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区别辨析

李爱华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区别。主要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与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的区别；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政体的区别；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多党制的区别；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与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区别。我们要认清二者的政治区别，坚定维护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破除美化和试图照搬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种种谬说，更好地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区别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因而，不能认为现行哪种政治制度具有普世性，更不能用这种政治制度取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然而，自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其进行诋毁和攻击，并想尽各种办法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致力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注重借鉴西方国家某些有益的形式及经验。这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误认为有机可乘，加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我国内部也出现了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贬低和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良倾向。这种不良倾向虽不断受到批判，但时隐时现，至今犹存。所以，很有必要通过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区别，认清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认清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和弊端，坚决抵制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进攻，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比较是一个非常宏大和复杂的课题，即使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国家也各有差异，为此，本文主要分析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区别，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与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的区别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应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政权”“争得民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他们创造性地将这种政权和政治统治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深刻指出这个专政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规律的必然产物，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必然过渡。列宁进而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基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前途的需要，创造性地把新中国的国体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特质。其一，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其二，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及所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其三，都肩负着惩治来自国内外任何破坏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神圣任务。其四，都要致力于组织经济文化建设，推进社会文明进步，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所以，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一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和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为经济基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基本阶级基础。除此之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存有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又发展形成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这种广泛的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普遍性。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同时有多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作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四是在名称上直接标明了民主和专政两重含义，彰显了二者的有机联系。实现“人民民主”是其实质内容，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专政”是其必要职能。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目的，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和保障。这种表述更易于人们对它的科学理解和正确实施。

实践表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充分实现和保障了人民民主。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从十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成就，包括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府民主、司法民主。由此雄辩地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占世界约五分之一人口的这个东方大国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保障和发展人权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我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也卓有成效。截至2020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共发表了30余份人权白皮书，包括年度人权白皮书和某一领域的人权白皮书。在2018年12月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白皮书中指出：40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尊重人权，在改革开放中保障人权，在改革开放中促进人权，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权保障的新经验、新奇迹。在2019年9月又发布了《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其中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还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努力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进步。这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基本权益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也充分发挥了必要的专政职能，依照法律规定，严惩滥用职权、贪赃枉法的犯罪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办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国家级及一大批省部级腐败高官，净化了政治环境。严厉打击社会黑恶势力及杀人、抢劫、绑架、纵火及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维护了人民财产与生命安全。坚决惩治造假、走私、诈骗、偷税抗税、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等经济犯罪行为，维护了良好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惩处分裂国家、从事间谍活动、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确保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在对外关系上，人民民主专政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回击和震慑一切犯我之敌，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及其必要性、正义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是我们“护身的法宝”“传家的法宝”。

然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自创立之始就遭人诬责，被称为“极权”“独裁”，毛泽东曾对此作过有力批驳。毋庸讳言，在过去极“左”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我国确曾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把专政职能绝对化的错误，也有忽视依法治国而靠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专政”的问题。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便有人借此指责乃至否定人民民主专政，极力宣扬要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取代之，以至于闹得连一些专政机关及执法人员，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同各种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作斗争，害怕落个“专横暴戾、有碍民主”的名声。这是极其错误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具有极大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既要坚决纠正过去在“专政”问题上出现的偏颇，又不能由此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立国之本”的重要方面。1992年初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当前，人民民主专政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组织经济文化建设、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等方面，虽仍有亟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成为忽视甚至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理由。

(二)当代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专政统治

资产阶级历来标榜其专政统治为“普遍民主”“纯粹民主”，而马克思主义则透过其民主形式，揭示了其对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群众进行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恩格斯也指出：“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列宁强调说：“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人民面前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利的，必需的”；而“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尽管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做了一些改良，使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有所扩大，但始终没有改变其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富人民主”和“金钱政治”。曾以重金佐助威廉·麦金莱而使其于1896年、1900年两度当选美国总统的资本大鳄马克·汉纳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966年美国加州州议会领袖杰西·安若曾坦言：“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话因其犀利而精准地揭示了美国民主的真谛而广为流传。美国历届总统选举费用不断攀升，1860年林肯为竞选总统花费了10万美元，大约是他对手的两倍。72年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经费是100万美元。罗斯福就任之后立即废除了禁酒法，作为对酒商们为他提供1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回报。从那以后，美国总统的竞选资金开始暴涨。1960年，肯尼迪的竞选资金是3000万美元，8年之后，尼克松的竞选资金达到1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每届美国总统选举耗资总额更是节节攀升。2000年猛增到5.29亿美元，2004年涨至8.81亿美元，2008年创13亿美元新高，2012年则突破了20亿美元。对此，2013年5月，在耶鲁大学举办的题为“购买力：金钱、政治及不公”的专题研讨会上，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伦理学中心主任劳伦斯·莱西格指出：“我们政治制度的特点是谁有钱谁说了算。国会游说者们代表了那些资金充裕集团的利益，他们深刻影响了政治进程。”美国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文明的代价》一书中写道：“通过竞选融资、公司游说以及政府和工业之间的职务旋转门，公司财富转化成政治权利；通过减税、放宽管制以及政府和工业之间的互惠合同，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化成财富收获。财富产生权力，权力又产生财富。”据美国民间组织“代表我们”2016年提供的数据称：过去5年中，全美200家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公司共花费58亿美元影响美国政策制定，它们由此获得总计4.4万亿美元的经济回报。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同样是“烧钱”比拼，而且这次总统大选乱象丛生，相互抹黑揭丑取代了政策辩论。美国民众普遍感到选举制度已经背离民主初衷，演化为一场金钱游戏和政治闹剧，由此掀起了愤怒的抗议活动。2016年4月11日，上千名美国民众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举行示威，高喊“金钱滚出政治”等口号，要求“结束我们政治中的巨额金钱腐败并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警方则以“非法示威活动”为由逮捕了400多名抗议者。至18日，美国民众已在全美30多座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表达对利益集团和富人阶层利用巨额政治献金操纵美国政治的愤怒。这场被称作“民主之春”的抗议运动，最终有900多人遭到警方拘捕。据有关资料显示，这届总统选举共耗资近24亿美元(特朗普花费9.58亿，希拉里花费了14亿)。美国“民主”的真相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的人权状况也暴露了其民主的弊端，显示了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的实质。美国向来热衷于对别国人权问题横加指责，其实美国人权纪录更是劣迹斑斑。2016年4月，针对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2015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及《2015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从多方面揭露了美国在人权方面的不良状况，如枪支管理失控，公民生命权受到严重威胁；警察暴力执法，公民人身安全频受侵害；金钱政治和家族政治大行其道，公民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不断公然粗暴侵犯他国人权，严重危害他国民众的生命安全。2020年3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表了《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再次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国侵犯人权的恶劣行径。该报告指出：美国号称人权立国，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但自身却存在着持续性、系统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近年来，美国的人权状况呈日益恶化之势。这是美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利益、欺压民众的真实写照。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帕伦蒂曾说：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被灌输了一种多少有些理想化的关于美国政府的描述。其实美国政府的实质是：它更多地代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大众阶层的利益，从原则上来说，它往往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少数人的特权利益。2020年1月，英国剑桥大学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民主未来中心发布了《2020年全球民主满意度报告》，报告以充分的数据说明：“发达国家公民对民主的不满程度已从1/3增至1/2。2019年，许多大型民主国家的民众不满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民主信仰危机尤甚。”由此可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能靠吹嘘西方民主而欺世盗名了。

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政体的区别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借鉴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基础上，根据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曾提出：既要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又“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主张完全照搬资产阶级共和国“三权分立”的政权形式，而是创造性地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出的组织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但是在他们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经验时，将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原则予以肯定。马克思认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由此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础；同时“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这又是集中制的重要体现。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创建了苏维埃制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形式。

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原则，借鉴苏维埃俄国政权组织建设的经验，进行了创建人民民主政权的长期革命实践活动。毛泽东在谈组建抗日联盟政府时就说过：“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为创建新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也载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我国的现行《宪法》仍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质是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主要特征有：(1)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对于违反人民意志或不称职的代表，随时依法撤换。(2)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各类国家机关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上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但任何其他国家机关与人民代表大会都不是分权制衡的关系，更不能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工作。譬如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是根据人民的需要，在广泛征询人民意见的基础上，再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4)国家行政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凡属重大决策都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集体商议决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赋予领导者以独立的指挥、管理权力。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5)在各级国家机关的关系上，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上下级机关、中央与地方机关之间又有明确权限划分，既保证国家统一高效地组织推进各项事业，又充分发挥下级和地方国家机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见，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

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自己的政治优势。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它有利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发生失误也能得到有效的纠正。”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权建设原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符合中国实际”，“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说它是合理的，是因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宽厚的民主基础，它通过组织人民群众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它是有效率的，是因为它能很好地集中民意，科学决策，保证基本国策的正确性；能消除无谓争执，避免久议不决的扯皮现象，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能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决断；还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凝聚民心民力办大事，避免不必要地牵扯。因此，邓小平说：“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

当然，我国过去曾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还存有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不力不好的问题，对此要坚决防止、认真纠正。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还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的必要。就此，习近平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民主集中制贯彻的如何，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执行，坚决反对任何违背和否定民主集中制的错误倾向。

(二)当代资本主义采取“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

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按照分权制衡原则逐步确立起“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目的是防止产生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以便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宣称“三权分立”、议会至上，因为议会在形式上是普选的、名义上是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是体现所谓“主权在民”的标牌。但是，资产阶级议会从来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也没有实现“至上”的地位。议会被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同政治集团所操控，它们出于各自特定利益的考虑，往往在立法过程中争吵不休，导致议而不决的现象产生。即便议会经过长期辩论和艰难程序通过了某种法案，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可以不适于国家管理需要为名，不予签署公布，从而使之被否决；最高法院也可行使违宪审查权宣布其无效，因而又会出现议会的决而不行现象。所以，资产阶级议会曾被讥讽为“清谈馆”“橡皮图章”。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初评议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的议会制时曾说，“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只是滑稽剧而已，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虽有所健全和完善，其互相制衡作用更加明显，但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根本性弊端并未消除，反而愈加严重。美国国会中的“程序性阻挠议事”频发。惯常的“程序性阻挠议事”手段就是“马拉松演讲”，以此拖过对某议案投票表决的时限而使之流产。1957年8月，参议员斯托姆·瑟蒙德喋喋不休地演讲了24小时18分，试图阻止保障黑人权益的“民权法案”通过，但最终未能如愿。2013年3月6日，参议员兰德·保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近13个小时，目的是阻挠投票通过奥巴马政府对新一任中情局局长的任命。同年9月24日，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做了长达21小时的演讲，以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这些以冗长发言阻挠议事的议员可以用任何话题占据时间，如阅读美国宪法或圣经、背诵电影台词、朗读莎士比亚剧作、讲解养生食谱、甚至念电话号码簿等，可谓天马行空、无奇不有。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推翻了奥巴马时期提出的“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要求众议院拿出替代方案。2018年2月7日，78岁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就保护年轻无证移民免遭遣返问题进行了超过8小时的演讲。据说她创造了众议院近108年来最长演说的纪录。按美国众议院规定，众议员一般不能像参议员那样长时间占据讲台进行“冗长议事”，但众议院的议长、多数党及少数党领袖的发言没有时长限制。另据有关材料显示，2007年经济危机前，每届国会中出现的阻挠议事的次数一般是60-80次，经济危机爆发后的2007-2008年阻挠议事次数多达139次，随后两届国会虽然有所减少，但仍有137、104次。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已实为不易，但又常会遭遇总统否决的厄运。仅在罗斯福任总统时就达580次之多。美国总统与国会在战争权问题上也争斗不休。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宣战权，然而总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总司令通常会避开国会而擅自对外动武。在美国进行的150多次战争中，只有5次是国会宣战的(即1812年美英战争、1846年美墨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1917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年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余则多是总统擅断用兵或事发后迫使国会同意。杜鲁门曾绕过国会发动了朝鲜战争。约翰逊则“偷偷摸摸”地把美国推入了越南战争的噩梦。小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则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虚假情报，骗得了美、英两国议会同意对伊开战。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当时就广受质疑，2011年3月，他在未获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利比亚进行了狂轰滥炸。可见，美国政体的分权制衡，越来越演化为争权抗衡、权力内耗的闹剧。就此，邓小平早就指出过：“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资产阶级国家搞三权分立，“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多党制的区别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国政党制度是基于阶级利益和基本国情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要求阐述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对不同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给予过指导，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要联合一切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民主政党”思想。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革命胜利后，也对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的苏俄政党制度建设做了务实探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借鉴苏俄政党制度建设的有益经验，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特点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需要。中国共产党已是拥有9191万多名党员的大党，有百年建党经验和70年之久的治国理政实践，在现代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和执政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秉持执政为民的理念，奉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原则。当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绝不等于由党包办一切国务政事，而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总揽全局，主要表现是为国家确定政治原则、掌握发展方向和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协调各方，是要充分调动发挥各国家机关、人民政协、民主党派、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的职能作用，凝聚各种力量，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建设好。邓小平说过：“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民主党派是我国参政议政、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习近平指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我国现有八个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它们与共产党是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基本合作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的组建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协商确定国家大政方针与法律规章。对共产党的领导发挥监督作用，有利于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使之不犯或少犯错误。民主党派多由高级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社会贤达组成，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调处社会矛盾和整合利益关系，以及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上，都发挥着重要而特有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不断创新参政议政机制，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局和改革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开展调研，提出许多切合实际、注重实效的建议和提案，为我国深化改革与创新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有形式。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及活动方式既不同于一般人民团体，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的上院，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并形成了常态化、多层次、各方面有序参与的协商议政格局。2019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这一年，全国政协坚持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全国政协党组成员分别邀请党外委员谈心交流316人次，开展学习塞罕坝精神、三峡工程建设成就等11次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召开10次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举办16期委员讲堂，组织26场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举办2次全国政协机关公众开放日活动，探索政协引导委员、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有效方式。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共提交14.4万多件提案，提交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提案5488件，经审查立案的4089件，交175家承办单位办理，均已按时办结。这些提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大文明建设，还就维护香港澳门地区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扩大对外友好交往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事实表明，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所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及其作用发挥。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2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2月颁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15年1月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5月颁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12月公布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这些重要文件对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加强这项重要制度的建设，提升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水平，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2019年9月20日，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二)当代资本主义依旧是多党竞选制

在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是适应资产阶级代议制和普选制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依据可能轮流执政的政党数目多寡，通常分为两党制和多党制，两党或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其实两党制不过是多党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不管哪一种政党制类型，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维护和实施其政治统治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涉及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有关评议中说过：资产阶级的“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恩格斯针对美国两党制也剖析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既是为了更好地协调资产阶级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为了装潢其民主制的“门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一种“民主”花招而已。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虽然在政党组织、活动方式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其政党制度的实质和基本政党关系没有变。资产阶级政党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所操纵的少数政客的政治组织，普通党员的意志对其政纲几乎起不到作用。有些资产阶级政党没有确定的党员队伍，有的只是在选举中以投票态度来表明其是否是支持某党的“党人”。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竞选，争取上台掌权，以便为本党精英政客及其幕后支持的财团势力谋利益。为之，它们总是千方百计筹集竞选资金，争拉选票，并且相互攻讦，甚至“非法政治献金”、贿选、窃听等丑闻不断。邓小平在1980年1月就曾针对有人迷信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的现象，尖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实质的深刻揭露。

在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下，一党竞选获胜成为执政党后，其他政党则作为在野党和反对党而开展活动，一方面为进行下一届大选做积极准备；一方面不断指责执政党的政策和作为，给执政党制造麻烦。这种状况往往给其国家政务管理与民众生活带来极大损害。在美国，正是由于执政党与反对党常因财政预算而发生龃龉和争斗，导致国会迟迟不能批准政府的预算拨款案，使得政府时常关门停止办公。据有关材料显示，从1977年到1996年的19年间，美国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最长达21天。1995年下半年和1996年上半年美联邦政府曾两次被迫关门，导致数十万政府雇员被遣散回家“待业”，由此造成了1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3年9月，共和党为阻击奥巴马政府医改方案，将其与新财年的预算案绑定，致使联邦政府的拨款议案在国会难产，从而引发严重“政治瘫痪”。从10月1日开始，联邦政府诸多部门再次被迫关门，约80万政府雇员被迫无薪休假。财政部、内政部、劳工部、商务部、环保署、国家航天局临时解雇人员比例均达80%以上，其中国家航天局高达97%。400余处国家公园、国家纪念园和纪念碑以及博物馆等皆闭门谢客。这次关门危机至当月16日结束，据测美国经济至少损失240亿美元。据《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报道，有的美国民众表示：“他们把百姓的福祉当做棋子来耍，我早就厌倦了这种无视公众利益的游戏。”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华盛顿似乎变成一个原始的没有领导的村寨，把任性胡闹当做治理方法。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曾把政府关门比喻为“政治恐怖主义”。美国政策创新机构创始人蒂姆·曼尼西亚评论道：“美国政治阶层陷入了一种坏的体系之中，美国的民主已经被撕裂。”2018年岁尾，特朗普政府也迎来关门危机。由于民主党坚决反对特朗普提出的修建美墨边境墙所需的57亿美元拨款，致使国会2019年拨款的相关部分无法通过，自2018年12月22日始美国联邦政府15个内阁级部门中的9个以及数十个附属机构停摆。为应对“关门危机”，特朗普宣布取消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此次关门危机竟延续了35天，创历史新高。针对西方多党制弊端，邓小平早就明确说过，“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

四、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与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区别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创建伊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立为基本国策，而后在开展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落实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要求，也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赞同和接受。所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含义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主权一律平等，要相互尊重主权，主权不容侵犯。对国内事务，要依靠自身力量、依据本国国情和发展目的进行自主决策和处理，坚决反对外来干涉，也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对国际事务，则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不仰人鼻息，不充当附庸。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质在于反对战争和霸权主义，有力地维护本国正当权益，促进世界和平。在东西方冷战对抗的险峻国际局势中，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优化国际环境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转换和国际形势的演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表现出新的意涵和特点。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国际关系出现缓和态势，世界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化，邓小平就此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出了一些新阐释。他既强调独立自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同时，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友好交往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苏联东欧剧变，东西方冷战格局瓦解。中国顶住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攻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此境况下，中国重申要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针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实施又作了一些新调整，使之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主要有：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又强调不搞对抗；既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又致力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既奉行不结盟政策，又广泛建立各类“伙伴关系”；既坚持“不当头”，又强调始终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既反对西方“人权外交”，又注重本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既坚持“韬光养晦”的原则，又强调要“有所作为”。这些和平外交新举措，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愈益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还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这是我国对国际局势及其演化趋势的一个总判断，也是确定我国对外关系战略抉择的总依据。顺应这一时代要求，我国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又作了深化阐发，明确提出要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我们党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从来没有动摇过。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庄严申明：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坚持通过政治解决和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已同12个陆上邻国通过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并为处理世界“热点”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各项国际条约，认真履行条约义务。中国大力推动在网络、深海、极地、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工作，积极为国际法治贡献智慧。中国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原则，已建立了110多对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国际政治中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国际合作中践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国际交往中讲究相互尊重、重信守诺，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尊重。面对保护主义逆流，中国坚持开放包容发展的正确方向；面对单边主义肆虐，中国坚守多边主义的道义高地；面对地区热点动荡不定，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和政治解决。实践表明，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二)当代资本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资本主义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外极力推行强权政治。强权政治遵循“国强必霸”的逻辑，其核心是在国际上大搞霸权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表现尤甚，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更大，争夺世界霸权的烈度更猛。就此，列宁曾深刻指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强权政治的主要表现是恃强凌弱，蛮横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侵略、统治别的国家，以达垄断国际事务、操控国际秩序之目的。强权政治危害至深，它把一国统治阶级之私利凌驾于世界各国人民之上，导致对众多国家主权的破坏，造成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国际关系态势，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战乱，给人类生命和财产带来极大危害。

然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却鼓吹“权力政治论”“霸权稳定论”。这种理论宣称国际体系就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国际权力大小为依据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国家的实力强，国际权力就大，就应该居于金字塔顶作霸主。这种理论还宣称霸权统治对稳定国际秩序、维持和平状态是必要的，霸权国为国际公益付出了代价，而弱小国家则跟着“搭便车”沾光，所以霸权国就应该领导世界，弱小国家理应依附于霸权国家。这是赤裸裸的强词夺理论调。在霸权国统治下形成的所谓稳定秩序与和平局面，都是有利于其意志和利益的游戏规则之体现。霸权国为之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目的也是为了使自己攫取更大特殊权益。所谓弱小国家跟着沾光受益，不过是这些国家经由霸权压迫而丧失巨大权益后，经过抗争而得到的些许安慰性“补偿”而已，其目的也无非是要弱小国家继续受霸权国的摆布。所以，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无一正当理由，对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也无一好处。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仍在不断变换手法继续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巧取豪夺，争战不休。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大国仍一意孤行。美国是当今世界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其海外军事基地就有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有30多万人。冷战后，美国从未停止对外动武，空袭伊拉克，轰炸南联盟，入侵阿富汗，颠覆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其霸权行径昭然若揭。据美国外交学会数据显示，在奥巴马任职总统的最后一年，美国向海外7个国家扔下26171枚炸弹，比2015年多出3000余枚。为了掩盖自己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真实目的，美国等西方大国往往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或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大行干涉别国内政和颠覆、侵略他国的勾当。毫无疑问，有些国家出现人权危机，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必要援助；有的地方发生严重恐怖活动，也应予以坚决打击。但这些都不能成为西方大国借机侵犯别国主权、肆意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理由。维护“人权”也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也罢，都应以尊重当事国主权为前提，以有益于当事国民众的安居乐业为目的，而美国等强权国家所搞的“人道主义干涉”以及反恐行动，却往往因滥施暴力而加剧当事国和地区的战乱，造成更多民众伤亡和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的悲剧，从而使人权遭受更严重践踏，酿成更严重恐怖现象。据统计，美国的对外黩武主义在世界许多国家制造了严重人权灾难，导致了严重人道主义危机。阿富汗战争造成超过4万名平民死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伊拉克战争造成超过20万平民死亡，约250万人沦为难民；叙利亚战争造成超过4万名平民死亡，660万人逃离家园。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成其强权政治和称霸世界的目的，不断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为自己插足和控制某些国家和地区制造借口。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停止对中国实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干涉活动。近年来，美国就一再针对中国无端挑事惹事，在中日分歧尤其是钓鱼岛争端上推波助澜，在中国南海问题上蓄意兴风作浪，又在韩国执意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英反华势力还肆意干预我国香港事务，煽动和支持香港暴乱。美国参议院2019年11月通过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企图进一步搞乱香港。美国众议院2020年1月审议通过了“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同年5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价值达1.8亿美元的鱼雷等武器，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6月17日，美国又将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恶意诋毁新疆的人权状况，攻击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以上种种劣行，无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大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嘴脸的大暴露。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决不是什么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更不是衡量民主与否的标准。列宁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这种说法至今仍没有改变，有些问题甚至更加严重。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就一无是处，也不否认其在某些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但我们一定要认清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和弊端，破除崇尚、美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种种谎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我们要坚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将之建设得越来越好。

[作者简介]：李爱华，男，1953年9月出生，山东聊城人，中共党员，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003年担任博士生导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独著或主编出版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一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另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6项。2017年获山东省社科突出贡献奖；2018年被推选为改革开放40周年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曾任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会长、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论文出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4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19JZD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