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发展新动态

曹天禄  朱旭旭

摘要：日共二十七大以来，党员数量和财力呈现下降趋势，为了改变被动现状，日共改变了一些策略和政策主张。日共为了扩大党的力量，坚持与保守政党和右翼政党势力斗争的策略方针，增大了其构建在野党统一战线和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对外党际交流也开始以欧美为中心。基于日共的发展现状和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生态环境受到多重挑战，展望其未来发展，挑战大于机遇，日共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作为在野党存在于日本政坛。

关键词：日本共产党 新主张 议会斗争

自1922年7月15日成立以来，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秉持着“不改党名、不变党性”的原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目前，日共是发达国家中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也是日本最大的左翼政党，是日本国会中的第六大政党和第四大在野党，但近年来出现党员下降和财力不足等窘境。在日本政坛总体右倾化环境中，日共为谋求发展而增强了政策的灵活性，在批判安倍保守政权的同时，也在对外党际交往方面做出了调整，提出了自己的国内外政策主张及应对策略

一、日共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变化

冷战结束以后，受保守政党和右翼势力的压制和国民保守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共综合实力持续减退。2000年，日共修改党章时指出，日共“既是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国民的党”，希望借此消除广大国民对自己的“误解”。在2004年修改党纲中，日共又删除“前卫政党”“社会主义革命”等“让国民难以理解”的政治术语，运用更加务实的斗争策略应对挑战，试图以此获得更多民众支持，但实际上并未能改变国民对日共意识形态的既有认知。

（一）党员人数持续下降，党报发行量减少，财政出现危机

1980年，日共党员人数达到建党以来的顶峰——50万人。受苏东剧变的影响，1994年，日共党员人数骤降到36万。2010年，党员人数略有上升，为40.6万人。此后一路下滑，2017年减少到30.5万人，到2019年11月已减少到28万人。这给日共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另外，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在1980年发行量为355万份，2017年则减少到113万份。“2019年日发行量又减少1.5万份、周日版减少7.7万份。”日共财务与业务委员会负责人指出：“《赤旗报》营业收入占党的财政收入的90%，对党的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赤旗报》发行量减少危机也正在加剧党的财政危机。”受党员人数、党报发行量减少的影响，日共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连续出现赤字。“2001年财政收入为342.89亿日元，2017年财政收入仅有212.65亿日元。2016年出现2.64亿日元赤字，2017年则是10.31亿日元。”日共财政危机直接造成党的基层组织运转不灵、科学社会主义宣传力度减弱、议会选举区和候选人供给减少等困境。日共综合实力持续减弱，导致其在议会斗争中明显力不从心。

（二）日共议会席位及民意支持率持续下降

日共地方议员最多时高达4400席，并连续多年保持地方议员第一大党的地位。然而，在2012年失去地方议席第一大党地位以后，日共往日辉煌再也未能重现。2017年，在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中，日共赢得465个议席中的12个，比上届减少9个。2019年，在日本第25届参议院选举中，日共赢得245个议席中的13个，比上届减少1个。2019年5月，日共地方议员已经减少到2669人，在地方议员席位方面为第三大党，并且与公明党、自民党在地方议席方面的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日本社会保守化背景下，日共的政策主张难以在基层群众中形成共鸣，因而就不能得到基层选民的选票支持。

造成日共衰退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日共自身问题。近年来，日共综合实力呈现下降趋势。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财政收入都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到党的政策宣传与政治论战，降低了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第二，保守政党和右翼势力的压制。日本保守政党和右翼势力依靠其强大的宣传体系，一方面大力宣传自己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同时，保守政党和右翼势力也通过调整施政方针，实施一些有利于国民的政策、缓解国内矛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共的群众基础。第三，日本整体社会日趋保守化，导致国民对日共的关注度降低。根据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政治意识月例调查”：“2000年日共的月平均支持率是2.84%，自民党的支持率是27.27%。然而，2019年1~9月日共平均支持率是2.89%，而自民党高达36.1%。”日共与执政的自民党在民意支持率方面差距显著。

二、日共政策主张的新内容新变化

日共作为日本政坛一支重要的左翼力量，坚持以国民根本利益为准绳制定更加务实灵活的政策方针，有效扩大与在野党、市民联合斗争的政策共识，巩固与在野党、市民联合共斗，有效制衡右翼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同时，日共为了加强党际交往、开创在野党外交新格局，不断创新和发展自己的外交政策。

（一）提出政治经济政策新主张

日共在政治方面的新主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坚决制止安倍政府企图制造战争国家的暴行，要求日本政府基于宪法开展和平外交。日共严厉批判安倍政府修改宪法第九条、强行通过安保法案、自卫队合法化、加强军事扩张等暴行，要求日本政府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废除自卫队参与海外战争的安保法案，推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贡献。同时，批判安倍政治是“无视民意的强权政治，是充满谎言的政治，在经济、外交方面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地方”，要求市民和在野党联合起来推翻安倍政权，以开创新的日本政治模式。

二是基于宪法为保障国民各项权利而斗争。在议会选举过程中，日共坚持从确立最低保障年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保障国民的生存权；倡导快乐教育、消除虐待儿童、保障残障儿童以及贫困地区儿童的受教育权；维护民主主义和言论报道自由，改革正确反映民意的选举制度；“追求男女平等，消除性取向歧视，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尊重”。日共通过这些主张与安倍政府展开政治论战，为保障国民利益而斗争。

三是在对待天皇问题上以退求进。日共成立时坚决要求消灭天皇制度，认为其是半封建的、反动的官僚和地主制度。日共强调，天皇是“国民统合”的象征，无国政权力。“天皇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制度，其存废应该在将来形势成熟时候，根据国民意愿来决定。”另外，日共在批判天皇更替仪式违反现行宪法的同时，承认天皇退位和女性、女系天皇以及新元号等，同意了参议院对2019年5月新天皇继位贺词的决议。但是，日共强调天皇制度必须遵循宪法规定，决不允许天皇被政治利用，坚决纠正安倍政府针对天皇问题所做出的违背宪法的行为。这是日共针对天皇的政治地位进行考量后做出的决策，是日共淡化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是在与保守政党和右翼势力作斗争过程中以退求进的举措。

日共在经济方面提出的新主张如下。

一是坚决反对将消费税率提高到10%。自2014年安倍政府作出消费税率提高至10%的决策以来，日共一直表示坚决反对却未被接受，这一政策于201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日共批判安倍政府这一行为“是为了弥补大企业和富裕阶层减税造成的财政亏空，但势必进一步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破坏国民生活、经济发展不景气、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等难题，从而影响日本经济持续发展”。因此，日共呼吁有减税要求的政党、团体、个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安倍政府的征税政策，以打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二是主张建设“零核电日本”，实现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日共指出，紧紧抓住核电的安倍政府已经失去现实存在基础，且没有未来，要求其立刻终止这一野蛮行为。同时，加强零核电立法工作，支援核泄漏地区的灾民等。“相对于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核电，可再生能源则立足于地方，能够发挥中小企业的主角作用。”为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日共要求向低碳、可再生能源转换，推进循环型经济发展。

三是要求中止日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构建平等互惠的经济关系。目前，日本食品自给率已经降到“38%以下”，这给整个国家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风险。然而，安倍政府不顾国民反对，依然于2019年10月7日与美国政府签订贸易协定，2020年1月1日起美国农产品关税将会下降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水平，这必将给日本广大国民生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日共要求“安倍政府终止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远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构筑尊重食品主权、经济主权的互惠平等的经济关系”。

四是主张促进中小企业和农林水产业振兴，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在日本，中小企业占据日本企业的99.7%，吸纳70%的就业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主角，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日共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正在逐步减少，“如果政府不加管控的话，到2025年将累计减少650万雇佣工人，造成约22兆日元的GDP损失”。因此，日共要求活用中小企业宪章和小规模企业振兴基本法，大力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援。并且，减轻中小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500日元，以缓解地区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日共还要求以粮食自给率提高到50%为目标，加强保障农产品价格和农业补贴，切实将农林水产业转变为人人都抱有希望的产业。

（二）党际交往政策发生重大改变

一是主张以全面禁止和废除核武器为党际外交原则，努力推进无核化世界建设。日共强调，作为原子弹爆炸受害国的政党，理应将防范与人类生死相关的核战争和废除核武器作为党的纲领，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竭尽全力。日共批判美国等核武器持有国不参与核武器禁止条约的国际谈判，批判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多次进行亚临界核试验，针对朝鲜半岛核试验提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积极呼吁更多的国家团结推动全面禁止和废除核武器。然而，这一原则性规定也成为日共与核武器持有国开展党际外交的羁绊。

二是主张废除日美军基地异常特权，构建对等、平等日美关系新格局。当前，“日本以冲绳为首共有131个美军基地。其中，美军专用78个、自卫队共用53个”。像在冲绳有外国军队密集居住、首都圈内拥有外国军事基地的国家，全世界只有日本。近年来，日共批判安倍政府在边野古地区填海造陆为美军建造新军事基地的行为，揭露日美军事基地给日本国民造成的侵害，如军事训练噪声、事故等给当地居民生命安全带来灾难。因此，摆脱对美从属地位，构建对等、平等的日美友好关系，把日本建设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成为日共的首要目标。

三是调整党际关系重点对象，从以亚洲政党为主开始转向以欧洲政党为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形势陷入持续低迷状态。美国出现草根市民运动的“桑德斯现象”，欧洲出现抗议紧缩政策、失业、贫富差距和贫困扩大等市民运动，欧美国家通过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危机取得一定成效。日共认为，这与其追求的在野党与市民共斗、摆脱日本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2017年起，日共开始着重加强与欧洲国家政党的党际交往，关注欧美反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市民运动，学习其通过选举推动社会变革、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经验。目前，日共已经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左翼党，以及希腊、西班牙等国家的左翼政党展开深入交流。

四是指责俄罗斯、中国的外交路线和发展道路。针对普京政府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并入俄罗斯、授权允许使用核武器等行为，日共认为，“普京政权的暴行是斯大林时代的霸权主义复活，是践踏尊重各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侵略行为”。并且，日共针对中国在“核武器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的态度，批判“中国是新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如果继续加强的话，中国将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日共的不当指责，必然使其与俄罗斯、中国的党际关系趋于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日共在2020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二十八大上，对党纲作了部分修改，删除了中国、越南、古巴等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探索”的表述，不再把21世纪认定为两种制度共存的时代，而把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认定为是21世纪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大道。可见，日共党际交流等政治立场已发生重大转变。

三、日共议会斗争的策略变化

在议会制国家，所有政党的选举政策都以获得最多选票和最多议席、成为执政党为目的。日共作为日本重要的左翼政党，十分重视议会选举，并把它作为与执政党斗争的重要抓手。日共批判以安倍政府为首的保守政权，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加强与市民、在野党的联合斗争，为赢得议会选举、改变日本政治做准备。

（一）以共同政策为基础加强联合斗争，推进在野党联合政权建设

2015年9月，安倍政府强行通过安保法案，以此为导火索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反对安保法案的国民运动。在此过程中，日共提出“废除安保法案，打倒安倍政权”，呼吁在野党联合斗争，以响应和支持国民运动。在议会选举过程中，日共通过协商扩大共识，积极推进由“在野党共斗”向“在野党联合政权”转变。自二十六大以来，日共与日本立宪民主党、希望之党、自由党、社民党等在野党，以及其他组织、市民联合会等展开合作，确立了包括安保法制、宪法、消费税、冲绳、核电站等在内的13项共同政策，并经历了2016年参议院选举、2017年总选举、2019年参议院选举这3次国政选举。目前，与日共合作的在野党的国会议员议席总数超过了50席，这对推进在野党联合政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新议会选举策略，加强市民与在野党“共斗”

日共二十七大“决议”指出，“要加强市民与在野党共斗，打倒安倍政权，结束自民党政治，开辟贯彻立宪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新政治”，以维护广大国民的尊严。一方面，在国政选举中，日共以共同政策为基础，加强在野党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认同差异，不断增强在野党之间的政治、政策共识，巩固联合斗争基础。另一方面，日共注重加强与市民合作交流，承担起领导市民运动的重任，并通过党报党刊、集会、社交媒体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释日共对国民关心问题的政策主张，宣传党的历史、理念、纲领等，有效增进国民共识。特别是注重加强对党报党刊的读者、后援会、支持者进行宣传，与群众产生共鸣，巩固群众基础。

（三）批判安倍政府暴行，要求打倒安倍政权建设新日本

2014年以来，安倍政权除了强行通过安保法案，还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等。在2019年参议院选举中，日共与市民和其他在野党联合斗争，成功阻止了自民党、公明党、维新党等改宪势力修改宪法。日共认为：“一方面，国民坚决反对有限期急改宪法的动向；另一方面，安倍政权和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大幅度跌破单独过半数。”在野党、群众组织与市民联合会在政策上的共识不断扩大，并在各地相互支持、推动联合斗争，逐步形成压倒右翼改宪势力的强大力量。日共强调：“构建超越思想和信念差异的统一战线，形成推翻安倍政府的强大合力，共同推进日本社会变革，以构建新的日本社会。”

（四）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面对日共综合力量不断减弱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一方面，日共提出“以支部为主角”，强化党的建设。日共要求加强党员对纲领和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特别是加强在青年、学生和劳动者群体中的党建工作，注重吸纳工人和年轻一代等新党员，以党员生活“三原则”（参加支部会议、交纳党费、订阅《赤旗报》）为载体，使新党员能够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并成长起来。另一方面，日共“把党费作为财政活动的根基、把机关报刊的订阅费作为地区财政收入的最大财源，勇于扩大募捐范围，并根据选举战进行预算、保障财源，坚决不能出现赤字”，以求巩固党的财政基础。在此基础上，依靠综合实力的提升加强党与国民的联系，增强党在国民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四、日共当前面临的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过去十年来日共发展总体呈现颓势，尽管日共做出较大努力以寻求改变，但从当前日本政治体制和社会现状来看，日共未来发展挑战大于机遇。

（一）扭转自身实力下降趋势难以实现

当前，日共在扩大党员数量、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困难重重。一是日共党员人数持续减少、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对国民吸引力减弱，直接影响到党的持续发展和财政收入。二是日本保守政党和右翼势力的压制和反共运动。2016年3月，在内阁会议上，安倍政权“基于《破坏活动防止法》把共产党确定为需要被调查的对象团体”，必将严重阻碍日共综合力量的发展。三是日本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日本右翼媒体大肆宣扬反共言论，误导广大国民；另一方面，日本进入了所谓的“低欲望社会”，青年一代更注重自身价值实现和切身感受，对政党的政策主张关注程度降低，加入党派的愿望也不强烈。因此，虽然日共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党的综合力量减弱的挑战，但是，未来日共综合实力提升依然非常困难。

（二）构建在野党联合政权遥遥无期

日共二十七大“决议”再次提出构建在野党联合政权，开创日本政治新时代的战略构想，并且与各在野党等达成13项共同政策，但是，从当前日本政治发展态势来看，日共主导的在野党联合政权目标的实现遥遥无期。原因在于如下。第一，在日本这样右翼势力深厚的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想通过选举在短期内打败右翼政权，根本没有现实依据。冷战以后，日本左翼政党逐渐沦落为被主流政治边缘化的小党，日共也难以摆脱力量持续减弱的命运，根本没有与右翼政党进行政治博弈的资本。第二，在野党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虽然在某些政策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在政权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安倍宣称，在野党统一战线是一个乌合之众，最终在政权利益上会作鸟兽散。第三，在野党之间形成暂时的联合斗争态势，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敌人”——安倍政权。一旦国内政治经济矛盾有所缓解，联合斗争的基础也将随之瓦解。

（三）修改党纲转变立场恐得不偿失

2020年，日共二十八大再次修改党纲，提出“因为中国、越南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探索国家的根据已经消失”，因而删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界定，彻底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进行批评。这将可能导致日共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党际关系出现裂痕，势必会增加日共探索社会主义的困难和阻力，而转向以欧洲为中心的党际外交原则，支持欧美未成气候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恐怕会得不偿失。日共希望通过修改党纲推出更加符合民意的灵活路线，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但是，从2004年修改党纲的效果来看，日共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成为国内反共势力攻击的目标。当前，日共在国内面临保守政党和右翼势力压制、党势减弱、财政赤字、民意支持率低等困境，2020年修改党纲又将在国际社会营造紧张的党际交往氛围。这种国内外、党内外的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必将加剧日共自身矛盾。

（四）日共某些主张自相矛盾将失去内外支持

日共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并强调，“真正爱国者能够直面本国的错误历史，并能够把这种错误应用到未来”。日共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其加强与亚洲各政党之间的交往具有积极作用。然而，针对中日两国之间的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问题、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日韩之间的竹岛（韩称“独岛”）问题，日共一直坚持认为，“这三个岛屿都属于日本所有，根本不存在领土问题”。这成为日共与中俄两国开展政党交往中产生矛盾和分歧的源头之一。

此外，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五个亚洲国家都有核武器，它们都没有短期内销毁核武器的计划。日共要求同持有与其消除所有核武器相同立场的政党开展正常党际外交，这一主张也必将成为日共与这几个国家开展党际交往的绊脚石。

由此可见，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日共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这就决定了日共仍将作为一个在野党存在于日本政坛，只能发挥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批判等功能。  

（注释略）

[作者]：曹天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建与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朱旭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第285-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