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社会主义进程与“更新”:国家制度构建的视角

——兼评《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修订版）

韩晗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理念融入与现实问题应对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构建的两个关键维度。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受到国家历史进程、内外部复杂形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古巴社会主义选择了以理念为基础的制度化进程，在革命主义、人本主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等思想引领下，古巴坚持探索具有国家特色的政治、社会、外交以及经济制度的建设路径。在劳尔·卡斯特罗主政时期，古共顺应现实诉求，开展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在制度层面，“更新”秉承务实的理念。古巴力求构建公平的国家体系，依靠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制度的效能，大幅提升了国家软实力，在对外领域中，获得了超越国家范畴的影响力。这也部分得益于古巴兼顾内政和外交的平衡发展思路。社会主义不仅是古巴民众对国家发展的路径诉求，也反映了拉美地区的政治思想演进。古巴选择经济社会模式“更新”路径，是国家制度构建应对新时期挑战的积极表现。面对外部威胁和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加之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压力，古巴将不断通过实践探索，维系国家理念传承与现实问题应对之间的制度平衡。

 关 键 词：古巴  国家制度构建  社会主义 经济模式“更新”

 在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古巴是中国民众认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民众所肯定的核心内容是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成果。相较乐观、友好的民间认知，我国学界对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成果分析则更为客观和严谨。诚然，古巴的社会主义具有制度理念优越性，但随着制度实践的长期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理性看待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现状？学界论述尚付阙如。本文从古巴的制度选择出发，分析其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的理念融入与现实应对，探讨这两者在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积极作用与制约性影响。此外，结合《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修订版）一书中毛相麟和杨建民两位学者对古巴各领域制度建设与成果的观点予以评述。

 一、古巴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与理念融入

 保护和维护个体公民的权利是当代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实现的前提是国家制度的稳定与发展。革命胜利后的古巴面临着更为迫切的形势。国家政权不仅需要保护革命成果，更需要通过制度确立发展路径，以政府机构和制度体系维系国家的独立与稳定。古巴的制度选择发端于多数民众的进步意识，是内外多重因素下的应然之路。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巴政治进程较为稳定，重要的制度因素之一在于清晰的理念指导。经历了受压迫的国家历史，古巴社会主义选择以革命理念与人本主义为主线，外交领域以国际主义及人道主义为重点，为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持。

 （一）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

 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古巴因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具有国别特殊性。西方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对古巴在革命胜利后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问题给出充分的解释。诸多英文文献得出了古巴制度选择“错误”的片面结论。自革命胜利以来，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已延续半个多世纪，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国家制度存在的逻辑性。影响国家制度选择的因素颇多，作为国家行为体，古巴制度选择主要受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民众诉求以及外部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对古巴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持近似观点，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即：历史性、必然性和国家领袖因素。

 古巴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长期遭受外国控制后的历史性选择。在历经了400余年的外国殖民统治与事实控制后，古巴人民深切盼望国家独立自主，这唤醒了古巴的民族独立意识。19世纪末，社会主义思想在古巴工人、农民中间广泛传播，将“苏维埃”建制理念播撒在工厂和种植园。可以说，西班牙、美国对古巴的统治催生了古巴人民对平等、公平制度的向往。因此，受压迫的历史是古巴社会主义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鉴于美国对古巴经济的长期渗透与控制，为了发展独立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古巴的不二选择。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引起了美国对其在古利益、失去对古控制权的担忧。于是，美国策划了贸易威胁、甚至是对古巴的军事干预。面对这一形势，古巴革命主要领导力量“七·二六运动”基于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诉求、其他党派（主要是古巴人民社会党，即古巴共产党）的意见，做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选择。

 从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古巴特殊的制度历程。这一过渡生发于民众的意识中，通过政治领导人外化为古巴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行为。国内多数学者对古巴制度选择问题的观点认为它是当时古巴国内多重社会运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着民众对彻底改变国家现状、冲破内政外交不公平制度的诉求，是古巴民主道路的必然选择。尽管古巴革命是民族民主性质的，革命以实现“蒙卡达纲领”为目标，但在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建立城市、农村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卡斯特罗进一步明确了民众的制度需求，坚定了古巴的反帝斗争和民主改革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

 此外，基于古巴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及彼时的国际格局，也应考量到外部因素对古巴制度选择的客观作用。美国作为周边邻国，其对古巴的制裁和封锁政策考验着古巴革命政权的建设能力。为此，古巴选择了借助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保障革命胜利成果。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为古巴输送了先进思想，更重要的是协助古巴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从选择到建立的关键性过渡。

 （二）古巴社会主义的革命与人本理念

 古巴的制度选择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最主要的内生性原因在于坚持革命理念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并重。古巴经历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最具代表性的何塞·马蒂本土革命思想是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生长的思想沃土。早在1895年，古巴革命先驱何塞·马蒂就明确了古巴乃至整个拉美地区发展的地缘政治威胁——美国。在其代表作《我们的美洲》中，何塞·马蒂提出应利用安的列斯群岛的天然优势，建设阻击美国南下侵略的屏障。古巴能时刻对国家地缘政治威胁有着清醒认知，得益于坚持革命的指导思想。《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第一章即开宗明义地论述了古巴的历史进程对革命意识形成的作用：经历了西班牙3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与美国半个多世纪控制，这造就了古巴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古巴制度建设秉承革命先驱的思想，才能克服美国各个时期的威慑、侵略与制裁。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史无前例地宣布重启“赫尔姆斯—伯顿法”（1996年颁布）第三章，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经济、金融、贸易三重制裁，再次印证了马蒂对“庞大邻居”的扩张性地区战略的判断。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古巴长期坚持革命理念寓于制度的构建路径，制度效能已颇具外溢性影响，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对古制裁政策打击地区左翼力量。

 人本主义是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另一个准则。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革命先驱曾提出古巴人应该热爱古巴、热爱拉丁美洲，争取和建设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新美洲”的制度理想。与此相呼应，基于马克思理念的人本主义观，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也提出了人本主义制度理念。他对人本主义思想与古巴革命关系的论述是：“革命具有历史意义，革命改变了所有应该改变的，革命是完全的平等和自由，是人与人彼此尊重的对待方式。”自1959年革命胜利后不久，古巴即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历经60年内忧外患，古巴反对霸权主义的革命成就了人本主义的制度坚持，也由此赢得了人民广泛而热烈的支持。在分析古巴医疗政策部分，《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从外部视角对比了古巴与其他国家的医疗水平，论证了制度建设中的人本主义并非停留在理想层面，而是更具有制度实效性。该书援引美国彭博社的世界国家健康排行榜，比较了古巴医疗在世界的水平：“古巴是非‘高收入’类别中唯一的排名如此靠前的国家，比美国靠前5个位次。”

 （三）古巴外交制度的理念支撑：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

 理念是古巴内政和外交制度的重要关联。革命和人本理念并非停留在内部制度构建中，同时延伸到对外制度，发展为并重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二元外交理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基于制度选择差异，古巴是非西方模式的代表性国家，但学界大都对古巴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理念持认同的态度。

 古巴国际主义理念的传承可以追溯到何塞·马蒂时代。这位对古巴国家独立进程影响深远的革命家曾指出：国际主义应该是实践性的，而非停留在精神层面。1992年，古巴通过修宪，将马蒂思想列为国家指导思想，其核心就是热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坚持拉美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2019年，古巴新宪法进一步将菲德尔思想及菲德尔主义纳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坚持国际主义理念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提出让古巴民众积极参与到革命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实践中。《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也提到，古巴部分医疗领域的世界级水平、古巴医疗旅游的广泛声誉以及古巴对世界各地开展的医疗外交三方面共同决定了古巴“国际主义”从理念到国家形象的制度建设。

 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坚持人道主义理念导向的外交实践，逐渐树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有分析认为，古巴坚持的医疗外交是输出革命以及为国家赚取硬通货的国家政策。这一说法未能关注古巴外交制度发展的外部环境。彼时的国际格局对于选择社会主义的小国来说，外交可操作空间十分有限。与同处被边缘化或争取独立的国家和革命组织的联系，提供医疗、技术等服务人员和斗争经验，是古巴推动人道主义理念、国际主义理想的积极选择。古巴也因为这一积极的公共外交行为，获得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认同。在拉丁美洲，古巴获得了“团结、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国家标签。它积极参与大加勒比文化圈建设，诸多外交行动都表明了其冷战后地区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在拉美左翼政党执政时期，古巴是区域组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重要推动者。此外，非洲地区是古巴国际主义和人本主义理念的重要实践地区。古巴在非洲地区的国家形象积极，远超广泛参与非洲事务的发达国家，获得了包括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内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肯定。究其原因，得益于古巴规避了制度设计“完美”的空想，注重理念的制度嵌入，兼顾了现实的诉求。

 二、兼顾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 ——古巴制度的实效性分析

 对制度存续合理性分析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于国家发展的现实成就。古巴因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而遭受了诸多非议。在缺乏广泛制度认同的不利国际环境中，古巴坚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制度探索。古巴的制度展现了公平、人本等积极内涵，在医疗、外交等领域取得了现实成果，赢得了国际社会对其制度的认可。为进一步扩大内外部发展空间，古巴选择以制度“更新”回应当前和未来的现实诉求，其制度实践的成效仍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一）强调公平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构建

 制度的生命力源于理念的正确性，也在于制度实践的正义观。如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新老殖民主义的历史让古巴人民更加渴望正义。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其《正义的理念》一书中肯定了制度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实践性的正义观更为重要。这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罗尔斯从西方视角论述的正义理论持批判的态度，他提出了制度“构建”应重“行动”成效的观点。

 确立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古巴将民主、法制、社会公平和正义奉为制度圭臬。长期以来，古巴持续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路径。20世纪70年代，为明晰国家结构，古巴开展了政治的“制度化”建设：以宪法手段规范行政权力，成立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召开古巴共产党“一大”会议，完善工会、妇女、学生委员会职能等。制度改革让古巴实现了从政权取得革命胜利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阶段的过渡，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制度稳定的必要前提。自开展“更新”进程后，为维护公民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权益，古巴进行了新一轮的政治制度调整。2016年，古共“七大”通过《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模式的理念》等文件，系统论述了国家模式“更新”理念。在国家经济社会模式“更新”进程中，为使国家和公民各项权利得到制度性保障，2019年古巴颁布了新《宪法》，其中的经济权、公民基本权利以及国家司法等章中12次提到保护公民享有公平、正义的权利。同年，古巴颁布新《选举法》，完成了宪法对行政权力规定的具体化。古巴国家最高行政执行机关为部长会议，法律对行政权力执行者的约束包含内容和人员年龄等明确限定。

 古巴获得制度收益的关键在于以法律和政治制度提供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公平。领导人历来注重与民众开展政策沟通，赢得民众对制度变迁的理解和支持。立法先行的政法制度发展不仅关注民生、经济和社会利益的事实平等，还兼顾程序公平。注重公民参与的程序性民主是古巴的制度成果之一。

 （二）提升软实力的国内制度建设

 古共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制度建设是对人本主义理念的积极实践，获得了国际认同。社会政策提出“不放弃一个人”的目标，也是古巴国家制度公平的重要体现。这源自卡斯特罗执政时期提出的“关心人”的社会保障政策理念定位。古巴自革命胜利初期颁布《社会保障法》至2008年，历经三次社保法改革，始终关注如何在社会发展中提升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社会保障覆盖人口超过99%。社保制度的具体政策以公平为原则，并借鉴了国际经验，增加了个人缴费部分。这为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减轻了负担，维护了政策可持续性。《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也在修订版中，增加了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一章，书中赞同卡斯特罗“关心人”的制度理念设计，肯定了古共社会保障领域政策的“人本主义”建设成果。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医疗服务制度建设与医疗外交并行发展：国内三级医疗体系构建日趋完善；对亚非拉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多种医疗援助模式让古巴的医疗制度建设获得国际性赞誉。然而，古巴仍是地区乃至全球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占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进一步降低社保预算负担是国家政策的调整目标。恰如分析文章所述：社会政策必须关注可持续性，尤其需实现生产性增长、提高生产力，才能保障国家在结构调整中获得成功。

 相较基本物质生活保障，古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精神生活制度保障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国家“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主要指一个国家通过非军事、经济实力，让其他国家服从本国的吸引和说服能力。对软实力内涵的说法不一，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是重要的资源。古巴要树立积极的国际形象，关键在于文化及相关制度的持续发展。卡斯特罗曾提出：“革命的目标之一和基本宗旨之一，是发展艺术和文化，使艺术和文化成为人民的真正的财富”。政策实践是不断进步发展的，书中也提及古巴认识到过去自身文化政策“左”的错误，进而调整了政策表述：“我们也要发展使人民的一切文化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这体现了国家对文化制度建设的严谨态度。何塞·马蒂曾说：“没有文化的人民没有自由”。2019年，古巴新宪法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为文化领域发展提供保障的义务。古巴的文化制度依靠教育制度的支持，得以长期发展。

 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建国之初，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即强调改善教育制度。他提出的“教育革命”理念奠定了教育制度的基本思路：努力实现全民享有教育公平。“教育革命”并未停留于理念层面，在卡斯特罗革命精神的鼓舞下，10万青年参与国家“教育年”政策，赴全国各地从事扫盲工作。这让古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就实现了教育服务去差异化，文盲率随之大幅下降。古巴除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免费入学外，在高等教育及专业教育领域亦不收取任何费用。古巴从未停止完善教育制度的步伐。近年来，古巴与十余个拉美国家合作开展“我能”（“Yo Sí Puedo”）扫盲政策合作。教育部通过长期导师倡议进行教育质量评估、跟踪教育影响力。同时开展“教导你的孩子”项目，推广家庭教育。通过信息教育项目推动教育手段数字化，并推广全民读书的国家阅读计划，培养社会的文化底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指数统计显示：古巴的全民识字率为99.8%，在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排名中位居第28位。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8年，居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首位。古巴教育制度的建设成果得到了拉美经委会的肯定。《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对卡斯特罗以“教育革命”推动国家制度建设向公平方向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尤其肯定了古巴扫盲政策的积极作用。教育制度是古巴声名远播的内部建设成果之一。

 （三）树立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外交制度建设

 内部制度建设是古巴塑造国家形象的基础，外交制度则是制度表述的关键途径。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结束、苏联解体、失去重要外部经济支持等挑战后，为消弭美古关系对国家建设的影响，缓解古巴经济对外部因素的脆弱性，古巴延展了医疗外交的内涵，调整外交制度向全面、务实方向发展。在双边和多边外交领域，古巴着眼于中长期政策性回报。

 特色外交是古巴突破国家体量限制、增加国际认同的制度增项，尤以医疗外交为提升国际影响力之关键。古巴选派服务于海外的医疗人才，广泛参与各类国际医疗救援、卫生体系建设、灾害救助与防治以及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医疗覆盖等项目，得到了联合国等机构的肯定。古巴收获的不仅是外交理念认同，更实现了对外输出国家卫生制度与标准，发挥了政策的潜在能效。早在1960年，新成立的古巴革命政府就派遣医生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战争和智利地震的救援，尝试开展医疗外交。正是这两次经历让古巴政府认识到了医疗外派服务输出的重要性。新时期，古巴通过中短期制度建设，让人道主义理念传播得更广。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古巴对外医疗应急管理体系响应迅速，积极参与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役，得到了意大利、俄罗斯等国认可。也有观点认为，长期外派医生造成了国内医疗人力资源的匮乏。以“古巴革命使者”身份派出的人员除了医疗相关专业人员，还包括教师、体育教员、工程师及对外医学与科技援助等领域人才。古巴以此获得国际同情，政府间合作协定成为古巴获得长期外部物质支持的保障。

 无论基于怎样的意识形态分析都无法抹杀古巴国际主义外交成果。在21世纪，医疗外交甚至被冠以“埃博拉外交”之称，凸显了古巴对非医疗援助的国际影响力。古巴的人本主义理念通过教育、医疗等领域，实现了内政向外交政策的转化。随着教育国际化进程，古巴向包括发达国家贫困生在内的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这让全球青年一代对古巴国家制度理念的认知更为客观。有分析文章提出，教育外交与医疗外交承载了古巴人文主义价值观，有力提升了国家软实力。在美国的经济封锁背景下，这凸显了古巴政策的国际主义理念。毛相麟和杨建民也在《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三章和第七章总结了大量古巴社会主义政治和外交成果，以数据和事实有力批驳了西方国家对古巴制度的不实批评。

 （四）寻求提升国家实力的经济模式“更新”

 古巴始终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构建。自20世纪90年代经历和平年代经济“特殊时期”后，国家始终面临发展迟滞问题。为摆脱经济困境，改善制度发展中出现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贫困、行政管理过度集中及腐败等问题，2011年古共“六大”正式通过《经济和社会纲要》，开启经济模式“更新”。

 国家经济“更新”坚持务实的方针，承认市场的作用，提升效率，力求消弭因制度僵化导致的经济停滞。主要的制度调整包括：发展非公所有制部门；引导劳动者向私营部门流动；推动旅游业的开放；缩减供应制度涉及的产品规模与数量。在货币制度领域，古巴于2020年正式启动本币和外币的制度调整。国家将美元纳入银行储蓄外币范畴，开设可以用美元付款的商店。这被视为推进货币并轨的初步尝试。特殊历史进程造成了古巴的货币双轨制，发展至今已成为国家金融和贸易的制度制约，“更新”改革力求实现国家实际金融面貌改善。外资及外贸是关系古巴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领域。为提升国际贸易吸引力，古巴于2013年和2014年分别通过了《马列尔发展特区法》和新《外国投资法》，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条件，提供减免税收等一揽子优惠政策。但有分析指出，其外贸领域的改革收效不甚理想。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考验，随着制度实践的长期发展，古巴在获得制度建设红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多挑战。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理论选择走向了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又一阶段。在修订版一书中，毛相麟和杨建民不仅增加了对古巴社会保障制度和文化政策的内容，并指出了劳尔·卡斯特罗主政以来更新社会经济模式及古巴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古巴经济状况始终发展不好，这是古巴的短板。当前的古巴也认识到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和腐败等问题，这也是开启更新进程的制度内部动因。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古巴的理念问题之一是思想解放的不彻底性。在经济制度中，对市场的认识仍有局限，改革的决心因担心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问题而过于摇摆。

 从经济制度建构维度看，古巴坚持了公有制及公平理念。同时，为防止经济过度私有化、兼顾社会公平，领导人也提出了“既不快走也不停顿”的政策基调。现实中，大量新的不平等现象、新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出现加大了国家维护社会平等的难度。在古巴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构架的经济实践中，一直面临最实际的挑战就是如何有效提振经济，进一步降低对外部的依赖性，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古巴民众的最大诉求：经济腾飞及人民生活改善。美国封锁固然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外因，但古巴经济制度实践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缺乏物质刺激的再分配制度和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制约着古巴经济的内生性发展。

 尽管经济制度建设面临挑战，但这丝毫未影响古巴对推动地区政治进程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带动了拉美地区对独裁及外部干预行为的斗争，引领了西半球多国左翼政治理念的区域性发展。古巴革命的地区政治辐射历经半个世纪，对拉美域内格局的推动作用明显，长期为外部国家“担忧”。古巴革命是拉美历史上最彻底的反对独裁斗争的革命，是拉美地区最坚决的反帝斗争，也是拉美历史上首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它深刻影响了美国对拉美的战略规划，鼓舞了拉美地区争取独立斗争和人民自觉的运动。智利共产党议员认为，古巴的制度选择迈出了拉美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步。也有观点认为，古巴的制度选择对地区左翼势力的发展影响深远。所以说，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进程并非西半球的偶然性事件。

 三、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挑战与潜在路径

 国家制度的构建过程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古巴制度“更新”的现实动力。与美国的关系走向仍是影响古巴制度建设的关键性外部因素。2020年末的美国大选结果将进一步考验古巴制度调整应对风险的能力。在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谋求连任，延续了第一次总统竞选的拉票模式，继续通过收紧对古政策迎合大选中摇摆州的政治诉求，提升选举获胜概率。在此次总统竞选中，另一位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对古巴的观点也日趋成熟。早在2020年4月，他曾表示将重返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对古政策基调，加强与古巴联系，并表示将重新审议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行政制裁。至6月，他进一步明确将不会完全复制2014年奥巴马政府的古巴外交路径，这主要是基于委内瑞拉问题等地缘政治考量。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古美关系停滞乃至倒退已成定局。除美国选举政治的短期因素之外，古巴仍需通过中长期的制度“更新”，以系统性的方式回应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利益诉求差异问题。从古巴和美国的国家利益观察，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原因和动机，也曾有所进展和突破。

 古巴还需面临两个外部关系变量：一是大国关系变化导致全球化进程受挫，二是疫情增加了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当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暴发之时，古巴接收了漂泊14天的英国游轮，派遣医生赴意大利及拉美多国等医疗外交行为，又一次以小规模国际行为体的身份赢得了国际认同。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高度赞赏了古巴在抗疫中体现的国际主义。从短期看，古巴较好地应对了外部风险，强化了制度行为的国际主义特质。除却疫情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直接冲击，疫情对制度“更新”的中长期深度影响仍有待观察。

 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古巴模式“更新”的制度建设仍是取得国家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在古巴启动“更新”进程前，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后都进行了改革，先是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继而是越南和朝鲜。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改革选择了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政治改革并行的路径。各国具体的结构性改革在程度和领域上各有侧重，古巴最终没有选择使用改革一词，表示古巴也在探索本国的道路。但如何协调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认同，是决定古巴“更新”成功与否或者进展快慢的重要一环。诚如书中所述，古巴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革命根基。这既是《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一书所肯定的，也是未来古巴制度面临挑战之根本。革命后古巴领导集体所面临挑战与制度确立初期的内外部环境已相去甚远。古巴作为小规模经济体，中短期内难以扭转外部利好缺失的现状，“更新”进程更多依赖内部市场，但资金、技术和发展缓慢的市场将导致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对外更加开放和对内“更新”更加深入成为客观的要求，古巴的政策选择需要在各方面有所回应。

[作者简介]：韩晗，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区域合作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