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与发展前景

赵婷

2020年是澳大利亚共产党(以下简称“澳共”)成立100周年。在这百年的发展中,澳大利亚共产主义力量不畏困难,在开展工人运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维护原住民权利、取消移民限制、推进澳大利亚的民主进程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澳共曾是第一个“将土著人当做人”来对待的政党,在推动澳大利亚种族平等和解放的运动中起到了先锋作用,也曾长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角。回顾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发展历史,分析其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未来发展前景,有助于我们了解澳大利亚共产主义力量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

一、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1920—1955年)

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其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兴起的。在澳共的领导和推动下,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其影响力在二战时期达到顶峰。

早在19世纪20—30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熟练技术工人就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悉尼、墨尔本等城市建立了多个工会或行会。随着“黄金热”的出现以及自由工人数量的增多,澳大利亚工人运动迎来了大发展。各个行业的工会组织纷纷建立,并由分散趋向联合和统一,从行业工会发展到地区性工会,开始组织大规模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等。到19世纪末期,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已取得不小成就,不仅迫使当局通过一系列立法和劳资仲裁条例,维护了工人的权益,还在各殖民地以不同的名称建立了工会的政治组织——工党。

工人力量和工人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加上第二国际的影响,移民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从事社会主义活动,并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组织,如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League)、澳大利亚社会党(Australian Socialist Party)、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者于1920年10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澳共,并很快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澳共的成立开启了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新篇章。这一时期,以澳共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力量站在了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积极领导工人斗争,组建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共政策作斗争,推动了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积极为工人发声,维护工人阶级利益。

澳共成立后，便即刻投入到工人运动当中。当时，由于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澳大利亚多个城市失业现象严重,工人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积极支持工人的经济斗争、维护失业工人权益成为这一时期共产党工作的重心。在澳共的领导和组织下,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等地的煤矿、铁路和码头工人多次发起罢工和示威活动。1928年,在澳大利亚首次庆祝国际妇女节之际,澳共积极组织党内的妇女团体参与在悉尼的集会活动,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1】特别是1930年,澳共派遣许多组织员到煤矿区去协助被解雇的矿工,建立了一些基层委员会,并提出了“全体罢工”的口号。【2】

第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国内的反苏运动达到高潮,此时共产主义力量处境艰难。不过,澳共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4000余名共产党党员参加了此次斗争,为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3】由于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澳共曾被罗伯特·戈登·孟席斯(Robert Gordon Menzies)政府以战时预防措施为由宣布为非法团体。但澳共并没有被击垮,而是领导澳大利亚人民全力开展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积极组织工人运动,最终赢得了胜利。在禁令被解除后,澳共的党员人数不减反增。

第三,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共政策作斗争。

随着东西方冷战形势的加剧，意识形态冲突凸显，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开始迫害澳共党员。20世纪50年代初，孟席斯政府以共产党企图以暴力颠覆现政府为由通过《解散共产党法案》(The Communist Party Dissolution Bill)。该法案指出,澳共及其所领导的工会与类似组织均为非法组织,应予以解散；政府机构、煤矿和造船厂等大企业一概不得雇佣共产党员;继续开展活动的共产党员将被逮捕。不过,由于澳共的积极活动、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支持，该法案被高等法院认为不符合宪法规定而驳回,1951年9月在全国举行的“反共”公民投票也未能通过。【4】孟席斯政府企图使共产党非法化的行动没有成功。

由于澳共的不懈斗争,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二战后初期,澳共的党员人数由最初的26人一度达到历史最高峰——2.5万人(当时澳大利亚人口总共才500万左右),而且,共产党在煤矿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钢铁工人工会、海员工会、金属板工人工会等几个大的工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对社会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已接近3%。【5】可以说,经过最初30余年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一支比较重要的政治势力。 

二、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与衰落(1956—1990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及内部思想的混乱,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迎来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是在经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分裂之后逐渐萎缩。分裂与分歧基本上是这一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旋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1956年是一个分水岭。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苏联模式的权威。再加上随后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以及中苏之间的全面论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这一系列事件给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极大挑战,共产党力量内部开始出现意见上的分歧。【6】早在1956年10月苏联决定出兵匈牙利时,澳共对苏联的支持政策就遭到一部分党员的质疑,在随后的两年中大约有2000名党员因此事而陆续选择退党。【7】紧接着,中苏之间全面论战的爆发直接导致了澳共的又一次分裂。澳共的领导层采取亲苏的立场,以爱德华·弗勒·希尔(Edward Fowler Hill)为代表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则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发表了《澳大利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宣言》,谴责澳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8】1964年,希尔、培迪·马龙(Paddy Malone)等带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成立了新的共产主义组织——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CPA(M-L)],不再接受澳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不过,在20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始终没有处理好苏联问题。围绕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澳共内部又产生了思想分歧。以埃德加·罗斯(Edgar Ross)、阿尔夫·瓦特(Alf Watt)为代表的亲苏派不同意领导层批评苏联的做法,公开谴责劳里·阿隆斯(Laurie Aarons)等领导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9】阿隆斯接替劳伦斯·夏基(Lance Sharkey)出任总书记后,澳共开始强调独立自主,但却越走越远,逐渐迷失了方向。1970年3月,澳共第22次代表大会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认为其已经“过时”。【10】这次会议促使共产主义力量进一步分化。1971年12月,800名亲苏的成员脱离澳共,正式成立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Australia,简称SPA)。【11】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次陷入分裂,这次分裂使得共产党党员数量出现断崖式下跌,极大地削弱了澳大利亚共产主义的力量。据统计,截至1972年初,澳共党员人数已不足3000名。【12】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仍处在不断分裂之中,澳共和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内部出现派系纷争,分歧进一步加大。共产党内部围绕着与工党的关系以及党的改革方向等问题形成了左中右三个派别。以伯尼·塔夫特(Bernie Taft)为代表的右派认为,澳共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呼吁党员们弃党,另成立一个新的、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组织”;中间派以阿隆斯为代表的悉尼领导层为主,也不主张保留共产党的领导权,但认为可以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一起,组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少数左派党员认为,澳共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必须坚持独立,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质。由于各派意见不统一,1984年4月,约40名澳共核心成员以建议受阻为由突然宣布退党,给澳共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13】几乎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内部也出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该党成立以后,提出要重新组织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1983年,党的战略问题引发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的广泛争论,党主席帕特里克·马丁·克兰西(Patrick Martin Clancy)与党内其他领导人意见相左,克兰西认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随后,该党全国委员会解除了克兰西的领导职务,克兰西及其支持者退党,组建了一个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Association for Communist Unity)的新组织。【14】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的分裂,使澳大利亚共产主义力量进一步分化,随后逐渐走向衰微。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冲击下,澳共党内思想更加混乱,在同年底的第30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宣布逐渐停止其自身的政治活动,并于1991年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解散。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处在极其不稳定的发展状态,尽管在工人运动、新左派运动以及新兴的社会运动中都涌现了大量共产主义者的身影,他们在争取和平、维护原住民权利、反对种族隔离、争取妇女解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5】,但是,持续不断的分裂与分歧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团结,致使运动最后走向衰落。究其原因,还在于澳共疏于思想理论的研究,时常不加批判地吸收国际上或其他左翼运动的理论思潮,照搬的结果就是脱离群众,内部思想不统一,如“对于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争论就严重地影响了各派之间的团结;又如关于苏联出兵捷克问题的争论也造成了同样严重的后果”【16】。苏东剧变的发生和澳共的解散,使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深受打击。整个澳大利亚左翼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危机,这也迫使许多共产主义者开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的结合。 

三、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组与新探索(1990年至今)

澳共解散以后,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担起了重振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苏东剧变以后,该党迅速作出反应,于1990年、1992年连续召开会议,深入讨论了苏联东欧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等问题,并就如何开展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该党认为,虽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仍然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切实将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其实,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自成立后便自我定位为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一直努力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在原澳共解散以后,该党希望重建一个新的共产党,继承原澳共的优秀传统。经过充分讨论,该党于1996年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澳大利亚共产党”[与原澳共名称一样,简称CPA,以下简称“澳共(CPA)”]。澳共(CPA)的成立,得到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调整,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共产主义力量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活跃在本国政治舞台之上。

(一)明确提出“21世纪将属于社会主义”

以澳共(CPA)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力量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历史的转折点,21世纪将属于社会主义。自2001年至今,澳共共召开了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多次对党章和党纲进行修订,且每次代表大会都更新党的政治决议,既深刻总结了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经验教训,又结合国内外形势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阐明了21世纪澳大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式和途径。澳共坚信,社会主义才是澳大利亚的未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制度性弊病。

驳斥了“社会主义失败论”。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失败了”的论调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甚嚣尘上,一时间使共产主义者们应接不暇,不知如何回应。针对这一问题,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者在21世纪有了更为成熟的认识。一是高度赞扬了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如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了人民民主、实现了民族平等、维护了世界和平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打破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开创了新的人类纪元。社会主义使人民享有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教育资源、更完善的医疗保健和文化设施,为妇女、青年等群体提供更多的保护。二是深刻剖析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系统总结了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探索之路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而犯了许多错误,如经济上不顾实际情况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政治上高度集中缺乏民主、意识形态上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党的建设上严重脱离群众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并不是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导致的,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认识不清、认识不到位的结果。【17】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早已问题丛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弊端凸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澳大利亚。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和结构性矛盾不断深化。特别是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宣告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议程的破产,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危害暴露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曾预言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可克服性。经济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失业、剥削和不平等现象犹如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子,这些危机可以被延迟、被缓解,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些危机就无法根除。澳大利亚目前深受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困扰,工人们的生活状况也不断恶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30%的澳大利亚人没有一个安全的家,超过10万人无家可归,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3%,而利润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27.6%。由于工资增长滞后于通货膨胀,工人的税收负担有所增加。”【18】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彻底解决现有社会问题的最佳替代方案。【19】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澳大利亚实际结合起来,社会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可行。

(二)“团结就是力量”成为新口号

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中后期的发展中多次陷入分裂,力量比较分散,而且各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多种分歧。共产主义力量的散乱状态,使得它们“既没有一个明确的短期奋斗目标,更缺乏一个长远的行动纲领”【20】,也难以抵挡澳大利亚新右翼政治力量的冲击。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澳共、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等组织曾提出构建“新左翼党”的设想,也召开过“左派磋商会”,但由于随后发生的苏东剧变,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沉重打击,左派联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进入21世纪,经过一系列探索和调整,澳大利亚共产主义力量的态度更加积极。“团结就是力量”(Unity Is Strength)成为澳共(CPA)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新口号。它们认为,要想进行社会变革,必须把社会上不同的进步力量真正团结起来,建立最广泛的联盟。具体来讲,最广泛的联盟包括三个层次,即左派的联盟、工人阶级的联盟以及广泛的人民或民主联盟。首先,承认阶级斗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左派政治力量先团结起来。以往各派的分裂与分歧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但大家的目标和基本主张却是共同的,如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和平与裁军、人民民主、充分就业、妇女解放等。所以,左派政治力量可先就某些具有共识的政策共同行动,然后逐步协商,从而达成联合与团结。其次,广大的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澳大利亚的工薪阶层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有着组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将提高工人们的战斗力,从而使自己的主张和要求更容易实现。澳共(CPA)表示,将全力支持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组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21】最后,努力建立一个广泛的人民或民主联盟,把社会上所有进步和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工人阶级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也应重视其他社会进步力量的作用。只有建立广泛的人民或民主联盟,实现最大程度的团结,才能实现澳大利亚的社会变革。

在澳共(CPA)的积极推动下,左派社会主义组织和共产主义者加强了团结,把组建左派联盟一事提上了日程。为了扩大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共产党和其他支持共产党的组织和人士成立了一个新的选举联盟——“共产主义者联盟”。该党于2009年3月在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并向新南威尔士州参议院和悉尼众议院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虽然共产党人尚未在联邦选举中取得多少成就,不过,“由于澳大利亚共产党积极地开展竞选活动、捍卫人民的权利和生活水平,它赢得了许多社会人士和一部分工会运动的支持,提高了知名度”【22】,也扩大了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四、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现实挑战

经过100年的探索,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在21世纪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是,客观地讲,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引发了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化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极大的变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信息化重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不断演变。

一是工人阶级的层级化特征明显,少量工人成为核心雇员,享有较好的工作保障;大部分工人成为边缘雇员,工作不稳定,如非全日制工人、不定期合同工、临时工和转包合同的受雇工人等。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内部越来越分裂,从而造成工人阶级力量的分散和对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有近40%的工作现在被归类为不稳定的,从事这类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保障,也没有什么权利。【23】二是经济全球化对雇佣劳动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全球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导致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传统产业工人力量被削弱,企业经营的“业务外包”则使白领雇员的生存状况日趋恶化。【24】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曾在20世纪中后期蓬勃发展,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目前已经大幅萎缩。澳大利亚在“去工业化”的进程中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劳动力市场也随之开始重组,传统的蓝领工人数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中产阶层。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

(二)合作主义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中占据主导

资本借助于信息技术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使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发生新变化,合作主义盛行。资本在政府的支持下力量不断强化,劳工则被迫与雇主合作,在集体谈判中“自愿”缩减工资。典型的例子就是1983年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与霍克-基廷政府达成的《价格和收入协议》,以及2005年霍华德政府强行通过的《工作选择法》。根据这些协议,工会同意限制工人工资,以换取雇主允诺的一些医疗保险和福利,代价则是工人们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斗争,以合作取代阶级斗争和冲突。之前,工会主要通过协商的办法来确定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但现在需要通过与企业谈判、签订个人合同的方式,而且,如果违反协议或合同,将被罚款或起诉,罚款有时甚至高达数万澳元。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1985年劳资纠纷共1876起,而到2019年9月,连续12个月处理的劳资纠纷才154起,数量削减90%。【25】劳资纠纷减少,并不是因为工人们的要求总是能够得到满足,而是因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代价太大,多数工人只能选择在协议框架内活动。随着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决定权越来越分散,工会的力量远不如从前,工人们的阶级意识也逐渐被削弱。

合作主义替代了阶级斗争和冲突,工人们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是作为工人阶级共同体的意识却越来越弱了。由于历届政府和雇主们发起的反工会立法,工会密度和工会战斗性有所下降。再加上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对工会的打压,“将工会在澳大利亚政治中的角色边缘化,并侵蚀了左翼政治运动的支柱性政治信念——团结一致”【26】,工人阶级越来越处于无组织状态,这些因素都动摇了左翼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基础。澳共(CPA)认为,近40年澳大利亚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确实出现了衰退。【27】

(三)右翼民粹主义突起

澳大利亚目前经济转型任务艰巨,人民收入增长停滞,失业率不断上升,选民焦虑、排外情绪不断蔓延。在欧美民粹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澳大利亚本土民粹主义力量卷土重来,边缘政党兴起。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极右翼政党在联邦选举中比较活跃,选票逐渐增多。如单一民族党(Pauline Hanson's One Nation)在2016年联邦选举中获得17.5万张选票,2019年其支持者增至近44万;帕尔默联合党(Palmer United Party)在2016年的联邦选举中只有315张选票,2019年其领导人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另以联合澳大利亚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重新参选,获得近50万选民支持,得票率为3.43%,且在参议院赢得两个席位。【28】此外,澳大利亚目前有多个新兴的极端政党,如鲍勃·卡特(Bob Katter)的“澳大利亚党”(KAP)、“雅基·兰比小组”(Jacqui Lambie Network)、由独立参议员尼克·瑟诺芬(Nick Xenophon)组建的“尼克·瑟诺芬小组”[NXT,该组织2018年4月更名为“中央联盟”(Centre Alliance)]、由退出自由党的参议员科瑞·伯纳迪(Cory Bernardi)组建的“澳大利亚保守党”(Australian Conservatives)、“澳大利亚崛起党”(Rise UP Australian Party)、“要么爱澳大利亚要么离开”(Love Australia or Leave)等。

这些政党的兴起,虽未触及澳大利亚的主流政治,但它们打着极端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号,主张回归经济保护主义,抨击收入不平等,反对移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直接抢走了大量传统左翼政党的核心支持者——中产的劳工阶层、底层的低收入者和失业者的选票。

(四)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分散

与右翼民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且派别比较多,联合难度大。目前,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大约有十几个。其中自称为共产党的组织主要有三个,分别为1964年从原澳共分裂出来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1971年成立并于1996年更名的澳大利亚共产党(CPA,其前身是1971年从原澳共分裂出来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以及2019年6月从澳共(CPA)分裂出来的澳大利亚人共产党(ACP)。比较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组织主要有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维多利亚社会主义者(Victorian Socialists)、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社会主义平等党(Socialist Equality Party)。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政党。21世纪以来,这些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曾多次尝试建立左翼联盟,但效果甚微。

它们虽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共同目标,但具体的策略和途径不尽相同。社会主义联盟和维多利亚社会主义者认为,除了罢工、示威等斗争形式外,社会主义者还应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利用选举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改善自身形象,从而赢得广大选民的支持,进一步推动社会运动。在2019年联邦选举中,社会主义联盟获得2447张选票,目前在西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和维多利亚州墨尔本有两名地方议员;维多利亚社会主义者通过与维多利亚州较大的托洛茨基派合作,在此次选举中共获得12453张选票。【29】也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组织不参加选举,如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认为,“议会和选举是一种肤浅的民主”【30】,强调要独立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开展社会主义活动,其目标是在“革命性变革”中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认为必要时可采取非法行动,该党于2019年加入了主张“自治、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组织主张通过教育或者直接暴动来建立一个自由、互助和自我管理的社会,反对工人参加议会活动,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联合会(Anarcho-Syndicalist Federation)【31】。

综上,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革导致了澳大利亚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不仅使得工人阶级内部越来越分化,还使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发生了不利于劳工阶层的重组。再加上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突起,而左翼社会主义力量仍然分散,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给当前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极大阻力。 

五、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

虽然挑战重重,不过,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发展形势向好,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端和结构性矛盾凸显,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也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一方面,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再加上本身经济转型困难和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澳大利亚近年来经济形势不太乐观,铁矿石需求下滑、房价暴跌、农业损失惨重,家庭负债率创新高,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前澳大利亚政府经济和政策顾问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称,澳大利亚的“经济灾难”已经难以避免,然而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32】而中国、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中的表现则突出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表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替代方案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从澳大利亚目前的政治生态来讲,选民对主流政治感到失望。“澳大利亚选举研究”互动数据库近3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于主流政党的认同在下降,具体表现为不具有政党认同的选民数量增多且选民的政党认同感和归属感变弱,具有“强烈”政党认同的选民减少。【33】在2016年和2019年联邦选举中,25%左右的选民没有把工党和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而是投给了其他新兴小党。【34】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则印证了这一点。同时,选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大幅减弱,尤其是最近两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族群分裂、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上的表现遭受了广泛批评。目前的政治生态为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带来很大发展空间,这些对主流政党失望的选民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潜在支持者。

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多于机遇,这是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现实。不过,尽管前路漫漫,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力量仍然满怀信心,积极开展活动。澳共(CPA)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目前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社会矛盾激化,阶级斗争形势加剧,这正是我们走向人民的机会。”【35】

共产主义运动在澳大利亚的百年演进，既是一部澳大利亚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争取民主和解放的斗争史。虽然目前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力量规模有限,仍活跃在主流政治之外，但是它们一直走在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推动妇女解放、维护原住民权利、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最前列，影响着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注释

1Vinnie Molina,“For a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in Guardian,Iss.1905,2020,p.3.

2参见杨成果《澳大利亚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3参见杨成果《澳大利亚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4Laurence W.Maher,“Dealing with the King's Enemies:The Draft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issolution Bill 1950”,in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4,No.1,2013,pp.37-53.

5参见秦德占《塑造与变革:澳大利亚工党社会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6Phillip Deery and Rachel Calkin,“‘We All Make Mistakes':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n and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1956”,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4,No.1,2008,pp.69-84.

7Tom O'Lincoln,Into the Mainstream:The Decline of Australian Communism,Sydney:Stained Wattle Press,1985,p.98.

8Nick Knight,“The Theory and Tact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M-L)”,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8,No.2,1998,pp.233-257.

9Edgar Ross,Of Storm and Struggle,Sydney:Alternative Publishing Co-operative,1981,p.140.

10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CPA Documents of the Seventies:1970,1972,1974 and 1976 Congress Documents Plus a New Course for Australia,Sydney:Red Pen Publications,1977,p.6.

11Greg Mallory,“Th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Australian,1967-1975 an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ustralian”,in The Hummer,Vol.3,No.7,Summer 2001-2002,pp.16-17.

12Richard F.Stear (ed.),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1973,p.408.

13CPA,“Statement from a General Meeting of Victorian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http://www.reasoninrevolt.net.au/objects/pdf/a000497.pdf.

14Suzanne Jamieson,“Clancy,Patrick Martin (Pat) (1919-1987)”,http://adb.anu.edu.au/biography/clancy-patrick-martin-pat-12320/text22131.

15Jon Piccini,Evan Smith and Matthew Worley,The Far Left in Australia Since 1945,New York,NK:Routledge,2019,p.3.

16王宏周《澳大利亚左翼》,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

17CPA,Program,Amended CPA 13th National Congress December 2017,Sydney:New Age Publishers Pty Ltd,2017,p.66.

18Bob Briton,“20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https://www.cpa.org.au/amr/69/amr-69-01-20th-international-meeting.html.

19Socialist Alternative,“Statement of Principles”,https://www.sa.org.au/node/3924;CPA,Program,Amended CPA 13th National Congress December 2017,Sydney:New Age Publishers Pty Ltd,2017,p.2.

20王宏周《澳大利亚左翼》,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

21CPA,Program,Amended CPA 13th National Congress December 2017,Sydney:New Age Publishers Pty Ltd,2017,p.40.

22[澳]温尼·莫利纳《从国际金融危机看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以澳大利亚为例》,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23OECD,“In It Together: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http://www.oecd.org/social/in-it-together-why-less-inequality-benefits-all-9789264235120-en.htm.

24参见孙寿涛《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

25Anna Pha,“Stop the Wage Rorts!”,in Guardian,Iss.1906,2020,p.1.

26袁野、姚亿博《2019年澳大利亚大选与政党政治新变化》,载于《当代世界》2019年第9期。

27Bob Briton,“20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https://www.cpa.org.au/amr/69/amr-69-01-20th-international-meeting.html.

28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6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0499/Website/House State First PrefsByParty-20499-NAT.htm;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9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4310/Website/HouseStateFirstPrefsByParty-24310-NAT.htm.

29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9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4310/Website/House State First PrefsByParty-24310-NAT.htm.

30CPA(M-L),“Political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15th Party Congress”,http://www.cpaml.org/congress.php.

31ASF-IWA,“Aims,Principles and Statutes”,https://asf-iwa.org.au/aims/.

32Frank Chung,“Six Pathways to Australia's ‘Economic Armageddon'”,https://www.news.com.au/finance/economy/australian-economy/six-path-ways-to-australias-economic-armageddon/news-story/5f11849237d1621569e85 a9f2c2a1948.

33Sarah Cameron and Ian McAllister,Trends in Australian Political Opinion:Results from the 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 1987-2019,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19,p.5.

34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6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0499/Website/HouseStateFirst PrefsByParty-20499-NAT.htm;AEC,“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2019 Federal Election”,https://results.aec.gov.au/24310/Website/HouseStateFirstPrefsByParty-24310-NAT.htm.

35CPA,“Political Resolution:Taking the Party to the People”,https://www.cpa.org.au/resources/cpa-doc-current/cpa-political-resolution-adopted-2017.pdf.

 [作者简介]：赵婷，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