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共产党百年社会主义探索历程与兴衰浅析

丁波文

智利共产党（以下简称“智共”）是拉美地区重要的共产主义政党，是智利一支不可忽视的左翼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左翼政党，其历经曲折，不屈不挠，始终在智利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梳理智共的百年历程，对了解并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共产党的演进路径及其经验教训有一定意义。

01、从建党到二战后获得合法地位前的发展历程（1912—1951年）

同拉美部分共产党的创立一样，智共也是从社会党脱胎而来。其前身是1912年6月由该国工人运动领袖路易斯·雷卡瓦伦（Luis Emilio Recabarren）等领导创建的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1月正式改名为智利共产党。在改名时举行的智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即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智共的纲领以及《关于改名“共产党”的决议》等文件，雷卡瓦伦当选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当时的智共党纲领强调，该党致力于在本国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智共党章明确指出，“智利共产党信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雷卡瓦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的思想理念。”

20世纪前期，智共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在本国剥削与压迫的革命斗争。智共还未改名前，就致力于领导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榨的罢工运动与其他抗议活动，争取劳动人民的权利，如20年代初的圣格雷戈里奥工人运动、圣地亚哥工人运动等，但大多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后来的智共带来了极大鼓舞和推动，使其立场从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进而推动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转变为共产党。雷卡瓦伦为此于1918年在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进报》上刊文表示，十月革命是奠定消灭剥削、压迫和贫困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纲领。智共曾经梦寐以求的理想，“现在不仅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成了一切进步和人类幸福的源泉”。

智共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多是在艰难环境下进行的。1926年，该党主导的进步力量提出并致力于推动本国矿藏、铁路的国有化，并没收庄园主的土地。在1927年卡洛斯·伊巴涅斯（Carlos Ibáñez）上台后，智共被宣布为非法。许多领导人和党员被捕入狱或遭流放，但依然积极开展地下斗争。智共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与和组织了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塔尔卡瓦诺等地的工人罢工、失业者示威游行以及农民争取土地的运动。1932年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后，智共继续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甚至针对执政当局的反共立场，提出成立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激进口号。1948年，智共再次遭到执政当局迫害，处于非法地位，一直到50年代初转入公开活动后，才实现事实上的合法化。

智共早期致力于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来探索社会主义，但并未放弃运用和平、合法的途径来推动社会变革，曾表示愿走“合乎宪法的选举道路”。自20世纪20年代起，智共就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并致力于通过与社会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联盟合作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1925年，智共参加大选，获得了九个全国议席。在1933年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该党第一次提出智利革命的性质是土地的、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36年，智共遵照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广泛阵线的建议，与社会党、激进党、统一民主党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共同组建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阵线组织，并在1938年大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其推举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人民阵线上台执政，成立了西半球第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尽管智共没有参政，但为了不给政府制造困难，它接受了政府提出的“在农村休战”的要求，这是它的一个重大战略让步。智共为何要这样做？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对此做了阐述，“无疑地，在紧要关头的战前年代，这个民主政府使智利没有落入法西斯之手”，这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次最大胜利。正是在人民阵线取得胜利的基础上，1941年，智共八大决定把人民阵线逐步扩大成更加广泛的民主联盟，这一联盟随后在1942年大选中获胜。智共在推行“反法西斯全国联盟”政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白劳德主义的影响，放弃了群众斗争，迷恋联盟合作政策，遭到党内外部分人士的批评。对此，1945年智共九大作出反思，对白劳德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1946年大选，民主联盟再次得胜，所推举的候选人冈萨雷斯·魏地拉（Gabriel González Videla）当选为总统，智共也因此参政，获得三个部长职位。但是到1948年，智共被排挤出政府，随后又一次被宣布为非法。

02、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斗争与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1951—1973年）

在这一时期，智共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摆脱非法地位的桎梏，推进事实上的合法化。二是推动新时期联盟政策的组织化、实践化，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探索走向现实，取得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其一，关于合法化的推动过程。尽管智共在1948年再次转入非法，但国内外的形势相对和缓，加上世界上民主进步浪潮的冲击，使执政当局对智共活动的限制不断放宽。期间，智共通过参与创建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阵线而进行公开活动，得到社会党等进步力量的大力支持，执政当局也未进行实质干预。1956年底，由多个左翼政党组织共同组成的人民行动阵线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场上智共的五星红旗与其他党的党旗并列，在法律意义上并未合法的智共主席埃利亚斯·拉菲特（Elías Lafferte）公开出席，智共代表也在会议上发言。人民行动阵线主席、社会党总书记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在讲话中反驳了自由党参议员的反共言论。他强调，几年来，社会党一直同共产党并肩作战，因为它对国家的问题有认识，忠于自己对人民和对盟友承担的义务。这既表明了社会党对与共产党合作路线的肯定，也表达了该党对智共走向合法地位的具体支持。围绕1958年大选，智共在摆脱“非法”境遇上又同执政当局进行博弈。智共政治局在党的机关报《世纪报》上发表声明称，智利反动派对人民行动阵线的竞选活动感到恐慌，它们任意给候选人戴上“共产党人”的帽子，以便取消大量候选人的资格，称他们为共产党的暂时同盟者，以此挑拨共产党与人民阵线其他党派的关系，从而在选举中获胜。为此，智共将继续反对所谓的“保卫民主法”，重申关于废除总统制并建立“通过平等、直接、秘密和普遍选举产生的议会”的主张。1958年，智共为其前总书记卡洛斯·冈萨雷斯（Carlos González）举行的葬礼成为国家政治中的空前事件，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到送葬行列，葬礼成了一次真正的人民大游行，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予以报道。智共以此为契机，号召全党要紧紧团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保持铁一般的团结并提高警惕。时任智利共政治局委员路易斯·科尔巴兰（Luis Corvalán）表示，现在党的第一个战斗就是要赢得自由，并宣布党的非法地位实际上已经结束，而且永远结束了。随后不久，智共呼吁一切民主政党、组织和阶层发起一个巨大运动以争取立即撤销镇压法令。

其二，关于联盟路线的推进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突破。1951年，智共又开始公开活动，同社会党结成新的联盟性组织“人民阵线”，之后又有民主党加入，结成三党联盟。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三党组建的“人民阵线”进一步扩大，成立了人民行动阵线，新参加阵线的政党包括劳工党、人民民主党和人民社会党。智共在当年召开的十大上为此作了思想与路线上的准备，认为智利现阶段的革命是人民民主的、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个革命可以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为此要在智利打开一条和平道路。因此，党的任务就是要结成广泛的民族解放阵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民主政府。1957年，智利爆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开始是抗议物价高涨而举行示威游行，后来游行的群众与警察、军队发生流血冲突。当时的形势对智利左翼政党相对有利，但智共等政党未能有效利用，也导致人民行动阵线在次年大选中失利。智共在总结1958年大选失利中表示，由于反民主的选举法和各种镇压法令使劳动人民的意志受到压制，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能像资产阶级民主力量那样迅速而广泛地在政治和选举上表现出来，但资产阶级不能解决智利的问题，将来无论是国家长枪党还是激进党上台，都不是智利的出路。组成人民行动阵线的各党派应当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共同的斗争，直至建立人民的政权。1958年，智共27中全会进一步表示，要加强共产党与社会党以及参加或支持人民行动阵线力量的团结，扩大与其他进步阶层的合作，争取总统选举的胜利。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智共在联盟政策上始终把社会党作为主导力量，力推该党领袖阿连德为“领头人”，多次支持他参加总统竞选。最终在1970年大选中，阿连德获胜当选总统，在拉美建立了除古巴之外的另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智共在大选中赢得众院150席中的25席，参院50席中的6席，成为重要参政党，获得3个部长、6个省长和1个大市市长职位。这无疑是智共通过统一战线、走和平过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性突破，震动了整个拉美政坛和国际共运。

在智共的配合与推动下，阿连德政府在短暂的三年执政期间，通过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重大举措，包括宣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而取代原来的两院制，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通过法制和民主传统来实现社会变革；改革经济体制，谋求实现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推行大规模的征收国有化，把200多家本国和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收归国有；推动土地改革，实施土地征收政策；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新的工资制度，缩小收入差距。这些举措引发了智利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扑。1973年9月，智利陆军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人民团结政府，解散议会，取缔政党，开启军人统治。阿连德以身殉职，智共再次处于非法状态，党的领导人被捕，后通过苏联政府与智利军政府进行协商，以人员交换的方式，使得被关押的智共总书记科尔巴兰于1976年得以流亡莫斯科。

需要注意的是，智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党内思想争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争斗。党内左派力量对于和平过渡和结盟政策存在不同看法和立场，但被主流派压倒，为此部分非主流力量先后离党，于1960年新建智利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锋党。1963年，党内左派力量成立了一个“半独立”的组织“斯巴达克派”，并于1966年正式更名为智利革命共产党。1964年，从智共青年团中分离出来的另一个左派组织成立了“共产党起义联盟”。这三个政党的相继组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智共的组织力量。三党曾因共同反对智共修正主义的需要而一度酝酿组建统一的左派政党，但因其他的内部矛盾阻碍而未实现。

03、“智利道路”失败后的反思与策略调整时期（1973—1990年）

这一时期，智共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着手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与执政实践进行梳理。仅在政变后的半年时间里，智共就先后三次发表声明，多次召开会议，发文就“智利道路”的夭折进行阐释，并对未来的政策走向进行思考。

其一，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智共认为革命失败的外在原因是内外反动派的围剿镇压。触动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为其容忍，这是主因。2020年9月8日，智共《世纪报》刊文回忆，1977年和1979年，智共党中央曾深刻分析1973年“智利道路”的失败原因，认为“1973年的失败是因为每个革命进程都会面临资产阶级的某种反应，其中包括采取暴力反革命的形式，而1973年的政变正是如此”。革命失败的内在原因是执政联盟内的“极左派”施压阿连德推行超越现阶段实际的激进策略，由此导致资产阶级的强力干预。智共在执政期间就曾对此加以干预，但未能奏效。

其二，对过度依赖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策略曾有过反思和适度调整。1974年7月，智共发表声明表示，和平道路在智利已被封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暴力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走任何道路取得政权的实质。1980年，智共总书记科尔巴兰在纪念人民团结政府取得选举胜利十周年讲话中明确表示，在军人独裁下，人民不得不“使用各种方法和斗争形式甚至激烈的暴力”来取得生存的权利，智共所强调的暴力也可以“非武装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一次政治总罢工就能把想发动反革命暴力的人的手脚捆绑起来。该党同时也宣称，在智利政治生活中取消民主制度后，发动一场内战绝不是给人民以出路的唯一方式，在民主道路未完全堵塞之前，内战无论如何也不是为人民所开辟的唯一道路。1985年8月，智利政府逮捕了11名智共领导人，指控他们与不久前发生的社会动乱有关。为此，智共政治委员会委员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Volodia Teitelboim）在阿根廷首都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智共关于“人民起义”的主张和立场，并告诫邻国对智共“使用各种方式的斗争”无须担忧。1989年，智共十五大强调，党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民主力量，通过人民起义来结束军人统治，建立全国团结政府。

其三，依然肯定左翼联盟合作的必要性，继续探索进步力量联合的新路径。智共在政变不久后就表示，人民团结阵线作为左翼形式是有效的，现在的任务是要扩大左翼联盟，在新的水平上发展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团结，表示今后要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更高的“思想多元化”的人民阵线。1974年12月，智共发表声明，邀请基督教民主党加入联盟，并认为智利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为此只有一个回答：就是成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1976年9月，智共同原执政的“人民团结”阵线的五个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会议，以协调反对智利军政府的共同行动。1986年，智共中央及领导人多次发表声明及文章，表示共产党愿意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为建立民主政权的共同目标而斗争，号召智利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推翻独裁政权，建立一个恢复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对于皮诺切特总统遭到袭击事，智共于1987年1月发表声明称，共产党高度赞扬那些反对独裁斗争的宝贵行动，并于同年6月与其他六个党派一起组建了左翼联盟。

其四，进行组织上的恢复和重建，积极开展反独裁、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智共被取缔后，原来的组织体系也被摧毁。智共在非法状态下，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每个地区、企业、居民区、学校、庄园等凡是有共产党员的地方建立组织，甚至帮助人民团结阵线其他政党恢复党组织。同时，智共流亡海外的领导人和干部也在国外建立新的组织甚至是抵抗组织，积极开展反对军政府及资产阶级镇压的反抗斗争。自1973—1989年，智共发起了多次反独裁、恢复民主的运动。经过十几年的不懈斗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智共在国内的境遇不断改善，甚至可以进行公开性的活动。1989年，智共十五大支持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帕特里西奥·艾尔文（Patricio Aylwin Azócar）为次年的总统候选人，在艾尔文于1990年赢得大选而组建民选政府后，智共向政府登记，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04、冷战后的转型与重振（1990年至今）

智共在再次合法化后，致力于重返政治生活，推动左翼联盟重新执政，并在21世纪再次实现参政。

苏东剧变后，智共对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的行为进行了批评，重申智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1994年，智共二十大对领导人进行了调整，老共产党员格拉迪斯·马琳（Gladys Marin）出任总书记。2002年，智共二十二大改革了领导体制，马琳改任党主席，吉列尔莫·泰列尔（Guillermo Tellier）出任总书记。2006年，智共二十三大提出要为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府而团结奋斗，并选举泰列尔为党主席。2016年，智共二十六大提出要继续推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变革，努力延续新多数派联盟，加强党内团结与自身建设。泰列尔继续担任主席，劳塔罗·卡蒙那（Lautaro Carmona）出任总书记。2019年，智共二十七大修订的党章依然强调，“智利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并坚信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转型的最主要力量。”

同时，智共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长期重视对党员的管理，针对入党筛选和党员行为规范都有着严格规定，制定了具体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该党自称现有党员6.7万人，是目前智利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总体上实现了政变后以来的重振目标。

冷战后，智共主要是通过参加选举活动回归国家政治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智共没有参加中左政党争取民主联盟，而是在政治生活中单独作战，在政坛上独自展示自己。1993年，智共推举的本党总统候选人欧亨尼奥·皮萨罗（Eugenio Pizarro）获得33万张选票，得票率达4.7%。1999年，马琳作为智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获得选票26万张，得票率为3.16%，较上次大选下滑，此后与人道主义党结成了“团结就是力量”选举联盟。2005年，在智共支持下，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赢得大选，但智共并未参加政府。2010年，智共三位候选人在议会选举中当选众议员，这是该党自政变后首次进入国会。智共在2013年选举中调整策略，加入了中左政党联盟——新多数派联盟并在选举中获胜，该党实现再度参政，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018年中左联盟败选后在野至今，但在国会仍有八个议席，其影响力犹在。

05、对智共百年兴衰沉浮的几点思考

智共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在历史激荡、世事嬗变的洪流中挺立，甚至总体上实现重振，这在发展中国家共产党中是较为突出的。当然，该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与挑战。

第一，智共长期扎根基层，重视联系并争取民众，社会基础相对牢固。这是其屡遭磨难，始终能够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智共是智利工人运动的产物，其创始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雷卡瓦伦就是工人联合会主席、早期著名的工运领导人，该党与工人阶级、农民群众长期素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也是通过组织和领导工人罢工、农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特别是在社会矛盾相对尖锐的时候，智共在本国民众中的威望、号召力同步增强。纵观百年来本国的重要工人运动、农民抗议斗争，智共大都是其中的参与者、组织者乃至领导者，它愿意倾听劳动群众的呼声，注重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所以在每次大选中，其得票率总体稳定在3%—4%之间，基本上是长期支持者的铁票。自20世纪90年代恢复合法地位以来，智共还注意在青年群体中开展工作、扩大影响，长期重视在大学生中进行经营积累，在青年学生中具有一定号召力，智共青年团现有队伍5000多人。智共能够成为本国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基层组织相对健全，党的体制较为完整，军政府统治时期处于地下状态的严酷环境，使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比较强，基层党员对党的忠诚度较高。二是智共的外部形象较好。在许多政党都接受大企业的政治献金而丑闻不断的环境中，唯独智共未卷入其中。三是智利目前的政治生态环境较好、社会民主氛围较浓，有利于智共去从事组织发展。

第二，智共一贯重视联盟合作战略，依托统一战线，这是其重要的生存发展之道。智共自立党以来，就有联盟合作的传统，在革命斗争进程中十分重视推行“抱团取暖”策略，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来共同作战。智共领导人曾为此表示，在智利，共产党的力量有限，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力量相当强大，共产党如果不与社会党等进步组织结盟合作，就不可能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总结智共的联盟合作策略，有着以下清晰的原则与思路：一是跨越意识形态，以实现革命斗争目标特别是选举的结果胜利为导向。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结成的人民阵线组织中，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类型的政党。政变后，智共甚至主动寻求与基督教民主党等中右翼政党结盟合作。二是把社会党推到前台，担纲主要角色。智共在1957年致社会党的公开信中曾明确表示，智共无意和社会党争夺对人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智共甘做配角，不同社会党在联盟中争权夺利，这就是阿连德能够代表左翼联盟连续参加总统竞选的重要原因。智共这样做，既能够减少左翼联盟内部的矛盾，也可以弱化国内外资产阶级对左翼联盟在意识形态上的打压。三是不因形势环境的变化而动摇对联盟合作战略的坚守。智利政变后，智共内部出现过对联盟合作政策质疑与批评的声音，但智共的主流势力依然坚定坚持左翼联盟合作的政策，其政治局还发表声明，强调“智利道路”失败并非联盟之过，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进步力量之间的联盟合作。

第三，智共的改良主义立场与倾向明显，和平过渡道路初心总体未变。二战后，智共革命性不足的问题较突出，暴力革命恐惧症明显，为拉美其他一些共产党所指责，这也是导致智共部分左翼不断分离的重要原因之一。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历史学家卡萨尔•阿拉亚（Marcelo Casals Araya）撰文认为，在1956年建立的人民行动阵线六大左翼政党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智共是阵线内部最为推崇和平过渡的政治力量之一”。智共在智利政变不到半年所发声明中，尽管对和平过渡道路进行了反思，但依然强调非暴力方式的不可或缺性。智共表示，“通过非武装的道路夺取政权”的路线并不因为阿连德政府的失败而过时，恰恰相反，阿连德政府能够执政三年正说明“和平过渡”是可能的，即使在民主道路完全被堵塞的情况下，内战也不是为人民所开辟的唯一道路。智共理想化地认为通过政治总罢工就能够制约本国反动势力。1975年6月，泰特尔鲍姆在拉美共产党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和平过渡”，要继续研究不经过武装斗争道路通往革命的可能性。同年9月，泰特尔鲍姆在《和平与社会主义》杂志发文强调，走向革命的可能性不一定要通过武装斗争。1976年9月，该党发表声明表示，一旦推翻了军政府，就要建立一个比阿连德政府更高级的“法治国家”，推行“新型的民主”，实行多党制，实现国家机构的民主化，承认反对派的权力。智共认为，社会主义还不是今天智共的目标，未来根据人民的意志走向社会主义时，将进一步发展民主，维持“多党执政的制度”。1986年12月，智共总书记科尔巴兰同社会党、基督教左派党领导人签署共同声明，呼吁对国家的危机进行政治解决，认为在人民的积极参以及在与武装力量达成一致的条件下，有可能真正实现向民主过渡的进程，认为通过政治击败独裁政权是很难的道路，然而是可靠的。智共在2019年党的二十七大文件中重申，“社会主义应充分考虑世界和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捍卫人权，加强民主”。

智共的和平过渡立场与策略虽然使其总体上未遭到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避免了灭顶之灾，但也给其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随着社会民主主义化倾向的蔓延，智共有被社会党同化的危险，而这一点也遭到了智共内“极左”力量的不满，造成智共组织上的分裂。就连智利社会党也曾感慨，“共产党过于推崇通过选举获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照搬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观点，忽略武装革命的作用。”

第四，智共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使其未来发展之路面临不少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智共长期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自主性不够，尤其对苏共依赖性较强。在一战到二战期间，智共在政治上较依赖共产国际，甚至党的纲领策略也由共产国际来制定或者机械照搬，二战后则是长期在政治、组织和财力上依赖苏共。智共的多届领导人缺乏理论建树，难以形成指导全党的独立的战略策略，其“和平过渡”思想实际上是苏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张的翻版。苏东剧变特别是21世纪之后，情况才发生一定改变，智共独立思考、自主决策的思维渐显、能力增强。二是党内活力不足，官僚主义等不良习气不时呈现。20世纪60年代中期，智共只有党员1.5万人，但专职政治干部却有300人、企业脱产干部达300人，官僚化明显。智共在数次参政期间，不同程度地沾上官僚习气。部分领导干部当上部长、省市长和各级议员后，开始高高在上，摆架子，图享受，不愿去感知体验底层民众的疾苦。智共的一些举措脱离实际，引发党内部分群体的不满。智共领导层长期僵化，科尔巴兰1958—1989年担任总书记达31年之久，有活力的年轻干部难以及时输送到党的高层，党内政治生活较长时间暮气沉沉，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问题凸显。三是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现象十分明显，党的战斗力下降。尽管智共总体重视做群众工作，也致力于争取青年学生，但年轻党员只占20%，而且党员队伍中的积极党员少，消极党员居多，党组织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不足。四是党内的思想与战略走向的统一仍未实现。党内经过反独裁统治斗争的老党员同在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代，对于新时期党的发展战略存在明显分歧。五是面临参政与维护民众权益的两难选择与度的分寸把握挑战。实现参政，走向政坛前台，是智共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但参政又带来执政损耗。2013—2018年，在智共加入“新多数派联盟”参政期间，智共顾及政府的政策推行，一度弱化了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而让另一左派政党组织——广泛阵线成为劳动者的主要代言人，带走了智共的部分支持者。如何既能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利益，又保持在政坛的话语权，是智共面临的重要挑战。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丁波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