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学科四十年回顾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国际共运学科发展情况的一项综述。文章根据时间顺序，大略叙述了这一发展进程，并简要地提出了自己的若干评价性意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共运领域或在世界社会主义领域中，成就是显著的和巨大的。学术发展有其自然的法则，对学问本身的无私忘我的探求，是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关键词：国际共运学科；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苏联历史

国际共运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20世纪中期，当时称为国际共运史。它从一开始便密切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在国际上为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提供历史资料和理论依据，在国内则直接服务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是一门备受重视的“显学”，但也因此而很难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所能做的只是运用历史和理论为政治需要做注脚。诚然，这一领域中的一批学者在资料收集和翻译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的真正发展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才开始的。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巨大灾难之后，举国上下普遍意识到，再也不能按照这条老的道路走下去了。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而如果没有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这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1978年底的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哲学社会科学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国际共运史学也正是在这场宏大的历史潮流中，开始了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一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整个 80 年代，可称作破冰期。在此期间，无论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内许多高校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一些有条件的科研单位、高校和党校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机构；各省市的国际共运史学会纷纷诞生，整合全国专业学者群体的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则成立于1982年，后来又有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它们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致力于团结科研和教学队伍，提出科研方向，组织学术讨论，奖掖后进，发现和鼓励青年人才的成长，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的作用。特别应提到的是，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长期以来坚持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成为几代学者们的共同精神家园。

本学科的几种主要刊物则在交流学术观点、传播学术成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我们可以举出：《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初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主编，后与北京市共运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共运教研参考》合并为《国际共运史研究》，成为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和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学会会刊，后更名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华中师范大学的《社会主义研究》等。一些在本学科中有新意、有创见的论文，常常刊登在这些刊物上。

在这十年间，国际共运史学的主要方向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学者们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以往许多被歪曲了、忽略了或由于政治原因被划为禁区而不得触碰的问题展开了探索，其主流是思想活跃、富于进取精神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以往无法设想的。这一时期的成果可称丰硕，其范围纵横百多年，涉及各
个国家、各种流派、运动、事件、人物及其思想……尽管其中仍有不顾真实情况、坚持简陋陈说的空疏之论，但真正受欢迎的是那些经过独立思考的、具有学术性的成果。如我以前曾经写过的，“其中有些可以称得上新颖大胆，别开生面，或在老问题上提出新的见解，或把视野扩大到新的‘空白’领域，甚至闯入了以往无人敢于逾越的‘禁区’。所有这些，有力地动摇了先前在长期思想钳制下形成的僵化郁闷状况，创造了共运史研究繁华开放的局面”①。

在这篇万字文中平铺直叙地罗列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未必会有令人满意的效果。倒不如在概述各个时期时，从主要方向上选取若干例子，以局部略见整体。先谈谈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研究。

大家知道，第二国际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复杂的内部分歧和争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陷于分裂。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斥之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后来斯大林干脆对第二国际全盘否定，把这个时期称为“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时代”，这一断语在后来的国际共运传统中被奉为不刊之论，第二国际成为“修正主义”和“背叛”的代名词，一直是遭受批判的对象。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完全接受和延续了这一思想传统，并把中共党内的历次政治斗争与第二国际结合起来，“上挂下联”，大加鞭挞，以致在一般人们心目中，第二国际声名狼藉，罪无可逭。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谈不上独立的学术研究的。

禁区大门的打开始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学者们最初不得不委婉曲折、谨慎小心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解放思想的精神，对许多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初步指出了研究的方向。②在整个80年代里，在诸如第二国际的组织、分期、派别分歧与斗争、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和主要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上，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具体看法上虽仍有分歧，但多数论者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确认了第二国际时期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时期，尽管受到机会主义的干扰，但它的功绩仍是占主要地位的。1989年是第二国际成立一百周年，以此为契机召开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和在各大刊物上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集中地反映了这十年间的学术进展。③中央编译局一批老学者沿着他们80年代的研究向前，到90年代出版了一部内容厚重的《第二国际研究》，迄今仍可视为这个领域中不可忽略的高水平专著。④而作为第二国际后裔的二战后现代民主社会主义，在80年代也得到了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文件资料汇编和一批有价值的论文，为此后的研究奠立了基础。

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是长期受到严密控制的又一学术禁地。80年代的研究也改变了这一状况。一些论文着眼于方法，提出应该立足客观现实，实事求是地、分阶段地对共产国际进行研究。⑤研究起初多是集中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上，随后逐渐扩展到对国际本身各个时期、各种政治主张和策略的研究。当人们考察共产国际的中期和后期时，还较易达成一般共识，而它的早期因为涉及列宁直接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便更为敏感和富有争议。80年代的讨论中出现过不少分歧和争论，但总的来说，那种对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和高度集中的组织方式持完全肯定和支持的意见，是影响日蹙了。多数论者认为，共产国际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给各国革命带来过严重危害，给国际共运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一些论者更认为，共产国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一条‘左的’路线”.即使在其一开始，在理论和策略上就已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而这种错误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是贯穿始终的。⑥这些看法在往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人们的共识。

苏联历史问题始终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其中的主要问题有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内战时期和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与列宁晚期思想、20年代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模式以及二战后的苏联和苏共的发展，等等。十月革命是一个核心问题，只要深入探讨苏联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学术界便不能不对1917年这个起点进行反思。在总体上，大多数学者仍然对十月革命持肯定态度，但不再无条件地赞美歌颂，而是对其历史的起因、思考及其历史地位进行深入思考。人们越来越注意到这一革命的特殊性，并力图立足于这一特殊性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在这方面出现了不少独到的见解。⑦再如，当讨论对国际共运有巨大影响的斯大林模式时，是不能不遇到如何评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问题的。80 年代的不少论文针对这一教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⑧到 80 年代结束时，我国大多数专业学者中已经达成共识：这部《联共(布)党史》有着严重的错误，我国的思想解放必须以摆脱此书的思想束缚为前提。

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占有突出的位置。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从伯恩施坦、考茨基、拉法格、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到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葛兰西……都有大量研究成果。例如，关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此二人历来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头子，最凶恶的叛徒，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在80年代遇到了质疑。对伯恩施坦有长期深入研究的殷叙彝通过一系列文章，说明了伯恩施坦问题的复杂性，并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⑨至于考茨基，许多论者也注意到他与伯恩施坦的重大区别，认为他在当时并非伯恩施坦那样的“异端”，而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权威；而对他的中主张即所谓“考茨基主义”，现在也都提出了许多大不同于过去的看法。⑩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更是热点。在马哲史学界和共运史学界，普列汉诺夫都受到了特别的注意。人们着力于挖掘他在过去被严重贬低和忽略了的哲学贡献，而关于他一生的政治活动，现在也开始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罗莎·卢森堡的名字对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她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对列宁的组织策略和俄国革命后的政权的批判，却是长期遭到封锁的禁区。80年代开始了对这一禁区的突破，论者们注意到，恰好是她的这些批评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进步有着重大的意义，应该着力予以发掘。在联共(布)的早期理论家中，布哈林是最受关注的一位。郑异凡等学者在这个领域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不仅摘去了强加给布哈林头上的那些诬陷的罪名，而且对布哈林的政治活动和理论贡献提出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观点。郑异凡到90年代更进一步写出了材料扎实、内容丰富、观点多有新意的专著《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以及2006年的《布哈林论》。
最后，还要简略地提道：80年代以来的很多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书斋里的研究，他们以自己的专业研究积极参与推动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诸如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大力呼吁反左，批判个人崇拜，主张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等等，便是如此，例如，高放和黄宗良等学者都发表了许多论文，属于这一领域中的最活跃者。随着认识的进步，越到 80 年代的后期，学术界的有识之士越是清晰地意识到，有必要重写一部全新的、内容翔实的、在学术上有分量的共运史。但这样的要求在当时未能实现，成为后来者理应承担但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项使命。
总之，80年代的进步是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存在着种种禁锢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惯性，以致那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当今看来，很可能感到从思想到行文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是永远不应忘记的。至于那一时期不少学者们做学问的踏实、真诚和责任心，应该是如今学人心向往之、努力以求的榜样。

二

如果说，80年代的国际共运史学界主要还集中于对各个时期历史的重新分析和评价，那么，从90年代起，情况又有变化和发展。首先，一些新的研究单位和专业性刊物问世，在高校中硕士点和博士点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1997年按照学科的调整，国际共运与科学社会主义合并而为科社与共运专业。这样一来，学科的规模看上去壮大了，然而实际上，同一名目下两个专业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仍大致保持各自独立运作。对于这些行政方面的改变本文不准备多叙，仍然着眼于研究的领域。

首先，研究范围扩大了，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国际共运史被描述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所领导的一条单线发展过程，除此之外，一概被当作机会主义逆流加以否定。现在随着思想的开放和视野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世界上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地位理应得到承认，并应认真予以研究。研究领域因此大大扩展了。除了历史问题继续受到注意之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也更多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这样一来，原来的国际共运史名称虽然由于实际原因而不能改变，但实际上已扩大为包括历史与现状的世界社会主义了，后者应当包括前者，但前者不能等同于后者。在这篇文章中，我仅仅是为了方便，才沿用了迄今学科划分中仍然使用的这种老说法。

其次，研究深度有进步。除了继续对各种运动、事件、人物的具体分析之外，一部分学者开始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对若干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考察和研究。这其中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苏俄党内外的许多重要问题、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发展情况、苏联和东欧诸国解体问题、欧洲共产主义以及各种左派运动、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等等。第三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研究的热点，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出现。关于以上所述，仍举如下数例以明之。

例一：关于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

80年代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在国际共运史界，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活动、生平事迹和各种革命战略和策略等。大致从八九十年代之交起，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某些时期的某些具体理论和政治主张，受到了特别的注意，直至形成热点，从而在包括共运学科在内的中国理论界中引起了长久的讨论。马克思晚年的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便是一例。

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在1877年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就俄国是否可能利用它特有的农村公社组织避免资本主义阶段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论述在中国长期无人注意，但一旦在80年代晚期被一些学者挖掘出来并借此提出了看法之后，学术界——特别是马哲史学界和科社与共运学界——的众多学者起而呼应，形成如下十分普遍的理解：马克思在这些书信中阐述了一种不同于先前他与恩格斯的“西方社会理论”的“东方社会理论”，从而为后来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之路奠立了理论基础。很明显，这种理解有着非常实际的意图，即通过对马克思的这一解读，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改革开放提供理论证明。这种看法影响之大，一度充斥于各种刊物文章、专著甚至教材之中，几成定论。然而也有持异议者。他们认为：上述意见其实是基于对马克思的误读和曲解。马克思的完整而真实的意思是：落后的俄国如果通过一场革命充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从而形成双方“互相补充”的局面，这时俄国村社才可能成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因此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与他先前理论不同的“东方社会理论”；不能用片面曲解马克思的做法为后来的历史做注释。这场讨论旷日持久，迄今仍未结束。

例二：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9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它还往往从属于第二国际及其后续历史的研究，现在则越来越扩展为一个专门领域了。除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外部政治影响而一度显得沉寂外，社会民主主义的有关研究成果在 90 年代大量发表，其中颇不乏有分量的佳作。对历史问题——包括人物、事件、组织等——的研究是更加客观深入和实事求是了，当代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越来越形成了新的关注点。社会党国际所属的各个社会民主党、工党，它们的理论、纲领、政策及其具体实施如福利国家等，都得到了更为客观的考察和评价。80年代已经有一批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文件集编译出版，90年代这方面有更多的书籍出现。就中我们指出两本编译文集：《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均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于 1994 年和 1998 年)，这两本书都包括了不少国外学者和政治家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论文，对于我国学术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至于国内学者论述包括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西方左翼的成果，可以提到以下两本集体写作的著作：《激进、温和，还是僭越？》(陈林、侯玉兰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九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王学东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此外还有不少论述90年代在世界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第三条道路”的作品以及译作，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了。

例三：关于苏联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对于国际共运史与世界社会主义学界来说，是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最初的成果主要还是跟踪、纪实和时评性质的，有关文章至少数以百计，各类书籍和译作数量也颇可观。随后产生了不少试图对这一巨变归纳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的作品。苏联及东欧的情况由于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成为纯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在看待同一事变时，论者往往观点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以致扞格不入，引起热烈的争论。概而言之，关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有归结为外部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和内部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背叛”说；有主因在于苏联经济长期没有搞好说；有苏共长久以来未能解决教条主义的思想失误说；有苏联失败的根源主要在于体制弊端说。反映了上述各不同观点而又流传较广者，可举出江流、陈之骅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宫达非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等。

对苏联历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不少收获。期刊论文数量极大，举不胜举，仅提出一部分影响较广的专著。在通史中，有陈之骅主编的《苏联史纲》两册，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1、1996年出版；周尚文等人的《新编苏联史：1917-1985》，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上两书内容皆较为丰富，论述亦较平实说理，少有武断结论。斯大林时期研究的著作，可举出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此书系统地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论述，包括斯大林时期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工业、农业、意识形态、对外关系等方面，是一部全面考察斯大林问题的著作。此外，李宗禹还主编了《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两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收入了众多有代表性的国外学者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述。在俄国历史方面，金雁、卞悟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思想敏锐而大胆，观点颇多独到处，文字亦生动泼辣，在材料和论述上固有可商榷处，但仍然在知识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姚海所著《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台湾淑馨出版社，1992年)、《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叙述甚详，也都是这一领域的佳作。我还想指出安启念的《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此书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未必都能为专治共运史的学者所熟悉，但它对于认识俄罗斯历史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所以在这里也应该推举出来。另外还应提到的是，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对外交流方面，较之 80 年代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这里只须指出罗莎·卢森堡研究方面的进步就够了。80年代初，中国学者们通过与国外学者的接触和联系，开启了对卢森堡的真正研究。到了90年代，联系进一步加强。1994年，中央编译局与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此后又于2014年在广州召开了卢森堡国际研讨会。在这类国际性会议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日常经常交流中，中国学术界确实收益不少。

多卷本《苏联史》的出版是这一时期苏联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预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在2013年已出首批五卷，即第一卷《俄国革命》(姚海)、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郑异凡)、第四卷《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徐天新)、第八卷《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叶书宗)、第九卷《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凤荣)。作者均为这一领域有长期研究经验的专家，论述可说代表了当今苏联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即以姚海写作的第一卷而言，史料的丰富，叙事的详细，立论的公正……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治学的认真负责，而这在当今普遍浮躁的时期尤其是值得称赞的。此外，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及当代转型，也得到了比以前更为充实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极多。至于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各种左翼力量和社会运动……也都有许多研究，无法多谈了。

此外，四十年来共运史或世界社会主义史的教材大量涌现，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大，几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中固有内容和形式均比较扎实，确实有助于学习者的，但也有不少转相袭用、观点陈旧，没有多大价值的。最近十几年来较好的作品可以举出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多次再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黄宗良、孔寒冰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等。另外，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国内各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由原中央编译局四位学者分别撰写、已经出版过的马恩列斯的传记，现在经过较大的修改扩充，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本学科的学者们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作品，均不列举了。还要专门谈谈四十年来对本学科发展十分重要的资料收集和翻译工作。20世纪60-70年代编译并内部发行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即俗称的“灰皮书”)，对于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的开阔视野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批资料得以公开出版，从2008年起，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八本文选，包括了考茨基、伯恩施坦、饶勒斯、卢森堡、奥托·鲍威尔、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选编。80年代以来，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各个派别思想家的著作、纲领和文献汇编，蔚为大观。由沈志华主持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等历史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对于今人和后代来说，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成果。国际共运史的史料汇编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在进行，中途曾因各种困难而搁浅，后来重又开始，从2011年起至今，64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已经出齐，这套卷帙浩繁的文献汇集了各个时期的大量文件资料，对于本学科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合以上所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共运领域，或更确切地说，在世界社会主义领域中，成就是显著的和巨大的。如果以为如今仍然停留在此前几十年的老套路上，那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误解。在这一领域中真正的学者完全可以说，他们是以治学者的良心，严肃认真地推动着知识和思想的进步的但事情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国际共运这个学科从来是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着的。许多问题都属于敏感区域，正因此每一进步都是来之不易的。上面所谈到的那些成就，往往需要经由长期的认真研究而获得，但一旦提出，极易招来各种固守陈说的、非学术的批评、指责和否定，发表或出版往往也遇到层层困难。这便产生如下情况：真正有价值、有见地的学术研究时常淹没在大量人云亦云、“炒剩饭”的庸常之作中间，而那些既缺少探索精神、又缺少学术分量的肤浅之作，反倒流行于市。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充斥着常识性错误、在明眼人眼中只不过是笑料的投机文字，居然可以被抬举成重要贡献，到处受到吹捧。这种情况败坏了学风，严重损害了国际共运研究的声誉，在许多人心目中留下了偏见甚至恶劣的印象，以为这一学科根本算不上学问，不过是一门无聊的“官房学”而已。相反相成地，如今在许多重大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问题上，由既不了解真实历史、又没有基本学术素养的外行批评者们任意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壅塞于网络之上，不管他们所讲的东西多么荒诞不经，却往往受到但求“过瘾”、不问真假的人们的追捧。
在上述情况下，这一学科的维持和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往往因政治禁忌而让人望而却步，本属于这一领域的工作者们因个人前途黯淡而纷纷“逃离”。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各方面的真正理解和支持。但情况远非依靠“权”和“钱”去“造势”所能解决。学术发展有其自然的法则，重要的是需要这样一种条件，它使得学者们能够无所顾忌地本着对历史、对社会进步的责任心，把自己的事业当作一门科学去不断求索。马克思坚决主张学术探索的自由与真诚，反对使科学研究的观点屈从于“各种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见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123页)。恩格斯也明确地提出：“科学越是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第二版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58 页)对学问本身的无私忘我的探求，才是真正的推动力。这个道理当然适用于所有的研究领域，但对本专业来说，尤其如此。

[作者简介]张光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19年3月