪 50 年代，为解决周转信用贷款、大众教育、粮食分配和卫生医疗等公共事务，墨西哥的天主教会开始着手组建各种非政府组织，如住宅管理中心( CentroOperacional deVivienda) 、劳工阵线( Frente Auténico del Trabajo) 及公众发展提升中心 ( Promoción del DesarolloPopular) 等。^[3]1968 年，在哥伦比亚召开的拉丁美洲主教大会把政治与宗教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实践理念。此后，教会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大众部门，许多教士开始宣传“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改善贫苦大众的生活条件”的解放神学理念。^[4]1970 年，随着解放神学思想在整个拉丁美洲的传播，许多以实现社会公平为主旨的组织和基金会相继在墨西哥成立。^[5]

解放神学的宗教理念是将宗教政治化，试图通过教育和组织将天主教的内涵引入政治、经济与社会中，进而对抗社会中的各种剥削和边缘化。这里的组 织指的是社区教会基层组织( Comunidades Eclesiales de Base) 。社区教会基层组织是小型的读经团体，由贫苦的天主教徒组成，虽然表面上以圣经为议题，但是实质上成员们关注的是政治和社会议题。社区教会组织鼓励人们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投身社会运动。社区教会组织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教会部门，而是通过建构自主的都市市民、农民和劳工组织，进而重建整个社会。

( 二) 早期社会运动的发展

1． 农民抗议运动

早期墨西哥的社会运动和《农业法》的修改有关。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 Manuel AvilaCamacho) 政府在 1942 年和 1946 年先后对《农业法》进行了修改，根据修改后的《农业法》，大型农产品出口公司能够轻易取得优惠贷款并对灌溉工程和乡村基础建设进行投资。^[6]这对大型农产品出口公司较为有利，但对农民不利。1943 年，代表农民利益的鲁宾·加拉米洛( Ｒubén Jaramillo)为反对《农业法》的修改，在莫雷洛斯州( Morelos)发动游击战争。1962 年，加拉米洛组织农民举行占地行动，但却被政府的武装团体所暗杀。加拉米洛运动是墨西哥早期社会运动的典范，给后来的社会运动以很大启示: 当传统的、合法的制度化方法不能奏效或被当局封闭的时候，社会运动就成为群众团体唯一可行的方法。

2． 工会自主运动

1958 年，许多小工会开始要求国家提升薪资和福利，后来演变成对官方工会组织合法性的挑战。石油工人要求废除“将工会附属于革命制度党”的法令; 电信工会、铁路工会和教师工会也相继举行罢工，要 求脱离上层 工会组织 的控制。1959 年，政府的武装部队介入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领导者被捕，并以“分裂社会团结”的罪名被判处 16 年徒刑。这场要求工会自主性的社会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却对后来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工会自主运动的兴起，表明革命制度党的部门组织只是政府控制工人、养肥工会领导人的替代性手段，已不能有效地为劳工利益代言; 其次，工会运动挑战了革命制度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为了保持自主性，社会运动创建了一种反收编的意识形态，不再依附于官方政党。^[7]

3． 学生运动

1968 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UNAM) 的学生筹备了全国抗议会议，动员学生和社会力量进行抗争。学生运动提出的诉求主要有: ( 1) 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 2) 解除警政首长的职务; ( 3) 解散警方的暴力部队; ( 4) 废除臭名昭著的《社会分裂法》; ( 5) 补偿在镇压中受害的民众; ( 6) 政府应追查暴力镇压学生的相关官员。然而，政府非但没有回应学生的要求，反而继续发动武装镇压，造成了 500 人死亡的“特拉特洛科惨案”。这些镇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合法性，使国家疏远了知识分子、教职员工与大学生。如果说 1959 年的铁路工人罢工预示着革命制度党出现控制危机的话，那么特拉特洛科惨案则象征着革命制度党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显露。^[8]

4． 城市大众运动

20 世纪 30—70 年代，墨西哥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0 年代时，全国有 2 /3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到了 70 年代，变成了 2 /3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然而，政府却并未重视都市计划，导致都市过度拥挤、空气污染严重以及缺乏完善服务等城市化问题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都市民众不得不寻求通过体制外的渠道解决自身问题，城市大众运动( MUPs) 便开始兴起。城^[9]市大众运动为民众创造了地方社区的组织联系，是当代社会运动重要的组织基础。如在瓦哈卡州，著名的城市大众组织——地峡工农学联盟 ( COCEI) 于1973 年成立。在地峡工农学联盟的努力下，人民在要求政府贯彻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以及解决土地分配和增税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功。^[10]

( 三) 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社会运动的整合

1980 年是社会运动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因为在这一年，社会运动的活动范围从地方层面转变为全国层面。1980 年 3 月，由垦殖聚落人民联盟( UCP) 、人民革命运动( MＲP) 、保卫人民委员会( CDP) 等组织共同发起的全国性城市大众运动大会在蒙特雷召开，讨论城市大众运动未来的行动策略和意识形态。同年 4 月中旬，一个全国性的大众运动的整合网络——全国城市大众运动联盟( CONAMUP) 在杜兰戈成立，共计 14 个州、60 个大众运动组织和 2000 名代表与会。与之前的社会运动相比，全国城市大众运动联盟的最大特点是将不同阶级、不同部门和不同区域的人民整合在一起，共同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其工作任务主要包括: 发动所有社会运动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以交换各种信息和策略想法; 充当政府和社会运动小组的调停者; 整合社会运动的相关资讯，发行刊物并传送给各地。^[11]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墨西哥的社会运动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了三种主要民主化浪潮，即选举抗争运动( 1986—1991) 、民主促进运动( 1991—1996) 和萨帕塔运动( 1994—2005) 。在 1986 年的奇瓦瓦州州长选举中，革命制度党进行了大规模舞弊，引发了墨西哥历史上最激烈的公民抗争。在1988 年 7 月 6 日的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再度使用大规模的舞弊伎俩，结果是其候选人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 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 当选总统。社会运动开始谴责选举过程的各种舞弊行为，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最终酝酿并发动了公民抗争运动。^[12]由于社会运动对政府治标不治本的敷衍行为并不满意，从 1991 年起，社会运动开始改变行动策略，以更积极而专业的方式推动民主化，从而出现了民主促进运动。1994 年，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EZLN) 的领导下，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全国原住民运动爆发。

二、社会运动对墨西哥政治转型的影响

墨西哥的政治转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其动力并非由独裁者的逝世或垮台所引起，也不是由精英集团的分裂和激进的政治变革所促成。社会运动和大众抗争才是推动墨西哥民主化的关键所在。1982 年，墨西哥的外汇储备枯竭，无法偿还已到期的外债，债务危机爆发。米格尔·德拉马德里( Miguel de la Madrid) 上台后，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结果，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跨国公司、商业集团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等少数技术官僚手中，经济政策由统治精英全权决定，广大民众毫无发言余地。^[13]同时，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墨西哥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失业率不断飙升，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完全背弃了墨西哥革命时期国家对社会的承诺。民众对政府愈来愈不满，反抗政府的意志愈来愈高，最终导致社会运动的浪潮在这一时期席卷全国，形成无可抵挡的民主化力量。

( 一) 提升选举的公正性与透明度，促使政府开始实施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面对日益壮大的选举抗议运动，革命制度党并没有立刻屈从于民众的压力，而是在一些地区( 如奇瓦瓦州) 减少舞弊行为，提升选举的透明度与公正性，并有选择、有限度地实施民主化改革。从 1991 年到 1993 年，墨西哥民众组织了近 15 次的地方选举观察、4 次快速计票以及 1 次公民投票。^[14]这些活动将许多独立奋战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团体联合起来，开拓了新的民主化目标，为保障竞选的公正性与透明度作出了贡献。随着墨西哥社会组织的日益壮大以及国际选举监视运动的兴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向联合国选举协会提出邀请，要求其与公民联盟( 负责选举监督工作) 共同监督 1994 年 8 月的总统选举，期望墨西哥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民主表现。1994 年 8 月的总统大选在公民联盟与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共同监督下，堪称墨西哥有史以来最公正的选举。

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墨西哥政府分别在1993 年、1994 年 和 1996 年 进行了政治改革。1993 年 9 月，萨利纳斯政府实施选举制度改革。首先，扩大了反对党在国会中的代表性，参议员的议席从 64 席( 每州 2 席) 增至 128 席，每州 3 /4 的席位分配给参议院选举中得票率最高的政党，1 /4的席位分配给得票率居于第二的政党; 其次，规定任何政党在众议院所获得的席位都不得超过 315个( 相当于席位总数的 63% ) ，这就意味着革命制度党不可能再控制众议院的 2 /3 席位; 第三，选举过程更加透明，全国选举委员会和选举检查机构专门负责监管选举事宜。^[15]

1994 年 3 月，众议院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程序的宪法修正案，其内容包括: 改革联邦选举院理事会，6 名独立专业理事改为公民理事，并由三个主要政党协商产生; 将选举舞弊定义为刑法上的罪名，并且设立选务检察署负责处理选举舞弊案件; 对全国选举人名册进行两次严格审核，一次由联邦选举院与其他政党联合审查，另一次则由私人顾问公司进行核实; 赋予外国监选人员合法地位，同时也让国内监选人员在选举过程中具有更大的执行权力; 政党必须公布选举经费的收支流向。^[16]

1996 年赛迪略政府的政治改革，使得政党轮替最终成为可能。这次改革包括提升政治制度的代表性、选举过程的公正性以及竞选活动的公平性三个议题。具体包含四点内容: 将 1 /4 的参议院议席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其余为相对多数选出，任何政党都不得控制超过 60% 的众议院席位; 墨西哥市长由总统任命改为民选产生; 全国选举委员会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其 8 名成员和 1 名主席均为无党派人士，由国会众议院选举产生。^[17]

社会运动虽然并未直接参与 1993 年、1994年和 1996 年政治改革的决策过程，但由此还是可以看到其影响力之大。以 1993 年改革为例，设立竞选经费的最高上限、废除执政条款等规定，都反映了社会运动对公正选举的要求; 而 1994 年的政治改革中关于外国监察人员的合法性地位、严格审核选举人名册、成立选务检察署以及将选举舞弊提升为刑法规定的罪名等，都是社会运动努力的结果，公民主动承担起选举监视的责任。

( 二) 对原有的党国体制构成威胁，促成了2000 年的政党轮替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墨西哥政坛一直是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党的权力与政府的权力是统一的; 虽然革命制度党与合法反对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竞争的规则和结果都受革命制度党的有效控制，反对党对其执政地位并不构成威胁。因而，革命制度党是一个包括几乎所有墨西哥主要集团的统治联盟，很难将政府的权力和党的权力划分界限，墨西哥可谓“党国一体”。^[18]

在 1986 年奇瓦瓦州抗争之后，墨西哥联邦众议院选区的竞争模式^[19]中，实行一党独霸制的选区从 1985 年的 199 个( 接近所有选区的 2 /3) ，下降到 1988 年的 130 个; 实行两党制的选区虽然也下降，但两党主导的多党竞争制和三党制的选区则有显著提升，前者从 1985 年的27 个增至 1988 年的 38 个，后者则从 3 个急速攀升至 89 个。可见，1986 年以来的选举抗争运动挑战了革命制度党独霸政坛的态势，使墨西哥大部分联邦众议院选区呈现多党竞争的态势。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革命制度党自 1988 年起的得票率都处于下滑趋势，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的得票率则明显增长，选举竞争程度日趋激烈。1997 年，革命制度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首次未能过半。^[20]2000 年总统大选之后，执政 71年的革命制度党沦为在野党，一党霸权体制瓦解，墨西哥初步形成了国家行动党、革命制度党和民主革命制度党三足鼎立的多党竞争体制，顺利实现了 1929 年以来的首次执政轮替。

( 三) 原住民运动成为墨西哥政治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墨西哥有 50 多个原住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10% ，是拉美原住民人口较多的国家。恰帕斯州位于墨西哥东南部，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接壤，是墨西哥最贫穷落后的州之一。该州 360 万人中，有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下; 占全州人口 30% 以上、拥有 14 个印第安民族的原住民生活更加贫困^。[21]恰帕斯的原住民几乎全是农民，农作物以玉米和咖啡为主，土地大多较为贫瘠，少许生产力较高的土地集中于大地主手中。长期以来，恰帕斯原住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无视他们对拥有土地、接受教育、使用本民族语言等方面的合理要求。^[22]在这种情况下，原住民不得不组成独立的农民组织，以集体的力量抵抗这些压迫。

1983 年 11 月 17 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EZLN，简称萨军) 正式成立，成为革命制度党政府和社会运动之间互动的桥梁。萨军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帮助原住民自卫，防止政府和地主随意侵害原住民的土地和财产。^[23]1994 年元旦，恰帕斯州印第安农民发生武装暴动，暴动组织者萨军武装占领了该州一些重要城镇，并宣布为夺回失去的土地、摆脱贫困、饥饿和落后而斗争。^[24]原住民运动是多年来政府对原住民族群所实施政策的不当所引起的，是这一地区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多种矛盾的总爆发。为了争取民主，原住民运动提出如下诉求: 把墨西哥建造成一个多种族国家，并保证原住民拥有认同权、自治权与文化权。其中，认同权是指原住民对自己的事务具有独立的决策权，能够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 自治权是指原住民族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政治，并要求政府尊重与原住民签订的条约; 文化权是指原住民拥有保存其文化、传统、习俗、宗教和语言等权利。^[25]

墨西哥的原住民是传统的社会抵抗力量和革新力量。随着民主化的深入和原住民居住区的开发，原住民组织不断崛起，成为墨西哥政治转型的直接推动力量。原住民组织的意识形态属于左翼，但又非左翼所能概况。原住民组织的政治参与过程本身就是国家政治转型的重要内容，这一过程使国家政权更具包容性，民主参与机制更为广泛。这些原住民组织成功地改变了墨西哥的政治文化，使墨西哥从单一文化走向了多元文化。从此，原住民在任何一级公共机构都有了自己的代表。同时，受国家一体化政策的影响，这些原住民组织的领导人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参政能力大大提高，如墨西哥萨军的领导人大多都在城市接受过教育。因此，他们对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往往能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和比较系统的主张，为其成为全国性政治力量提供了条件。

三、墨西哥社会运动面临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20 世纪 70 年代，墨西哥在政治、经济上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变革，如宪法对原住民族群的承认、替代性信任网络的建设、左翼政党的出现以及制度化参与架构的构建等。其中，许多政策也对墨西哥社会运动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在多数情况下，宪法承认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宪法承认并不一定会变成相应政策及公民社会生活条件的最终改善，并且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也将是相当漫长的。”^[26]

如今，墨西哥种族冲突与社会冲突仍然持续不断，这是不同民族和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语言等各个领域共处所产生矛盾的表现。当代墨西哥社会运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首先，社会运动仍然缺乏明确的目标、纲领和有威信的领导人; 社会运动鱼龙混杂，各种思潮如民众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派、极左翼主义都囊括在内; 社会运动组织内部分歧和矛盾比较突出，组织分裂与重组现象严重。许多冲突都反映在当地原住民问题上。墨西哥政党轮替之后，在国家行动党政府的推动下，《原住民权利法案》于 2000 年 12 月通过，但却是一个被国会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法案。原住民运动的领导者萨军认为政府毫无诚意，拒不接受该法案，继续率领印第安农民举行抗议运动，为原住民权利而奋斗。他们认为，如果政府持续将原住民排除在政治和社会参与之外，墨西哥的民主化将永远不能完成。

目前，墨西哥原住民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及自决权三个方面。首先是土地问题。尽管宪法规定，除战略性地区外，原住民享有使用其居住地范围内天然资源的权利，然而就其范围的分割问题，实际上很难达成共识。土地界线的划分不清，常常引起侵占和纠纷。此外，如今的原住民土地不仅有数量不足的问题，也面临着生产率不足的困境。其次是资源问题。资源的所有权一般都属于国家，而资源开发通常由中标的企业掌握。一方面是国家或企业能否认真考虑当地民众的利益; 另一方面是民众的相关要求是否合理，以及他们是否具有捍卫其合法权益的能力。因此，尽管宪法规定了原住民的资源享有权，但资源开发引起的冲突却不断发生。最后是自决权问题。宪法中缺乏实现自治与自决的相关机制。墨西哥政府认为，原住民自决权的实施可能会威胁到国家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对此一直持保守态度。

墨西哥的社会现实与拉美其他国家有类似之处，即左翼力量的壮大和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将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选择，其中，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争取民主变革成为两股民主潮流。这些运动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 致力于民主进程改革的市民运动; 活跃在人权、发展和教育问题上的公民运动; 为社会经济结构变革而斗争的社会运动; 提出与权力、国家和社会相关要求的政治运动; 为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在各州开展行动的新地方抵抗运动。

首先，新卡德纳斯主义是目前影响力较为突出的一种政治行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墨西哥翼派政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成为推动墨西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1986 年 8 月，以夸特莫克·卡德纳斯( Marquardt monk cardenas) 为首的一批知名人士，由于对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革命制度党党内的专制腐败现象不满，公开宣布成立民主潮流派，要求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被称之为“新卡德纳斯主义”。^[27]随后，民主潮流派与墨西哥社会党等 11 个政党和组织在墨西哥城举行联合大会，宣布成立民主革命党( PＲD) 。新生的民主革命党是墨西哥国内最大的左翼政党和左翼力量核心，是墨西哥民众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反对政府权威、表达中下层民众政治意愿的主要代表，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新卡德纳斯主义致力于政治改革，但它并未能够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事实证明，这股政治潮流最终仅削弱了墨西哥原有的庇护主义和职团主义的统合形式。2006 年 7 月，民主革命党候选人在大选中以 0. 58% 的微小差距落后于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引发了墨西哥左翼力量长期的大规模抗争，引起墨西哥政坛的极大震动和全世界的瞩目。

其次，2006 年以来新萨帕塔主义发起的“他者运动”也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左翼力量。2005年 6 月，在墨西哥大选之初，萨军副司令马科斯( Marcos) 组织了“他者运动”，超过 900 个组织参与其 中。 墨西哥历史学家阿居 雷·罗哈斯( Aguirre Ｒojas) 将这一运动称为新萨帕塔运动，将其思想称之为新萨帕塔主义。^[28]罗哈斯认为新萨帕塔运动是当今世界最进步的反体制运动之一，对新萨帕塔运动的研究，有可能为今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找到应走的道路。所谓“他者运动”，就是打破主流观念，宣扬在“我们”之外还有被人忽略的“他者”，比如穷人、少数派、少数族裔等，反选举和弃权主义成为其实施纲领。^[29]“他者运动”宣布关闭议事会，重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要求国际支持者撤离这些地区，同时关闭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的萨军信息中心，以“秘密和游牧的方式”继续抗争。^[30]“他者运动”不打算参与竞选，也不打算推举候选人，而是呼吁构建一个能够阻止公共资源私有化以及给大约 57 个原住民聚居区提供自治的新宪法。

自 2005 年《第六次丛林宣言》发表，新萨帕塔主义开始进行自治实践，尝试建立替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尝试是对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抵抗和挑战，也是对新世界体系的一种探索。新萨帕塔主义提出的是以往墨西哥左翼革命力量没有走过的道路，所做的是以往没有先例的尝试。新萨帕塔运动正在进行的社会革新道路的尝试，对拉美甚至世界范围的左翼运动都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注释:

[1] 社会运动是指具有某种共同身份特征的特定部门或群体，通过体制外集体行动的形式，试图由下而上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创造新的价值、认同和文化典范的行为。See Donatella Della Porta ＆ Mario Diani，Social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Oxford: Blackwell，1999，pp．14 － 16．

[2] Jonathan Fox ＆ Luis Hernández，“Mexico's DifficultDemocracy: Grassroots Movements， NGOs， and LocalGovernment ”， in Alternatives， Vol． 17， No． 2， 1992，p． 172

[3]Peter L． Ｒeich，“The Mexican Catholic Church andCo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1929 ”， in The Historian，Vol． 60，Issue 1，1997，p． 77．

[4] Jeffrey L． Klaiber，The Church，Dictatorships，and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Orbis Books，1998，p． 45．

[5] Maria Fernanda Somuano，“The Ｒole of NGOs in the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Mexico ”，Ph． 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owa，2003，pp． 9 － 10．

[6] Neil Harvey，“Peasant Strategies and Corporatism inChiapas”，

in Joe Foweraker ＆ Ann L． Craig ( eds． ) ，Popular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exico，Boulder，Colo． : Lynne Ｒienner，1990，p． 10．

[7] Jorge Cadena-Ｒoa，“State Paces，Elites and SocialMovement in Mexico'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in Jack A．Goldstone ( eds． ) ，States，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 113．

[8] Yoram Shapira，“Mexico: the Impact of the 1968Student Protest on Echeverría's Ｒeformism ”，in Journal of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9， No． 4，1977，p． 559．

[9] Vivienne Bennett，“The Evolution of Urban PopularMovements in Mexico between 1868 － 1988 ”， in ArthroEscobar ＆ Sonia E． Alvarez ( eds． ) ，The Making of SocialMovements in LatinAmerica， Boulder， Colo． : WestviewPress，1992，p． 243．

[10] Liqia Tavera Fenollosa，“Social Movements and CivilSociety: the Mexico City 1985 Earthquake Victim Movement”，Ph． 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98，p． 56．

[11] Ｒamírez Saíz，Juan Manuel，“Urban Struggles and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in Joe Fowerakar and Ann L．Craig ( eds． ) ，Popular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Mexico，London: Lynne Ｒienner，1990，pp． 172 － 195．

 [12]Ｒoderic Ai Camp，Politics in Mexico: the Decline ofAuthoritarian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 185．

[13] Carlos A． Heredia，“NAFTA and Democratization inMexico”，in Journal of Intrrnational Affairs，Vol． 48，No． 1，1994，p． 17．

[14] David Shirk，Mexico's New Politics: the PAN andDemocratic Change，Boulder，Colo． : Lynne Ｒienner，2004，p． 35．

[15] Philip L． Ｒussell， Mexico under Salinas， MexicoＲesource Center，1994，p． 21．

[16] Julia Preston ＆ Samuel Dillon，Opening Mexico: theMaking of a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Giroux，2004，p． 238．

[17] Vikram K． Chand，Mexico's Political Awakening，Notre Dame，Ind． : University Press of Notre Dame，2001，p． 219．

[18] Kenneth F． Greene，Why Dominant Parties Lose:Mexico's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 73．

[19] 在一党独霸模式下，完全由革命制度党掌握该选区的选情; 在纯粹两党模式下，由革命制度党与国家行动党竞争，或是革命制度党与民主革命党竞争; 在两党主导的多党竞争模式下，选举竞争主要在革命制度党与国家行动党之间展开，但民主革命党也有少量选票，或选举竞争主要在革命制度党与民主革命党之间展开，但国家行动党也拥有少量选票; 三党竞争模式则是由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与民主革命党相互竞逐。

[20] Ｒenee G． Scherlen，“Governing Mexico: Political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and World Affairs，Vol． 41，Issue 1，1999，p． 136．

[21] John Holloway ＆ Eloína Peláez， Zapatista，Ｒeinventing Ｒevolution in Mexico， London: Pluto Press，1998，p． 21．

[22] Philip L． Ｒussell，The Chiapas Ｒebellion，Austin:Mexico Ｒesource Center，1995，p． 17．

[23] Jr． John Womack，Ｒebellion in Chiapas，New York:New Press，1999，p． 36．

[24] Lynn Stephen， “The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Liberation and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Convention”，in LatinAmerican Perspectives，Vol． 22，Issue 4，1995，pp． 88 － 99．

[25] Lynn Stephen，Zapata Lives! Histories and CulturalPolitics in Southern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2002，pp． 328 － 329．

[26] José Bengoa，Ｒelaciones y Arreglos Polticos y Juídicosentre los Estados y los Pueblos Indígenas en América Latina enla Ultima Década，CEPAL，Santiago de Chile，2003，p． 26．

[27][28] ［埃及］萨米尔·阿明、［比］弗朗索瓦·浩达等《抵抗的全球化(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05页，第 706 页。

[29] Willem Assies，“ZAPATISTAS: The Chiapas Ｒevoltand What It Means for Ｒadical Politics”，in European Ｒeviewof Latin American ＆ Caribbean Studies，Issue 82，2007，pp．149 － 151．

[30] Courtney Jung， The Moral Force of IndigenousPolitics: Critical Liberalism and the Zapatist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 65．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5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