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政治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郭春生

【内容提要】：俄罗斯在确立多党制度后，虽然经历了30年的发展演变，但其政党政治仍然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各主要政党普遍存在着党建的难题，政党之间的良性竞争也没有建立起来。曾经作为全联邦第一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组织建设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加上背负着苏联共产党的沉重历史包袱，致使党的力量逐渐衰退，越来越失去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政党政治；统一俄罗斯党；久加诺夫

1990年6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91年12月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宣布独立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经历了剧烈变迁，最终确定了一党独大、多党共存的政党格局。同样在1990年6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随着国名更改而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也宣告成立。作为原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俄共持续变化，但在俄罗斯政党格局中一直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本文尝试分析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特征及俄共在俄罗斯政党体系中的地位及前景，不妥之处请专家指正。

一

当今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奠基于苏联后期的多党制。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政治，在他倡导的公开性与民主化的政治氛围下，到1989年苏联已出现成千上万的政治性组织。但苏联这时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多党制，按照苏联宪法第六条的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其他政治力量没有权利争取领导权，亦不为法律所承认，因此这时苏联还不是真正的多党政治。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是年3月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从法律上完成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步骤，使苏共成为与其他政党地位相同的政治力量，苏联也由此结束了一党政治，正式进入了多党竞争的时代。1993年的俄联邦宪法第十三条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多党制：“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是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完成的，统一的苏维埃联盟国家崩溃了，长期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以被强制终止活动的形式消失了，争夺政治权力的纷扰仍在延续，经济衰退、民生破坏、人才流失……并且，多党政治也远未完善。直到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党政治。 

以2001年7月《政党法》的颁布为时间节点， 多党制时代的俄罗斯政党政治经历了前后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在《政党法》颁布之前，这一阶段的首要特征是：以新宪法为基础，政党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政党政治运行的基础是1993年12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进行的国家杜马选举成为各政党宣示自己政治力量的舞台。根据杜马选举规则，国家杜马的450名代表中，有一半即225名代表在全联邦选区按照政党或竞选联盟比例代表制原则选举产生。这样，政党就正式被承认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在杜马选举及其之后的杜马活动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而使政党的参政特征真正体现出来。这个阶段政党政治的第二个特征是政党的不稳定及其活动的不规范。虽然俄罗斯进入政 党政治时期，各政党拥有了国家杜马这样的活动舞台，但总体来看，政党的活动仍然延续着此前的街头政治风格，政党活动不稳定，在外部环境上也没有稳定的政治活动空间；就政党自身而言，许多政党甚至没有稳定的政治纲领，政党领导人更换频繁；政党众多，政党产生和消失的速度都很快。这一阶段政党政治的第三 个特征是：政党间以及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对立严重。首先，左、右两端的政党力量比较强大， 持中间立场的政党力量相对薄弱；其次，各政党纷纷将自己的独特性作为吸引民众的旗帜，因此极端民族主义的、宗教性的、地方性的政党纷纷出现；再次，政党之间的相互攻击更为频繁，许多政党为强化自己在公众中的印象，常常对其他政党进行攻击，造成政党间关系的紧张状态；最后，政党与总统及政府之间的斗争比较激烈。这一时期左翼政党在国家杜马中占有一定优势，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对总统和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提出批评，并在杜马中行使相应的权利，与支持总统和政府的政党进行斗争。

总之，这一时期属于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初始阶段，不成熟、不稳定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2001年7月俄罗斯颁布《政党法》，这使俄罗斯政党的活动具备了一个新的法律基础，核心内容之一是提高政党及社会组织注册的标准，从而达到降低政党及社会组织数量的目的。事实上，“按照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1998年有200个左右的组织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到2003年选举时仅有44个可以参加选举。”2004年11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政党法》修正案，再次提高了政党注册的标准，并要求各政党在2006年1月1日前重新注册，未达到注册要求和未按规定注册的取消政党资格。结果，只有17个政党符合要求而获得注册。这样，俄罗斯政党数量由《政党法》颁布前的几百个锐减到数十个，在修正案实施后再减至十几个。

在对政党进行规范约束的同时，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加强。根据2002年12月普京总统签署的国家杜马选举法规定，只有政党或政党与其他社会联合组织结成的选举联盟才有权提出联邦代表候选人；在次年1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中则规定，符合《政党法》规定的政党有权提名总统候选人；2007年开始，所有国家杜马代表均按政党代表制原则选举产 生，这也就意味着不能得到政党支持的人选也就不可能成为杜马代表。由此，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得到加强和凸显。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党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出现。普京担任总统后，致力于建立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2001年12月，“团结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 运动联合改组成立了“全俄罗斯统一和祖国党”，通称“统一俄罗斯党”。普京亲自参加成立大会并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需要能真正博得俄罗斯的尊敬和支持的政党。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始终不渝地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成立后即成为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党，其拥有的杜马席位具有压倒性优势。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 这些特征显示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独特性。

第一，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格局。统一俄罗斯党自成立时起，就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政党，它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数量和政治影响力都是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统一俄罗斯党成立前，俄共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党，总共有110个议席，居第二位的“团结党”有74个议席，然后才是“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运动，总共有66个议席。合并后的统一俄罗斯党随即取代俄共成为杜马第一大党。此后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更加明显，议席数达305个，占总数的67.78%，比占第二位的俄共高出57个百分点；第五届国家杜马情况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统一俄罗斯党议席达到396个，第二位的俄共只有27个；2011年12月进行的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为48.5%，第二、三、四位的俄共、“公正俄罗斯”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依次为19.8%、12.8%和11.42%，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虽然有所削弱，但其头号政党的地位依然无可撼动；到2016年的第七届国家杜马时，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又有所加强，得票率达54.19%，而俄共的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3.34%。

从政治影响力上看，统一俄罗斯党也远远高于其他政党。众所周知，统一俄罗斯党是在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普京（此后还有梅德维杰夫）的扶植和支持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政权党，是贯彻和执行普京强国战略的工具。凭借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中的优势，普京和梅德维杰夫的执政方针和国策可以顺利地得到通过和落实。同时，统一俄罗斯党因为与最高领导人的这种特殊关系而拥有了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政治影响力。

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特征 是俄罗斯追求国家统一和富强的正常反映。在经历了国家分裂、国力衰退和长期的局势动荡之后，俄罗斯民众要求国家的统一、强大和生活的稳定。2000年2月，普京在参加总统选举时就表达了统一、强国和稳定的愿望，他代表选民指出：“许多俄罗斯人在说‘我们的土地富饶，只是没有秩序。’”所以，统一俄罗斯党实 际上是应运而生，该党的一党独大局面代表和体现了党的意志和民众意志的一致性。而普京就成为俄罗斯民众意志的集中代表者，他不仅推动了一党独大局面的形成，而且利用一党独大的优势，使自己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在杜马中得以顺利通过和贯彻执行。

然而，在俄罗斯政党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统 一俄罗斯党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因为与国家最高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统一俄罗斯党通常被称为政权党。虽然追求政治权力是一切政党的重要目标，但政党与政权之间确实存在着严格的分界线，特别是政党不能失去独立性而湮没于政权之中。统一俄罗斯党是在最高权力的推动下成立的，这使它一开始就是以政权党 的身份出现，之后它也作为一个政权党而存在，充当最高领导人的传声筒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者。但是成熟的政党政治具有自身的规律，对统一俄罗斯党而言就是必须实现从“政权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意味着它必须建立自己稳定的选民基础，规划和制定党的稳定的纲领、方针和发展路线，向一个成熟的政党的方向迈进。这些对统一俄罗斯党而言显然是任重道远的。

第二，总统主导下的多党制。根据1993年通过的联邦宪法，俄罗斯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组阁权属于总统而不属于杜马中的多数党，杜马对总统的弹劾权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俄罗斯就此确立了以联邦总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在俄罗斯政党政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政治权力核心的总统发挥着关键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俄联邦宪法就是在到底是总统主导还是议会主导国家权力的争执中诞生的，当时俄共在议会中占据着优势；进入新千年后，《政党法》的颁布和修改也都是在总统的指导下完成的，都忠实地贯彻了总统的意图，而《政党法》也对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统一俄罗斯党的出现和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形成也是总统努力的结果。在这种强总统、弱议会的体制下，以杜马为中心舞台的各政党自然也不可能在与总统的政治博弈中占有优势；联邦总统在政治体系中利用总统的强势地位，利 用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中的一党独大，在俄罗斯多党政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三，政党的不成熟性。正像统一俄罗斯党的不成熟性一样，俄罗斯的其他政党也带有明显的不成熟特征。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俄罗斯社会仍处在转型时期，政治和社会力量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作为各种政治力量和多种政治意愿的反映，各政党自然也会不断调整，政党自身的发育很不成熟。直至当今，俄罗斯各政党仍然普遍面临着社会基础不稳定、理论纲领不完备、政党目标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政党的不成熟性还表现在政党的分化组合十分频繁，统一俄罗斯党也是由分化组合而来。作为统一俄罗斯党的前身，1999年9月成立的 “团结党”也是在叶利钦和普京的支持下仓促成立的，“是典型的为参加议会选举而成立的组织，没有明确的理论纲领和政治主张，提出的竞选口号明确表示‘支持政府、维护稳定、发展经 济’。”俄罗斯政党产生与消亡的速度很快，这也是其不成熟的表现。据统计，截止到1992年6月，在司法部门正式登记的政党和组织的数量达1000多个，1998年11月减少到250个，2000年12月为180个。在提高了政党注册的标准后，2006年1月前，完成注册的只有17个政党。2012年，俄罗斯又适当放宽了政党注册的标准， 到当年10月，注册政党有40个。

俄罗斯政党的不成熟和不稳定也在俄共的变化中表现出来。在当前的政党政治和政党体制下，俄共的发展和前景又是怎样呢？下面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

俄共成立初期，宣布其基本任务是与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8•19事件”后，叶利钦宣布停止俄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经过斗争和努力，1993年2月俄共召开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即重建与联合大会。3月，俄共在司法部获得登记，正式完成了重建任务。俄共恢复合法活动后，提出以推翻现政权为党的主要任务，并主要以街头抗议的方式与当局 作斗争。到1993年底的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俄共认识到了合法的议会斗争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就坚定了俄共参加议会斗争的信念。从此，议会斗争和街头抗议成为俄共并重的斗争形式。但是，俄共纲领的产生却极其困难，一直到1995年1月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俄共才正式通过了党的纲领，并且在此之后又经过了三次修改：在1997年4月召开的四 大和2002年1月召开的八大上，做了两次修改和补充；2004年1月中央主席团提出对纲领进行新的修改，2008年11月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的不断修改一方面反映时势的快速变化，另一方面则说明俄共的不成熟。

俄共在组织上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看，俄共党员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仅自1990年6月成立到1991年7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7万多名党员宣布退出。“8•19事件”后又有大批党员宣布退党。尽管如此，俄共仍然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政党，重建之后约有55万名党员。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共力量达到顶峰，主 要不是表现在党员数量的增加上，而是表现在国家杜马选举上。在1995年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获得22.3%的选票、157个议席，这使俄共成为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党，俄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Геннадий Селезнёв）担任了国家杜马主席。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以“公民的福祉高于一切”为口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32.04%的选票，只略低于叶利钦的35.28%。这也显示了俄共的力量。但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局限，俄共不仅未能将俄罗斯大量的左翼力量联合起来，其自身也不断出现矛盾和分裂。在叶利钦执政后期，谢列兹尼奥夫违反俄共中央决定，带领20多名议会党团成员投票赞成政府总理的提名和政府的预算案，显示了俄共内部 的矛盾。进入新千年后，以2000年3月久加诺夫竞选总统再次失败为转折点，左翼力量特别是俄共内部进一步分化，“共产主义工人党”等左翼政党拒绝和俄共联合；2000年7月，以俄共中央委员奥列格•舍宁（ОлегШенин）为代表的“列宁派”退党，并组织“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共产党”；作为主席团成员的谢列兹 尼奥夫虽声称不分裂俄共，却另组建了“俄罗斯运动”；2002年4月，中右派议员联合剥夺了俄共7个杜马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谢列兹尼奥夫拒绝俄共中央要求其辞职的决定，5月25日，俄共中央决定将他开除出党；被开除的谢列兹尼奥夫在“俄罗斯运动”的基础上于9月7日组建了“俄罗斯复兴党”，声称要代替俄共成为俄罗斯左翼力量的代表。该党到2003年6月即已达到7万人，其中许多人来自俄共。俄共组织的分裂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也表明俄共这一政党的不成熟和不稳定性。随着俄共的步步分裂，它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也逐渐丧失。

俄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重要力量，并且一度是最大的力量。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统一俄罗斯党出现前，除第一届国家杜马外，俄共连续在两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获最高得票率，是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政党。但是从第四届国家杜马开始，俄共的优势丧失了，统一俄罗斯党取代俄共并连续在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成为影响最大的政党。俄共优势地位的丧失固然与统一 俄罗斯党的崛起有关，但其自身的分裂和衰落 也是重要原因。

2003年12月，俄共不仅在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遭遇失败，同时也再次遭受了分裂的阵痛。在12月举行的俄共中央全会上，62名中央委员联名要求久加诺夫和中央主席团辞职；2004年7月初，俄共内部反对久加诺夫的一批人另行召开了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试图代替久加诺夫为首的党中央，在被俄司法部否决和拒绝注册后，他们于9月11日另行组建了“全俄罗斯未来共产党”。由此，俄共的实力再次受到极大损害，到2005年10月的十一大时，党员人数只有18.8万；2006年，党员人数减少至18.4万；到2013年俄共召开十五大时，党员人数已经降到了15.7万人。之后则变化不大，2016年为16.2万人。

俄共因意见分歧而不断分裂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这反映了俄共在和平时期政党政治背景下处理党内分歧问题时的不成熟。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政党，内部存在意见分歧是政党生存的常态，因为作为党的领导成员，一般都希望党能够不断发展和强大，但是，大家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路又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在和平建设时期，成熟的政党一般都会求同存异，在党内民主基础上维护党的一致和统一，使党的 力量不断壮大。那种动辄使用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对于党的发展壮大有害无益。再者，在当今俄罗斯政党政治背景下，俄共要想发展壮大自己就必须考虑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的情况，进行开放式的政党建设，固执地沿袭苏联共产党那种关起门来搞内部建设的模式只能使党越来越远离公众，导致被其他政党超越。俄共在决定开除谢列兹尼奥夫 时，普京总统曾出面调解，而俄共对此不予重视，这也表明俄共还没有完全适应政党政治的环境，不能正视其他政治力量的意见。

就像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表现一样，进入 新千年以来，俄共的力量呈持续衰落趋势。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组织上分裂的因素以外，综括起来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俄共一直未能提出一套对公众有吸引力的理论纲领。如前所述，俄共纲领自艰难诞 生后就一直不够稳定，这影响了民众对俄共的认知。既然民众看不到明确而稳定的纲领主张，自然也不可能给予明确而稳定的支持。再者，现阶段俄共的许多理论判断，如俄共对现政权的判断：“罪恶的买办资本家政权”、“国家机器表达的完全是以寡头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和意志”等等，在俄罗斯也有巨大争议。苏联剧变后，特别是在普京时期，俄罗斯的中央政权十分稳固，得到多数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而俄共对现政权的这种判断显然不能得到这些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此外，俄共纲领也有不少没有说服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论述，最明显的是先赞许苏维埃历史上“在极短的时间内采用动员经济的方法，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整 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快速进行了农业集体化……”，但在后面又表示，要“消灭臭名昭著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消灭对乡村及其劳动者的掠夺”。而在事实上，后面要消灭的恰恰是前面历史成就的必要条件，没有后面所述的条件则没有前面所说的成就，消灭了条件也就等于否定了成就，其中的自我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俄共在组织上存在重大缺陷。其一是前面提到的组织上的分裂。其二是俄共组织的地域局限性。虽然俄共有苏联解体前共产党地域分布广泛的基础，但在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中，俄共地方组织却在逐渐萎缩，变成了一个以工业城市为中心的政党，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组织数量和党员人数越来越少。其三是对年轻人缺少吸引力和党员的不断老龄化。俄共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极其微弱，忠诚的俄共党员绝大部分是对原苏联共产党怀有留恋之情的老党员。这导致俄共的严重老龄化，2000年党员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4.9岁，2006年是58岁，30 岁以下的年轻党员仅占党员总数的7%。

三是历史的拖累。俄共在1990年成立时宣布自己是苏联共产党的组成部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成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共事实上也被民众视为苏共的继承者。但是，俄共对苏共的这种继承关系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 这种继承关系维持了俄共支持者的相对稳定性，留恋苏共的老共产党员是其坚定的支持者；另一 方面，这种继承性也使俄共很难吸引当代俄罗斯社会的新生力量，在经过戈尔巴乔夫时期的 动荡之后，到1990年前后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苏共已不被公众认为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党，而被认为是一个特权的、官僚的党。这种基本认识至今仍在俄罗斯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再者，虽然俄罗斯社会对20世纪苏共历史存在广泛争议，但对苏共历史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反感则是普遍的，这也是影响公众对俄共认同的重要历史因素。

四是最高领导人久加诺夫的个人因素。俄共自1993年2月第二次非常（重建）代表大会以来，久加诺夫一直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迄今已近30年之久。久加诺夫是杰出的党的领导人，1996年和2000年，在俄共的推荐下，他先后以 人民爱国力量联盟和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的名义参加了总统竞选，虽然以40.3％和29.21％的得票率先后输给叶利钦（53．8％）和普京（52％），但表明他是唯一可与当选总统较量的竞争者。但是，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职务长期由一个人担任，这表明该党还没有建立起健康的最高领导人更替机制。尤其是俄共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 的衰落趋势和因久加诺夫本人引起的党内意见分歧，更需要有新领导人的新思路带领党走出困境。苏共近70年的执政史在最高领导人的更替上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最高领导人要么病死任上，要么被“宫廷政变”赶下台，俄共不能再走苏共这样的老路，尤其是不能再走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政治”、“病夫政治”的老路。久加诺夫本人在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上缺乏远见卓识，他的许多认识和行为也表现出他的局限性。例如，在出现党的严重分裂的2004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后，久加诺夫没有深刻反思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而是将大会通过的党的文件视为拯救俄罗斯的良方，认为它“包括了我们面临的特别问题的总和，关于和平，关于俄罗斯生活所有方面的构建……”，并对俄共的力量表示自信，认为“我们能够改变局势并开始从严重危机中走出来。”而事实上，这时俄共在党的建设上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2008年和2012年，久加诺夫又先后两次参加了总统竞选，虽然他的得票率仍然只是低于当选总统，但这两次他的得票率都是刚刚超过17%，这也显示俄罗斯民众对这位俄共领导人的认同率越来越低，久加诺夫将来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2018年，俄罗斯进行了新一届总统选举，俄共不再推举久加诺夫为候选人，而是选择无党派人士巴维尔•格鲁吉宁（Павел Грудинин）作为候选人，结果仍名列第二，获得11.8%的选票。

综上，在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背景下，俄共的发展形势和发展趋势表明，在最近的一个时期里，哪怕俄罗斯发生十分剧烈的政治变动，俄共也很难在这种变局中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俄共将难以改变持续衰落的趋势。也就是说，要想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有更大的作为，俄共非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不可。

三

事实上，在普京长达20年的治下，当代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均处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之中。经济上的状况不必多言，对能源产业的严重依赖至今未曾得到改变。再加上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加强了经济制裁和封锁，使得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衰退严重，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经济危机必然影响政治生态，表面上长期稳定的政党政治也受到冲击。长期以来，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而存在，政治地位相当稳固。然而，经济的停滞和退化削弱了该党的社会基础，这个由中央和地方实力派集团控制的政党越来越被看成各种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这些实力派依附在普京周围，无非是想利用普京的权威获得更大的利益。由此看来，统一俄罗斯党表面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内部并无多大的凝聚力。所以，就像它的形成十分仓促和突然一样，由 某种契机而导致内部危机爆发甚至突然解体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这也是俄罗斯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内部潜藏着的巨大危机。

2018年的总统选举将统一俄罗斯党的危机暴露于世人面前。普京一反常态，抛开统一俄罗斯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结果，这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普京的竞争力，他以76%以上的高得票率当选新一届总统，比作为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的上一届总统选举足足多出13个百分点。

再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2016年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得票率比2011年第六届减少近6个百分点，而且其13.34%的得票率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13.14%的得票率几近相同，“千年老二”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在2018年总统大选时，俄共也意识到必须做出某些改变，他们不再推举自己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做总统候选人，而是推选莫斯科“列宁”集体农庄董事长格鲁吉宁。在俄共看来，第一，格鲁吉宁经营的集体农庄体现了共产党坚持的集体化和公有制原则；第二，此举意在向公众显示，俄共也是一个积极求变并追求经济发展的政党，同时格鲁吉宁出生于1960年，他的进入起码还可以显示俄共更新年龄结构的诚意。然而，事物的另一面则是，一些俄共的传统支持者认为，格鲁吉宁是一个大资本家，共产党人推举一个大资本家为候选人本身就很成问题。况且，格鲁吉宁原是统一俄罗斯党成员，此前曾代表统一俄罗斯党当选地区杜马代表，此次在被推选前也尚未加入俄共。此外，在民众心目中，不管是谁代表俄共参选，俄共都是苏联时代旧官僚和左翼意识形态的代表，这既使俄共拥有一批稳定的支持者，又严重妨碍俄共获得新的支持力量。

总统大选结果显示，格鲁吉宁得票率为11.8%，虽然仍位居第二位，但比上次大选久加诺夫获得的17.18%又少了5个多百分点。也就是说，2018年总统大选再次显示俄罗斯政党政治的不稳定性和各政党的不成熟性，同时也显示出，在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中获得第二名的俄共，即便没有获得第一名的统一俄罗斯党和普京与之竞争，俄共及其候选人也不可能自然 而然地成为第一名。

在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政党政治中，俄共始终不能居主导地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有所提及的历史因素，即俄共背负着原苏联共产党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如果对此稍作展开，那么这个包袱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共产党”这一名称。从历史渊源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共产党宣言》时，刻意不用当时更流行的“社会主义”而用“共产主义”一词，主要是因为，“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所以他们把成立的组织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为该组织起草的纲领称作“共产党宣言”。不过，从进入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视为同义语，并且更多地使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19世纪中后期各国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多称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作为左派的布尔什维克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召开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列宁提议将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为俄国共产党（布）。随后各社会民主党左派纷纷更名为共产党，在东方落后国家也新成立了许多共产主义政党。不过，也是从此时起，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主义政党长期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处于对立和相互攻击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攻击苏联共产党的“专制”和“独裁”，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缓和。再加之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对苏联共产党大加鞭挞。所以，苏联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更证明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失败的政党。此外，因为苏联共产党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为连“社会主义”一词也被苏联共产党玷污了。于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干脆在指导思想上也回避了“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由此而来，作为苏联共产党继承者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首先要背负苏联共产党的骂名。其二是苏联共产党很多政策失误确实成了后继者的沉重包袱。在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备受争议的事 件，给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诸如“大清洗”事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的签订、“卡廷森林”事件、战后贻误新科技革命等等。这些事件均因为苏共败亡而无限放大，妨碍作为苏共继承者的俄共获得更多民众的信任。当苏共败亡已经过去30年，苏联共产党的消极影响逐渐淡化，但仍然是俄共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一到紧要关头，竞争对手就会翻出这些历史旧账，把它作为打击俄共的有力武器，从而导致俄共无所作为。

由此看来，即便俄共尽力做出并且已经做出某些变革，如果不能卸下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紧要关头仍然难有大的作为。

[作者简介]： 郭春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