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当代启示

原银传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之间不存在相互矛盾和根本对立，只存在相互补充和发展完善。西方马克思学制造的“马恩对立论”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他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论研究侧重点的差异视作两人思想的原则性对立。西方马克思学制造“马恩对立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歪曲，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割裂，其实质是消解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厘清西方马克思学关于“马恩对立论”的错误观点，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维度对“马恩对立论”进行驳斥，彰显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对立论”

第一，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一理论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马克思学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出现的“人的本性”“人的复归”“人的类活动”等概念，将马克思主观设定为一个人本主义者，以《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作为文本根据，将恩格斯主观设定为一个科学主义者（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责难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关注掩盖了对人的生存、本质、自由及其实现问题的关注，进而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例如乔治·李希特海姆在《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真正的人的”批判理论，恩格斯则相反，他注重的是客观事实的科学主义理论①；诺曼·莱文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中认为，马克思奉行“人类学人道主义”，恩格斯则奉行实证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②。

第二，所谓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间的对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上是总体性和革命性的辩证法，涉及的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互动联系，而恩格斯却将辩证法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抛弃了构成辩证法的核心要素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③。（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认为，恩格斯将自然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视作两个完全割裂的领域，不同于马克思基于人的实践活动而考察的自然概念，他离开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空谈辩证法，“把辩证法的各个要素从具体的历史内容中分离出来”④，“超出了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的解释范围，就倒退成独断的形而上学”⑤。在悉尼·胡克看来，马克思指涉的辩证法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一种自然辩证法”⑥，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则将辩证法的运用推广至整个自然界，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

第三，所谓经济决定论与实践主体决定论之间的对立。吕贝尔认为，由于恩格斯将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经济结构和阶级对抗，所以马克思革命历史学说中“革命行动与对历史过程的社会经济制约性的认识之间的辩证统一消失了”⑦。诺曼·莱文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中认为，马克思更加强调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实践因素，认为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恩格斯则强调社会物质力量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卡尔·巴列斯特雷姆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一书中梳理了西方学术界尤其是修正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几种观点，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决定因素上的对立，“恩格斯把历史看成是客观的、由经济决定的过程……马克思，尤其不同于黑格尔，把历史解释成是受革命实践中具体行动主体所影响的过程”⑧。

第四，关于历史单线运动与多线运动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是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同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对立。莫里斯·布洛克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中指出，从《人类学笔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设想的“进化路线未必就只有一条”，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则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作了僵化的理解，并转换为“一种极为严格的直线进化理论(如果我们忘掉新、旧两个大陆之间存在的差别的话)”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诺曼·莱文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中认为，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运动的具体展开形式是多元的、辩证发展的，社会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社会历史是多线发展的，而恩格斯则主张社会历史运动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发展，也就是单线发展的；在面对俄国农村公社将要走向何处去这一根本性问题时，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走出一条同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跃迁，而恩格斯则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俄国要遵循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基本规律，无法跳过某一具体社会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学在制造“马恩对立论”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首先，他们往往只是抓住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某部著作或者著作中的某一论断、个别观点、具体结论、行动纲领，将其视作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或全部思想的金钥匙，在研究方法上以片面性代替整体性、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具体结论、行动纲领代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其次，他们“以我解马”，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孤立抽取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某种观点和论证方法，宣称自己是基于“文本事实”阐述和解读马克思，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尚不成熟的个别观点和论证方法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将恩格斯在新的社会历史场景下作出的新论断和新阐述视为对马克思思想的背叛；最后，他们打着“回到马克思”的旗号，表面上是在抬高马克思，实质上是退回到唯物史观形成之前的马克思。

虽然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僵化、封闭的理论体系，相反，“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一脉相承性包括它们具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的价值观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共同的奋斗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不仅与马克思共同创立、揭示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还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竭力驳斥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怀疑、误解和歪曲，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并根据时代条件的新变化以及科技、社会发展的新成果不断丰富、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列宁立足于俄国国情，基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一新变化，作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并在俄国开展社会主义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学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以及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其实质是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

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澄清

西方马克思学制造的“马恩对立论”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他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论研究或者学术关注“侧重点”的“差异”视作两人思想的“原则对立”。为了避免陷入西方马克思学设定的全面瓦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陷阱，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维度对“马恩对立论”错误观点展开澄清和驳斥，以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及其发展的连续性。

1.对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对立的驳斥

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不能就此将马克思视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唯物史观形成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既不同于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者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推崇的抽象人性论，也有别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而是从物质生产劳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揭示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本质，实现了对西方人本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第一次将‘以人为本’的思想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赋予以人为本丰富而实际的内涵”(11)，其全部理论旨在为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致力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将马克思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不是单向度地关注人，同时也考察了自然科学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12)。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探寻了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它不再仅仅取决于劳动量的积累或传统工人的手工技巧，“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品，“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4)。虽然机器大生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并对社会进步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挤占了工人的就业机会，造成了一大批等待资本“召唤”的产业后备军，加剧了工人之间抢夺工作机会的斗争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恩格斯在其晚年多部著作中都极力赞扬自然科学发展为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但不能就此断定恩格斯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极力抬高科学的地位，强调科学知识的唯一确定性、科学真理的价值永恒性和科学方法的普遍适用性，而恩格斯并没有将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应用如此推向极端，他始终客观地看待自然科学及其成果，并从自然科学成果中总结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对自然科学持有热情的同时也关注着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特别是关注自然科学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动物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旨在满足其本能需要，但人能够“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5)。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能够利用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实现自身目的，“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16)。其实，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开始思考实现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及其条件，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7)。（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作出预测，即“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18)。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桥梁是实践，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19)。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诸条件的成熟，“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0)。

2.对所谓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间对立的驳斥

西方马克思学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化和庸俗化，在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注入了个人的主观猜想和臆断。马克思从未否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也没有将自然界排除于辩证法的研究视野之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辩证地考察人同自然界、人同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21)。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强调一切存在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都处于辩证运动过程之中，它们“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22)。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1860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书信中，马克思谈到自己阅读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并指出该书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23)。在1867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书信中，马克思肯定了恩格斯对霍夫曼的科学看法和黑格尔关于“单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同样有效的规律”(24)。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内涵进行了明确表述，并运用这一方法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和作用机制，指出辩证法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肯定与否定、历史性与暂时性方面的理解，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5)。

在恩格斯的研究视野中，辩证法的运动规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更存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类思维领域之中，自然辩证法是随着自然科学成果的相继涌现而实现对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和补充。恩格斯理解的自然并不是费尔巴哈式的纯粹的、直观的自然，他曾批判过自然主义历史观的错误观点，即这种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6)。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们深入认识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提供了客观的思想材料，“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27)。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辩证法对事物的考察是从运动的、联系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僵化地进行考察，他承认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研究自然界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提供了大量材料，尤其是达尔文对形而上学自然观的驳斥，强调自然界“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28)。但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将辩证法局限于自然界，从他对古希腊哲学世界观将辩证法运用于把握现象“总画面”的一般性质持肯定态度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这种世界观认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29)。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判了仅停留于思维领域而与现实相脱节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强调辩证法具有现实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30)。

3.对所谓经济决定论与实践主体决定论之间对立的驳斥

将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实践主体决定论者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马克思向来反对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主观意志。在《莱茵报》时期，正是“物质利益”的困扰，促使马克思逐渐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政治立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指出推动历史运动的动力不是主体头脑中的理论批判，而是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基于不同阶级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消亡，但这并不是说实践主体创造历史的行动是随心所欲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承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会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是在前一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历史继承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形态演进的内在驱动力，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31)。

将恩格斯说成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根本不能成立。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指出，历史不是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彼岸，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此岸，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构成社会历史的全部内容。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强调历史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些力量彼此之间是分散的、独立的，不会完全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并指出这背后存在着驱使各种力量运动的内在物质动因。但这并不是说恩格斯仅强调经济基础的唯一决定性作用，他同时也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先导性作用，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建立起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32)。（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此外，恩格斯晚年严厉谴责将其全部理论视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33)在1890年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恩格斯也着力批判了保尔，巴尔特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决定性因素的错误理解，他在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根本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思想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起到一定的反作用，“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34)。

4.对所谓历史单线运动与历史多线运动之间对立的驳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农业文明国家终将转变为工业文明国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剖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永恒存在的，人类社会最终会向更高的社会形态演进，存在超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作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自由个性阶段。此外，马克思在承认社会发展道路要遵循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出它存在特殊发展的可能，并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强调，如果“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3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中，社会发展道路具体以何种形式展开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基础。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针对俄国是利用其现有的农村公社的优势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经历同西欧相似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这要根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判断，“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7)。（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如果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同时俄国能够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成果，那么俄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流亡者文献》中，恩格斯专门列出一个章节论述俄国社会问题。他看到了俄国公社所有制正在趋向解体，似乎颠覆了马克思之前关于俄国有可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开启共产主义的设想。但是，恩格斯同时也承认了俄国“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38)。实现这种过渡的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农村公社解体以前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相互对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停留于对现实世界的阐发和解释，而是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现存世界秩序，实现理论为人民大众服务和变革现实世界。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确实存在理论研究的分工以及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这一客观事实，但这一差异不仅不会造成相互对立，反而可以相互补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正因如此，即使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也能够基于自身的理论研究旨趣和侧重点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增添新的时代内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

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内在一致性的当代启示

科学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科学精神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揭示、共同论证和共同阐明的，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只存在理论研究侧重点、研究分工、个人研究风格的不同，不存在思想上的根本对立和相互解构。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割裂开来进行孤立化和片面化的考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如列宁指出的：“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39)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起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不断拓宽自身的理论研究视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社会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恩格斯从未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空谈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晚年的理论研究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完成马克思生前未完成的遗愿，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第一，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整体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不能将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个别观点、具体结论、行动纲领视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理解。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研究重心随着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的变化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在不同的阶段会呈现出历史差异性，但其理论研究始终是围绕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这一主题开展和进行的，他们在理论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任何分歧。从西方马克思学制造“马恩对立论”的论述来看，大多是将两人思想上某一点或某一时期的差异视作两人思想上的“对立”，这无疑会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割裂，不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旨趣来看，他们的理论关注点始终聚焦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其价值追求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一时期、某一文本或针对某一问题展开的具体论述，而要从整体上系统把握各个历史阶段以及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

第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集中概括和理论表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精髓与活的灵魂，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红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和发展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完成的，《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恩格斯念给马克思听过，马克思还亲自为《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撰写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反杜林论》出版之后，马克思高度赞扬《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40)。同样，恩格斯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作是“天才的大纲”，这曾给马克思早期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启发。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担负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他不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和坚决斗争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纯洁性，而且还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以完成马克思生前的遗愿。正如列宁指出的：“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41)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原则都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确立的，从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史看，没有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有什么思想上的原则分歧和根本对立。

第三，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永恒真理体系，而是突破狭隘阶级偏见和民族地域局限性的面向世界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为我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2)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新篇章，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彰显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磅礴精神力量。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作者简介]：袁银传，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