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日共地方议会席位持续减少原因及其应对策略

朱旭旭

［摘要］在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的日本，统一地方选举在其政治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地方议会议员由统一地方选举产生，而各政党地方议会席位的多寡，成为判断其在地方议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日共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席位持续减少，至今已衰退为地方议会第三大党。日共地方议会席位的减少不仅与日共自身力量的衰退有关，还与日本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虽然日共积极调整地方议会选举策略，以突破在统一地方选举中的困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目前形势来看，日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短期内难以彻底转变，日共地方议会席位持续减少的趋势在短期内也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关键词］日本共产党 统一地方选举 地方议会席位

日共在地方议会席位的变化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方面，从日共自身发展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日共地方议会席位一度稳步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地方议会席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见图1）。1999年，日共地方议会席位达到历史顶峰，数量达到4433席。到2020年12月，“日共地方议会席位则减少到2631席”[1]。其中，日共都道府县议席数虽然长期在100~200席之间波动（见图2），但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右翼政治生态中，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日共议会选举政策对基层选民及广大国民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减弱，日共在基层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下降。

另一方面，从日本主要政党议席数的比较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日本主要政党地方议会席位都呈现减少趋势，日共的地方议会席位则实现了稳步增长。1995年，日共地方议会席位超过自由民主党，成为日本地方议会第一大党。但进入21世纪以来，日共、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的地方议会席位开始呈明显衰退趋势，自由民主党、公明党等右翼政党地方议会席位稳步增加。2008年，日共在地方议会席位数量上被自由民主党反超、2011年被公明党反超，衰退为日本地方议会第三大党。其中，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日共在市区町村议会的席位始终保持着的领先地位，2012年被公明党反超。未来，日共在地方议会席位方面难以与右翼政党抗衡，自身能否扭转衰退趋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从自身因素来看，党员数持续下降、财政收入连年减少且赤字加剧、基层组织弱化、群众基础和政策主张与其他左翼政党同质化等，直接导致日共对基层选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下降。

在党员数量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日共党员数达到顶峰，有将近50万名党员。然而，“截至2020年1月，党员数已经减少到27万多人”[3]。党员数大幅度减少，必然会减弱日共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政治论战能力、政策宣传力度、议会选举组织能力，这直接导致日共的政策主张不能及时、广泛地传达到基层国民中去，国民诉求也难以及时传达给日共中央并上升为其议会选举的政策主张，从而必然影响选民在议会选举过程中对日共的选票支持。

在财政资金方面，日共是日本政党中唯一一个不接受政党助成金（每年大约20亿日元，占2019年日共财政收入的9.8%）和大企业政治献金的政党，其财政收入全部依靠党费、党报党刊营业性收入和个人捐款。进入21世纪以来，受日共党员数量持续下降、党报党刊订阅量大幅减少的影响，日共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2001年财政收入为342.89亿日元，2019年财政收入仅有204.54亿日元”[4]。且日共已经连续多年出现比较严重的财政赤字，如2016年的财政赤字为2.64亿日元，2017年的财政赤字为10.31亿日元。虽然日共将“缴纳党费”视为党员活动的“三项基本原则”[5]，但是截至2019年年初，党费缴纳率也仅为80%。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日共财政收入持续减少、近年来又出现严重财政赤字，直接限制其基层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弱化了在统一地方选举中的政策宣传和政治论战能力。

在基层组织方面，日共是日本所有政党中基层党组织最完善的政党，党支部数量最多时有2.6万个。2006年，“日共在全国2056个市区町村中建立了2027个党支部，覆盖率高达98.6%”[6]。然而，受党员数和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不断减少的影响，“2020年1月，日共基层党组织仅剩1.8万个”[7]。党的基层组织大幅度减少，影响了日共与广大基层国民的沟通，并直接削弱了日共在基层国民中的影响力。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日共在地方议会席位的持续减少。此外，日共基层组织领导力量也非常缺乏，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一般由地方议员、退休党员兼任，缺乏专职干部、青年干部领导，这造成基层组织缺乏活力和吸引力，进而导致日共地方议员议席减少，削弱其在地方议会的影响力。

另外，日共与其他左翼政党在群众基础和政策主张方面出现同质化趋势。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与日共有一部分共同的阶级基础，都代表工人、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学生和中小企业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日共的群众基础和支持力量。另一方面，以日共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因其代表的阶级力量部分重合，决定了它们所制定的相关政策以及选举策略具有一定相似性。如在2019年统一地方选举中，日共提出“终止消费税增税至10%、降低国民保险费用、增进国民福祉、反对修改宪法9条等主张”[8]，这明显与社会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立宪民主党等在野政党的政策主张具有相似性，也势必削弱日共议会选举政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二，从日本的政治格局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形成的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对峙的“五五年体制”于1993年瓦解，革新势力的社会影响力也随之急剧下降，日本政治格局转变为保守势力相互竞争的局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自民党等保守势力在日本政治格局中长期占据绝对优势，使国家的政策方针向有利于右翼势力的方向发展。右翼势力依靠强大的财力支持和完善的舆论宣传体系加强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营造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舆论氛围，与国际反共势力一起压制日共发展，使基层国民对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出现反转。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右翼执政党通过调整方针政策，回应基层国民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还通过局部改革为基层国民谋取一定福利。日本右翼执政党对广大国民实行的怀柔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也扩大了自身影响力。这与日共的政策主张很难得到国会采纳，更不可能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并落实形成鲜明对比。右翼政党在基层国民中的认同度和支持率不断提升，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日共的群众基础。

一些新兴政党的成立也直接削弱了日共的群众基础。从2005年开始，日本一些新兴地方性政党成立并迅速发展。如大家党（2009年）、NHK守护国民党（2013年）、维新党（2015年）、诸派（2016年）、希望之党（2017年）、令和新选组（2019年）等。这些地方性政党成立之初就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且政策主张比较灵活务实，一经成立便赢得一定数量的地方议席，得到一定数量无党派地方议员的支持。“大家党在2010年选举中仅获得1个议席，2014年就获得237个；2016年诸派党首次参选就获得378个议席，2018年获得510个议席。”[9] 在地方议会席位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新兴政党无疑会分散传统政党的群众选票和议会席位。日共作为传统左翼政党，受到的冲击最大。

日本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给日共参与地方议会选举带来致命打击。1999年，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在全国推行“市町村合并改革政策”[10] ，原有的基层行政区域被改变，直接增加了日共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推举候选人、参与竞选和助选活动的难度，日共原有地方议员的群众基础也被破坏。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日共综合实力持续衰退，导致现有力量根本不能支撑其在新的行政体制内重新构建选民基础，只能尽力维护原有的、在新选区能够保证赢得议席的地方议员。2006年，日本完成市町村大合并之后，“日本的市町村议席数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初的62800多席减少到41600多席。此后，市町村地方议席总数连年减少，如今仅剩29726席”[11] 。这无疑给日共维护和争取更多地方议会席位带来致命打击。在日本偏向右翼的政治生态中，与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相配合，右翼执政党通过行政手段构建不利于日共的地方议会选举体制，以达到压制日共等左翼政党发展的目的。日共在地方议会席位的优势逐渐丧失，并最终被自民党、公明党反超。

第三，从日本的社会环境来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日本各阶层的保守思想越来越强，国民更倾向于追求富足稳定的生活，政治立场上求稳怕变，特别是年轻一代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不高，他们更注重个人的现实感受和价值实现，对共产主义目标不感兴趣。日共希望通过社会革命或社会变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被排除在主流社会思潮之外。同时，在右翼政权主导下的长期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氛围中，日本基层国民对日共的认知也存在误解和偏见，导致日共的政策方针得不到基层国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日本共同通讯社的调查数据显示：“自民党在比例代表选举中的支持率占据首位，各年龄段愿意投票给自民党的比例超过35%，其中20~30岁之间的人所占比重最高，达41.1%，30~40岁之间的人为40.6%。”[12] 日本社会保守化趋势增强，为自民党和公明党等保守势力迅速崛起、打破日共地方议席的绝对优势营造出有利的社会环境。

受社会环境变化影响，日本各级工会也出现右倾化趋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日本的各个工会不再继续支持特定的社会主义政党，也不与其结成同盟，而是朝着独立于政党的方向发展”[13] 。日共与工会原有的特定关系难以为继。工会不再为日共统一地方选举充当后援会，更不会为日共地方议会选举的候选人拉票。虽然日共、社会民主党也对资方企业损害工人利益的行为作出反应，但与工会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保守势力抗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通过加强与基层国民的沟通与联系，回应基层国民的诉求，以地方议会选举斗争为载体牵制右翼政权、为国民争取利益，是日共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实现逆势跃进的战略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地方议会席位持续减少的挑战，日共制定出一系列地方议会选举策略，以争取赢得基层选民的选票支持，巩固和扩大自身群众基础。

第一，加强参与地方议会选举的组织工作，增强自身对基层国民的影响力。日共提出，要积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提升对基层国民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以争取更多支持者为目标，调动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引领作用，以团结包括党的支持者在内的基层选民，从而赢得更多选民的选票支持。日共尤其提出要通过强化其领导的地方议员的日常活动，努力争取与国民、相关团体联合起来共同为维护国民利益而奋斗，进一步增强国民的信任和支持。此外，日共通过团结党的支持者、《赤旗报》读者、后援会会员等力量，使其成为党的坚强后盾，以弥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力量不足的缺陷。日共还引导党的支持者宣传党的选举政策，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第二，明确议会选举策略和目标，强化落实地方议会选举工作。在2019年地方议会选举后，日共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下一次地方议会选举目标。为了迎接2023年统一地方选举，日共强调“在保持现有地方议会议席基础上，着力争取空白地区议席，实现地方议席稳步增加，着力提升地方议席占有率，重新夺回和巩固地方议会第一大党地位”[14] 。日共还提出一系列要求：把地方议员议席占有率、赢得地方议会议案提案权、争取赢得本党地方议员空白选区等目标具体化，让各个党支部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得票目标，以赢得地方议会选举；各党支部提前确定下次地方议会选举候选人，有计划引导党的候选人做好日常准备工作，加强与基层国民的交流和联系并获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努力为赢得未来地方议会选举的胜利做好充分准备；党支部不断加强政策宣传、团结党的支持者，以促进地方议席稳步增加。

第三，发挥基层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基层国民的沟通与联系。日共提出以党支部为中心，要求所有党支部、党员以赢得地方议会议席为目标，举办向广大国民阐释党的纲领和政策主张以及讨论日本未来发展的集会、讲座和演讲等。特别是通过举办职场青年、学生和不同职业工人的集会，让年轻一代感受到党的独特魅力，从而凝聚思想共识，赢得其选票支持，同时也为党的事业持续发展吸纳后备力量。比如，在2019年统一地方选举中，和歌山县西牟娄郡区日共的党支部就“以夺回县议会席位为目标，从国家和地方政治、党的纲领理念等方面回应国民切实关心的问题，先后召开60次集会、吸引600多人参加”[15] ，这对日共凝聚地方议会选举的支持力量具有一定帮助。

第四，加强与右翼政党的政治论战，提高基层选民对自身方针政策的认同感。日共高举“国民是主人公”的思想旗帜，通过政治论战的方式向基层国民阐明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以赢得基层选民的思想共鸣，争取更多选票支持。近年来，日共围绕“禁止消费税增税10%、降低国民保险费用、学童保育、医院学校公共设施建设”[16] 等国民关心的问题展开政治论战，坚决反对地方自治体集约化改革，要求发挥居民福利机构自治体的应有作用，努力促进地方政治良性发展。这些举措对赢得基层选民的选票支持有所助益。

第五，注重提高女性地方议员候选人和议员比例，以赢得女性国民的同情和支持。目前，性别歧视成为阻碍日本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论坛对男女平等水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男女平等排名跌到历史最低，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21位，比去年下降11位。并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排名倒数第一。”[17] 日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反对歧视女性，主张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注重引导女性参与政治生活，要求缩小男女工资差距，实现男女机会平等、同工同酬，要求消除户籍法、民法中歧视女性的条例，实现夫妇别姓等，在国民心中树立起为男女平等而斗争的政党形象。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日共还主张提高女性地方议员候选人和议员的比例，这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女性国民支持和帮助日共地方议会选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有助于赢得女性选民的选票支持。目前，日共女性地方议员有1000人，是日本所有政党中女性地方议员最多的政党。在2019年统一地方选举中，“日共道府县议员中女性占52%，市议员中女性占52%，市町村议员中女性占40%”[18] 。这已经成为日共的显著特色。

从目前形势来看，短期内日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难以彻底转变。日共虽然积极调整地方议会选举政策，但其在地方议会席位下降的趋势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日共想要扭转地方选举衰退趋势，重新夺回地方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课题“日共21世纪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认识的变化及其原因研究”（2020YJBWT01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资助课题“日本共产党百年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MGCJB2020001）的阶段性成果。

[1] 「日本共産党の地方議員数」，//www.jcp.or.jp/web jcp/html/giin.html.

[2]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1922~1982）》，段元培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2页。

[3]山下芳生「日本共産党第28回党大会第二決議案についての中央委員会報告」、『しんぶん赤旗』2020年1月17日.

[4]「日本共産党の財政：政治資金収支報告」、https://www.jcp.or.jp/web_jcp/html/seiji-sikin-syuusi.html.[5]“三项基本原则”：参加党支部会议、订阅《赤旗报》、缴纳党费。

[6]「日本共産党第24回大会決議」、『しんぶん赤旗』2006年1月15日.

[7]「日本共産党第28回大会第二決議（党建設）」、『しんぶん赤旗』2020年1月19日.

[8]「統一地方選挙政策アピール暮らしに希望を力あわせ政治を変えよう」、『しんぶん赤旗』2019年1月19日.

[9]「地方公共団体の議会の議員及び長の所属党派別人員調」、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78891.pdf.

[10]総務省「広域行政市町村合併市町村合併資料集」、https://www.soumu.go.jp/gapei/gapei.html.

[11]「地方公共団体の議会の議員及び長の所属党派別人員調」、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78891.pdf.

[12]共同通信社「立民、18、19歳で支持低迷比例、全世代で自民トップ」、https://this.kiji.is/525648875244029025.

[13]朱艳圣：《冷战后日本工会与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发展与新变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14]「日本共産党第27回党大会第7回中央委員会総会決議：日本共産党第28回党大会成功へ、共闘の時代の歴史的可能性をくみつくし、強く大きな党を」、『しんぶん赤旗』2019年9月16日.

[15]志位和夫「日本共産党第27回党大会第6回中央委員会総会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しんぶん赤旗』2019年5月13日.

[16]「日本共産党第28回党大会第一決議（政治任務）」、『しんぶん赤旗』2020年1月19日.

[17]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0”,https://cn.weforum.org/reports/gender-gap-2020-report-100-years-pay-equality.

[18]志位和夫「日本共産党第27回党大会第6回中央委員会総会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しんぶん赤旗』2019年5月13日.

[作者简介]：朱旭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